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如何工作的” 全球著名企业领袖讲述成功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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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卡洛斯·戈恩(Carlos Ghosn)

　　雷诺公司(Renault)和日产公司(Nissan)首席执行官

　　

　　注意力高度集中。戈恩就是这样做的，因为他同时管理著两家世界 500强公司。

　　我每个月都要从巴黎去东京，并且在那里待上一两周。在东京的那个星期，我要主持召开日产公司执行委员会会议、设计会议、产品决策会、投资会议以及董事会会议，所有重要会议都在这周举行。我在雷诺公司的工作也一样。我把做出的决定交给执行委员会，让他们付诸实施。

　　各月的情况不尽相同。3月份我在美国待一周(我还是日产公司北美业务区的负责人)，日本待一周，法国待两周。但是，大家都知道，我每月的第一个星期在巴黎，第三个星期在日本。

　　我在法国、日本和美国各有一位助理。他们都精通两种语言:日语和英语或者法语和英语。我的助理负责筛选所有邮件和文件。我是个很挑剔的人。他们深知哪些问题是我感兴趣的，而哪些问题应该转交执行委员的其他成员。对于那些针对某个单独议题而又不属于业务例会的会议，我的要求很严格。会议时间最长不超过一个半小时。会上，一半时间用于提案演示，一半时间用于讨论。

　　清晨是我思维最活跃的时候。我一般要求，我参加的第一个会议不能早于 8点。如果需要更多时间思考问题，我会早起。我通常在
6点钟起床，不过如果睡眠时间不足 6小时，我就会没精神。

　　同时承担两份工作的风险，是你有可能丢掉一些细节。我们的组织方式让我仍然能够与许多人接触，所以我认为我的确能够准确地了解实际情况。我也必须牺牲一些东西。当我以前在日本管理日产公司的时候，我曾经每个月拜访一家经销商，每两三个月走访一家生产厂。如今，我只能每半年拜访一家经销商，每年走访一家生产厂。

　　和问题保持距离也很重要。我从不把工作带回家。周末我会陪伴家人，和
4个孩子一起玩耍。周一，当我工作时，我可以隔著一些距离来看待问题。经过休整后，我变得更加精力充沛，也就能想出更好的主意。

　　当你感觉到有问题存在，但又无法清楚地认识这一问题，而且也想不出解决办法时，压力就会不断增加。我们都是凡人。你要知道，我和大家一样，也会感到痛苦、感到压力，而且我也会有时差。由于承受著巨大的压力，有些夜晚你辗转反侧难以入眠。每个做类似工作的人都会遇到这样的情况。

　　采访者: Alex Taylor III

　　 马里萨·迈耶(Marissa Mayer)

　　谷歌公司(Google)搜索产品和用户体验部门副总裁

　　

　　不要只是处理信息，而要以信息为乐。

　　我没有被信息淹没的感觉。实际上，我喜欢这样。我用 Gmail处理私人邮件──每天大约 15至
20封，但我每天收到的工作邮件却有七八百封之多，因此我需要一些速度非常快的东西。我使用的是一个名为 Pine的电子邮件程序，这是个基于
Linux系统的软件，我从大学时就开始用了。这个简单的纯文本邮件编辑器有一个小得可怜的程序窗口，而且所有文字均以
Courier字体显示。你可以直接登录服务器，因此你不会像使用客户端程序
Outlook那样遇见诸如“邮件正在下载”这样的问题。我在星期六或星期天的某个时间集中回复电子邮件，就像跑马拉松赛似的。我会一连坐上
10到 14个小时处理电子邮件。我几乎一直开著电视机或广播。它们有时播新闻，有时播情景喜剧。实际上，我喜欢同时接收两股信息。我想，我是
25至 35岁年龄段人群的典型代表，这一人群现在非常享受两块屏幕的生活。

