中国过渡政府第卅二次新闻发布会纪要

路芝

中国过渡政府第卅二次新闻发布会纪要

（2008年12月26日
星期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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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新闻发布会问题导读：

1、唐柏桥先生对《零八宪章》涉及革命与改良之关系的评论，以及回答过渡政府将如何实现中国民主。

2、最近，中国大陆有大学老师正确讲述《九评共产党》与共党妖魔化法轮功，被两个女生向公安局和教委告发，这位老师遭到立案调查？请问过渡政府如何看待此事？

3、过渡政府是否看了李洪志先生和明慧网编辑关于《零八宪章》的评语？如果看到请谈谈您的看法。

4、唐柏桥先生对于2008年的回顾以及对未来的展望。

5、共产党在国内彻底封杀《零八宪章》，而在海外利用《零八宪章》来挑拨海外民运人士间的矛盾。我们应该如何避免共产党利用《零八宪章》？

6、过渡政府下一步会怎么走？

伍凡先生暖场发言：各位网友、媒体记者、全国乡亲父老您们好！今天是2008年12月26日，中国过渡政府第卅一次新闻发布会暨2008年年终新闻发布会现在开始。此次发布会将对本年所发生的大事进行总结。

首先预祝大家新年快乐、身体健康、家和事兴！

伍凡先生开场综述：今天我将对过去一周发生的大事，以及中国过渡政府这一年的征程进行简单回顾。

第一、在本周唐柏桥先生以中国过渡政府发言人的身份发表了文章《改革已死，革命万岁》，文中着重阐述了中国过渡政府对中共改革政策所持的观点，即改革已死、革命万岁！

胡锦涛当局拒绝政治改革、经济改革停滞，在改革上已再不可能有所作为。尽管12月18日在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周年大会上大言不惭的标榜三十年改革中取得的所谓成绩，但实质上中共改革已死。显然，形成中国现在政治、社会、经济等方面困局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未进行政治体制改革、金融体制改革不彻底、经济体制改革停滞不前。早在2002年6月，前中共总书记赵紫阳的智囊、加拿大维多利亚大学中国研究和亚太关系讲座教授吴国光先生，就在香港《二十一世纪》杂志发表了《改革的终结与历史的接续》，从八个方面论证了“改革”何以终结。从价格改革、所有权改革、分权化或者说权力下放、对外开放四个层面看，“改革”在2002年就已寿终正寝，甚至某些方面在赵紫阳时代就告终。而胡锦涛声言“要继续推进改革”，实质是对“改革”失败的秘不发丧。现实已经陷入“无改可革”的窘境，只能用所谓“科学发展观”、“和谐社会”等空洞理论来聊以自慰。

实质性改革早已停滞，以往“改革”的结果也绝非惠民，反而是害民。如在教育方面，义务教育名存实亡，百姓几乎承担了全部教育费用，难道不需要改革么？这难道就是中共“教育体制改革”的成果？再如天价的医疗费用令普通民众杯水车薪，深重的医疗腐败更是令人触目惊心，无钱付费被赶出大门或拒之门外，导致有病人活活死在医院门口；开刀必送红包成为“手术潜规则”，诸如此类的事在中国大陆司空见惯，难道不需要改革么？这难道就是中共“医疗体制改革”的成果？医疗卫生事业长期被共党利益集团把持，导致百姓无钱看病或有病看不起。还有社保系统，养老金、退休金等也未见改革。当前大批农民工失业返乡，导致他们投保的社保基金付之东流，悉数被共党集团贪污，成为党官投机取利的本钱，在对股市、房市投资中血本无归。保险金作为百姓生活的保障被邪党污吏挥霍殆尽，这就是“改革”的成果么？

既然改革已死，那为何秘不发丧呢？就是要利用“改革”之名，行欺骗百姓之实。但人民却并非如共党想象得那样愚不可及，为了维权百姓会向当局抗议，这就是每年十万起以上的群体抗暴事件的根本原因所在。共党已经蜕变为一个邪恶利益集团，党官普遍唯利是图，从而使它们制定政策的出发点是基于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从而忽视甚至无视它们的衣食父母——老百姓的利益。现在汶川地震与北京奥运在大陆媒体上已经成为过眼云烟，那些地震灾民也很少被提及，大众传媒改革了么？这就是中共“新闻改革”的成果么？1979年初至1983年底，在中国大陆的一些新闻学术座谈会上，有人在中共建政后首次提出新闻立法的主张和见解。但从那时至今30年了，《新闻法》却始终千呼万唤不出台。其实新闻立法并非什么难事，记者有权自由发稿，民众有权自行开办传媒机构，让媒体权归于人民。没有法规制约，专制独裁的中共就可以为所欲为的垄断传媒，特别是对当代人类文明的一大创造之一的互联网的垄断性控制。

好在天无绝人之路，世界上很多有识之士发明了如自由门、火凤凰、无界浏览等破网软件，使大陆民众有可能突破中共的网络封锁获取真实信息。当一个国家的国民知情权被剥夺，不知道周围所发生的真相时，尤其是一切事关其命运的重大真相时，民众又如何能掌握自己的命运呢？就只能在胡锦涛为首的中共伪政权的恐吓与欺骗下被动的屈从邪党绑架，甚至遭到暴政屠杀。所以，中共的改革已死，也自然引出了唐柏桥文章下半部分的主题：革命万岁！这里必须说明一点：我们所提出的革命绝非共党曾经从事的那种“无产阶级革命”，此革命绝非彼“革命”。我们的革命不是打倒并消灭一个阶级，我们素来反对阶级斗争。因为人类社会从来不是依靠阶级斗争推动前进的。而马克思主义邪说认为，阶级社会的发展是就是通过阶级斗争和社会革命实现的。阶级斗争是阶级社会发展的直接动力。这其实成为了共产主义荼毒生灵的理论依据。我们的革命是要争取以和平、非暴力的“颜色革命”的方式改变现状，类似的“颜色革命”成功的实例近十年来在世界各地屡见不鲜。第三波世界民主浪潮中大多都是和平革命结束独裁专制的，如中国周边的台湾、南韩、菲律宾、印尼、蒙古等，还包括被穆莎拉夫军事独裁篡夺政权十年之久的巴基斯坦，现在也还政于民了，民众选举扎尔达里出任巴第１２任总统。


相比之下，唯独专制的中共霸占政权死死不放，它们为何如此？一组简单的数字足以说明问题，根据何清涟教授的研究，在中国大陆0.4%的人口却占据着70%的财富。社会财富分配如此不均，贫富差距天壤之别，包括党官极其家属等组成的共党利益集团，利用政权霸占着如此巨大的财富，又岂肯还政于民？因为它们深知如果推进改革自己的暴利来源将不保，所以就要极力阻止政治、教育、医疗、金融等各方面的改革，最终导致“改革死亡”。毛泽东时代共党愚民教育一直宣传“四大家族”将国库资产化公为私，可是当两蒋、“四大家族”纷纷作古后，他们的日记得以公开，相关的传记、回忆录也随之出版。这时世人方才发现，蒋经国先生病逝后，家中毫无积蓄；根据美国税务局的记录，宋子文先生没有一分钱是贪污来的灰色收入。可见当年共产党依靠谎言骗取天下，今天仍旧依靠谎言骗取财富。

所以，我们高呼革命万岁！要尽可能发动颜色革命式的社会运动和平解体中共，还政于民。让百姓不再受蒙骗，享受应得的政治权利、社会福利和社会财富。为此，中国过渡政府自成立伊始就本着信仰并遵从普世价值的理念，发表了一系列文告、宣言等。在今年6月中国过渡政府议会推出《未来中国宪法第一讨论稿》，阐明了过渡政府欲在中国实现自由、民主、人权、平等、法制、宪政的主张。以上主张决非过渡政府的发明，更不是某集团的创意，而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先行的国家已历经百年，后来者也已实行了十几年、几十年。

中华民国成立至今已近百年，从国父、蒋公、经国先生到李登辉、陈水扁，再到今天的马英九，一路走来，昔日定都南京的中华民国并未灭亡，其国脉仍在宝岛延续。虽然历经风雨，但却矢志不渝的坚守普世价值。从军政、训政再到宪政，从解严至今已经在民主道路上走过近二十载。中华民国的民主理想在台湾开花结果，中共欲消灭中华民国民主的险恶图谋，一次次地以破产收场。

