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万大学生蜂拥珠三角 吃野菜也要留下来(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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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大海一样深邃，像天空一样湛蓝；用理性的眼光剖析事理，用客观的态度报道事件

　　“这个月我一定要落下脚跟！”走在深圳6月的街头，任应华一遍又一遍地对自己说。上火车前，妈妈塞给他的3000元已经差不多耗尽。

　　任应华赶上了三次大潮：出生的1980年，是中国婴儿潮的尾巴；2000年考上中国地质大学,正是扩招潮之初；而当他毕业的2004年，已经直面残酷的大学生就业潮了。

　　2004年3月开始，他辗转于武汉、广州、深圳、东莞、中山、佛山，开始了长达800天的求职生涯，成了“南漂”在珠三角的大学生找工族。他住在廉价的出租屋，出没在人才市场，靠着两块钱的六个包子填饱肚子；
他当过服装厂的“储备干部”，一天11个小时站着工作；他被职业中介骗过，在街头被抢过，还遭遇到传销。不为人所知的是，与大量漂泊在北京的“北漂”一族相对应，还有数以万计的任应华这样的“南漂”一族。



　　本报记者采访任应华的目的，不仅为还原其踏足社会的800个日夜，更想探索在精英教育向大众教育转型的今天，他们面临的真实状况，他们的困惑，他们总结出的朴素经验。

　　在和记者告别的时候，任应华告诉记者：“我还有理想，但我现在想的，首先是要生存下去。”

　　“独自走下长坂坡，月光太温柔，曹操啰嗦。”林俊杰这首火爆的《曹操》，让即使身在千里之外的任应华，仍然时刻想起老家，那是湖北荆门掇刀区的长坂坡。

　　任应华是家里最小的孩子，一个哥哥两个姐姐都在务农。作为家里唯一的大学生，他是一家人的荣耀，也寄托了一家人的期望。

　　“兄弟姐妹，包括爸爸妈妈，我是花家里钱最多的。”穿着一件明显偏大的白衬衣，晒得黑黑的任应华看上去要比他的年龄来得成熟。“四年大学花了四万。”

　　如果任应华能够预见到找工生涯的坎坷，他会努力学习，他也不会轻易放弃在学校时的几次面试机会。2004年7月，当任应华毕业的时候，他就面对了失业，带着父母兄弟凑的两千块钱登上了南下的火车。

　　广东和华东，这是当年任应华班31个经济学学生的主要方向，也几乎是全国大学毕业生的工作目的地。南方人才市场是任应华最常去的地方，和所有毕业生一样他投简历、网上注册简历、参加招聘会。

　　　　服装厂里当“储备干部”

　　找工的困难出乎任应华的想象，他还遇到了很多骗子。第一次是在东莞，骗子用的是最常见的一招：工作人员称自己的手机没电了，用他的打一下，他就借了，然后人家拿了手机就跑了。第二次是人才市场旁的中介，称交200块钱保证找到工作，他交了200元，最后发现工作就是在马路上用骗术推销化妆品，先称送你，最后非要你买那种。第三次则是传销，一个校友找到他，称卖东西每个月可以赚五六千元，还带了上级来给他上课。他马上意识到是传销，抽身而走。

　　接下来的两个月内，任应华面试了十几个单位，最终三水一家生产小家电的企业要了他，1200元一个月，试用期三个月。他在那里当了人事助理。

　　“在那里还是学到一些东西，熟悉了工厂的管理流程。”任应华说：“但总觉得发展前景一般，需要很长的时间才能提升，把时间花在三水似乎心有不甘。”于是三个月后，在春节放假之前，任应华辞职了。

　　回老家过完年后，他又来到广州开始新一轮找工。运气似乎越来越差，日子一天天过去，口袋里的钱快见底了。和很多大学生一样，那时的他唯一想的就是赶紧找一个活，赚点钱。他去了番禺一家“招储备干部”的服装厂。工厂共招了8名“储备干部”。进了厂，他才知道，所谓的储备干部就是质检员，检查外包的服装领子有没有对齐、商标有没有贴歪。