　　我非常讲求速度。以
TiVo录像机为例，我觉得自己生命中有太多的时间用在看“请等待”的提示上了。我很喜欢手机，但接听电话的时候总有一秒钟的延迟:喂，喂？我是有个
BlackBerry掌上电脑。不过，因为我们整个办公区都有无线网络，所以我上班的时候根本不用它。我更喜欢笔记本电脑，尤其是我现在有了一张
EVDO(一种无线宽带标准)卡，几乎可以随时随地上网。

　　我和笔记本电脑形影不离。现在，它就在我面前。我们公司有一股浓厚的笔记本电脑友好型企业文化。当你走入谷歌公司的会议室，你通常会看到人人面前都摆著一台打开的笔记本电脑。(董事长兼
CEO)埃里克 施密特(Eric
Schmidt)很讨厌有人坐在他身边打字，所以我们建议，若是想在埃里克出席的会议上有一次美好经历，千万不要带笔记本电脑入场。这可是个忠告。

　　为了时刻了解工作进展，我建立了一个名叫任务清单的小文件。对于每一个与我共事或互动的人，我都在这个文件中注明了他们正在进行的工作或者我希望他们实现的目标。这只不过是个纯文本格式的文件而已。有了它，我可以在前一个晚上把第二天的工作安排妥当，比如“这
5项内容是要优先考虑的重点事项”。但是，在谷歌公司，情况瞬息万变。今天早晨，我根据自己的想法做了一份工作清单，但现在我却做著完全不同的工作。

　　我一直在想方设法更有效地利用时间。如果我在开车，我会给家人或朋友打个电话；在我排队等候的空闲时间里，我会抓起电话处理一些工作。

　　我的一天从上午 9点开始，所有会议大约在晚上 8点左右结束。随后，我会待在办公室里处理活动项目和电子邮件。我每天睡眠 4到
6个小时就足够了。我每 4个月休假一周，以此来缓解压力，放松心情。

　　我有一个助理，名叫帕蒂(Patty)，她负责处理外来的电话，回复电子邮件和信件，并且解答人们的询问。她非常善于安排日程。通常，我每周大约安排
70场会议，每天大约开会 10或 11个小时。周五帕蒂会让我提前下班，时间在大约 6点左右，随后我会去旧金山做些我感兴趣的事。

　　可能的情况下，我会在每天 4点到
5点半坐在办公桌前回答管辖范围内出现的任何问题。我们在外面准备了一张硕大的签到单。我们开玩笑说，应该准备一个熟食店用的记数器，然后喊:“68号进来！”不过，这里有舒适的沙发、笔记本电脑电源，门外还安排了等候区。每天的来访人数大约是
13个。他们有时向我展示一些实体模型或演示他们希望改进的想法，有时给我做一番关于他们手头工作的提案演示，还有些时候他们只是来问我一些关于谷歌公司管理大局的问题。在这里，任何事情都是公平透明的。所以如果他们问我:“我们为什么要在中国开展业务？”我会尽量坦率地回答他们。

　　采访者: David Kirkpatrick

　　 霍华德·舒尔茨(Howard Schultz)

　　星巴克公司(Starbucks)董事长

　　

　　早起，然后按心情而定，喝杯咖啡。

　　我清晨 5点至
5点半之间起床，第一件事通常是冲杯咖啡，至于什么咖啡，要视我的心情而定，有可能是玛其哈朵浓缩咖啡，也可能是在法国压榨机上压出的一种我们自己生产的印尼咖啡。随后，我喝著咖啡，一边浏览当天的
3份报纸──《西雅图时报》(Seattle Times)、《华尔街日报》(Wall Street
Journal)和《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一边听语音信箱，那是对过去
24小时销售业绩的总结。25年来，这一切已经成了我的惯例。

　　星巴克的咖啡店遍布世界各地，因此每时每刻都有一些店在营业，同时我们还在以每天新开
5家店面的速度扩张。因此，我已经学会了如何利用时间。清晨，我把注意力集中在欧洲。我会在家里或者上班的路上打电话给希腊、西班牙或其他地区，向他们提出我的质疑，比如各种经营数字是否合理？或是向他们表示祝贺。这些私人谈话非常重要。