相反，中共在抗战期间发表了一系列歌颂美国民主的文章、社论，骗取民心归附。在夺得大陆后就原形毕露，一边倒地向苏联投怀送抱，完全陷入共产主义阵营。那么今天，我们要反其道而行之，扭转被中共颠倒的乾坤，将其归正。我们愿意在中华民国所开创的民主大道上继续前行，并将其进一步发扬光大，以联邦共和国的形式统一中国。

总而言之，我们要本着人类普世价值，利用和平方式解体中共邪党。当然，我们同样欢迎爱国军人发动军事政变，尽快结束共党暴政。

所以唐柏桥先生的这篇文章可谓蕴涵深意，值得大家一读。到时有不同的观点，我们再来讨论。关于这篇文章，稍后将由柏桥为大家详解。

第二、杨佳精神再现。虽然英雄杨佳已经慷慨就义，但却从未离我们远去。就在12月24日，被逼无奈的访民开着四辆混凝土搅拌运输车直接进入上海市政府大院，车前面都绑着写有“还我血汗钱”的横幅。伪警察们顿时被面前的“重型坦克”惊呆，良久才反应过来，将开车的访民非法抓走。可见上海形势正在骤变，百姓们正在以实际行动向中共伪政权挑战。这一事件是杨佳勇于反抗中共暴政精神的再现，极具标志性。我相信如果明年千万民众都能以手中的生产工具为武器向中共抗争的话，国内的维权抗暴形势将发生戏剧性变化。

第三、“全国维权抗暴领袖讲习营”已经开课四堂，我们将请柏桥先生加以介绍，并广泛听取各界意见，以图改进，取得更好的成效。

第四、中国过渡政府发起的罢课号召已经得到大陆教师的行动回应，全国教师罢课维权运动已经开始。本月22和23日辽宁省铁岭市总罢课人数达到五、六千；重庆上万教师大罢课。学生无课可上会引发连锁反应。

第五、中共司法当局正在对“三鹿案”行刑审理。欲将一切责任推到三鹿集团公司原党委书记、董事长田文华身上，让她作为中共的替死鬼，以判处死刑的方式杀人灭口、息事宁人。另一方面又拒绝毒奶粉受害者群体的控诉，禁止律师接他们的案子，并且对三鹿集团的破产清算也已经开始。这都是共产党的毒计，我们应该识破并继续追查到底。

以下是要点述评与回答问题时间——

问题一、唐柏桥先生对《零八宪章》涉及革命与改良之关系的评论，以及回答过渡政府将如何实现中国民主。

唐柏桥先生：现在针对《零八宪章》的讨论，给别人的感觉就是民运人士在内斗。在短时间内有些人就有这样的感觉，现在他们的思路还没有理清。但是当事实变得越来越清晰的时候，他们就会清楚，这不是一场内斗，是在这个历史关键时刻必须要做的一件事。这是一场百年变革，当年孙中山领导的革命力量和康有为领导的改良维新派进行了一场理论大辩论，最后以革命派在理论上取得上风而告终。声势艰难地由小到大，从开始到海外民运华人接受孙中山的观点，到推动辛亥革命取得成功，才使得国内民众把力量集中在这上面，进而迫使清王朝跟着形势走，向民众许诺要实施宪政，就是因为强大的革命压力。最后清王朝还是被历史淘汰，最终被革掉了。而今天共产党所面临的形势比当年清王朝面临的形势要严峻地多。有人会问，共产党比清王朝面临的形势还要严峻，为什么到现在还没有被革掉命呢?为什么还有那么多的所谓改良者呢？原因很简单，是因为共产党还没有被推翻，所以你会这样的想，如果明天把共产党推翻了你还会这样想吗？

更戏剧性地讲，当它被推翻的时候革命力量所做的努力比当年的同盟会还要少。同盟会发动的有规模的起义不下十次，也许现在的革命力量连一次起义都没必要发动，民主革命就成功了。现在回过头来想的话，中共现在所面临的形式比清王朝末年更严峻，更加被动。中共现在可以说是人神共愤，你认为是改良派占上风呢？还是认为民主改革是不会成功的呢？当年的情况还不是这样吗？从1895年“公车上书”开始，上书请愿维新派一直就没停止过胡锦涛所说的“折腾”，但是到最后这些人自己把自己折腾进去了。一声炮响，基本上都就退出了历史的舞台，剩下的象梁启一样极少数的人、具有现代思想的人被共和国所容纳。更具有戏剧性的是在海外旧金山有个“保安会”，是康梁的后代，这个“保安会”一直到50年后在旧金山才结束。这50年正是中华民国在大陆从建立到迁台的期间。所以我们意识到今天处于一个必须要变革的时刻，整个社会、整个国际环境要求中国社会必须变革，但以什么方式变，在什么时候变，这是个大家必须要讨论的问题。

国内民众到底要把希望寄托于共产党领导下的体制改革呢？还是寄希望把共产党终结掉，建立起我们自己的政权来推行民主化运动呢？如果在这两个问题上发生分歧或者说是形成对立的两方，这两方怎么可能在未来民主变革时期同舟共济？就像康梁和孙中山一样，他们怎么可能在最后关键的时候合力同行呢？因为一边是保皇的，要清王朝千秋万代，只要搞君主立宪制；另一方面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华”，要实践“三民主义”，要共和，那怎么和君主制调和呢？

尽管在初期，他们有一段时间给海外民众的感觉是一起的。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他们都反对慈禧太后的那个腐败清王朝，而不是光绪皇帝的那个充满希望、光明的清朝。不管事实是不是，但是它至少给人们构架了这么点希望在里面。反对他们革新的人就想当然的认为，曾经有个光明的清王朝，现在改革的话，肯定能把人们重新带到幸福的路上去；另一些人也反对没落的慈禧太后，但他们不对任何一个王朝抱有希望。

这跟今天的情况是何等相似？从江泽民时期开始，有人就对胡锦涛抱希望。他们搞“历史附会”生搬硬套苏联模式，一厢情愿地幻想江泽民时期犹如苏联黑暗、沉闷的勃列日涅夫停滞时期；未来的胡锦涛时代就顺理成章的犹如戈尔巴乔夫新思维时期，会主动政改，最后如苏联一样从专制走向民主。结果等江泽民就等了十几年，好不容易等到他退出了历史舞台，一直到十六大、十七大以后，胡锦涛们还在继续镇压异己，继续垄断政治权力。那批政治幻想派又抛出新理论，以胡锦涛还没坐稳为支撑自己遐想的借口。梦想等到胡真正独揽大权后，可能会推行“胡温新政”。所以海外有一些所谓的知识分子，跟国内的御用文人们一唱一合，就发明了“胡温新政”四个字，这将永远成为他们一生的耻辱。这一点将来有机会我还要详解，把来龙去脉说得一清二楚，胡温新政怎么来的，现在他们是如何出尔反尔、自食其果。

这一批人如余杰，曾经写过很多的文章大谈“胡温新政”，但是现在他们自己却在骂胡锦涛。又熬过十七大了，胡锦涛现在集权一身了，依旧还是打压异己，垄断政治权力，而且还变本加厉，维权抗暴人士被公开殴打。这样的事在江泽民时期都很少见，在80年代根本就是不可思议的事情。象杨佳的母亲，被公安带走之后在人间蒸发了144天。即便是在文化大革命时期，它们都要找个理由来做。所以现在不仅是黑暗而且是个邪恶时期，这样一个时期居然还有很多人执迷不悟。胡锦涛已经走到尽头了，位置已经给了习近平和李克强了，还有人认为共产党是可以改造的，要把时间要留给共产党，好像共产党要活一万年，难道我们要对共产党如此宽恕吗？难道我们真的就有那么高的境界吗？我们民主人士和异议人士对别人、对亲朋好友、对社会的现象有那么宽恕么？你有那么好的耐心么？如果你真的像修炼者或者圣经里教导的方式处事，有这么高的道德境界的话也就罢了。但是我们扪心自问，我们是这样的人吗？如果不是，我们为什么要用不同的标准对待周围的人和事？异议人士中余杰之流的人为什么对民运中的其他现象（《九评共产党》）死缠烂打，以基督教之名对法轮功发表声明、污蔑、攻击，无所不用其极。甚至说《九评》是法轮功炮制出来的，用的是姚文元式的语言。可是你们对共产党就这么宽容，一再给它机会，而它天天在迫害别人，天天在屠杀我们的同胞，天天在羞辱我们中华民族的尊严。

