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到底应该如何定性中国的学术腐败呢？应该说，这是一场规模空前、史无前例、世界罕见的社会腐败。说它是规模空前的，是因为在中国的学术界，在几乎所有的单位，所有的领域，所有的层次，人们都很难找到一块"净土"：腐败现象在随时随地地发生，人们已经对这些现象习以为常了。一位记者在调查顾冠群抄袭案时，就对学术界"内部一些人士见惯不惊的态度"感到吃惊。(马莉英：东大校长卷入剽窃风波续：有关人士接受专访)。说中国的学术腐败是史无前例的，世界罕见的，是因为不论是在中国，还是在世界，纵观人类历史，如此全方位、大规模、深层次的学术腐败从来就没有发生过，除了现在的中国。 学术腐败是九十年代之后风靡中国大陆的一种社会现象，它是继政治腐败和经济腐败之后的另一个大规模、深层次的社会腐败。学术腐败的具体表现就是，学术界人士，上至院士、博导，下至研究生、大学生，抄袭剽窃成风，巧取豪夺成性，弄虚做假为常，欺世盗名为荣。 不仅如此，学术腐败已经从学者的个体行为发展成集体、集团行为，并且有制度化、合理化的趋势。比如，大学普遍向高官明赠暗送高等学位，学术界头面人物公开地、明目张胆地欺骗政府、舆论和社会，学术机构对学术腐败现象不仅熟视无睹，任其泛滥，甚至包庇纵容，等等。 不过，在中国，对学术腐败现象的讨论和揭露目前主要停留在互联网上。在社会上，中国的一般民众对学术腐败现象几乎一无所知，或不甚关心。在大学，在科研机构，尽管人们承认学术腐败的存在，但对它的严重程度却看法截然不同。在中国的常规媒体上，讨论学术腐败问题的文章和报道充其量也就是零星的，表面的。而中国的政府部门至今未对学术腐败问题表明自己的态度，或者采取什么具体措施来进行整治。 中国的民众不是对腐败分子深恶痛绝吗？揭露腐败现象不是新闻媒体的职责吗？制止、惩治腐败行为不是政府的义务吗？为什么在学术界，腐败势力会这么猖狂，这么无所顾忌？这其中的奥妙就在於"学术"两个字。有了它们作为挡箭牌，学术界的人士就可以堂而皇之地宣布，这是我们学术圈内的事情，外人搞不明白，问题得由我们自己来解决。他们还会告诉你，这种事情，国外也有，所以发生了是正常的，不值得大惊小怪。 诚然，学术腐败可以说古已有之，并且不分中外。也就是说，学术界从来就不缺乏败类。但是，腐败能够达到象今天中国学术界这个规模，这个程度，却可以说是前无古人，旁无邻舍。本文的目的就是要证明这一点。 也许有人会问，即使证明了，又有什么用呢？答曰：用处有三。 第一，中国政府目前正在实行"科教兴国"战略，也就是说，中国政府把国家的兴亡寄托在了中国学术界的身上，寄托在了中国的知识分子身上。2002年，中国的科学技术研究开发经费占国民经济总值的1%以上，超过一千亿元人民币，居世界第三位。再加上接近国民经济总值4%的教育经费有很大一部分进入了高等教育界，中国的学术界近年来真可以说是富得流油。 但是，伴随着国家资金的大量涌入，中国的学术界却出现了几大令人不解的现象：博士越来越多，教授越来越多，院士越来越多，可是中国的整体科技水平反倒越来越低下。据《中国经济时报》报道：2001年初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开发研究院发表的2000年度"国际竞争力报告"显示，中国的国民素质、科学技术和国际竞争力在世界的排名连续下滑：国民素质由1998年的第24位滑至第29位，科学技术由第13位滑至第28位，国际竞争力由第24位降至第31位。(冀文海：我国高等教育持续滑坡，8成大学生对高校教育不满)。2002年，中国经济的成长竞争力在全世界的排名是第38位。到了2003年，中国的排名降到了第44位，排在波兰之前，南非和斯洛伐克之后。(WorldEconomicForum.2003.TheGlobalCompetitivenessReport2003-2004)。这到底是什么原因？中国的"科教兴国"战略能否落空？其实，早在2001年，就有人在《光明日报》上发表文章，惊呼"学术腐败将毁灭科教兴国的梦想"。(佚名：学术腐败将毁灭科教兴国的梦想)。