　　我上班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阅读简报，这是关于我们当天工作安排的路线图。我们的公司以日常管理为基础。我对我们灵敏的反应感到自豪，这一切有赖于我们强大的信息流。白天我会把精力放在美国业务上，当然，到了晚上我会和亚洲方面交谈。

　　我经常走访我们的咖啡店，每周至少 25家。我也会去其他地方参观，如家得宝(Home Depot)、Whole
Foods、Crate& Barrel。我刚刚去过一家很不错的(室内装修)商店──东京的 Tokyu
Hands，这是一家充满乐趣而且极富吸引力的商店。我努力成为一块海绵，极力吸取更多的养分。现在，我每
7个星期内就有一周时间在世界各地旅行。中国变得对我们越来越重要，这是我一直以来所倡导的。出差旅行非常辛苦，我
5天前刚从中国回来，至今还没有摆脱当地气候给我造成的影响。坐飞机的时候就是我的阅读时间，我充分利用这段时间。我随身携带一台由
GoodLink提供能量的
Treo掌上电脑，它能在世界各地工作。但是，我并不太热衷于电子邮件，它就像根拐杖，妨碍了人际交流。实际上，除了经常能喝上一杯香浓的咖啡外，我也没有什么秘密武器、秘籍或诀窍。

　　采访者: Andy Serwer

　　 比尔·格罗斯(Bill Gross)

　　Pimco公司首席投资官

　　

　　远离喧嚣。

　　我凌晨
4点半起床查看市场情况。我楼下有彭博(Bloomberg)财经信息、Telerate财经信息以及其他设备。彭博资讯最重要，你既能看到纽约某场最新演出的评论，也可以找到巴西里亚尔半个世纪的货币发展史。它能让人获得如此众多的信息，真是太神奇了。总之，我查看了日本和欧洲市场的情况。我给自己准备些早餐，然后工作到
5:45，6点左右到办公室。

　　头一两个小时是熟悉市场情况以及各种经济数据公报。大量重要的宏观数据，如国内生产总值(GDP)、失业人数以及其他就业统计数字通常在凌晨
5点半左右(太平洋时间)公布。这些因素会影响经济增长和通胀率上涨，并进而影响债券价格。

　　对于一位组合投资经理而言，剔除干扰尤为重要。你必须把信息量精简到最低水平。否则你就得整天阅读不同的观点。对于不想看的邮件，我不看也不回复。除了给我妻子打电话之外，我每天只打三四个电话。我没有手机，也没有
BlackBerry掌上电脑。我的座右铭是，我不想与外界联络，我希望与世隔绝。我坐在三楼一间可容纳
70人的交易大厅的中央，从我们的办公楼能够俯瞰太平洋。我周围有
6台显示屏播放彭博资讯。在吸收消化了经济公报和市场动态之后，我开始著手处理投资组合。Pimco管理著约
5,500亿美元资金，我直接负责的资金约为
2,000亿美元。我检查由我管理的各种组合的状况，并且决定其中某些部分是不是太多了，某些部分是不是不足，然后进行调整。

　　当然，有些日子实际交易量可能并不多。当管理著
2,000亿美元资金时，我们需要市场其他部分能够在数量上予以方便。如果某一天没有太多令人兴奋的事情，这一天的工作能力就像是受到了遏制。因此，如果你是一只趴在墙上的苍蝇，你就会看到，我只是坐在那里，浏览屏幕，研究不同债券或货币之间的关系。有很多沉闷的停工期。局外人看了可能会问:“他究竟在搞什么名堂，竟然能挣这么多钱？”但这个行业就是这样。

　　对我而言，一天中最重要的时间并不在交易大厅。每天早晨 8点半，我起身离开办公桌，去马路对面的俱乐部健身。从 8点半到
10点，我在那里用一个半小时左右练习瑜珈、健身。过去 30年里，只有两三次有人穿过马路跑来告诉我赶快回办公室。其中一次是
1987年崩盘。大家都知道，这里是我的天堂。我的一些最好的想法实际上就是当我倒立练瑜珈时想出来的。我离开办公室，离开喧嚣的环境，离开彭博资讯的大屏幕──还有呢，倒立也增加了大脑的血流量。在做了约
45分钟的自行车练习以及 10或 15分钟的瑜珈之后，灵光就会突然闪现。我把这一个半小时视为一天中最宝贵的时间。