余杰如果再这样下去的话我要给他写一封公开的短信，要求你自我请命，和刘晓波、胡佳、高智晟一起去坐监狱，作为你知道廉耻和忏悔的一种表现，这样的话你就不至于遗臭万年。你反复高调地说不和刘晓波切割，你为什么不谈不和高智晟、胡佳切割，不和中国遭到迫害的民运人士、异议人士切割？刘晓波是一个良心人士，我赞赏你不和他切割。但是你要拿出你的行动，不能仅仅签个字就够了，他在国内坐牢而你在国外逍遥，这叫做不切割么？我们作为读书人应该好好想想什么叫不切割。打个不好的比方，社会上的黑社会混混打架要一起上，有苦一起吃，甚至有牢一起坐，这才叫不切割。哪有别人在外面危险的时候你躲在后面，回来以后说我不和你切割，我一直在远处看着你，我没有逃跑。你不和他一起冲上去你就不能说是讲义气。中国的知识分子要不要来一个“自请坐牢运动”来潇洒一把，把自己的道德提得更高，如果不行的话就不要说太高调的话。记得在二战之前，希特勒实行纳粹恐怖主义统治，曾经他禁了很多人的书（认为向他的政权挑战的书），德国就有一个作家在公共场合把他的书烧了。他烧自己的书的原因是希特勒没有禁他的书，他觉得这是对他的羞辱，所以他自己把自己的书禁了，表明自己的道德和其他的人是一样的。后来就掀起了一场焚书运动，有很多有良知的知识分子就效仿这个人，认为自己和希特勒不是同流合污，都把自己的书烧了。今天中国的情况也一样，借着《零八宪章》的东风我们可以做很多事情，能否把独立知识分子几十年来被亵渎的名声重新恢复过来，能否把被打断的独立知识分子的脊梁骨重新接起来，难道我们仅仅签一个名字就满足了么？

现在我还没看到第二步行动。这些人并没有集体组织到北京新华门前像公车上书一样递交《零八宪章》，《零八宪章》没写清楚要做什么，也没写出是写给谁的，签名的人有什么义务，要达到什么目的都没有写清楚。只写出了五大理念与十九大主张。什么时候实现这个理念，怎么实现，如果共产党不配合该怎么对待共产党这一系列根本都没有谈。这和其他国家的签名运动无法相比，他们都有明确的所指。比方说南韩千万人签名，就要求在奥运会（1988年奥运会）以前实现全国大选，承诺修宪实行全国大选。你不答应我就抵制奥运，让汉城奥运会流产，让政府在国际社会丢脸。迫使他们在奥运会之前宣布直选，进行大选。这才是真正一场具有革命意义的上书运动。

整个社会不公、腐败、道德堕落都在加速度发展。一方面中共制定越来越多的法律，一方面中国的司法越来越腐败。按照这样的情况这个社会发展20年会是什么样的情况，到了那个时候还要来一场革命。与其那样我们还不如现在就准备好一场民主革命，当然在这次和平革命中遭到大规模镇压的时候，无奈下我们实施有限度的反抗，那是天赋的权利，这是一种正当防卫。任何群体有抵抗暴政的权利，为了保护他们的权利和生存环境，一旦这一点达成共识，革命的风潮马上就会到来。有一次我在做节目的时候有朋友问我说：“柏桥，你支持民众反抗的话，那将来这些百姓向暴政扔石头扔惯了那将来天下不大乱才怪呢……”我一句话就把他反驳回去了，我说共产党如果停止屠杀了，那些警察停止杀人、打人、挑衅的话，老百姓会一天到晚追着人去扔石头么？中国老百姓是这样子的么？中华民族是这样的民族么？如果中共不存在了，百姓向谁去扔石头，天下又怎么会大乱呢？然后他就没话讲了。就像现在的西藏问题、台湾问题一样，如果没有中共怎么会愈演愈烈呢？美国有夏威夷和波多黎各这样的岛。美国属地波多黎各有很多的人长期要搞独立，美国一直给他们机会去搞公投，但是每次都通不过，因为他们中的多数人不想从美国独立出去。像在美国区域重新划分的事情也有，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加拿大魁北克一直公投，但也没有独立出去。独立出去的例子也很多，如印度尼西亚的东帝汶，投票以后就独立出去了，对印度尼西亚没有任何损伤。斯洛伐克从捷克独立出去的时候捷克人还为他们欢呼，他们现在不都过得很好么。这些事情是共产党把它弄得很复杂了，就像《零八宪章》一样，被许多五毛党弄得很混乱。

《零八宪章》一出台，我们过渡政府马上发表声明支持《零八宪章》，赞赏《零八宪章》参与者的勇气，同时中国过渡政府总统伍凡先生也以个人名义在《零八宪章》上签了名字。表示了我们的真诚支持。但是我们心里很清楚，我们的主要工作不是这个。我们发了一个公告提醒我们的人，正在从事秘密工作的人，正在从事兵变的人不要暴露身份。

就像当年孙中山那些革命志士，难道他们还会去参加上书请愿么？那些准备起义的人遗书都已经写好了，他们会做那些文人作秀的事情么？但也并不表示康梁做的那些事情没有用，如果没有他们的话革命恐怕也没有那么大的风潮，所以这是相辅相承的。这样一个小小的提醒（不要随便签署实名）从政治层面、运动层面、操作层面上这是一个非常正当的做法。结果有人在道德上给我们扣帽子，说我们拆台、放冷箭、令人心寒，这帮人是乌合之众……话锋一转就卖他们的私货（共产党的货），说真正想搞民主运动的，真正想在中国实现民主的是不会想推翻共产党的，我们应该帮助中共促进中国社会的民主转型。他们这样做就是为了说明他们想做保皇派，包括余杰也一样。

以后根据形势的需要我们再把这件事情理清楚，当理清楚的那天，我相信那些认真关心的人都会意识到这不是一场内斗，从理论和形式上分析又是两个不同的分歧，是一个必然要面对的一场辩论，这次辩论结束了之后，用人们接受了的理念来指导这场运动。辩证完了之后中国的绝大多数老百姓觉得改良之路是对中国最好的，那肯定改良的路最好；如果百姓认为民主革命是无法避免的，少量的流血牺牲可能也无法避免。关于改良和革命的辩论结束以后，支持革命的是少数的话那么这场革命就不会成功，我们也会根据形势作出调整。现在百姓已经走到了十字路口了，我们把各自的道理都讲透了，让老百姓接受正确的信息。

我一般讲事情不会针对个人在媒体上进行批评，目的是为了我们民运的整体。今天我点余杰的名字是因为他赤裸裸的诽谤法轮功和《九评》的作者。他说法轮功炮制《九评》，仅仅是这句话就有许多错误。第一，“炮制”这个词就错了。你点出来《九评》哪一点是炮制出来的，哪一个事实根据是没有来源的、凭空捏造的？我看过《九评》，我觉得没有任何一个事实没有来源，只要有来源就不叫炮制，你最多可以说引用不当或者不够严谨。第二，法轮功去法庭告你的时候，你有证据拿出来是法轮功写的《九评》么？我相信他拿不出来。所以你没有理由说法轮功炮制了《九评》。第三，他提到了以暴易暴，说《九评》是以暴易暴，这从何谈起啊？简直是莫名其妙。《九评》什么时候煽动力暴力？《九评》指出了共产党在煽动暴力，指出了共产党是靠暴力起家的，是靠暴力维持政权的。《九评》也没有告诉老百姓怎么去对付共产党，怎么能说《九评》是以暴易暴呢？

