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不参与《08宪章》联署的最初原因/上海维权

上海维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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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8年12月9日，《08宪章》在网络面世。迄今为止，我们没有集体联署，但是我们可以再次表明：2008年10月13日在杨佳案二审的上海高级法院门外，海内外听到的“打倒共产党！打倒法西斯！”的怒吼正是我们的态度。我们不能再向后转着走。这不仅会误导圈子外的人更会误导我们自己。我们深信，一个反人民的不受制约的政府必须倒台。除此外，我们决定不参与联署签名的最初原因还有：


1.《08宪章》标题在提示我们不仔细研读不能签。上海访民在多年的维权签民活动中既积累了经验，也有教训，如在签了“草根版”的“要人权不要奥运”的联署信后约4个月时，又莫名其妙地发生了“精英版”的“要人权更要奥运”的联署信，当许多访民发现其中存在矛盾时立即对发起人表示了强烈不满和怀疑。从此上海访民们对参加公民联署活动更加审慎并走向成熟。故我们决定不参与联署。


2.我们认为《08宪章》的出台时机极为不妥。在2008年11月9日杨佳母亲现身后，11月13日当局再次抓捕中国新民党主席、中国民主运动勇敢的践行者、自高智晟、郭飞雄、胡佳们后公开挑战中共暴政，挺身而出成为中国良心和脊梁的南京大学教授郭泉。我们当时对此事件的反应就是中共当局为了分解杨佳案和杨佳母亲现身必然产生的巨大影响而作出的化被动为主动的调整；11月22日最高法院下达维持对杨佳死刑判决；11月26日速杀杨佳引发全民声讨；故12月9日在当局主动出击抓捕了后被称为《08宪章》发起人的刘晓波先生和张祖桦先生后，我们的反应仍然是当局为应对、分解和缓解速杀杨佳必然产生的巨大影响所作出的进一步调整。显而易见当时声援郭泉的声势不算大，中共当局对抓捕郭泉没有达到其预期的目标并不满意。如果以2008年10月13日在杨佳案二审的上海高级法院门外千名声援民众最后发出“打倒共产党！打倒法西斯！”的怒吼为标志，杨佳案和杨佳对唤醒中国民众精神的力度广度、对沉重打击中共暴政的力度广度都是史无前例的，因为杨佳案和杨佳的社会影响就似巨大的惊雷极其准确地穿透了中共59年来似铜墙铁壁的资讯封锁墙、中共法西斯暴政下的“恐惧门”，杨佳杀警的正当性合法性深入人心，声援杨佳的民意基础如此深厚并与日俱增。如果可以肯定杨佳案是引发中国民主人权运动高潮的重大突破口的话，《08宪章》在此时出台无疑是中共认为其可以成为持续发酵的“横炮”。因为刘晓波先生们还掌握了可以持续发酵所必须的“资源”，前几年在对付高智晟们时及维权运动中用得也不多，所谓养兵千日用兵一时，网络布兵游刃有余。但是这也才是中共实施此“围魏救赵”之计的成功之处，这也说明了中共在抛出杨母后，敢于出乎海内外正义力量之意外胸有成竹地无耻地果断地速杀杨佳的原因，它们为自己的邪恶杀人留足了有效控制网络舆论的主动权及“后手”——精英们，救刘晓波还是为杨佳而讨共？选择吧。故我们决定不参与联署。


必有争议的《08宪章》此时出台客观上是在帮助中共“快刀斩乱麻”，有效削弱杨佳冤案唤醒大陆民众认清中共本质沉重打击极权统治基础的强大后续效应，使中国维权运动、民主运动在失去千载难逢的唤醒民众“抵制没有人权的奥运和平解体中共”的良机后，再一次地失去唤醒民众“打倒共产党抗议速杀杨佳逼迫中共交出杨佳案真相”的契机！