　　采访者: Jon Birger

　　 温顿·马萨利斯(Wynton Marsalis)

　　林肯中心爵士乐团(Jazz at Lincoln Center)艺术总监

　　 竞争，但不要有怨恨。

　　你不要指望让小号手和音乐家成为你主要的业务决策人。我不可能一边从事这项工作，一边作曲、为演出季做策划，同时还要指挥乐队。实际上，我让大家各司其职。因此，当我们聚在一起的时候，大家都知道自己该做些什么。不过我参与了每项工作。

　　我从未发过电子邮件。我有电脑，但从未打开过。我是有部手机，但我刚刚学会如何写短信。我要么把所有事情草草记下来，要么口述给下属，然后由他们输入。

　　除了演出和作曲外，我还有许多其他工作要做，比如演讲和筹款，但所有工作都是为了爵士乐。即便我谈论的是美国文化或美国人民，其实还是和爵士乐有关。所以，归根到底还是和我的专长相联系。我真的算不上井井有条。对我而言，原则就是“无论什么时候，只管去做事”。我很依赖我的团队。目前，我们正在就巴锡
(Count Basie)的音乐编写剧本，为年轻人准备一场音乐会。中心主任菲尔?沙普(Phil
Schaap)负责该剧的历史部分。我负责解释音乐，如即兴重复段、换音点、呼应、管弦乐、短和弦等，这些都是我教过千百遍的内容。我们聚集在一起，畅所欲言，提炼要点，然后再逐一修改。

　　从管理林肯中心爵士乐团(Lincoln Center
Orchestra)的角度来看，我们都是爵士乐这个统一体的组成部分。我们的工作就是营造宽松的氛围，这也是音乐所传达的内容之一。我们中的大多数人是爵士乐手，因此这是我们与生俱来的天性。这里也总有压力。工作的一部分就是对付压力。如果工作中没有了压力，你就不会认真对待你手头的工作。

　　但是，这里当然也有温暖和亲情。我们互相竞争，我们奋斗，但我们很少心存怨恨。音乐是一种即兴创作，它是在与人交往的时刻激发出的新事物。能在最佳状态下创作的人并不多。要想完美地演奏爵士乐，就得练习、练习、再练习。对此我是一丝不苟的。我们反复排练，而且所有人都得参加。如果你演奏得不好，就得走人。

　　我现在的确很容易发火。如果乐队的年轻成员不练习，不能很好地演出，我会狠狠地骂他们。但我并不是反复无常的人。我们拥有相同的认知体系、相同的音乐和相互间的爱。这是一种自然流露。采访者:
Ellen McGirt

　　 雷富礼(A.G. Lafley)

　　宝洁公司(Procter& Gamble)董事长、总裁兼首席执行官

　　

　　休息一会儿，即使是在周日晚上加班的时候。

　　我已经学会了如何调控我的精力。过去我只注意如何管理自己的时间。我早晨 5点到 5点半之间起床。我先锻炼，然后在 6点半到
7点之间到办公室，接下来一直埋头工作，直到晚上
7点，下班回家后我会与妻子玛格丽特(Margaret)小憩片刻，之后再投入工作。我每天就是埋头苦干。

　　在我接受这份工作的第一年，每个周六和周日早晨我都要工作。现在，我集中精力工作一个小时或一个半小时。然后，我会休息一会儿，四处走走，和大家聊聊天。休整的时间大约是
5至 15分钟。这就好像运动员的间歇训练。

　　我从为宝洁公司管理人员举办的一个所谓“公司运动员”的活动中学到了这些。我参加了那个为期两天的项目，在活动中我还学会了改变自己的饮食习惯。过去，我几乎不吃早餐。现在我要喝一杯
V-8果汁，吃半个百吉饼，喝一杯酸奶。而且我一天吃五六顿。这是为了控制血糖水平。你可不希望自己的血糖水平忽高忽低。