然后他话锋一转，说《零八宪章》是中国两千多年以来最小的代价的和平演变以及成为民主的希望所在。我就没有看到这个希望在哪里，难道《零八宪章》的几千个人准备组党、组织军队、深入民众、去发动民众上街还是就地坐下到天安门广场集会？签个名共产党就退出历史的舞台、就吓住了？就准备还政于民了？在89年以前，我可能还将信将疑，“六四”枪声响起之后，还相信这些的话就是天下最大的愚人。但是世界上的愚人真不少，他们把《零八宪章》吹捧成像《圣经》一样，我就觉得这一点一定要点出来。《零八宪章》从规模上能和99年要求重评“六四”的运动比么？那次运动最后拿到将近20万名字，很多海外和国内的知名人士都签了，又怎么样呢？10年后平反“六四”了么？共产党推行改革了么？共产党调查凶手了么？共产党做了任何一件我们签名运动上要求做的事情了么？

最戏剧性的是89年有两个跪在人民大会堂的学生，周永军、郭海峰。可是就是这两位跪着的人现在还在中共的大牢里面，这是多么具有讽刺意味的现象。我们独立分子难道就不能去发现这些现象？通过这些现象去找到问题，然后进行反思。这是多么大地讽刺，89那么多的学生现在都自由了，反而在跪着的学生还在大牢里被迫害。当然这可能是个巧合，但这个巧合蕴含了很多道理在里面。

很多从事民主运动打“擦边球”理论的人一直在共产党不断缩小的网里运动，不敢破网而出，还自鸣得意。我们民运里搞的小圈子，互相吹捧的风气必须要根除。否则民运成为历史的时候或者还剩下几个人的时候还是互相吹捧，那还有意义么？你用长篇大论去吹捧别人的时候为什么不去写文章去揭露共产党，号召中国百姓起来。我写文章不是很有才华的，但是我写的《告湖南同胞书》短短的一千多字，湖南的无数同胞看了，很多89一代的学生，无数对政治没兴趣的人看了文章之后热血沸腾。包括郭泉，他在南师大教书的时候给他的湖南学生人手一份，他们都很认真地看了。你为什么不花时间去写这些东西去指导他们呢？这才是民主运动应该做的事情。我们没有枪没有炮，没有办法去搞训练，没办法去策动武装起义，至少我们可以去教他们做非暴力的和平运动，教他们如何去围堵中南海，教他们去围堵市政府，迫使伪政府瘫痪或者当局下台。很多事情我们需要做也是能做的，为什么我们不花时间去放在这些事情上。

我现在讲一个很简单的道理，我写文章说出这个道理是因为我看出了里面一个很严重的问题。一个是余杰引起的对《九评》的批评，让我感觉到这里的水很深。我讲另一个事情让大家分析一下背后到底发生了什么。就是我们一个89的学生领袖，也是文采飞扬的，曾经写过很多批评共产党的文章，原来在民运里也很活跃。后来毕业以后突然做珠宝生意，中共允许他回国内开展珠宝业务，在海外销售，现在已经形成了一个小小的珠宝王国。曾经一个香港小姐郭晶是他的代言人，也是他女朋友，可以说他赚了不少钱。在湖南用700多万买下两个大的养殖场，洞庭湖大量的渔民给他们养殖，在江浙也有工厂。他经常和体制内很多的人互动，有好多年没有出来参加民运活动和公开活动。今年出来了两次，第一次是3.14中共镇压西藏民众反抗运动时，他出来为中共说话。这次《零八宪章》出来以后他又高调地出来了，谈《零八宪章》的伟大意义。他的结论就是中国的法制不够健全，如果法制健全了中国的问题就解决了，然后把《零八宪章》吹捧了一番。各位可以想一下，中共有那么蠢吗？如果《零八宪章》像《九评》一样，像我们过渡政府做的事情一样，不要说这位朋友去讨论，去发表这样高调的言论，他在大街上遇到我们过渡政府的人都会躲得很远。他敢去参加？不怕自己的生意受到影响？这中间就有很多默契在里面，甚至可以说是某种授意。中共现在已经是狗急跳墙了，可用的资源已经很有限了，就去花力气收买人，让你建工厂，让你赚钱，今天要用的时候你敢不听我共产党的？所以这些人就以另一个面孔出现了，不伦不类的。

《零八宪章》出来以后，这样的现象太多了。像余杰这样的，在《零八宪章》出来几天之前到了美国，现在又回去了。后来是高调地宣传刘晓波，只有独此一家，没有第二个？过去的那些民主运动只抓了一个人吗？《零八宪章》有那么多人签名，为什么只抓一个人呢？还有那个张祖桦，先抓后放。大家知道，签署《零八宪章》的人很多都要比刘晓波和张祖桦有名和有影响，但为什么一个也不抓呢？有人说刘晓波明年要得诺贝尔和平奖，如果真成真的话大家应该清楚是怎么回事。真正浴血奋战的像高智晟、胡佳、郭飞雄等人，在国内无时无刻不遭到中共的打压。但是根据我们的了解，最近一些年至少刘晓波先生没有遭到打压，还有余杰先生也是如此。

现在这些人做的事情性质上已经有些不同了，如果大家所做的事情是一样的，共产党为何区别对待呢？那不是太厚此薄彼了吗？所以，从这个方面你就可以看的出来，这里面有很多的名堂。但是我们要通过这些名堂，给共产党自曝其丑，慢慢给它曝出来。就像余杰那样，只有在余杰写文章攻击《九评共产党》的时候，我才有机会看到这个人的真心和真相。如果他不写这些东西，恐怕还看不出来。

这个《零八宪章》有非常正面的地方，就是它让很多以前没有表态的知识分子出来表态，表明他们也认同民主的理念，这是非常有意义的一个方面。让大家互相了解，我们原来都是喜欢民主，不喜欢独裁专制。这一点就很好，而且有勇气来表明自己的态度。但从另一个角度来说的话，它又不是那么好。因为共产党也表态了，将来也要实现民主，只是说要慢慢来，借口现在国民的素质还不够高，中国的国情是发展水平低。共产党早已经表过态了，中国要实现民主，也要实现《零八宪章》所表达的内容，宪法里面也早就写了，只是没有执行而已。所以《零八宪章》的发表应该说和共产党的主张也没有太大的差异，传达了一些不同的声音，但不是很严厉，跟过渡政府的主张和《九评共产党》的观点差别相当大。

因此问题从这个角度来讲，表了态要比不表态要好一些。但是表态后，它又有不好的一面。我刚才说好的方面有，那也只能说是有限，但不好的方面不是有限，而是无限大。我随便讲几个例子，《零八宪章》里面大概有五六处反复提到中共伪政权是个“威权政府”，而由此我就想到写《零八宪章》是有深刻用意的。不管是不是像余杰说的那样，就是故意留给共产党一些立场，以免遭到大规模的打压而打打擦边球。但是事实上《零八宪章》起到的作用就是帮助共产党涂脂抹粉，就像有个恶寇，是个恶贯满盈的恶人，突然有人却说这个人是个小瘪三，他只是喜欢干偷偷摸摸的事情，喜欢干偷鸡摸狗的事情。他手上沾满了鲜血，你却说他是个小偷而已，甚至你说他只是个不良分子，有时候干点坏事。避重就轻把一个恶贯满盈、手上沾满鲜血的刽子手说成是这样的一个人，结果会怎样呢？如果大家真的都听信了你的说辞的话，大家对他的态度就会是把他当作一个品行不良的人对待，可能就会想办法去教育他、劝说他，让他改邪归正、变成好人，所谓浪子回头金不换。你要是唤起了很多人的这个愿望的话，那些人将来就会挨到那个恶人的屠刀的，因为他是一个杀人不眨眼的刽子手，一个屠夫，你去劝他的时候，他就会一刀砍下来。那些被砍的人那真叫冤，为什么冤呢？因为被那个散布“此人是个品行不良的人”人给害死了。如果这些人没有听说过这个人观点，他们也不知道这个人的存在，就不会去想着劝他，甚至还可以根据自己的判断认为他是个恶贯满盈的凶手，是个杀人不眨眼的屠夫。他自己都知道他自己如何去做，躲开他或者准备好武器和他对抗，而听信了那些人的言论后可能动摇自己的立场。所以，《零八宪章》称中共是一个威权政权就达到了这样一个效果。