就速杀杨佳和《08宪章》发表的两事件，从上海公安的反应来看，据许多市民反应，速杀杨佳的同时，封网程度空前疯狂，有些访民甚至反映网络达到了几近瘫痪的地步最少有一个星期；警察们刻意暂停实施暴力，避免直接和正面的冲突。而《08宪章》发表至今据上海市民普遍反应，网络基本畅通都能正常使用。无特别传唤，《08宪章》签署人上海著名维权人士许正请先生根本就没有为此事被传唤。一般上海市民的看法是，中国最紧迫的事是全民觉醒唾弃中共并和平解体之！任何对中共抱有幻想的作为不仅是徒劳的，而且只能是帮助中共继续延长其反动统治继而增加更多无辜的冤魂！更多中国的脊梁被关入一党独裁的大牢！只要共产党不下台，知识人再怎么表示善意和理性都不会有结果。


   即使《08宪章》的19条说的再好，最后的结果仍就是与许多被逼走上打官司道路相信司法维权会有结果的访民的下场是一样的，无非是再给共产党一次机会及更多的时间，付出的代价将是死更多的百姓，更多的老百姓遭无辜关押及遭法西斯暴力，恐怕最糟的就像“5.12大地震”、三鹿毒奶案的众多受难者一样，到死时还不知怎么回事呢。所有已经被这个邪恶的政权非法关押过的访民，他们在被关押前一刻几乎都是坚定地怀着“我一直是在法律许可的界限内维权做事的，政府绝对不会抓我的。”这样的信念在维自己的权，但无一幸免。因为这个制度制造的腐败和罪恶早已深入社会的骨髓，社会的方方面面。只是像法学泰斗江平老先生一类知识人无法看到社会现实的真实，或者是因为他们运用特有的政治智慧变换着说法，但最后的结局老百姓都知道了江平老先生的“支持上海法院枉判杨佳死刑”，他们和共产党的想法不谋而合。当我们通过强迁及讨说法看清了共产党一直就是在利用拉拢一部分群众残酷地斗另一部分群众时，中国的知识人会认为现在比过去要好得多，比文化大革命时要好得多，如认为现在至少不会有株连九族。就因为中国的绝大多数拆迁户普遍胆小又缺少文化没有书写能力，整天把政府违法犯罪的证据握在手里藏在家里，都不知道上北京上互联网可以跳出中共“如来佛”的手掌去告状去申诉，远比在上海天天去求所谓的各级政府、法院和东方大律师翟建们帮助解决有用的多。这样至少能让中国大陆的知识精英们知道呀。     也正如2005年5月1日施行的新的《信访条例》是政府继续欺骗全国访民重新走程序又不解决问题的“浆糊桶”一样，《08宪章》的出台则是由大陆知识精英来帮助这个极权政府拖延时日继续欺骗全国访民的“浆糊桶”。而所谓的2005年5月1日新的《信访条例》施行的结果已众所周知：那就是自2006年以来及至今，中共法西斯黑社会暴政的全面公开化日常化。容忍这个新的《信访条例》的结果就是使上海冤民妻离子散家破人亡，更多的人致伤致残致“精神病”，更多的人失去自由。


3．撇开《08宪章》的内容，就看到的这四个字就觉得它像一面眩目而高大的旗子出现在杨佳被速杀后的中国，而现公开声称的起草人和发起人刘晓波先生恰恰似一个举旗者。在中国民主维权运动中，举旗者道德声誉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我们觉得：评精英领袖，我们是没有资格来评的，但选一个维权运动的领袖，我们认为若选刘晓波先生或其圈子里的人，我们很不放心视为不妥。共产党的08奥运尚且知道选出中国的姚明担当中国代表团的旗手，我们没有理由匆忙去选道德高度立场位子不明确的人举旗，更不展开论其有多少政治智慧和民运谋略了。我们认为刘晓波们不适合担当这样一个举旗者。若碍于情面盲目跟风，定会产生严重副作用和后遗症。一个人权奖都可以被拿着制造名气忽悠草根，《08宪章》的万人联署岂不功高盖了天？故我们当即决定不参与联署。