　　“公司运动员”项目的另一项内容是有关精神方面的，也就是让你做到心平气和。我正在学习沉思。我有
60%的时间在出差，每当这时，我发现晚上在酒店房间里静思 5分钟、10分钟或
15分钟的效果，与健身锻炼一样好。总的来说，我觉得比以前更了解自己了。这一切有助于让我在巨大的压力下保持冷静。

　　保持冷静的关键是把海量信息最小化。我记不得最后一次写备忘录是什么时候了。我在信笺上大致做些记录，然后用我的
BlackBerry向外发送一段或是更少的内容。其实我更喜欢与人交谈。正因为如此，我的办公室以及整个高级经理办公区是开放式的。CEO办公室通常不是什么温馨好客的地方，但大家觉得自己可以来这里和我谈谈。我们配备了模样滑稽的粉红色和淡黄绿色的椅子，坐垫和靠背都是软的，框架是镀铬金属制的。

　　我周末仍然加班，但不像以前那么拼命了。周日晚上，我会和(人力资源部负责人)狄克 安东尼(Dick
Antoine)谈谈我们的领导力开发计划，要么在他家，要么在我家，或者是打个电话。我担任
CEO后没多久，我们就开始了这项工作，因为我知道自己能够为公司做出的最大贡献，就是帮助下一代领导人做到最好。

　　采访者: Patricia Sellers

　　 埃米·舒尔曼(Amy W. Schulman)

　　DLA Piper Rudnick Gray Cary律师事务所合伙人

　　

　　做一个有强制力、有条理的人，同时要知人善任。

　　许多成功女性之所以能够成功，就是因为她们极有自制力、格外有条理，而且扎实肯干。但是，在某种程度上，这些特点又成了障碍。我觉得男性在管理过程中一般不会事无巨细，这样比较好。控制欲太强是很难成功的，因为如果你紧盯著某些事情，就很容易钻牛角尖。把任务分派给其他人，尤其是派给合适的人选，是一种解放。我百分之百地信任团队中的每个成员。要记住，我花了
10年时间才组建起这支队伍。

　　现在我有两个助理，一人从早晨 7点工作到下午 4点，另一人从 4点工作到午夜。我早晨 5点到
6点之间起床，8点左右赶在有电话打来之前到办公室。只要不出差(我有约一半的时间在出差)，我会尽量在
7点半到家。晚上我通常处理电子邮件，直到午夜。

　　我每天会收到大约 600封电子邮件。我会立即把它们分为
4类。第一类邮件是需要我转发给其他人的；第二类是其他人提供给我的信息，我提出指导意见后再转发给其他人；第三类是可以晚些时候在飞机上阅读的；最后一类则需要我立即回复。

　　由于手机信号不太稳定，所以我通常带两部手机。我自己判定，哪家服务商在这里的信号最好，而哪家服务商在那里最好。有时我觉得这么做有些疯狂。

　　我不开手机。我经常要么在开会，要么在会见客户，所以我不希望别人以为他们能够打我的手机找到我，除非是紧急情况。如果你正在与
CEO或证人会面，你就不能开手机。集中精力处理手头的问题的确非常重要。谈话是有节奏的，而你必须尊重这种节奏。当人们感到自己的谈话会被打断时，会变得焦躁不安。一名优秀的律师除了能够想出问题的解决方案之外，还应该是位悉心的倾听者。你绝不能一心二意。

　　起初，BlackBerry掌上电脑对我的家庭生活产生了极大的干扰。但是，我的家人渐渐接受了这样一个事实──如果能处理电子邮件，我会变得更放松。我一般很少在吃饭的时候看电子邮件，而且我也尽量不在电影院里查看邮件。

　　我所认识的有
BlackBerry的人，都有过把它掉进马桶的经历。我的故事则发生在飞越美国上空的时候。有一次卫生间里的指示灯亮了:“不许丢弃异物”。我想，“天哪，那是通向机舱的。”我跑去告诉空姐:“实在抱歉，我的
BlackBerry掉进马桶了。”我想这种事情肯定发生过不止一次，她说:“好吧，你要手套吗，你可以把它够出来？”我喜欢我的
BlackBerry，但我绝不会为了找到它而把手伸进脏兮兮的飞机马桶里。我想:“上帝啊，难道真有人戴上手套去找它吗？”

