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猪照B超，行政腐败敲吸尽每个中国人骨髓

向往自由

当今中国社会，老百姓痛恨贪官腐败，网民也常常以“杀他全家”的网络暴力语言泄愤，但是，百姓良民感触最深者还不是巨贪们的腐败，而是无所不在的行政腐败。行政腐败在合法权力保护色掩盖下，随时随地可以向老百姓要钱，要钱的理由五花八门。




古有“拔钉钱”，今有“猪Ｂ超”


五代时，有一个叫赵在礼的贪腐官员被宣布奉调入京，当地百姓奔走相告，感谢朝廷为百姓“拔钉”。赵闻讯大怒，请求朝廷准其留任一年；因其身为武将，朝廷不敢不准。其留任后为报复百姓专开税种，称曰“拔钉钱”。


当今虽没有五代那样的强势军阀，但是集体收“拔钉钱”的现象屡屡发生。比如二○○八年九月，河南省漯河市郾城区裴城镇的农民接到镇上通知，要农民办玉米砍伐证，每亩地收费五百元。宋岗村因交不起办证费，而致六千亩玉米无法收获。一位叫高宝善的老汉在没有办证的情况下从自家地里砍了一点玉米秆喂牲口，被镇里的联防队员拿获，拘留后又被罚款三百元。当地百姓说：“从秦始皇以来，就没有过老百姓收自家地里庄稼还办证的事儿，日本鬼子也是等收了以后才抢你的。”由于这个事件影响太坏（再加上当地维权人士在京广铁路线漯河客运站向来往行人散发传单揭露），河南省委宣传部才不得不批准媒体做简短报导。


比割玉米办砍伐证更荒唐的事情是畜牧行政人员给母猪做“Ｂ超”。河北省石家庄市的元氏县畜牧局看到当地养猪的农民每每领到相当数额的母猪繁殖补贴，心理极度不平衡，提前向养猪农户收取“仔猪检疫费”。对于没出生的仔猪，其数量由检疫人员“铁口直断”，比如苏村乡南苏村农民孙红奎的两头母猪被估计将生十八头小猪，加上两头母猪的检疫费，共被收去四十元。对于如此荒唐的收费，农民不敢不交，但心中又不服气，私下讥讽县畜牧局是给母猪做“Ｂ超”的机构。

平衡有术，上下相契


行政收费按规定要由经办单位上交当地财政部门，再由财政部门按比例如百分之七十返还收费单位。事实上，有一半以上的行政收费被截留在收费单位。截留在收费单位的大量现金，一方面用作单位的超额费用开支，即常说的“小金库”；另一方面，由行使收费权力的人们私分。前一种情况是违纪行为，后一种完全可归为犯罪嫌疑。但是，单位领导没人愿意过问，而且，允许下属私分收费款已成为单位利益平衡的潜规则。否则，单位领导就面临被举报的风险。所以说，许多腐败案件的爆发不是纪检监察部门的努力所致，而是单位内部折腾翻了盘的原因。


有时候，单位领导为促进收费进度就对下属实行包干制，比如预计某一种收费或某一区域收费五十万元，就以任务的形势下达给五个人，任务标的是三十万。超收部分，当做几个收费人员的奖励工资或“其他包干费用”如汽车维修费。因此，有些收费单位就出现了“私车办公事”的现象。由于实行收费包干办法，不少收费人员为满足个人开支要求而预收交费人的款项，甚至连向居民收取自来水费那么小的项目也有预借现象。收费人员虽然可以保持不低的收入，但是在公众心目中的形象是极差的，老百姓称他们“除了不要脸之外，其他都要”。


收费人员对他们本身的社会形象了解得很清楚，但是，他们自有“道理”可讲。所讲的“道理”就是与单位实权人物腐败对比的结果：“大头头们捞一笔能吃一辈子，捞两笔连孙子那辈都够了。我们光收点小钱，不就是到处要饭吃嘛！”由此可见，行政腐败实际上是总体腐败的一个侧面，或曰衍生品。


财政空前困难，行政腐败更烈 >

由于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中国决定开出四万亿的大单子来刺激内需，还有，为了社会稳定，更要对许多关乎民生的项目进行财政支持。全国财政状况将由比较富裕转为全面紧张。一月五日，财政部部长谢旭人在全国财政工作会议上称：二○○九年将是财政十分困难的一年。一边是全国财政收入增幅预计明显下降，持续多年的高增长局面将不复存在，另一边财政支出压力会进一步加大。第二天，常务副总理李克强到会讲话称：当前财政面临较大的压力，要严格控制一般性支出，降低行政成本，坚决反对大手大脚花钱和铺张浪费行为。


这些必将导致用于维持党政系统运行的行政拨款的减少，而许多单位已经习惯了馋吃懒做，要想法维持以往水平，就要设法“找食儿吃”。“找食儿吃”的捷径当然是变相加大行政收费的规模，为了要钱，只能更加不要脸。。有不少行政单位已经未雨绸缪，打收费的提前量，如上述的河北石家庄市元氏县畜牧局的“猪Ｂ超”收费行为就是发生在二○○九年初的事情。据悉，北京市政府年初下发红头文件，要求有关行使收费权力的单位加大收费力度，“确保党政机关的办公经费无断流之虞”，并声称“第一季度将加大审计力度，对擅自截留收费来源的单位和个人严肃处理，直至追究刑事责任”。
可以预见，二○○九年将有不少涉及行政收费的“反腐大案”成为新闻热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