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众演员”噩梦──北京郊区群众演员院里怪异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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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青年报》记者张伟／6月3日，《漂在北京》摄制组在北京电影制片厂院内发起成立“北漂艺人自救中心”。6月8日，“北漂艺人自救中心”在北京召开新闻发布会，在北京怀柔某影视城附近做了近3个月“群众演员”的几名当事人现身说法，讲述了自己噩梦般的遭遇。

6月9日，本报记者跟随“北漂艺人自救中心”及几名当事人，对北京市郊区几家聚集“群众演员”的院子进行了采访。

“上戏是一种福利，要尽量给那些刚来的人”

北京市怀柔县有一着名的影视拍摄基地，在基地附近的杨宋村和王化村行走，不时可以看到一个个用泥灰粉刷一新的院子，铁门紧闭。就是这些从村民手中租下的院子，为该影视基地上演的绝大多数知名影视节目，输送了群众演员。

在大约半个月以前，19岁的四川姑娘谭枫和50多名男女同伴，就在王化村的一座类似院子里生活着。他们的身份是“群众演员”，抱着演戏的梦想，并为此忍受着难以想象的痛苦生活。

“上戏”是这些20岁左右的青年男女在这里的惟一目的。刚来这里的时候，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被承诺，每天可以上很多戏，赚不少钱，甚至出名。

这样的院子，在这些村子里到底有多少，没人统计过。不过，即使在影视城拍戏最多的时候，供应了所有的群众演员以后，多数院子里的多数人，仍然闲着。

而男孩女孩们到这些院子的过程，也大同小异。

小徐是一名外地民办大学的学生。2006年2月，她独自来到北京，想边打工边学习。一天，公交车一则“剧组急招群众演员”的广告吸引了她。从小就有着当演员梦想的她，来到木樨园附近的这家“演艺公司”，立刻受到了工作人员的交口称赞。欣喜之余，她缴纳了200元建档费、300元服装押金和30元的暂住证办理费，然后被带到了怀柔的一个院子里。

谭枫也是受同一家“演艺公司”介绍而来。之前，她在北京已经漂了4年多，以做衣服为生，月收入几千元。然而，“干一份自己不喜欢的职业”，让她觉得十分痛苦。今年3月，她和同伴到木樨园附近游玩，看到了招聘群众演员的广告。

她还记得，这家公司的负责人“长得特像一个演员，张口就讲述自己的表演经历”，并且向她承诺，到了影视基地，每天都有戏上，干得好还能做“特约”（有台词的群众演员）。就这样，她交了钱。

来到怀柔的院子后，她遇到了小徐、小邸、小刘等来自不同地方的少男少女们，几乎所有人都是被同一家“演艺公司”介绍到这里来的。

刚到院里时，谭枫是作为新人被对待。这段时间里，她一共上了12场戏，在电视剧《雪山飞狐》和《再生缘》里扮演过丫鬟。

这段日子虽然辛苦，但她倒也还能忍受。有戏演时，她凌晨3时30分起床，摸着黑上路。到影视基地前，她们得走50分钟的乡村土路。然而很快，她成了“老人”，上戏的机会也越来越少。后面的两个月，她只上过一两场戏。“上戏是一种福利，要尽量给那些刚来的人，拉拢他们。”

每顿饭都是白水煮面条，惟一的绿菜是大葱

生活的严苛，更是大大超出了“群众演员”们的意料。到怀柔前，谭枫去逛了一家服装市场，买了几套衣服。那是她最后一次大手大脚花钱。一个月后的一天，当她在以前穿过的一件衣服口袋里发现了5元钱时，她激动极了。几个姐妹一起出去买了几个烧饼，分着吃掉。

在这之前，她的每一顿饭，都是白水煮面条，吃到最后，看见面条就想吐。院子里惟一的绿菜是大葱，还不是经常可以看到。她不得不一次次去求“院头”的妻子多买点葱。

在院子里，男生女生们曾经养了一条流浪的小狗。“纯白的哈巴狗，十分漂亮！”因为没有东西吃，小狗越来越瘦。“这对小狗是一种折磨，而对我们这些特别想吃肉的人来说，狗肉在眼前又不能吃，也是种折磨。”最后，他们决定把小狗杀掉。