　　采访者: Roger Parloff

　　 王薇薇(Vera Wang)

　　Vera Wang Group首席执行官

　　

　　从日常事务中摆脱出来。

　　我的卧室就是我的圣殿。它就像个避难所，我在这儿完成了大量设计工作，至少是想出了概念。我彻底放松地躺在床上，要么看书来获取灵感，要么只是躺著冥想。工作人员把材料送到家里，我经常阅读到深夜，也只有这个时候不会有
7个人同时来找我。比起我处理日常工作时的情况，这时我能更加平静地思考问题。而我的日常工作基本上就是整天在办公室里解决问题。

　　要想同时扮演好商人和创意人员这两个角色，绝非易事。你必须有条理，公关部的人需要我处理公关问题，特许经营部的人需要我去解决特许证的发放问题，婚庆部的人需要我安排婚礼方面的事宜。我还得优先考虑即将举行的时装展览。时装展的规模越来越大，需要解决的问题也越来越多。

　　我讨厌电话。所有的事情都是找我的，而我总是尽量给予回复，但有些时候电话接二连三，以至于我只能疲于奔命地接听电话，别的什么也干不了。我让助理
P.J.问清楚，打电话的人是否要在
3分钟内得到答案，是不是能再等两天，是不是可以等我打给他们。现在，如果我使用电子邮件的话，就得承担更多责任，因此我有可能会穿著一件白色夹克出现在贝尔维尤。

　　我的员工随时都能找到我。作为一个老板，我容易接近。这是很大的差别。我是 CEO，而不是 COO，但我有时仍然得担当一些
COO的角色，解决无数可能出现的问题:安抚不满的客户，与想要离职的员工谈心，或是重新谈判。这些事务和创造性工作一样都很棘手。而这正是掌管一家创意公司所面临的挑战。

　　采访者: Jia Lynn Yang

　　 约翰·麦凯恩(John McCain)

　　亚利桑那州共和党参议员

　　

　　这是一场弹子机游戏，而你就是弹子球。

　　最困难的事莫过于决定先做什么后做什么。今天早晨，我们借助远程通讯召开了一次委员会会议。现在，我要去处理有线电视的节目点播问题。我不明白，森城的某个寡妇为什么要花钱开通她根本就不想开通的
ESPN。同时，我还得赶去军事委员会(Armed Services Committee)，因为我们卷入了一起我认为是与
C-130运输机有关的丑闻。接下来，我要和商会主席汤姆?多纳休(Tom
Donahue)会面，他正与我一起处理移民问题。晚些时候，我还要和一个游说改革团体的成员会面。然后，要见一位国会议员，帮他解决一些事情。关键是你得判断哪个问题最重要，需要重点处理。事情的轻重缓急取决于选民意愿，如今我大多凭直觉来决定。我在这一行已经干很久了。

　　我阅读电子邮件，但我从不写邮件。我是个远离文明的人，我甚至不会打字。我也掌握了一些上网的基础知识，能看看《纽约时报》网络版这样的东西。我没有笔记本电脑，也没有
PalmPilot掌上电脑。相比之下，我更喜欢把日程写在便签上，并把它们放在夹克衫的口袋里。但是，我的妻子却无所不能。如果想要什么东西，我就让她帮我去做。她简直是个天才。她甚至能帮我办理登机手续，现在大家都能做了。当我们去看电影时，她还可以提前拿到电影票。这简直太不可思议了。

　　我最宝贵的资源就是马克?索尔特(Mark Salter)，他既是我的总顾问，也是我的写作搭档。我们共事
17年。我无法想象我的职业生涯中没有他会是什么样子。如果我们一起撰写书稿或演讲稿，他会在下午或晚上拿著录音机到我办公室。我们一起讨论提纲，然后逐步细化，最后再完成所有细节。大部分内容由他撰写，然后我们再一起检查。