事实上中共是极权政治、独裁统治，绝非威权政治。何谓极权政治，你们可以看我的相关文章论述。二十世纪以后产生了三大政治势力都具有极权特点，关于极权政治政治学家给它们归类了共同的六个特征，你们可以去看看，我就不详细讲了。这三大政治势力一个是德国的纳粹，一个是意大利的法西斯，另一个就是苏联的共产主义制度。这三个政治势力被西方的政治学界称为极权。这样的极权社会，从政治学、社会学，或者从历史的事实已经证明，它们是一定要被推翻的，因为它们不能经过自我的更新。它们都是极端邪恶的政权，手上沾满鲜血，所以只会被别人推翻，它们不会自动退出历史的舞台。

而何谓威权呢？就是一个相对来说用比较现代化的办法，同时又用比现代民主制度要独裁一些的作风来控制社会，比一般的社会要控制得严。比如说日本和南韩的比较，日本是一个比较民主化的国家，而南韩就是类似的威权社会。但南韩五十年代就有选举，它有地方的选举，但是是有限度的选举，也有反对党，也有一定的新闻自由和其他方面的自由，但是它就是一个威权政治、威权政府。因为它实施了比较铁腕的统治，对很多方面的控制比较严。以前台湾也是如此，所谓的戡乱时期，也有新闻自由和其他的很多的自由，但是不能说共产党的好话。东南亚也是这样的，如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新加坡一直都是有反对党参与选举的，也一直没有大规模的杀戮和意识形态的控制，也没有建立什么居委会那种形式的组织，还有连坐的方式，还有就是群众斗群众的方式，群众监督群众的方式。这些都是极权政治、极权政府的手段，这些手段在威权政治里面都是不用的。而威权政治就是专家治国，比如说警察，他们把警察训练地很有素，让他们具有很高的擒拿技能，让他们面对犯罪分子的时候能够迅速的把犯罪分子制服。治理国家的专家都有很高的学历，威权就是做到比较开明的专制，这个是比较有效果的，这也是亚洲价值观的一种产物。

威权理论在共产党里其实89年之前就有了，像吴家祥提出的新权威主义那个时候就已经萌芽了。到了九十年代末，共产党把这个理论抓得就像宝贝一样的，大肆宣传。后来余杰他们写的文章叫做后威权时代，其实根本没有这样的概念，什么叫做后威权时代？余杰他们对政治概念连基本的常识都没有，就乱发表观点。就像专制，我们常说暴政政权、邪恶政权、专制政权、专制独裁政权，这些概念的区别都是很大的；还有如寡头政治，威权政治，也是有很大的区别的；封建君王制的专制和现代意义的专制区别就更大了。这些概念在政治学上都有严格的界定的，某个观点是根据另一个观点来的，专制是根据民主来的，寡头是针对威权来的，威权是针对极权来的，都有很严格的概念的引申范围。但在《零八宪章》里面却没有看到用专制，最多的用了一个词就是“党天下”，其他的就用威权政府、威权政治什么的。

极权政府、极权社会、极权政治在国际社会上都有了共识，都是要被推翻的，不能对它报有任何幻想，因为它的手上沾满了人民的鲜血。它的意识形态，它的做法，它的整个组织结构，都是那样的，都是不可救药的。而威权政治一般都是可以被改造的，也就是说被和平演变的。像台湾、韩国、新加坡、马来西亚都是一步步和平演变的。南韩和台湾早就和平演变成功了，而新加坡、马来西亚正在和平演变。印度尼西亚是比较特别一点的，是和平演变，但却是比较大的颜色革命，是一种巨变，发生得很快，苏哈托自己下台了，但也不是真正意义上的那种革命，不是被彻底的推翻的，苏哈托让他的副总统接了他的位置。反对党和副总统互动，建立了印度尼西亚的民主，印尼的政治运动可以说是介于和平演变和革命之间的运动。

但是如果说今天我们中国人都接受了中共政权是威权政府的观点，潜台词就是认为中共是可以改造的，改革有一天是会取得成功的。而且我们要有耐心，在共产党的领导下，配合它或者是促进它进行民主的改革，实现民主。如果全民真的接受了这个共识了的话，我不知道后果将会是如何的。就像认同一个杀人不眨眼的刽子手仅仅是不良分子，或者道德败坏分子。如果那个社区的人都接受这个杀人不眨眼的刽子手就是个不良分子的话，那么这个社区的下场会是怎么样的？当然，我讲这些话的前提就是大家同意我说的共产党是个杀人不眨眼的刽子手，如果你连这一点都不同意，说它就是个不良分子，那我没有什么可说的了。它实际是个杀人不眨眼的刽子手，现在却有人把它说成是个不良分子，那后果真的很严重。

现在本来有些人是要准备出手的，就像马上要发动辛亥革命，有可能把事情做成的。也有的可能原来没有准备，现在开始准备了，或者通过我们的努力可以把某场维权运动引向民主运动和民主革命的发源处。现在整个大的社会环境是天怒人怨、社会腐败，共产党政权已经没有存在的合理性和土壤的时候，被发动起来的一场运动马上就要开始了，甚至很快就会取得胜利了。如果这时突然有人宣布让老百姓回家去，就象打仗时候快要看到胜利却听到撤军号响了，你想想那个军心涣散的景象，后果会有多么严重。敌人如果没有人性的话，保证会追过来杀得你片甲不留，这是它的天赐良机。当你军心涣散的时候，你的士兵不知所措的时候，那是它打大胜仗的机会来了。古代就有很多的例子，打仗的时候，撤军是最容易失败的。中共打越战的时候就是这样的，打越南打不下而准备撤军，越南人发现了就穷追猛打，越战的时候死人最多的就是撤军时被追歼的。我讲这个话的意思，就是告诉大家现在是要发动全民民主革命的时候，这个民主革命不是共产党所说的千万人头落地，而是彻底变革政治制度，让它发生本质变化。

没有四项基本原则了，也没有什么时间表了，要让中共现在就下去，然后还政于民。中共如何下台，那是你自己的事情，如果中共要负隅顽抗的话，我们就把中共赶下台。如果中共像苏哈托那样老老实实的发表退出政治舞台的声明，那样挺好，甚至有些人可以流亡到海外去。这样就避免一场流血战争，避免一场流血冲突，是很好的，以什么方式下台由中共来决定。但中国民主革命是谁也阻止不了的，这场革命即使我们不去发动，它也会来到。如果我们不发动，不去引导它的话，那么这场革命来的时候定是腥风血雨，就像贵州瓮安的事件、就像江西铜鼓县那样，就像甘肃陇南那样。那些只是个小的预演，就把政府大楼烧了，就把警察打了。如果等到全国更大规模的事情起来，十年以前我们能够想象吗？会有几万人去打警察，但是再过十年我们难道就不能想象吗？几百万、几千万的人整天在街上打来打去。但是我们中国人就真的愿意看到那么多人打下去吗？毫无目的的，就是为了出口怨气，就像杨佳那样的找不到解决问题的办法，就去干掉警察。那么这种事情，一直发展下去，杨佳也成为了悲剧，这个社会也成为了悲剧，大家都成为了受害者。我们难道愿意看到杨佳死掉吗？那么年轻的生命凋谢了，虽然杨佳是英雄，但是我们希望杨佳那样的悲剧不要再重演了。

所以，我们希望用最有效的方式结束共产党的统治，不要让杨佳的悲剧重演。杨佳怎么会去杀一个法制社会下的警察？他是一个最守法的公民。大家已经知道杨佳的故事了，他杀警察有他的合理性，因为他平时是最守法的公民。就是因为被逼到绝路上了，为了讨回公道，铤而走险，用生命去维护他的尊严，那是他的权利。

所以从这个角度讲，第一点，《零八宪章》最大的败笔是它会有意无意地误导民众；第二点，《零八宪章》里面提到了七九西单民主墙，提到了十年前签署的联合国公民与政治条约，提到了“反饥饿，反内战”五十周年等等……它就没有提“六.四”被镇压，没有提“六.四”二十周年即将到来，也没有提十年来法轮功被镇压遭到惨绝人寰的迫害。这些我相信起草《零八宪章》的人以及后面签署的人都心里有数，都注意到了没写这些，为什么没写大家心里也清楚，也就是说大家都默认了这种状况。在写吹捧《零八宪章》的文章的时候，没有一个人点出这些来，这是个非常不正常的现象。我今天可以大胆地这么说，我不怕得罪全中国的知识分子。从99年法轮功被迫害到今天，再远一些，从89年天安门广场杀学生以后，中国知识分子这二十年的表现我可以说是打零分。稍微有历史常识的人都知道，中国历史上没有任何一个时代，中国的读书人象现在这样没出息，脊梁骨被打断的这么厉害，甚至连秦始皇时期都不如。