揭露学术腐败，就是要让中国政府和人民早日从梦想中惊醒。 第二，社会是由各个阶层的人民组成的一个机体，而知识分子可以说是这个机体的头脑和良心。学术腐败就象是一个人的大脑长了恶性肿瘤，它对社会的破坏力最大。 有句话说，"再穷不能穷教育，再脏不能脏文化"，意思就是教育和文化是一个社会的最后精神堡垒，它们的崩溃，标志着整个社会的堕落。揭露学术腐败，就是要发动全社会，包括政府，把这个毒瘤切除，还这个社会一份清白。 第三，中国的学者讲究"为天地立心"。既然中国目前的学术腐败是史无前例的、世界仅见的社会现象，任何一个正直的学者都有义务来搜集、整理有关资料，并且做出分析和批判。 美国前总统胡佛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就曾派人到战火中的欧洲全力收集战争资料，最终在斯坦福大学建成美国的第一个"思想库"─胡佛研究院。同样，搜集整理中国学术腐败的资料，就是要给后人留下历史证据，并且使那些无耻之徒心存一丝恐惧：他们可以在现世捞取名利，但他们将会在后世遗臭万年。 暴露中国学术界的黑暗，并不是在给中国抹黑，恰恰相反，这是在向全世界证明，中国的学术界中，还有诚实的学者。也就是说，除了"为天地立心"之外，知识分子还应该为自己立德，表明自己能够不同流合污。 在2003年底到互联网上用GOOGLE检索学术腐败四个字，总共有17200个中文网页含有这个词条，其中87%是简体中文网页，说明它们绝大多数与中国大陆有关。这个数字(17200)是政治腐败的1.6倍(10700网页)，官僚腐败的5.9倍(2900网页)，经济腐败的9.1倍(1890网页)。这些数字当然不能说明中国的学术腐败比政治腐败和经济腐败更严重，危害更大，但至少能够说明它的普遍程度，它的影响。 那么，中国的学术腐败到底有多么严重呢？应该说，中国的学术界本身对此就有两种截然不同的估计。 一种观点认为，中国的学术腐败现象非常普遍，危害十分严重；另一种观点则一边不得不承认学术腐败的存在，一边却又大声呼吁不要夸大‘学术腐败'，学术腐败不能与吏治腐败、司法腐败相提并论。 南京大学校长蒋树声就在2002年3月举行的九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上说：学术腐败问题，实质上是在社会转型时期，社会上急功近利、浮躁不安的不良风气在大学校园、科研机关的反映。他还说：学术界、科学界本是社会公认的一方净土，社会公众对这方净土的纯净寄予了很高的希望。在社会转型期，这方净土上也出现了一些问题，因此备受社会公众关注，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是，夸大这一问题的严重性，无疑不利于学术界、科学界的健康发展。(奚彬、翟伟：人大代表呼吁：不要夸大学术腐败)。换句话说就是，这些人认为，学术腐败是时代的产物，学术界是被社会污染了，并且污染的程度被夸大了。 这个观点刚一露面就到了质疑。有人问道：学术腐败为什么不能与其它腐败相提并论，难道腐败还有三六九等？(田畔：评《不要夸大学术腐败》--兼与李浩诸教授商榷)。有人指出，学术腐败与吏治腐败、经济腐败在本质上是一样的，而其危害则比后两者更大。(邹辉：学术腐败能否与经济腐败相提并论?)。 也许是感到自己不要夸大学术腐败的呼吁没有得到足够的回应，2003年初，这些低估派又由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的科技工作者道德与权益工作委员会出面，再次向社会呼吁：中国对学术界存在的不良现象，可按国际通行的说法，称之为学术界的不端行为或不良行为比较恰当。(孙自法：科协呼吁改称学术腐败为学术不端或不良行为)。 有趣的是，在这个呼吁中，他们重弹学术界、科学界本是社会公认的一方净土老调，只不过把在社会转型期改成了在发展市场经济的过程中。其要点还是在说，学术界这方净土在市场经济的大环境下，出了一些问题，不值得大惊小怪。 与一年前不同，中国科协的这个呼吁在舆论界激起极为强烈的反响，绝大多数人对这个观点给予严厉批判。