对他们持有如此不信任是基于我们不能忘记：2005年底，在高智晟律师站在人类道德高度上为受尽灭绝人性迫害的法轮功群体登高一呼的时候，在高智晟律师以异乎寻常的勇气和胆略率先发起了全球接力绝食维权抗暴运动时，我们听到了“请高智晟律师回到维权的队伍中来”的“横炮”声；2006年在美国总统布什接见中国的维权人士时，发生了至今想来都是不可思议的“余王排郭事件”及其细节；在2007年中国维权英雄杨春林先生与3000多农民们高呼“不要奥运要人权”的惊天声响后，在700多上海访民发出“要人权不要奥运”的急切呼吁后，我们又听到了所谓“要人权‘更要’奥运”的“知名人士”发出的“横炮”声。不仅如此，我们还看到了这个小圈子群体，不惜选择个别狭隘、私欲膨胀和心理不健康的人，在草根维权队伍中一再挑起莫名其妙的矛盾不和，制造内耗，做出了一系列令亲者痛“仇”者快的严重事件。因为我们是没有组织的草根维权，自然没有水平看得懂这三种表述的水火差异，只知道“要人权更要奥运”表达了一些精英要一个没有人权的奥运，无奈屁股决定立场，即使把维权英雄杨春林枉判5年都不能改变我们的态度，也许是当时象征着人类公义和正义的人权圣火的传递已经在我们心中生了根。



但正是这难得的“要人权更要奥运”之类的联署使上海访民看到了“精英维权”一些特点，如维权主要是要围着有些“知名度”的人转的，或有功利可图的；平时一般不“干活”，看别人“干活”又会难受，就要说三道四喋喋不休甚至不惜向同道放冷枪；同道受了难自己高兴的，落井下石自然也不会忘记的。至于他们的作为会产生严重后果，似乎不是他们关心的重点。



在此我们必须表明：我们一直非常赞同民运老先生张三一言的观点：即“我的最底（最消极）期待是：不同自由民主派别各做各的互不干涉对方。我的最高（最积极）期待是：不同自由民主派别各方取长补短互相配合协力共进。”并坚持之，只是在此提出我们在实践中的一点补充，即在自己的维权活动中，彼此若合，则在一起结个伴有个商量；若不合，则须坚持不损人为底线，各干各的，不能再搞勉强凑合的团结，否则碍于情面盲目团结，最后的结果必然是无效或负效维权，既浪费维权资源又帮助中共暴政来破坏维权，也破坏维自己的权。


不得不在今天选择“暴露”， 是因为我们觉得有这样的责任。是因为觉得有不得不提起之必要，是因为看到不公开表明我们的态度将会给上海维权运动带来持续的更加严重的危害。也是因为我们坚信，此举对于公开揭露中共暴政之邪恶并识破其阴谋从而真正有效地营救刘晓波先生是有百利无一害的。

对他们持有如此不信任还基于我们非常不理解，在令人尊敬的同样是中国良心和脊梁的贺伟华先生失踪4个多月里，黄琦先生被非法抓捕后，孔强先生的再失踪，郭泉先生的再次被无耻抓捕后，来自国内的正义谴责抗议之声寥寥无几，有些几乎到令人寒心的地步，这不是一个正常的可以使人接受的现象。今《08宪章》的公布和刘晓波先生被软禁，可以立即动员起如此规模的声援声势，这其中巨大的落差不能不发人深省？



   “二战”以后，马丁.尼莫拉（Martin Niemoller）牧师为了让人类社会永远记住纳粹屠杀犹太人这一血腥耻辱，在波士顿树起的一块纪念碑上铭刻的这样一段话：“当初他们(法西斯德国纳粹党)杀共产党，我没有作声，因为我不是共产党；后来他们杀犹太人，我没有作声，因为我不是犹太人；再接下来他们杀天主教徒，我仍然保持沉默，因为我不是天主教徒；最后，当他们开始对付我时，已经没有人为我讲话了……”即使在今天听来仍具有非常深刻的现实意义。在这个极权制度下，哪一个良心正义人士能幸免于难独享自由？
    2009年1月16日     上海维权

大玉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