89年一声枪响，中国知识分子鸦雀无声；99年法轮功被迫害以后，中国知识分子不仅鸦雀无声，还有更多的象余杰之流跳出来，在受迫害的法轮功学员的伤口上洒盐，这是极不道德的恶行，是要遭天谴的。一个还正在遭受着大规模迫害的弱势群体，你还攻击他们、落井下石，这符合中国传统美德吗？他们难道比共产党更恶劣吗？你为什么不写大量的文章来指责共产党对他们的迫害呢？这些事情都值得我们深思。

有位民运朋友说要与我进行一场大辩论，从三个方面进行辩论，一，《九评共产党》；二，《零八宪章》；三，过渡政府。我欢迎并期待着这场辩论的到来，我期待着民主和改良这场21世纪最大的理论大辩论，关于中国革命、民主化运动的理论大辩论。到时，大家把道理说透了以后，就象《九评共产党》一样，把共产党是什么东西说透了以后，把民主运动怎么做说透了以后，把中国民众怎么参与中国民主运动说透了以后，十三亿中国人都知道民主运动是怎么回事了，都知道民主运动怎么做了，都知道共产党是什么东西了，这场运动你不去发动它也会来。

所以第二个方面，我认为《零八宪章》站的高度不够，它连法轮功和“六.四”都不敢提。说要让中国有人权保障，让中国尽快实现民主，却不说怎么去实现，也不指出共产党是民主运动最大的障碍，我们何必要把它提高到和《七七宪章》一样的地位呢？《七七宪章》是直接告诉了捷克人民捷共是什么东西？直接告诉了捷克人民应该怎么做？很清楚的。

而《零八宪章》告诉了民众中共是什么东西了吗？告诉了民众我们应该怎么做了吗？没有！它只是告诉了民众民主是个好东西，仅此而已，属于老调重弹。《零八宪章》所讲的五大理念：人权、平等、民主、共和、自由，难道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所谓宪法里没有提到这些理念吗？也都有的，甚至写的比《零八宪章》还要详细。然而，在大陆公民权利得到真正保障了么吗？所以，民主是个好东西这个话题就没必要多谈了，我们现在要谈的是中共是个什么坏东西？我们要怎么去解决这个坏东西才能迎来美好未来。而《零八宪章》里面却没有提到这些方面，如果我们把它抬得太高的话，实在是有损我们中国知识分子的群体形象。

哈维尔写了一篇关于《零八宪章》的评论，发表在《华盛顿邮报》上。是因为有人跟他讲了这件事，而哈维尔也一直在支持中国民主运动，所以他写了这篇短文。文中他只是提到有人因《零八宪章》被捕，和他以前因《七七宪章》而被捕的历史相似。他说这些人只不过说出了一些常识，一些人人都知道的常识却遭到抓捕。他写这篇文章的目的是批评共产党没有人权，并没有过多吹捧《零八宪章》的历史意义或水平有多高。

我无意贬低或者否定这些人的勇气以及这件事的意义。这件事是很有意义的，比起那些至今还跪着心甘情愿作奴才的人，这些人毕竟是半跪着想站起来了，其勇气可嘉。但是这些半跪着的人不能去攻击那些已经完全站起来的人、攻击过渡政府，不能指责我们太激进。说什么要真正实现民主的人是不会推翻共产党的，拼命地要把我们这些全站起来的人打倒、批倒，这是徒劳的。我们既然已经完全站起来了，当然有站起来的理由，更具备站起来的资格和能力。我们必将号召更多的人完全站起来，象我们一样，无所畏惧、堂堂正正地和共产党较量，不要半跪着，更不要跪着。

2、最近，中国大陆有大学老师正确讲述《九评共产党》与共党妖魔化法轮功，被两个女生向公安局和教委告发，这位老师遭到立案调查？请问过渡政府如何看待此事？

唐柏桥先生：对这些事情，我们一贯的态度是遣责中共当局这种侵犯人权的做法。这种事情也不是第一次发生，据我们了解在国内传九评的人特别是法轮功学员都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作出了巨大牺牲。最近在国内很多法轮功学员被判重刑，很多人就是因为传九评促三退。动辄就是十年、八年，比过去还厉害，差不多相当于2000年时的判刑力度，所以我觉得中共是在垂死挣扎。而有些人以为三退人数是凭空假造数据，但事实上却是千千万万的人用鲜血汗水换来的人民觉醒。所以当有些人攻击九评，攻击退党运动的时候，当有一天大家都知道九评对中国民主运动的促进作用；当大家都知道三退在民主运动历史上的作用时，那些曾写过文章嘲笑、批评的人，在面对他们的文章的时候，当他们的子孙面对他们的长辈写的这些文章的时候，将会情何以堪？所以，我们每个人都要对历史负责。

对三退运动，我们可以进行大辨论，关于退党运动，把我们所有经历的拿出来跟你辨论。我可以接受你任何一个问题的挑战，因为这个三退运动无论对中国还是对西方也好，都是最好的一场运动，是成本代价最小的一场运动，也是最适合中国国情的一场运动。所以，你说搞民主运动，要找到中国的国情，符合中国国情的运动是什么？那就是传九评促三退，把共产党的画皮剥了，然后使大家抛弃它，这种方式是代价风险最小的一种方式，哪怕是这么小，推行起来也这么的艰难。那你想想，你要组织一个党、一个军队、一个力量，来与共产党抗衡，那风险要比这大的多。退党运动开展起来都这么难，有些人移民海外以后，明明很想看那免费报纸的，可拿着《大纪元》手却在发抖，身边的朋友也叫起来说：你敢拿《大纪元》报纸啊，《大纪元》是反共的报纸。那意思是你居然敢看法轮功的报纸，如果被举报了就完了。连看都不敢看，更别说行动起来，所以一个被共产党迫害这么严重的民族，用传九评促三退这种方式来做民主运动的事情，唤起民族的热情、激情，与任何一场运动比，这场运动都更伟大。

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在国内从事退党运动，你看国内只要是搞维权的，只要是被迫认识共产党面目以后，除了上街、写状子，还有就是三退。这种方式对付共产党不好吗？它就会越来越变得没有权威，成为一个笑话人物，像个小丑一样的，它还能继续窃据中国吗？现在除了CCTV、《新华网》、《人民日报》自吹自擂以外，放眼整个欧洲以至全世界都已清醒过来，不再吹捧中共了，共党已到了行将就木、一文不名的地步了。

问题三、过渡政府是否看了李洪志先生和明慧网编辑关于《零八宪章》的评语？如果看到请谈谈您的看法。

唐柏桥先生：明慧网我看了。因为我不是法轮功学员，所以对这个事情是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观点，这个我觉得是很正常的。他们里面讲的观点，很多也是与我们一致的，至于很多方面可能我们的作风不一样，说法、做法各异。

从民主运动的角度来讲，我希望把《零八宪章》引导到一个对民主运动有利的方向，而不是引导到对中共有利的方向里去，这就是我们过渡政府要做的事情，是我们的使命。共产党要利用《零八宪章》服务于它，那我们也要利用《零八宪章》为我所用。如果达到这个目的，就算引起一些人的误会，我们也心安理得，也不会感到受伤害。

伍凡先生：《九评共产党》是共产党最害怕的，不仅剥了它现在的画皮，也剥了它老祖宗的画皮。它是怎么样从俄国那里学到经验、拿到军火、资金等等，而夺取了中国大陆，进而镇压老百姓，这一系列都是事实。在历史事实和现状事实面前，共产党不敢反驳，它也反驳不了，只好让人家不看，谁要看，就镇压谁，这就是共产党对待《九评共产党》的对策。那么有一批非常诚心诚意要解体中共的，这批人就是大法弟子，他们提出来要解体中共邪党、邪灵。他们从灵学的角度出发来解释中共现状，所以他们宁可作出最大的牺牲也要剥共产党的画皮，劝善良的人们退出中共邪教，这是他们正在做的事情。这是一个最温和的、以自己牺牲来挽救中华民族的壮举。所以李老师一直讲救人，含义就在这里，退出共产党，救度被邪灵附体的人。

