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研究不能沦为垄断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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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研究不能沦为垄断产业

尽管朱熹平特别低调，反复强调前人的贡献，反复宣称自己和曹怀东只“完成了临门一脚”，而且刻意回避媒体，但仍然不能不触怒某些专业人士，以致互联网上，不时冒出一些出自显然是专业人士手笔的谤文，与绝大多数网友的欢呼形成绝妙对照。

在众声喧哗中保持独立思考，而非随波逐流，本来是值得鼓励的方向。但现在对朱熹平的诸多抨击，已经超出了学术范畴，非但流于口水之争，甚至涉嫌人身攻击，凸现出攻击者的偏私和狭隘。用一个网友的话来说，庞加莱猜想被朱熹平、曹怀东“封顶”，简直就打翻了中国数学界的醋坛子，酸味扑鼻而来。

为什么会有这种反常的情况？其实攻击者也不能不承认朱熹平、曹怀东的成就，对他们的攻击完全集中在所谓道德层面，譬如说他们的最后论证实质上是跟外国数学家抢功；譬如说他们大肆炒作自己。前者纯系臆测，不值一驳；后者更属无稽，是明显的栽赃。科学无国界，科学家有国别。自己的同胞为攻克世界难题做出重大贡献，本应该加额称庆，无此风范，反而气急败坏，不惜施以明枪暗箭，这里到底有些什么奥妙呢？

答案说来简单得很，那就是两个字：嫉妒。庞加莱猜想被朱熹平、曹怀东“封顶”，必然冲击中国数学界传统的利益分配结构。某些垄断了优势资源却不能做出相应贡献的机构，一时颇显尴尬；更重要的是，他们垄断优势资源的传统利益格局，因之失去了合法性，而不能不面对学术共同体和公共舆论的强大质疑。

这种情况下，他们的激烈反应就在情理之中了。这种激烈反应，充分暴露出他们惟利是图的真相。

世人皆可言利，但不可惟利是图。尤其两种人不能惟利是图，一是僧侣，一是从事纯理论研究的学者。这两种人本质上都应该是出家人，即他们应该是纯粹的精神创造者，超脱于世俗的利益纷争之上。只有这样，他们才能保证对于信仰或者是理论的绝对忠诚，他们的思想成果也才具有纯粹性、神圣性，并因其纯粹性、神圣性而拥有公信力，为社会所普遍接受。但现实情况并不令人乐观。学术研究事实上已经产业化了，譬如一旦坐上中国数学界的头把交椅，那么不仅年薪数十万乃至逾百万，不仅可以频繁出国访问，而且几乎全部重要课题的确定，巨额课题经费的分配，课题最后的鉴定，所有这些高端资源都可以尽入囊中。简直就是一方霸主。

学术研究利益化，使得学术研究越来越偏离正轨，不再是探索真理之途，而是成了荣华富贵的捷径。一些人投身学术，跟商人投机股市，动力机制已经没有什么本质区别。而学术共同体自治机制一向匮乏，更令学术界的自我纠错、自我净化能力趋于贫弱，并因这种贫弱不可避免地不断孳生学术寡头，资源高度集中到某一个机构或某一部分人手上，由他们来向下分配，形成学术金字塔结构。谁居于金字塔最高端，谁就事实上拥有了对国家科研战略、对课题部署、对经费分配的几乎全部权力，就拥有了对于其他机构和其他学者的学术生命的生杀予夺之权。而由于人天生的自利趋向，在不受制约的情况下，一般肯定是肥水不落外人田，肯定是学术血缘决定资源流向。这就不免导致学术上的家族制，导致强烈的封闭性、独占性、排他性。如此，学术不仅产业化，而且最终垄断化，学术研究最终沦为一个一个的垄断产业。

在这样的垄断产业中，逆向淘汰无疑是普遍规律而随时随地起着作用。于是我们看到，真正的学术天才往往因谙于世事而在利益大战中越来越边缘化，乃至遭埋没；学术金字塔高端那些呼风唤雨之辈却往往不过是碌碌无为的庸人。学术研究之投入产出比长期不理想，诺奖华人得主全部是海外华人，根子其实还在这里。朱熹平脱颖而出很大程度上只是偶然，如果不是幸运地遇到了伯乐丘成桐，朱熹平的今天成功将是完全无法想象的。在这个意义上，朱熹平的喜剧，正昭示着中国学术界的一个巨大悲剧。

应该承认，中国人从来不乏科学天分。十三亿中国人中，本来有着更多的李政道，杨振宁，丁肇中，丘成桐，以及朱熹平、曹怀东。如果所有的科学天才皆不被埋没，如果所有的科学突破皆能应时而出，中华民族在世界科学之林将具有强大的竞争力，我们的综合国力将空前提升。但这就必须以学术远离名利场，通过自由、开放的机制回归学术本身为前提。朱熹平的成功在今天只是一种偶然，如何通过制度创新，让学术规律成为学术界惟一通行的规律，让偶然上升为必然，我们现在喝彩的同时，尤需要深长思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