　　我们的合作天衣无缝，他干了大部分工作。他很了不起。有一次，我在参议院发表演讲，总结大家对虐俘修正案的辩论。当时整个参议院鸦雀无声，这种场面是前所未有的。而这篇演讲稿正是我们二人合写的。

　　我放手让下属处理那些我认为他们能够胜任的工作，在亚利桑那更是如此。我们聘请了一些才华横溢、经验丰富的人来解决与选民有关的事宜。民众并不在乎是由我本人亲自参与，还是找一个比我更聪明的人来处理事务。但是，如果某件事非常重要，需要我认真对待，如移民问题(“9
11”事件之后这一问题变得越来越重要)，那我就会全力以赴。

　　至于是否做周日节目，我们会根据不同情况做出决定，如果节目能把我的观点或见解传播出去就参加。我想再做一次乔恩?斯图尔特(Jon
Stewart)的节目，另外还有《柯尔伯特报告》(The Colbert
Report)。这些都是不错的节目，我对它们的观众很感兴趣。

　　在政治上，也会有失利的时候。我会火冒三丈。真的非常气愤！我对上帝发誓，我绝不会再被他们打败。我不喜欢认输。2000年总统候选人竞选结束后，我至少有
10天时间是在自哀自怜中度过的，不过从许多方面来看，这也是我人生中最美妙的一段经历。它真的很有趣。是一种解脱。随后我从中清醒过来，并且说该是重新开始的时候了。你所代表的民众不希望你这样下去。你仍然是他们的参议员。另外，美国不喜欢脆弱的失败者。我也不会因此而怀恨在心。那完全是浪费时间。有什么意义呢？坦白地说，取得成功才是最痛快淋漓的报复。

　　采访者: Ellen McGirt

　　 简·弗里德曼(Jane Friedman)

　　哈泼-柯林斯公司(HarperCollins)首席执行官

　　以开放的心态对待“不速之客”。

　　

　　真的，我必须承认:我是个电子邮件狂。它让我即使不在办公室也能与工作时刻保持联系。早晨起来，我先浏览报纸，然后用大约一小时的时间处理电子邮件。我中午通常得外出就餐，但我很讨厌这样做。我宁愿趴在办公桌上，一边吃午餐，一边在会议间隙浏览电子邮件。我大约在下午
6点结束一天的工作，但晚上我会参加两三个聚会。公司里最重要的人物莫过于作家了，如果
CEO能够出现在他们的活动中，他们会感激不尽。聚会间隙，我会用
BlackBerry掌上电脑查阅电子邮件。我会做些回复，但我还是不知道如何在 BlackBerry上设置邮件。我并不喜欢我的
BlackBerry，但它却能让我与工作保持联系。无论多晚回家(通常已是深夜)，我至少还会用一两个小时的时间处理邮件。我经常还同时收看重播的电视剧《法律与秩序》(Law&
Order)。

　　我有个嗜好，就是阅读所有的电子邮件。大多数人对邮件是删除、删除、再删除，但我不这样。除了很明显的垃圾邮件之外，我会阅读收到的所有邮件，甚至包括那些主动投稿。我不会从头读到尾，但我一般会读说明信，有时我会感到这个人谈的东西有点内容。我曾收到过一个
12岁的中国女孩的来信，写得棒极了，我把它转发给了儿童读物部门，现在他们正准备出版她的书，书名叫作《雪鸟》(Snowbird)。

　　采访者: Devin Leonard

　　 理查德·波斯纳(Richard Posner)

　　芝加哥联邦上诉法院第七巡回审判庭法官

　　 寻找最有效的交流方式。

　　我对于数字革命的看法是，它能减少信息转移的成本。我的工作主要是脑力劳动，而不太需要人际交往，因此对于像我这样的人而言，其影响完全是积极的。老式的、传统的信息收集、交流和处理方法非常落后。数字革命让我可以在家里办公。