“为了减轻罪恶感，我们做了分工，有人杀狗，有人剥皮，有人烧水。最后，我们把它的皮埋了，并且一起求它原谅我们。”说到这里，她忽然顿住。

在一个院子里，记者看到，几十平方米的地方，供人居住的房间只有三间，十分拥挤。

小徐回忆，最夸张的一次，上下铺两张床上住了5个人。日子久了，铁制的床架被压弯，看上去随时都可能折断。

夜晚入睡前，这样的场景并不鲜见：上铺的一个人先小心地躺下，然后另一个人紧挨着她放下身子。“别再动了”，下铺的人提醒，免得掉下来“压死几个”。

床最后还是压坏了。几个男孩子自告奋勇，到村子里捡了几块砖头，用木板搭起了新床，睡着比以前舒服。不过，代价很大。几天后，镇上的派出所民警来到院里，将捡砖头的男孩儿以盗窃为由，拘留了一星期。其中一个男孩儿，长得高高壮壮，最大的梦想是当兵。这下因为留了案底，他的梦想彻底破灭了。

“院头”利用各种名目收费，几天下来就让人身无分文

“群众演员”的钱和手机等物品，在进院的前几天，就被搜刮一空。院里的住宿费因人而异。没钱的人要交500元，多的则是两三千元。除了住宿费，还有伙食费、管理费……

小徐的钱是到院里的当晚，一个中年女人招呼她过去，以收学费为名要走的。所谓的“授课”最终没有进行。

费用的名目五花八门。在杨宋村的一家院子里，一名女孩儿告诉记者自己每月要交的钱：住宿费100元、管理费100元、导演说戏费80元。

“院头”要钱的方式则直接得多。一次，“院头”问谭枫院里的一个女孩儿：“你有银行卡吗？”

“有啊。”女孩说。

“院头”二话不说，开车带女孩儿来到镇上：“给家里打电话，你的住宿费不够。”过了不久，女孩家人将钱打到卡里，“院头”随即将钱取走。

几天下来，大家基本身无分文。

至于当初承诺的演戏收入，则迟迟不见踪影。开始说是每演完一场戏就结，后来又变成了每月一结。到最后，几个月过去了，也没有人提过钱的问题。

刚来到院里时，很多人都有手机，没过不久，大多数人的手机都不见了。有手机的人，费用也很快就用光。出去上戏的人是不能带手机的，因此很多人会把手机放在枕头底下，或者放在箱子里。很多人回来时发现，自己的号码已经变了，而且已经欠费。而原本的手机卡则换进了“院头”的手机里。

一个院子要想秩序好，必须有几个“王牌打手”

在杨宋村一名姓徐的男子开的院子里，几名记者站在男孩的宿舍里，一言不发。两米高的地方有一扇小小的窗户，下午的阳光照进来，被子上的黑灰看得分明，有人用手轻轻一抖，立刻灰烟弥漫。而在褥子下面，大大小小的几把水果刀和钢刀被随意地插放着。

男孩子当打手，成了这些院子里公开的秘密。“要在这里混，为了抢戏，抢地盘，甚至有时候‘院头’之间产生私人恩怨，都要靠兄弟们出马。”一名从院子里出来的女孩儿说。

每个院子都会评出诸如“五大金刚”之类的名头。谭枫指着这家院里的一名高高的男孩儿说，你别看他瘦小，他是“院头”的得力助手，打起架来非常厉害。

一个院子要想秩序好，必须有几个这样的“王牌打手”，有些人对“院头”十分忠心。在院子里待久了，那些打手为“院头”坐牢顶罪的故事，女孩子们都听得耳朵起茧了。

当然，也有更多的男孩儿派不上这样的用场。谭枫院里的几个男孩儿，被送去北京南站当了保安，每月有几百元工资。前几天，他们的院子解散了，“院头”就跑到南站去，以监管人的身份将他们两个月的工资全部结走。

最后来到院子里的男孩是广东人，一来就交了3000元的住宿费。第二天上戏，他的脚被砸得血肉模糊，最后领了十几元钱的“医药费”，悻悻而去。

对一个院子里的女孩来说，最害怕做的事情，是陪酒

没有戏上，女孩子们就在屋子里自己劈柴，烧水。除此之外就是睡觉。干不了体力活，她们也有别的“用处”。

谭枫曾被送到“院头”的朋友开的一家店里“帮忙”。在10天里，她洗碗，擦桌子，端菜，什么都干，最后走的时候，一分钱的工钱都没给。

但回忆起来，谭枫却觉得自己幸运得很。对一个院子里的女孩来说，最害怕的做的事情，是陪酒。

陪的客人，有的是各个影视节目的制片、栏目组的司机，有时是一些看上去不三不四，“很肮脏”的人。而不管是什么客人，动手动脚是少不了的事。

谭枫被叫去陪的第一个客人，是一名四川人，酒席结束时，对方直截了当地对她说：跟我回去吧，我让你过上好日子。

如果来的是重要的客人，她们在出去之前要被“院头”教导：必须懂事，眼神要好。当然，女孩儿们也可以拒绝。不过“院头”会这样说：“如果不去，一切后果自负。”