　　每天站着工作11个小时，一个星期至少有一天通宵，十几个人睡在一个房间内。一个月，任应华已深深体味到珠三角民工们的生存状态。离开成了他唯一的念头。　　

　　服装厂给了任应华500块钱，除掉300块的伙食费，再加上生活用品的一些开销，从厂里出来的任应华基本上口袋空空。

　　他又回到了广州。多方打听之后，他和华农毕业的同学住到了岑村，“这个火炉山旁边的村子偏远，住在农民家只要120元钱，比天河的城中村便宜多了。”他每天坐着234路车从岑村往返于天河体育中心。

　　在接下来的3个月，他又陆续面试了10多个单位，“有些只差这么一点点吧，可能还是自己的知识、工作经验或者是表达能力不够。”任应华说：“有时候可能开的工资高了一点，我一开始要求1800元左右。”

　　生存是残酷的，“有一段时间每天都吃包子，最便宜的两块钱六个包子，吃得都想吐。”再后来，他身上一点钱都没了，饿了半天，想到上火炉山找野菜。

　　　　火炉山上挖野菜充饥

　　“小时候，姐姐们会经常去挖野菜，拌上点猪油带着一股清香。”任应华说，“想到这里就生出了力气，上火炉山找野菜，但好像广州的野菜长得和湖北的不一样。后来看到一块荒地上长着一些野菜，样子像生菜。一阵狂喜，拔出来，在电饭锅里一煮，一尝真是苦，一下子就吐了出来。难吃的涩味，恐怕一生都难以忘怀！”任应华苦笑着。

　　“没有向父母要钱吗？”记者问。

　　“要过3次，每次两三百块钱，打电话回家的时候都开不了口。”

　　任应华喜欢爬山，他觉得爬山可以舒缓心情。火炉山是那一段日子他最常去的地方。“五月正是枙子花开，山上好多花，散发着清香，我和同学突发奇想采花去卖，一把两块钱。好高兴，坐着车就去到华师卖花，我们哪会卖花啊，开不了口，最终都送给华师的女学生了。”

　　“那一段，两个人就不断地想怎么可以创点小业啊，有一次还想到卖泉水给茶庄，火炉山有很多山泉，附近的居民都去取，就想着把这些山泉取来卖给一些茶庄，四处联系茶庄，最终也没有搞成。”

　　“不管怎样，困境中的人，一定要坚强。苦，并不一定是坏事，它会让我们知道很多事情，知道同情，知道珍惜，知道美好！”回忆起这一段心酸生活，任应华很庆幸父母亲培育了他坚毅的性格。

　　这样耗钱的日子似乎看不到希望，也看不到头。电话里妈妈的声音总是会让任应华有流泪的冲动，妈妈说：“不行就回来吧，在家里找找。”母亲担心独自在外的儿子走上邪路。

　　2005年7月已是求职的淡季，任应华终于踏上了回乡的列车。

　　荆门在湖北的地市来说经济不算差，掇刀在成为开发区后，居民的月人均收入差不多有800元。和内地的城市一样，这里主要工业是水泥厂、啤酒厂、造纸厂等传统小企业。但任应华发现困难似乎同样多：“越是在内地的城市，越讲究关系，我们家没什么关系，要找像样的工作基本不可能。”爸爸妈妈四处去托人，但穷人家又能托到什么关系，任应华的工作还是没有着落。

　　　　不能再“啃老”重返深圳

　　60岁的父亲给瓷砖厂里做搬运，母亲主要打小工。看着爸爸妈妈那么辛苦换来的血汗钱，任应华的自责越来越深，“不能再啃家里的钱了。”

　　2006年2月，过完春节，任应华又踏上找工之路。

　　5月28日上午，深圳一座大厦内，任应华正在量一身工作服的尺寸。深圳人事研究学会，这是他来深圳3个月后找到的第一份工作，他刚刚上班一个星期。他的底薪是1300元，根据拉到的入会会员的数量来提成。

　　在深圳这个高消费型的都市中，他目前的收入只能以微薄来形容。他和3个老乡一起租了个单间，每个月付300元房租。任应华说，“慢慢来，先积累点人际关系吧。”

　　“当面试完了，通知你被录取的时候，你心情激动吗？”记者问。“我很平静，可能遇到太多事情，麻木了吧。”任应华说。

　　他说，“我还有理想，但我首先要生存下去。”
至于过去一年里一直和他一起在广州找工作的高中同学，任应华现在已经无法联系上了。“估计他还在继续寻找适合自己的工作。”

