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评论：经济过热加剧 北京乏降温良方

xiaoyaozi

David
Fullbrook撰文／夏季到来，不仅气温和湿度升高，连中国经济也出现过热的势头。尽管国务院推出了一系列宏观调控措施，但有关专家和学者仍然担心，增长过快的经济会失控翻车。

首先，对外进出口贸易仍不平衡，5月，贸易顺差达130亿美元，比4月份增长20%，创下新纪录；工业生产货品总值7060亿元人民币（约合
882亿美元），与去年同期相比增长17.9%。其次，今年首5个月的金融机构人民币贷款达1.78万亿人民币（比去年同期增加了7939亿元），已贴近中国人民银行设定的全年贷款上限目标2.5万亿元。再者，今年1到5月，城市固定资产投资也比去年同期上升了30.3%。据估计，今年第二季度的经济增长率不会低于，甚至还会超过第一季度的10.3%。

5月份，广义货币供应量（编注：在宏观经济学里，衡量货币供应指标有三个：现金M0，指流通中的现金；狭义货币M1，指流通中的现金与活期存款之和；广义货币M2则是M1与定期存款之和。）达到2094亿元，与去年同期相比增长高达19.5%，并创下今年以来最大增幅。东部沿海地区的薪酬水平也有所提高，广东省企业工厂职工的平均薪酬比2004年增加了50%。加上全球需求量扩大推动能源和原材料价格激升，不少人担心会出现通货膨胀，尽管目前国内消费者开支仍然无什增长。去年秋天，人们还在谈论中国经济会否出现通缩。

导致出现通货膨胀压力的原因，是资金超过了中国经济能够负载的程度。一方面，由于人民币汇率仍偏低，中国商品在国际市场上的价格优势十分明显，因此出口贸易额不断增长，为中国经济提供了大量的资金。然而，中国政府对货币兑换和投资境外股票、债券和其他资产的严格控制，使得这些资金滞留在国内。难怪中国央行的外汇储备高达9000亿美元。

另一方面，境外投资者也将资金源源不断地注入大陆。由于人民币兑美元汇率长期看涨，所以海外投资者希望赶在人民币进一步升值之前在大陆投资。当然，除了投机活动外，合法的外来投资活动也很频繁，例如外资、合资等工厂或企业。

在众多投资项目中，房地产最为抢手，原因是市场需求量大和利润高。在上海附近的杭州市，商业住宅的平均售价为9000元/平方米，而10年前的房价仅为2000元/平方米，但是杭州人均月薪也只有2000元。

由于中国公民无法投资海外资产，国内的股票市场问题繁多，期货市场又刚刚起步，所以房地产和黑市借贷是唯一回报率高于银行利息的投资方式。另外，随着子女学费、养老及医疗保险等开销不断增加，中国人都倾向积谷防饥。而且节俭的生活方式予人一种安全感。据富士通研究所（Fujitsu
Research Institute）的报告指出，近10年来中国人的消费倾向下跌了10个基本点。

当然，大部分黑市贷款也被用于房地产投资，城镇居民普遍认为投资房地产稳赚不赔。在上海，一些计程车司机也认为，到2010年世界博览会（International
Exposition）开幕前，上海市政府不会干预楼市、抑制房价。在政府看来，世博会不仅是产品和技术的展示会，也是上海向外界炫耀其经济成就的大好机会。

资金的不断涌入令楼市出现近乎泡沫化的繁荣。不过，房地产目前的市场情况，仍未至于像90年代初那样狂热。当时不仅投资规模更大，而且房价的年均增长率也达20%。如今虽然劳动力价格和建材价格都有提升，不过房价涨幅仍未如当年那样疯狂。然而这种比较是有颇大局限的，皆因中国经济已是此一时彼一时，除了经济规模比当年超出一倍外，私企也大量涌现急速发展，政府对经济的约束能力已明显下降。

虽然中国经济的性质发生了巨大变化，但政府的调控手段仍然非常“原始”。

6月中旬，中国央行下令从今年7月5日起，存款类金融机构的人民币存款准备金率将从7.5%提高到8%，希望借此冻结1500亿元商业银行流动性资产。稍后摩根大通（JPMorgan）发表报告称，提高存款准备金率是较为温和的手段，反映央行对全球股市行情的担心，无意被动地静候观察早前的加息措施是否起到作用。今年4月，中国人民银行将1年期的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从5.58%上调至5.85%。这是自2004年以来央行首次加息，也是为抑制投资、冷却经济而采取的宏观调控措施之一。

与首5个月的贷款总额相比，虽然冻结1500亿元只是“小菜一碟”，不过存款储备金的提高却是对商业银行的一种警告，抑制银行贷款流向房地产、汽车、建材和钢铁等行业，违规的银行将被勒令购买政府发行的低息债券。

过去十年，北京当局经常都是试图透过行政干预手段，去为过热的经济降温和控制商业银行行为，但成效往往有限，今回恐怕也难寄厚望。然而行政手段仍是中国政府较为喜用的经济干预措施，因为行政手段可以针对特定的行业领域和城市，而不会影响到其他承受力较弱的行业和地区。

可是要给这种政策作出微调，是有相当难度的。地方政府提供的数据经常都不准确，连央行也不得不建立起一套复杂的方法，去推断省官员和干部所提供的数字谎言，以得出较正确的资料。由于市场经济尚未完全确立，政府的经济学家不仅欠缺经验，也缺少有助于对症下药的历史数据。