在贵州出现了两亿多年前的藏字石“中国共产党亡”，共产党们也去看了，也拍了照片在传，作为一个旅游景点，这是事实。这奇迹向世人昭示天要灭中国共产党，中共在中国大地上作恶八十多年，最后也会像其它共产党一样灭亡，现在是走在这条路上。所以对《零八宪章》，李老师认为要各善其事，他们做他们的，法轮功做法轮功的，就这么一个态度。那么明慧网编辑部发表了一些话，《零八宪章》欲显还藏，里边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种种，也把它点出来了。各有各的说法，《零八宪章》的人有他们的说法，旁观者都有旁观者的说法，这个并不防碍过渡政府对待《零八宪章》的态度。

刚才有人讲：你们是不是有像《零八宪章》的苗头？没有。我们所提出来的东西，在《零八宪章》之前就提出来了。要建立联邦共和国，这个早就提出来了，《零八宪章》之所以后提出来，之所以签字赞成，是因为它里面的一些想法是跟我们相同的，所以我们签字支持，仅此而已。至于他下一步怎么走，那是《零八宪章》发起人的任务。在胡锦涛彻底拒绝《零八宪章》之后，那么《零八宪章》的发起者们，你们要考虑下一步该怎么走，我支持你们的理念，但是我在等待你们更进一步的行动，这是我们的态度。

我们也在议论此事情，但是仅凭签字打倒不了共产党，解体不了中共。有个朋友问我，你们反共的底线是什么？很简单，就是解体中共。至于整个过程中，如何解体，那要根据大家的要求，看看怎么走法。而《零八宪章》是要跟共产党乞求，把改革的权力交给胡锦涛，而胡拒绝了。那么你要修改宪章，谁来修改呢？余杰修改吗？共产党不会修改，你号召一批人来修改吗？能将共产党领导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改造为一个民主、宪政的联邦共和国吗？余杰最近又在德国之声发表一篇文章，恳求中共接受《零八宪章》，用恳求两个字。恳求什么意思呢？就是跪下来求你接受《零八宪章》，可是胡锦涛拒绝了。拒绝之后，你再写这篇文章，你是不是要大家跪下来磕头要求中共实现《零八宪章》？还是有更进一步的做法。我决不会批评《零八宪章》本身，他们签字和我签字有什么不同，他们是一个人我也是一个人，他可以支持我也可以支持《零八宪章》，但下一步怎么走？《七七宪章》的参与者们做好人、做善事、讲真话。他们号召人们以道德观念来解决政治问题和社会问题，号召人们参与社会运动。《零八宪章》的朋友们，你们是不是号召人们做好人、做善事、讲真话，揭露共产党，去把九评到处传播，扒光它们的画皮，你们有没有这个想法，我在这里就提一个问号。《零八宪章》怎么走法，我试目以待。

对此中国过渡政府早有主张，我们一直在推动、号召人们组织起来，准备零九年大变革，很可能有超过零八年的大事件出现。这不仅仅是我的讲法、过渡政府的讲法，这个西方的媒体，包括作家沙叶新最近也写了一篇文章，叫做“我感觉零九年会有大事情发生。”他已经感觉了，那么我们希望是个和平的、不流血的变动，正因为如此，我们要警告共产党不要用机关枪镇压百姓，再重演“六四”大屠杀。为此，我以中国过渡政府总统的名义下令，坚决抵制和反对屠杀老百姓，如果哪个人下令屠杀，下属可以将下令者就地枪决，坚决拒绝执行屠杀民众的命令，这是一个非常正当的自卫行动。来年这件事情会不会发生呢？很多人从国内打电话给我，表示都有这样的感觉。所以我们仅仅签字是不够的，要用行动去阻止共产党作恶，揭露共产党，这才是我们要做的事。我非常同意哈维尔，并也感谢他签字支持《零八宪章》，同时我们也要向他学习鼓励人们走到社会运动中去，向他们学习彻底结束共产党政权，建立一个自由的联邦共和国。他们完成了，我们应该走这条路，这是我们的使命和任务。至于法轮功从灵学、神学的角度来解释《零八宪章》，我们从正义事业的角度来理解《零八宪章》，这两点并不矛盾。

问题四、唐柏桥先生对于2008年的回顾以及对未来的展望。

唐柏桥先生：历史总是要一页一页地翻过去，我们处在这样一个历史时刻,很在乎历史的细节，甚至用情很深。当我们再回首这段历史的时候，却发现它并不那么重要。2008年即将过去，国内的民主人士发起了一场《零八宪章》签名运动，这场运动在国内和国际都产生了影响，很像1999年我们搞的百万人签名运动。那个运动是我提出来的，然后与王丹几个人商量就推出了。当时用了半年时间操作，声势造得非常大，大赦国际等组织也帮助我们搞签名，最后有20万人用真名真姓签。与现在的《零八宪章》签名是不一样的，现在主要通过电脑网络签名，用的多少是真名谁也不知道。甚至有人开玩笑说，我们连谁是《零八宪章》两个签名信箱的主人都不知道。组织者自己都用化名来协调，却要求别人用真名签名，当有人提出最好不要用真名时，他们还说别人胆怯。说别人胆怯，那组织协调者为什么不用真名？正因为如此，才让想签名的人感到心里发寒，签名是不是发到公安部的信箱里了都很难说。因为开两个信箱太容易了，就算是两个名人的信箱，把它变成公安部的信箱易如反掌。我的信箱就经常被网警篡改，只要一个小时不查看，里面的信息就全部自动转到公安部信箱里去了。

所以《零八宪章》真名签名是件很危险的事情，每个人的信息一旦通过信箱全暴露出来，这些人就会被共产党一网打尽。共产党花了十几年时间，都做不到这么快地通过这件事把这么多人的底细查清楚，所谓引蛇出洞就是这个意思。当这件事情过一个月以后，大家就会把它忘了，媒体也不会再报道了。再过一年可能再不会把它与1999年的六四签名运动相提并论了，再过10年它有没有六四签名运动那么大的影响力就很难说了。所以大家不要太在意《零八宪章》签名运动，我们在谈论这个问题的时候，就是要把每它引导到对我们有利的方向上来。三鹿奶粉事件出现的时候，我们就是把它引导到对民主运动有利的方向，这是基本的斗争策略。

2008年对我们来说是很重要的一年，就像盖楼房打地基一样。2008年为我们的民主运动来临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不论是人为的还是天意，方方面面都反映出大变革来临前的征兆。1976年唐山发生大地震前后，周恩来、朱德、毛泽东相继病亡，中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就是天象。我们信也好，不信也好，但是中国传统文化相信天人合一，天象变化预示了人世间的变化，谁也不能违背天意，在天意下我们最好虔诚一些，宁可信有不可信其无，不要把我们无法解释的现象无知地说成迷信。2008年发生的很多事情都富有戏剧性，比如7月1日杨佳杀警，他的手机号最后6位数是“198964”，他在“流芳千古”石碑前留影等等。难道这些现象仅仅是一种巧合吗？也许这就是天意吧。2008年的经济危机从经济上给民主运动带来了机会，官民冲突造成民怨给民主革命提供了土壤，中共体制内越来越多的人对它失望为民主运动提供后备力量。国际社会越来越看到了中共给世界带来的危害，比如有毒食品、三鹿奶粉事件等在经济上产生雪崩效应，使中共在世界上产生空前的诚信危机，给中国民主运动带了有利的国际环境。无论国内还是国际，一系列事情的发生都有利于发动中国民主革命，推动中国民主化运动走向一个新的高潮。

2009年我们必须抓住机会，大谈特谈民主革命，促成一场代价最小的中国民主革命，迎接人类历史上一场最大的民主革命的到来。这场革命什么时候到来，谁也预测不了，但我们要朝着这个方面努力。我在2009年新年之际推出一篇文章，标题叫《不战而胜》，讲了中国民主革命的一系列问题。“不战而屈人之兵”是上上策，如果我们通过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换来中国民主革命的成果，那么我们付出的代价是最小的，是对中华民族最负责任的。我们要形成这样一个共识，一起朝着这个方向推进。