　　我来这儿之前，与纽约大学(NYU)的一位政治理论家共进了午餐，这是一次非常有价值的谈话。对他而言，要想表达对我的著作的看法，谈话是最有效的交流方式。只是在我的工作中，这种面对面的交流相对较少，就连声音对声音的也不多。我几乎不在电话里与人交谈。

　　我对电子邮件的依赖程度简直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就连在外过夜也得带上笔记本电脑。我甚至不能代之以
BlackBerry掌上电脑，因为我的许多文件都有大量附件。因此我到哪儿都带著笔记本电脑。有了电子邮件，你就有了压迫感，尤其是在周一。但这种代价实在微不足道。

　　我一般在 7点 45分起床，大约 9点半到 10点之间到办公室。我在午餐后回家，除了吃晚餐，我从下午一直工作到晚上
11点半左右。我忙著写审判依据，撰写书稿，写博客，或者做些其他事情。

　　法庭开庭的时候，我们每天听审 6起案件，现场坐著由
3位法官组成的审判组，我们把案件平分，每个法官负责写两份审判依据。我通常在听完辩论的当晚写好两份审判依据初稿。因此，我有大约
4个小时来写两份审判依据。我的写作速度很快。我一晚上能写二三十页文稿。之后我会进行修改，但我发现更有效的做法是做一些记号，指出在哪些地方还需思考，还需做哪些研究，等等。

　　采访者: Roger Parloff

　　 汉克·鲍尔森(Hank Paulson)

　　高盛公司(Goldman Sachs)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

　　 无时无刻不在用电话工作。

　　我从来没用过电子邮件，但我却对语音邮件推崇备至。我每天要处理几百封语音邮件，而且我会立即回复每个电话，无论对方是客户还是公司员工。这样做有利有弊。我没时间和人闲聊。偶尔有些难缠的人打来电话，我就把他们转给我的助理朱莉(Julie)。但是，朱莉从不帮我筛选语音邮件。高盛公司的人必须能够联络到我，客户也必须能够联络到我。

　　我一直在花大量的时间打电话。甚至在上世纪
80年代，手机还是个新鲜玩意儿的时候，我就开始用了。当时，我还在芝加哥，我一边拿著砖块一样的摩托罗拉手机打电话，一边走出火车站，直奔办公室。今年圣诞节，我和妻子温蒂(Wendy)、女儿阿曼达(Amanda)和女婿一起在智利徒步旅行了
10天，在此期间，女儿给我拍下了许多拿著大个儿的卫星电话通话的照片。

　　今年 1月回到办公室上班的第一个星期里，我总共给 60位
CEO打了电话，祝他们新年快乐。我以前从未这样做过，不过这种做法棒极了。我问了他们公司的发展情况，以及他们与高盛公司的关系。我有三分之一的时间用于培养高盛公司的职员和企业文化，我们必须成为本行业最优秀的雇主。因此，我抽出时间去商学院，并且亲自主持招聘工作。去年，我们开了一个董事长论坛，目的是提高人们对商业判断力的重要性的认识。我讲了不下
25节课，高盛公司在亚洲、欧洲和美国的 1,200名总经理都听了我的课。这就是在构建公司文化。

　　公司 40%的收入来自美国以外的市场，因此我经常出差。出差的时候我总要抽出时间锻炼身体。我每次去中国的时候(16年来，我去过大约
70次)，都乘坐早晨 6点到达的航班，这也是飞机著陆的最早时间。我一入住酒店，就直接去健身房踩单车。随后，从
8点开始，我连续工作，直到晚上 9点。第二天日程照旧。我会确保在晚上离开，这样我就能在第二天一大早回到纽约的办公室上班。

　　我向来非常讲求效率，而且很有规律。如果我设商务晚宴，大家都知道宴会 6点半开始，8点半结束。当我在纽约家里时，我 10点睡觉。凌晨
5点半起床，并争取每周锻炼四五次。我每周在中央公园跑一两次步，每次 4英里。我以前 7分钟跑一英里，现在改为 8分半到
9分钟。

　　采访者: Patricia Sellers

　　(来源：《财富》杂志中文版，译者:萧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