我曾在一篇文章中指出，用‘不端行为或不良行为'来描写形容这样的腐败，就如同把一股翻江倒海的恶潮形容为一滴污水、把一阵摇天撼地的狂风诠释成一缕浊气。......中国学术腐败的严重性不仅没有被夸大，恰恰相反，是被大大地低估了。(亦明：是学术腐败，是学术邪恶，是学术犯罪，而不是别的)。这篇文章引起了广泛的反响和赞同。(亦明：中国的人民网和北大的三角地)。 可以说，对学术腐败严重程度的不同估计本身就反映了学术腐败的严重程度。 因为对於以追求真理为己任的学术界来说，信誉是第一位的。信誉不存，学术就没有一点价值。所以一名学者最重要的品德就是洁身自好、对虚假和腐败有疾恶如仇的态度，也就是眼睛里容不下沙子。对腐败现象听而不闻、视而不见正是学术腐败日趋严重的一大症状。 不仅如此。这些人还进一步指责别人揭露腐败，并且和社会舆论讨价还价，计斤较两，争论学术腐败的程度到底是被夸大了还是被低估了，这说明他们已经丧失了廉耻心、羞耻感。 实际上，就在南京大学校长蒋树声在全国人大呼吁不要夸大‘学术腐败'的几个月前，南京大学就有16名学者向学术界提出倡议，要以德治学，抵制腐败。(朱庆、兰亚明：南京大学16位中青年学者倡议以德治学)。他们当然不是在无的放矢地空喊。据揭露，学术腐败在南京大学十分严重。一名南大教授抄袭他人被举报，但学校硬是怕追究下去会影响学校论文的产量而把此事压了下去。(万伟：南京大学的学术腐败)。近有传闻，因抄袭剽窃而闻名天下的北大教授王铭铭有可能到南大落户。(张云坡、天正：南京大学引进剽窃教授引起风波)。最近一项针对包括南京大学等七所江苏高校大学生的调查表明，近六成的大学生曾经在考试中作弊。(袁建阳：南京大学生诚信调查:一成常作弊逾五成作过弊)。还有就是，南京大学在全国炒得火热的全球招聘教授一事，最后却走样成了低调图变，这里面的原因，学术腐败占有相当大的比重。(耙粪者：南京大学低调图变背后的难言之隐)。腐败到这种程度，还需要夸大吗？ 遗憾的是，虽然这些低估派在声势上占下风，但他们手中握有实权，在学术界占有很高的地位。而他们的权力和地位在很大程度上又是在这个社会转型期或发展市场经济的过程中得到的。就自身利益而言，他们当然不会高估学术腐败的严重性。岂止是不会高估。实际上，我们至今很少看到现任大学校长、科技部高级官员、中国科学院正副院长等公开谈论、抨击学术腐败。恰恰相反，在学术腐败的重灾区，如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以及中国科学院学部、中国工程院，他们的领导几乎从来就不提学术腐败。在北大校长许智宏亲自担任站长的北大BBS，一些批判学术腐败的文章反复被删。(亦明：中国的人民网和北大的三角地)。在清华大学，由於一名教授履历作假被揭，全校开展了一场学术道德运动。但令人奇怪的是，这个运动是秘密进行的。(佚名：清华秘密开展学术道德运动)。为什么干正事、干好事还要偷偷摸摸的呢？因为这正事和好事是他们被迫干的，而他们害怕社会知道学术界的肮脏。 目前，反学术腐败的舆论阵地主要有三个，一是由海外学者方舟子主持的《新语丝》网站(www.xys.org)，一是由北京师范大学副教授杨玉圣主持的《学术批评网》(www.acriticism.com)，再一个就是由上海师范大学教授何云峰建立的《好汉网》(www.heyunfeng.com)。(林蔚：上海师大教授叫板校园剽窃抄袭风)。由於种种原因，《新语丝》网站的影响要大得多。但是，《新语丝》网站被国内屏蔽，而中国科学院的院长曾亲自批示要封杀方舟子。[科学时报更有院里的批示(远离这只狗，Lu院长说让他该做什么做什么，别整天瞎咬)]。方舟子原定在2003年初给中国科学院研究生讲授科学道德课，但最后被不明不白地取消。[方舟子：反科学文化人和读者评论方舟子指控《探索与争鸣》诽谤（二）]。而杨玉圣被权威报复，被帮闲忌恨，学术批评文章被斥为不具学术性，该评到手的职称迟迟不见，至今仍旧评不上教授。(沙林：学术腐败形形色色--倒底是谁玷污了象牙塔；李彦春：杨玉圣：大刀向学术界的欺世盗名者砍去)。《好汉网》的命运也好不到哪里：门庭冷落不说，还遭到了黑客的袭击。