　　　　对话

　　　　□30万就业者蜂拥珠三角

　　记者：为什么不在家找工作？

　　任应华：也找过，难度非常大，家里工作机会更少，更讲关系。其实不是我们大学生不愿意回家。我学经济学，从宏观经济学角度分析，大学生找工基本集中到沿海的最主要原因是我们国家的工业基本集中在沿海地区，内地要实现工业化很困难，而不实现工业化的话，第三产业就很难发展起来，对大学生的吸收也就少。这与打工的要到沿海来是一样的道理，内地城镇的城市化、工业化程度不够。国家的经济布局是有一定缺陷的。

　　记者：你有没有后悔过不如一直在三水的小家电企业工作下去？

　　任应华：我没有后悔，可能在那里呆会有一份平静的生活、稳定的收入，但发展空间不大。

　　记者：你自己定位是社会精英还是普通劳动者？

　　任应华：在学校时候，我还是有精英情结的，期望可以靠近或成为社会精英，并且认为机会很多。毕业后发现成为社会精英的机会很少。怀揣精英情结的梦想，在面临生存的时候荡然无存。

　　记者：你对现在大学毕业的大学生们有什么建议？

　　任应华：一定要学一个好专业。专业好容易找到工作。我们学校通信工程专业的毕业生，并不出色也可以进华为；还有地质学，很抢手。所以考大学前的指导很重要，但我们农村的学生很少得到这方面信息，家长也不清楚。另一个一定要加强自我学习，对自己在大学阶段就有一个定位，为将来铺点路。

　　记者：有没有想过将来？

　　任应华：我还有理想，但我现在想的首先是要生存下去。

　　　　特写

　　早上8时左右，南方人才市场门口，一位健壮的男子，举着一块写有“10元旅馆”的牌子四处拉客。他是任应华的湖北老乡阿剑，专门做求职大学生的住宿生意。

　　阿剑的旅馆在距离南方人才市场500米远的一栋居民楼里。事实上，整栋居民楼都已经变成了一座旅馆楼，各个房间里都尽可能多地摆上上下铺，包括阳台也不例外。阿剑不需要担心他的生意：广东今年毕业的大学生超过20万，加上从全国各地高校来广州寻找就业机会的近10万大学生，将近30万的就业大军，蜂拥在珠三角。

　　“他们往往是来广州后开始几天很有激情，但是随着参加招聘场次越多，激情就没有了。有些大学生在旅馆里住到几个月后，基本上就把每天去招聘会看成一项工作了。”阿剑很感慨，“大学生的就业希望，似乎就在旅馆与人才市场的路上。”

　　　　专家视点

　　“提倡大学生应当做一个普通劳动者的说法，并不是现在才有的。”武汉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樊凡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我记得是1958年提出的，当时我还是武汉大学中文系一名大学生。”

　　樊凡回忆，那个年代的他们不认为大学生就高人一等，遵从的是“站起来让祖国挑选”和“到祖国最艰苦的地方去”。

　　樊凡认为，现在大学生在就业上为自己想得过多，为祖国想得较少。“如果一个学生从农村出来的，你现在让他回到农村，那是不敢想象的。”

　　“当然可以理解的是，当初我们上大学的时候，个人和家庭是不需要缴纳过多学费。现在上大学成本不低。高成本必然带来高期许，这是一种经济理性。由此，我们可能给出一种假设，如果大学生培养成本不是像现在这样畸高，那么大学生就业问题也许不会像现在这样令人关注。当我们的教育管理部门希望大学生改变心态去做一个普通劳动者之时，我们的高校教育却并没有以一种普通的方式来培养他们。这种普通的方式，应当理解为一种廉价的、在经济上人人可及的方式。”

　　“据国际经验，当人均国民收入达到2000美元时，仍有60%的劳动力集中在第一、二产业，大学生最期望进入的‘白领’领域只能吸收4%左右的劳动力。很显然，在中国人均刚过1000美元的今天，如果大学生都定位于白领，必然会有人失望。”

　　大学生，不应该再自诩为社会精英，要怀着一个普通劳动者的心态和定位就业。这是今年5月初教育部高校学生司负责人的一个官方表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