许多女孩子，回想起那些受侮辱的场面，都失声痛哭。可是，等着她们的远不止这么简单。

“多数去陪酒的女孩子，都要经历‘最后一步’。”谭枫说。

“最后一步是什么？”一名记者追问。

她支吾再三，忽然瞪圆眼睛发了火：“你真不知道吗？为什么非得问得那么清楚？”

短短几个月，她听说了太多不幸的故事。有个叫“小黑”的“院头”，非常好色，在影视城周围无人不知。“小黑”喜欢“串院儿”，一旦发现谁院里的姑娘很漂亮，一定要想办法把她弄进自己院里。

在“群众演员”中，互相喜欢的人很多，公开谈恋爱的人却很少。有个女孩子很漂亮，属于被很多人“盯上”的那种。她偷偷地说起过自己喜欢的男孩儿，但从来不敢表白。因为那样的结果，只可能是男孩儿“失踪”。

还有许多故事，听来令人瞠目结舌。当“群众演员”时，谭枫认识过一个女孩子，最开始见的时候，女孩儿很胖，最后一次见是一个月前，她发现那女孩儿瘦得皮包骨头。

“你怎么减肥的？”她问。

“运动。”女孩儿有些木然地回答，“我不像你们，我每天早上准时起来，从来不耽误。”

原来，女孩儿和“院头”做了“最后一步”以后，发现自己怀孕了。她决定流产，又没钱。于是，每天清晨，她强迫自己剧烈运动，跳高、弯腰、俯卧撑等等，有时候发起狠来，她拼命用手打自己的肚子。最后，她终于流产了，在床上躺了一个月，却再也胖不起来。

“这样的故事太多了，”谭枫说，“你想听多少都可以。”

“这些女孩子，开始都是有梦想的，她们以后不要说梦想，即使活下去也要很大的勇气。”谭枫悲哀地笑了一下。

“院头”通常“在黑道混得很开”

“你们为什么不走呢？”一名记者问她。

“走？走到哪里去？”她有些激动，大声地问。

院子里的人没有什么自由，每次出门，如果时间短，可以跟“院头”打个招呼，如果时间长，则要写请假条。

在杨宋村的某个院子里，记者看到了一份满满两张纸的“规章制度”，其中关于请假是这样写的：“作息时间表规定外，任何人不得离开住宿地，特殊情况须向管理人员请假，征得批准，方可离开，并在规定时间内返回。”

“而且，一名女孩子，出了这样的事，‘院头’要留住你的办法还会少吗？”她的语气让人想起，这毕竟是些只有十几岁的女孩子。

很少有人自己离开了院子。谭枫住的几个月里，有3个河北的男孩吃不了这种苦，在一个半夜偷偷逃走了。

那天晚上，灯关了，大家都没睡，谭枫看着3个男孩偷偷地溜出了院子。“他们身上没有一分钱，说是要走路回去。我现在都不知道，他们到家了没有，是否还活着。”

每一个住在院子里的人都知道，院头在“黑道混得很开”。像谭枫住过的这个小院子，刚成立不到半年，是从一个“老院”分出来的，而“新院”的“院头”，是“老院”“院头”的徒弟。这种关系，在大大小小的院子里十分常见。

“老院”的“院头”是名“有头有脸”的人物，很多人都怕他。一次，他问一个姓周的女孩子“怕不怕他”，女孩儿以为是玩笑，倔强地回答：不怕呀。“院头”一把将女孩推倒在地，拉扯她的衣服，并强亲了她，然后说：“我有很多办法让你怕我。”

半个月前，谭枫所在的院子要解散了。解散的原因，是“得罪了道上的兄弟”。那是一天晚上，院子里的两个女孩子，被“院头”“选出去”，陪“院头”的一些朋友喝酒。

当天半夜，谭枫接到了其中一个17岁的女孩的电话，“姐，救救我们”。

那天晚上，她和院子里的所有男女一起，找到“院头”夫妇，跟他们谈判。“这个女孩子只有17岁，如果她出了事，家里人找来，犯事的人是要坐牢的。”她说。

讨价还价后，“院头”夫妇出去了，不久，两个女孩子被带了回来。“她们一进门，抓住我的手问：姐，这是到家了吗？我说：到家了。她们立刻瘫倒在地上，再也起不来。”

这件事让“院头”的那些朋友觉得很没面子，声称要弄出几条人命才肯罢休。于是，这个院子只好解散了。

“当然，这可能是个借口。”一名女孩儿说，“因为我们身上基本没什么油水可捞了，我们解散后，他们可以再找新人。”

于是，人们陆续离开，有的人一分钱没有拿到，谭枫算是幸运的一个，她拿到了15．3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