(王小星：没迎来用户却招来黑客首家反剽窃网站遭冷落)。从这些决非个别的现象可以看出，尽管表面看来，反学术腐败势力似乎在打一场目标零散的游击战，他们面临的却是实力强大的正规军，而这个正规军却在向他们放黑枪。 可以毫不含糊地说，在中国学术界的所有角落，任何领域，都可以找到、都可以发现学术腐败现象。实际上，在很多领域，学术腐败现象根本就不用去找，它会象茅厕里的熏天臭气一样扑鼻而来。有人说，在中国的学术界，你如果想要生存下去的话，你就必须拿出80%的精力放在人际关系上(佚名：学术腐败将毁灭科教兴国的梦想)。这人际关系到底是什么东西，还需要多说吗？更为恶劣的是，中国学术界的头面人物已经猖狂到了在光天化日之下，红嘴白牙地欺骗、愚弄政府和人民，其胆大妄为，其肆无忌惮，简直到了令人发指的程度。他们凭什么？因为他们身后就是一个整体腐败的学术界。他们当仁不让地成为了腐败势力的代言人。 一提起学术腐败，很多人马上把它与抄袭剽窃划上了等号。确实，在中国的学术界，抄袭剽窃风气之盛，已经到了让人目不暇接的地步，以至中国的大地上出现了一个新的职业：枪手。(安文联：关注全国第一例枪手讨还学位案--枪手的诉讼)。 但实际上，抄袭剽窃只是学术腐败现象中的一小部分，论危害性，它们也只是癣疥之患。 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抄袭剽窃只是学术败类中的笨贼、蠢贼、懒贼干的一些偷鸡摸狗的勾当，揭发容易，证明不难，因此想要解决，需要的只是决心。换句话说，虽然中国学术界的抄袭剽窃势头铺天盖地，但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却极为简单，也是国际通行的：一旦举报属实，把案犯踢出学术界。既然如此，为什么中国学术界的抄袭剽窃之风却愈演愈烈呢？那是因为存在更深层次的腐败。 确切地说，中国的学术腐败不是单纯的学术方面的腐败，而应该定义为学术界的系统腐败，它至少包括以下几个层面：一，学术行为的腐败：这是个人行为，主要表现就是学者在从事学术工作时不遵守科学道德，或利用自己的学术地位从事不道德、甚至非法的牟利活动；二，学术权力的腐败：这是集团行为，主要表现就是在学术界，权力运用的实质就是瓜分、掠夺学术资源，也就是进行对自己有利的利益再分配；三，学术原则的腐败：这是学术界系统的整体行为，主要表现就是学术界的头面人物打着学术的幌子，与贪官为伍，与奸商勾结，把攫取利益的黑手伸向政府和社会。 应该说，学术腐败三个层次的形成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它的先驱就是个体的学术行为腐败。学术行为腐败都有哪些表现呢？《学术批评网》主持人杨玉圣先生总结说，它包括低水平重复、粗制滥造、泡沫学术、假冒伪劣、抄袭剽窃五大部分。(李彦春：杨玉圣：大刀向学术界的欺世盗名者砍去)。中国科学院院士邹承鲁则总结出七类：1．伪造学历、工作经历、论文等；2．抹煞别人成果，自我吹嘘；3．伪造成果，纂改数据；4．剽窃；5．搭车署名；6．为商业广告做不符实际的宣传；7．一稿两投。(张静：科技界真理斗士邹承鲁：科学界有七种不道德行为)。需要指出的是，杨玉圣先生总结的现象主要出现在社会科学界，而邹承鲁先生指出的学术腐败类别则集中出现于近年的自然科学界。实际上，学术腐败的类型远不止于这些。无论如何，从他们二人的归纳可以看出，即使在个体行为层面，中国的学术腐败也绝不仅仅是抄袭剽窃。 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以前，中国的学术界还没有糟成这个样子。那时候，抄袭剽窃者很少，一经发现，当事人立即名声扫地，不仅别人看不起，连自己也觉得抬不起头。另外，除了抄袭剽窃，当时中国的大地上几乎还不存在那么多由杨玉圣和邹承鲁总结出的腐败花样。那么，为什么到了今天，学术小偷能够登堂入室，无所畏惧？为什么学术腐败的形式能够花样翻新？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学术腐败出现了第二个层次：学术权力的腐败。