我上次在维权讲习营培训班上讲过，如何将国内风起云涌的维权抗暴运动引导到民主运动的道路上来，使二者融为一体，需要做很多细致的工作。因为现在国内的维权运动基本上还停留在群众自发的维权阶段，比如出租车司机维权，一旦他们得到了赔偿，维权的目的暂时达到了，就不再去参加民主运动。或者他们一旦被镇压了，不可能再组织起来进行抗暴，不会为推翻暴政而进行抗争。像贵州瓮安民众抗暴宣泄一下就完了，再也没有第二次抗暴行动。如果我们把维权抗暴的民众引导到民主运动中来，那么结果就不一样了。比如董健华要在香港通过实施基本法“二十三条”，这个“二十三条”实施之后意味着侵害香港民众自由的权利，所以香港民众坚决抵制“二十三条”，发起百万人大游行，掀起一场民主运动。当时如果没有民主派去引导，香港人最多是喊喊口号，发表一些文章来反对“二十三条”。但是民主派利用民意把民众引导到民主运动中去，要求董健华下台，要求直选议员和特首。这样做就是政治层面、民主层面的运动，不仅仅满足于个人权利得到暂时的保障，而是要从根本上铲除侵害个人权利的土壤和条件，这样才能一劳永逸地保障每个人的权利。国内维权抗暴与香港反对“二十三条”有相似之处，出租车司机罢工、教师罢课、被拆户上访等等都是要求维护自己的权利，如果让他们明白：用拆东墙补西墙的办法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即使他们今天暂时维护了这一部分权利，而明天另一部分权利又被侵害了；或者今天这部分人暂时维护了权利，明天那部分人的权利又受到侵害，他们还要重新维权。向共产党要权利无异于与虎谋皮，还要冒着被共产党镇压的风险。与其天天冒着风险维权，还不如逼迫共产党还权于民，一劳永逸地使自己的权利不受侵害。明白了这个道理，他们就会从维权运动走向民主革命中来。

这些道理我们要不停地跟国内的人讲，让他们把维权的勇气投入到民主运动中来。其实他们是不缺乏勇气的，前不久有一家7个人反对强制拆迁，拿着刀、剑、气油瓶和毒药要与当局同归于尽，他们有这种勇气为什么不能参与到民主运动中来呢？他们可能还没有明白民主革命的重要性，认为民主革命与自己无关，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各人自扫门前雪休管他人瓦上霜。我们应该向他们讲清楚，这不是他人瓦上霜和门前雪的问题，他人的瓦上霜也会影响到你家，他人的门前雪如果不清扫，你也寸步难行。把这个问题讲透了，让他们真正融入到民主运动中来。举个例来说，韩国也工会、农会，也关心工人和农民的利益。但是韩国的反对党派一直很强大，一直努力把工人运动、农民运动引导到民主运动中来。发动工人、农民参加民主运动，要求罢免总统，最终使韩国走上了民主之路。湖南吉首完全可以这做，要求罢免州长、省长，要求有游行的自由、言论的自由，要求派代表与当局谈判，要求新闻媒体自由报道等等。这样做下去就在朝着民主运动方向走了，群众的维权运动上升到了政治层面，我们就很容易进行协调。

过去的2008年是不平凡的一年，为2009年民主革命的到来打下了基础。我们要抓住这个历史时机，让2009年成为被历史铭记的一年，成为中国历史最辉煌的年份之一。

问题五、共产党在国内彻底封杀《零八宪章》，而在海外利用《零八宪章》来挑拨海外民运人士间的矛盾。我们应该如何避免共产党利用《零八宪章》？

唐柏桥先生：今天关于《零八宪章》已经谈的不少了，我也不想多说了，你的提醒是很有道理的。网上刚得到一些信息，我想就这些事情谈一下。

杨建利先生颁了一个受难者家属奖，今年颁给了刘晓波先生的夫人刘霞。任何在中国的民运人士的妻子是非常了不起的，在某些方面甚至比他们的丈夫还要卓越。像胡佳先生的太太曾金燕、郭飞雄先生的太太张青、陈光诚的太太袁伟静，还有很多这样的人，她们承担了巨大的风险，肩负着莫大的使命。曾金燕这次代表胡佳在萨哈洛夫人权奖的颁奖仪式上的录像讲话让全体欧洲议会成员感动。

共产党利用《零八宪章》来压制胡佳得奖的消息也是很显然的，共产党非常狡猾，他可以把对他不利的事情利用起来为他服务。欧洲议会的议长动议全体起立向胡佳致敬并鼓掌一分钟，这是非常了不起的一件事情，是中国民主运动辉煌的一页。我们在这段时间因为《零八宪章》的原因谈论胡佳得奖的事少了，我们应该从胡佳得奖的历史意义，从西方对我们民主运动的支持，增强人民的信心的角度上来谈。《零八宪章》的出现冲淡了胡佳得奖的消息，很多老百姓都不知道胡佳得奖的消息，我觉得很遗憾。

刚才我提到刘晓波先生的太太得奖，如果说有很多人得奖给她一个也没什么问题。但目前的情况我觉得不是最合适的。刘晓波先生的名气确实很大，他因为《零八宪章》被拘留了，我们现在也不知道他拘留的情况，是被逮捕了还是被起诉了或者被关在哪里。这件事情有点蹊跷，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同感。比方刘霞委托过律师没有，律师有没有去见刘晓波？（按道理这件事情应该发生了）律师去的时候政府拒绝刘晓波见刘霞等等。这次刘晓波被抓的情况好像和别人被抓的情况不太一样，抓进去也没有被打的消息，这些消息都没有。唯一的消息就是他被抓了，抓的时间也很短（到现在不到一个月）。像郭飞雄在里面受尽折磨（绝食等），张青还帮他写绝食日记，张青受到的身心煎熬是难以想象的。还有曾金燕带着一个小孩，弱不禁风的样子，还遭到国内的冷遇。民运人士为什么老是把注意力集中到内部的小圈子里，而不看到外面去。这个现象非常严重，所以我在这里提一下。我觉得这个奖给郭飞雄的太太可能更合适。

问题六、过渡政府下一步会怎么走？

伍凡先生：谢谢柏桥，你辛苦了！你基本已经对《零八宪章》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我们将继续关注下一步的发展。我一直期待有推动宪章落实的实际行动出现。现在有网友问，中国过渡政府下一步将如何行动？当前国内维权抗暴运动层出不穷，有迹象表明，胡锦涛将动用军队死保中共独裁特权。也有人担心明年会有大事变发生，更有人担心2009年将爆发第二次六四大屠杀。对此，我们过渡政府已经发出了很多指令和指导方针。我们争取在明年的中国大陆，地方过渡政府能像雨后春笋般出现，与中共当局分庭抗礼。同时，我们也希望有更多觉醒的人们到过渡政府公民注册网站登记成为新中国公民，以实际行动支持中国过渡政府，对抗中共暴政。我们依旧号召，各行各业组织起来，广泛地开展以“罢工、罢课、罢市”为主的“三罢运动”。这些都是汲取了东欧经验，尤其是波兰团结工会的成功经验。逼迫共党要么与我们谈判，要么下台。要号召百姓说服中国大陆的军人，在关键时刻保持中立，拒绝参与任何镇压民众的行动。以上就是明年过渡政府的当务之急，实际上相关工作现在业已开始。至于具体实施细则，由各地维权抗暴领袖们因地制宜，妥为安排。这就是中国过渡政府为迎接明年中国大变局而进行的准备。

伍凡先生：2008年中国过渡政府年终新闻发布会到此结束。谢谢各位网友、媒体记者以及乡亲父老，预祝您们新年快乐，2009年再会！

中国过渡政府
2009年1月15日
Website http://www.gdzf.org
Skype ID: China.government
Mail:PresidentOffice@ChinaInterimGov.org

1. 中国过渡政府公民注册窗口http://www.gdzf.org/dj/gmdj.php
2. 首期全国维权抗暴领袖讲习营开班: 北京时间周二/四/日晚10:00。 Skype ID:+9900827049425752. Paltalk：cig2008
2009年1月18日
周日
袁红冰
中国维权抗暴的政治意志化、行动组织化和社会运动化；2009年1月20日
周二
李后主
中华民国发展简史；2009年1月22日
周四
唐子
美国独立战争和建国史。

【CP01-100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