缺乏数据，令到中央很难清楚掌握应对经济勒得有多紧。措施过于严厉很可能造成经济衰退，过于宽松则可能起不到效用，既严重损害政府的政策公信力，甚至有可能令经济变得失控，导致“车毁人亡”。无论哪种结果，都对即将举办2008夏季奥运会的中国不利。

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中央政府对地方党、政、司法、公安机关的控制力被逐渐削弱了。这造成了有法不依、政令不通的问题，而中央与地方的利益也越来越各走各路。

即使在北京，受到法律保护的胡同和四合院等古建筑仍然逃脱不了被地方官员勒令拆除的命运。胡锦涛和温家宝自2004年上台后，曾下令关闭那些出现重大事故的煤矿，但这些命令未得到切实执行，数千个有安全隐患的煤矿依然继续开工。原因很简单：中国需要煤，人们需要工作，地方官员和矿主要追求利润。

商业银行希望继续增加对外贷款，对政府的颁令视若无睹。地方分行的负责人经常与当地官员、房地产开发商等勾结批放贷款。今年1月到4月，上海经济比去年同期增长13%，意味年增长率有可能远远超过10%的既定目标。

新增加的贷款不会立即变成不良贷款，并且表面上增加了“良性贷款”的比例，改善了银行的业绩报告，因此银行当然愿意继续对外贷款。这正是中国银行系统不良贷款不断累积的原因。尽管北京当局曾通过注资等手段来减轻坏债情况，但似乎也于事无补。据权威信贷评级机构标准普尔（Standard
&
Poor's）估计，中国银行系统的“不良贷款”约为8000亿美元。即使国家银行服从政府命令，但黑市金融机构仍然会增加对外借贷。

很明显，行政手段已变得僵化失效。那么还有什么手段呢？发行债券只能够吸收一部分过剩的资金。而且吸走部分资金和提高存款准备金的举措，也可能会令健全的私人企业更难获得贷款。目前，私营企业很难获得银行贷款，而且也无法在股票市场上进行融资。在这种情况下，许多私营企业将被迫推迟扩大经营规模的计划，或是向黑市金融机构高息贷款。

提高利率可能会有帮助，但作用并不大，因为利率升高将会增加银行、国企和个人贷款者的压力。同时，利率升高也会刺激存款增加，但政府的目的却是刺激消费、扩大内需，降低经济对出口的依赖，从而保持高就业率和社会稳定。另外，利率升高还会吸引更多的海外资金，使得资金过剩的情况更加严重，给人民币汇率的稳定带来压力。

正如摩根大通所说，人民币汇率是问题的症结所在。偏低的汇率刺激了出口；反之，人民币升值将会抑制出口，减少国际市场对中国商品的需求，同时使得进口商品及能源更加低廉，降低国内厂家的生产成本。

自去年7月以来，人民币汇率已经上升了3.5%。可是要抑制出口，人民币必须做出更大幅度的升值，这是因为中国商品在国外销售时，以人民币计算的出厂价格仅占其售价的1/4或1/3，其他部分则包括以美元计算的零售利润、运费和徵税等。然而，即使人民币大幅升值，也不要旨望出口需求能降很多，因为美元兑欧元、英磅和日圆汇率走势疲软，所以中国商品在欧洲和日本市场上的售价仍不会大幅提高。

尽管如此，许多官员仍然为人民币升值感到忧虑。他们担心，如果无法刺激国内消费，那么出口减速将会迫使出口企业裁员，增加失业率。另外，左派人士也不希望让人民币汇率自由浮动。在党政军三界，左派的势力依然强大。而最近在俄罗斯、委内瑞拉（Venezuela）和玻利维亚（Bolivia）等地兴起的新民族主义势头，似乎也给中国左派政治势力有所鼓舞。另一方面，倾向于改革的右派人士则主张自由化，他们认为自由化是经济良性发展的保障。

事实上，左右两派之间的斗争也是“上海帮”与“团派”之间的权力斗争。“上海帮”的代表人物是前国家主席江泽民，而“团派”则由前共青团干部及内陆地方官员组成，由胡锦涛和温家宝领导。虽然“团派”势力占据了党政军一把手的位置，但“上海帮”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把持着多个重要职位，而且任期到2007年才结束。外界预测，政治局换届后的空缺将由“团派”人马补上，进一步巩固胡锦涛的政权。

因此，在明年的中共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之前，胡温政权应该不会采取大刀阔斧的改革措施。同时，央行也只能继续运用僵硬的行政手段，而这些手段对属下商业银行的约束力也将十分有限。

在没有外来冲击，例如美国经济衰退或油价突破每桶100美元等之下，中国的经济将像过去数十年一样继续保持高速发展的势头，在经济过热和“硬着陆”的缝隙间徘徊。

然而中国经济一旦遭受到猛烈的冲击，北京当局实有可能在混乱中做出错误的决策，导致市场经济无法完全确立并取代计划经济。这种情况可能使经济停滞，并激化社会矛盾。如果情况恶化，外资有可能撤离中国，转而投资印度的班加罗尔（Bangalore）、德里（Delhi）和孟买（Mumbai）等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