实际上，个体的、简单的腐败行为能够泛滥成灾本身说明的恰恰是集体的、系统的腐败机制的存在。学术权力腐败的表象就是学者把自己手中的权力当成谋取私利、维护既得利益的工具。具体地说，学术权力腐败的内容主要包括：利用权力包庇、掩盖个体的学术腐败和把学术职位当成官场职位。 很明显，学术权力腐败的危害性远较学术行为腐败的危害性要大。问题是，为什么学术权力腐败能够在中国的学术界大行其道呢？我认为，最主要、最深刻的根源就是学术原则的腐败。什么是学术原则？学术原则就是对真理的强烈追求和信仰。宗白华先生曾说，他最佩服的是古印度学者的态度，最敬仰的是欧洲中古学者的精神，前者是绝对服从真理，猛烈的牺牲成见，后者是宁愿牺牲生命，不愿牺牲真理(沙林：学术腐败形形色色--倒底是谁玷污了象牙塔)。放弃对真理的追求，是学术界最大、最深、最根本的腐败。 而实际上，中国的学术界几乎什么都搞，就是不搞学术。 实际上，学术原则腐败是学术权力腐败的肥沃土壤，而学术权力腐败又是个体学术腐败行为的保护伞。因此，把学术腐败与抄袭剽窃划等号，是一些人求之不得的事情。因为抄袭剽窃是中国学术界中最为普遍的腐败现象，普遍到想否认都否认不了的程度。而同时，抄袭剽窃又是国外学术犯罪的最基本形式。外国人干得，中国人干不得？因此，让学术腐败等於抄袭剽窃，他们就可以用皮毛之疾掩盖心腹之患，他们就可以为学术腐败正名，改称为学术界的不端行为或不良行为。他们还可以永远地用学术这块招牌来遮挡外人对学术腐败投来的好奇目光，他们就可以永远地腐败下去。 尽管学术行为腐败的表现形式多种多样，但最普遍的是抄袭剽窃，它也是国际学术界所面临的共同问题。不过，抄袭剽窃现象在中国学术界和国外学术界有很大的不同：在国外，它纯粹是个体的、孤立的行为，而一经发现，学术界同仇敌忾，人人得以诛之，案犯的学术生涯几乎注定终止；但在中国，抄袭剽窃是极为普遍的现象，院士、校长抄，博导、专家抄，博士生抄，硕士生抄，如今已经普及到了本科生，甚至下延到了高考生。(刘万永：教育部严令刹住考场腐败高考考生将签诚信协议)。西南民族大学教授肖雪慧就将中国的学术界比喻为剽窃者的天堂。(肖雪慧：中国，剽窃者的天堂)。 不仅如此，在中国，绝大多数被抓获的抄袭剽窃者不但自己拒不认错，其同僚和手下的人还会为他们鸣冤叫屈、说项求情。结果，这些学术盗贼除个别倒霉蛋外，大都官照旧当，职称照提，教授照做，博导照当。(杨玉圣语)。 事实上，那几个倒霉蛋(北京大学的王铭铭、复旦大学的申小龙、合肥工业大学的杨敬安等人)与外国的同类相比，哪里是倒霉，简直可以说是幸运得到了家：他们不仅没有被踢出学术界，而且仍旧是原单位的教授，并且仍旧十分风光。王铭铭仅被撤去了几个行政职务，目前仍旧是北大的名牌教授、博导，还差一点儿被评选为北大2003年十佳教师(朱修栐：我谈王铭铭是否应当评选本次的北大十佳教师)；申小龙只是被复旦大学给予停止一年申报博士生导师资格的处分，目前已经享有复旦大学教授应有的权利和义务(见复旦大学《文科科研简报》第19期)；而杨敬安则仅仅被开除了中国共产党的党籍。(佚名：警钟长鸣--直面高等院校中的职务犯罪)。说他们是倒霉蛋，那是相对于拥有院士头衔、占据校长职位的中国学术窃贼而言的。2003年，东南大学校长、中国工程院院士顾冠群涉嫌抄袭，证据确凿，但他不仅校长院士照当，教育部、中国工程院对他可以说是关怀备至，连点名批评都不肯做。其它如杨雄里、母国光院士，沈士团校长，抄袭剽窃的铁案早已铸就，可他们几乎都没有受到丝毫的触动。 从本质上说，抄袭剽窃就是偷别人的东西。在这个世界上，小偷们最怕的是什么呢？是光天化日。偷东西而不怕光天化日，叫做强盗。中国的学术界有强盗吗？当然有。上海大学原法学院院长潘国和半路出家进入法学界，在短短的10年间，著述总量达到一千万字以上，抵得上一个师出名门，用力甚勤的天才的一世成就。而在此期间，他还担任三个学院的院长职务。虽然潘院长自称非常勤奋，每天熬夜到晚上两点左右，但人们还是发现他的论著多数抄自同行。可奇怪的是，那些被剽的同行们竟然没有谁敢於举报，有的人还不知好歹地说我愿意。究其原因，无非是潘在法学院根基很深。(沙林：学术腐败形形色色--倒底是谁玷污了象牙塔)。 无独有偶。山东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院长、中国科学院院士蒋民华赖以起家的成果几乎全部是从同行手中抢夺来的。根据山东大学教授于锡玲的检举材料，蒋民华剽窃他人研究成果的手段就是利用自己的职权在奖励申请表中的负责人栏目中填上了自己的名字。在《中科院学部委员候选人推荐书》中，罗列了蒋民华的五项科研成果，但这五项成果全部是他人的工作。(于锡玲：学术巨骗--中国科学院院士蒋民华)。于锡玲的指控经《外滩画报》记者调查，几乎都有旁证支持，而这个被称为巨骗的院士除了矢口否认之外，再也拿不出什么过硬的东西来为自己辩护。实际上，据蒋院士自己说，一年来，我没有（就此）说过一个字，我不予置理。(许凯：蒋民华院士剽窃事件调查)。被人指着鼻子骂娘，却能够一声不响，如果他不是有超凡脱俗的涵养，那就是在承认自己该骂。 所以说，中国学术界与国外学术界有本质上的不同：在国外，存在着零星的小偷；在国内，流行着大量的强盗。纵观中外历史，小偷们是永远也成不了什么气候的。前面说过，抄袭剽窃只是中国学术界的皮毛之疾，癣疥之患，也就是这个意思。但是，小偷一旦发展成汪洋大盗，并且势力强大到足以与官军(正义)对垒的程度，事情的性质就发生了根本的转化。耗子成精了！小偷造反了！皮毛上的癣疥发展成了侵入膏肓的病魔。 为什么在中国的学术界小偷能够猖獗，强盗能够盛行？其原因和中国历史上历次大腐败爆发一样，不外是权奸当道。实际上，在中国目前的学术界，权力几乎变成了私有财产，掌权者利用权力攫取私利已经到了无所顾忌的程度。这就是学术权力腐败。学术权力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学术界内的行政权力，一是所谓学术权威在社会上的影响力。前面提到，学术权力腐败是集团行为，它的实质就是利用手中的权力来瓜分、掠夺学术资源。换一句话说就是，在中国的学术界，权力等於权利，有力才能有利。这个利，既可以是当权者的个人之利，也可以是这个权力寡头的整体之利，还可以是学术界团伙之利。 2003年1月8日，《新语丝》网站发表了一篇揭发东南大学校长顾冠群院士涉嫌剽窃的文章。揭发文章问世之后不到24小时，东南大学就匆忙地完成了细致的调查，并且公布了真相。(东南大学：关于东南大学校长剽窃外国同行成果的真相的说明)。真相是什么呢？剽窃完全是李仕锋的个人行为。同是在这短短的24小时之内，顾冠群的学生李仕锋写出了公开检讨，而且还专门向顾冠群教授致歉。顾冠群校长则指示学校要采取切实措施，进一步加强对学生的学术道德教育，严厉查处学风不正的行为。东南大学则召开了中层干部紧急会议，下发《关于重申进一步加强学风建设的紧急通知》，要求各院系狠抓落实，确保学术研究的严肃性与规范性。(引文同上) 好一个紧锣密鼓。好一个雷厉风行。如果事情到此为止，人们也许会以为东南大学真的是一块净土，李仕锋剽窃案只是一个偶然事件，这个事件引发的巨大反响真如南京大学蒋校长所说，是夸大这一问题的严重性。学在东大嘛！可紧接着，涉及顾冠群剽窃的第二篇、第三篇、第四篇文章被先后揭露了出来。此时的东南大学是什么反应？据《南方周末》的一篇文章报道：1月22日，东南大学副校长左惟对记者宣称，顾冠群对这四篇有问题的文章全都不知情。记者问左惟：你们如何断定顾冠群院士不知情？左惟答道：李仕峰承认的，之后又写了第二份检查。由於发表文章需要交纳版面费，而这个费用需要导师签名才能够报销，所以记者要求查看报销单据，以确证顾冠群不知情，但这个要求被学校拒绝了。记者要求会见李仕锋，学校则答曰已经把他送回老家了，连他的电话和地址都不告诉记者。记者与东南大学其它博士生交谈，发现他们都很紧张，因为他们都被关照过，正在关头上，不能出差错。(翟明磊、李虎军：东大校长卷入剽窃风波)。2月份，《南京现代快报》记者继续就这一事件采访被顾校长称为对整个事件都知道的左惟副校长。可他却既不知道当初究竟是谁在事发后24小时之内进行了细致的调查，又宣称对此事不需要调查。(马莉英：东大校长卷入剽窃风波续：有关人士接受专访)。很明显，为了应付这个剽窃事件，东南大学的整个官僚机器都动员了起来，其使命只有一个：保护顾冠群。如果顾冠群不是校长，不是院士，东南大学会这么做吗？ 东南大学并不是孤立的。其它如中国科学院包庇弄虚作假的洪国藩院士、山东大学包庇巧取豪夺他人成果的蒋民华院士、浙江大学包庇自我剽窃的褚健教授，事例可以说不胜枚举。洪国藩的水稻基因组物理全图案被我称为学术界的远华案，因为它涉及的金额巨大，牵连的人物通天，造成的社会影响极坏。其它包庇学术腐败的行为一般是由下面的人或者单位出力，来包庇头面人物的腐败，而这个案子却颇为奇怪：中国学术界的头面人物、中国科学院副院长陈竺院士不惜当众说谎来为小小的洪国藩保驾。[亦明：扯下中国院士的神秘面纱(二)：欺世盗名的院士]。这个黑幕的后面到底隐藏着什么交易？可以想象，当这块黑幕被扯下之后，露出的东西定将震动整个学术界。 山东大学教授蒋民华强盗他人科技成果案虽然发生在九十年代以前，但对这个大案的包庇却发生在21世纪的今天。就在于锡玲教授把她的揭发材料在互联网上公开之后不久，山东大学党委做出了《关于向蒋民华院士学习的决定》，算是对这件事的正面回复，目的是为了堵住一些人的谣言，也是学校的最终回复。(许凯：蒋民华院士剽窃事件调查)。于锡玲教授的检举材料如此翔实，并且有前届学校当局组织的调查结果为佐证，可目前的山东大学领导似乎根本就不屑于搞清楚事实真相，他们出於本能地保护既得利益者，这既是蒋民华，也是他们自己。於是山东大学就通过这个一纸决定侧面地答复了揭发人：让你告，看你到底有多大的本事？不信胳膊还能拧过大腿！ 也许有人会说，褚健既不是院士，也不是校长，浙大为什么要包庇他？这其中也许有隐蔽的原因，但表面的原因也不少。褚健教授虽然年轻(今年四十岁刚出头)，但他在浙大有这么一大堆头衔：共产党员，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长江学者奖励计划首批特聘教授，第十届全国人大代表。除此之外，他还是浙大中控公司总裁、先进控制研究所所长、工业控制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和工业自动化国家工程研究中心副主任。去年，他开完全国人大，返回杭州，不是住在家里，而是下榻杭州著名的四星级酒店之江饭店，他在浙大中控公司的手下要手捧鲜花抵达之江饭店，代表浙大中控全体员工迎接褚键总裁凯旋归来。(田颖颖：全国人大代表褚健总裁回杭谈感受)。这么潇洒的教授，在当权者的眼中，比一般的院士还要重要，出了点儿腐败，能不保吗？[亦明：流氓教授与骗子学生(二)]。 所以说，有权力集团给他们罩着，这些大腕儿们腐败起来当然是有恃无恐。有大腕儿们做榜样，中国的学术行为腐败自然会一浪高过一浪。 中国的学者自古以来就有清高的传统：即使是对名利看得很重，但至少在表面上也要显得对它们的淡漠。可如今的中国学术界，清高早就无影无踪、荡然无存了，对名利的追逐完全可以用赤裸裸来形容。而他们追逐名利的捷径就是疯狂地攫取权力。 在目前的中国学术界，对权力的崇拜和向往可以说是达到了空前的程度。学者当上教授、博导并不算功成名就，因为他们只能管管自己的学生，权力不够大。只有在当上了处长、院长、校长，事业才算步入了辉煌。有一名211学校的博导，手里拿着出国进修的机会迟迟不敢动身。问之，则答曰：怕发生政变。问者不解，经他人指点，原来这个博导是某个学院的第四副院长，怕在出国期间，失去这个得来不易的位置。笔者曾亲眼看见一位副校长(当然也是一位博导)是如何晋见该校党委书记的：直挺着腰板，用半个屁股坐在沙发沿儿上，另半个屁股是悬空的。那姿势，活现出一位太监被皇帝赐坐，想坐不敢坐但又不得不坐的奴才心态。一个学者，活得却是如此猥琐，他能搞出什么样的学问呢？三军可以夺帅，匹夫不可夺志。没有了人格尊严的人，连匹夫都算不上，还能算是学者吗？ 当然，攫取权力是手段，获得名利才是目的。在中国的学术界，名利的分配原则完全按照生物界的丛林规律：弱肉强食。只不过这个强弱不是学术能力的强弱和学术成就的高低，而是权力的大小。所谓小钱大评，中钱小评，大钱不评就是科研资金分配现状的真实写照。小钱大评和中钱小评为的是掩人耳目，以利于那些当权派大搞大钱不评。为了几万、十几万元的科研经费，多数学者要焚膏继晷地写申请，并且要托门子，找关系。而那些几百万、上千万、甚至上亿元的科技资源，只需要学术界的大腕儿们闭门商量商量就能够瓜分完毕。这就是所谓的自己立项、自己招标、自己评标、自己中标、自己决算、自己验收。(老田：中国的高等知识精英到底有多腐败?)。在工商界，这是犯罪；在中国的学术界，这却是常规。 其实，不仅是科研资金由权力来分配，在中国的学术界，各类名目繁多的评奖、晋级、涨工资、分奖金，无不由权力来决定。前面提到的那个学术巨骗蒋民华，那个用权力写作的潘国和，都是把学术权力运用到了极至的典范。看看中国学术界的评奖内幕：笔者有幸多次担任所谓评委，对评奖内幕略知一二，首先评上较高等级奖项的一般都是这些专家本人的成果，其次是他们的熟人、朋友、同学或自己的学生、老师、上级等，再次才由其他人瓜分剩下的残羹剩饭。这些评委的评奖方法不是认真阅读原著，也没有时间去阅读堆积如山的原著，而是根据作者本人所填内容胡乱打分。这种方法评出的成果多为平庸之作，少有创新之作，还有许多就是泡沫成果、文化垃圾。可笑的是评奖结果一公布，下面便奉若圣旨，增加工资，扩大房子，安排孩子......。(沙林：学术腐败形形色色--倒底是谁玷污了象牙塔)。在中国的学术界，立法、司法、行政可以说是三权合一了。绝对的权力必然产生绝对的腐败。 对权力的崇拜造成了中国学术界的另一个特色：学霸、学阀横行。学霸、学阀主要是两类人：一类就是中国的院士，他们虽然自己很少干学术工作，但他们有着副部长的级别，是国家认定的学术权威，因此他们可以颐指气使，飞扬跋扈，一副暴发户的嘴脸。 据揭露，武汉一所大学曾邀请一个年逾古稀的院士评审一个科研项目，可这个院士竟然要求对方同时支付一个韶龄少妇的往返机票。这一对老男少妇在从事学术活动中同吃同住，毫不顾忌。(老田：中国的高等知识精英到底有多腐败?)。由此可见中国的学霸们已经猖狂到了何等地步。去年非典期间，中国军事医学科学院的科学家在世界上首次将非典的真正元凶━冠状病毒━与非典联系在了一起，他们的发现比香港科学家要早了几周。可是，由於中国的一位院士已经提出了非典的病原菌是衣原体，所以这些非典病毒的发现者根本就不敢把自己的发现公诸于世。(Enserink,2003)。我曾评论道：军事医学科学院的科学家应该是军人，如果不是这些军人科学家的胆子太小，那一定是中国的院士淫威太盛！(亦明：面对非典，中国的科学家是打了胜仗还是打了败仗？)。中国科学家的工作失误是非典在中国大流行的主要原因，而学霸学阀的横行霸道是导致中国科学家工作失误的主要因素。 另一类学霸和学阀是各个学术单位的主要领导，如研究所的所长、学院的院长，等等。这些人手中握有实权，并且有继续向上爬的野心，所以他们干起事情来，特别地心狠手辣。诸如提拔亲信，强占公款，欺上瞒下，巧取豪夺，几乎无所不用其极。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中国科学院山西煤炭化学研究所。这个只有600余人的研究所，公车就有100辆，所长、副所长的年薪都达几十万元人民币之谱，需要分几个户头入账。国家在过去几年内给他们下拨了上亿元的科研投资，但全所只在国际重要期刊上发表了六篇论文，其它如产业化项目一个都没有，相当于每篇论文的造价是两千万人民币。即使是这样，它的一个研究室主任还恬不知耻地叫嚷：没有什么项目干不成，只要再给我两个亿。(天地人：中国科学院的冰山一角)。这哪里是学者在说话，简直就是街头无赖在敲诈勒索！其实，就象那篇文章的标题所说，山西煤炭化学研究所的情况只是中国科学院的冰山一角。如果不信，就问问中国科学院各个研究所的所长，谁敢拍胸脯说自己没有搞过腐败？不搞腐败，他们爬不上去。不搞腐败，他们也混不下去。 学霸、学阀的横行肆虐，在中国的学术界造成了这么一种氛围：想要在学术界混下去，并且混得好，就必须要努力争取捞个一官半职。学术，在中国的学术界根本就没有位置。 在中国的学术界，小偷强盗遍地，学阀学霸横行：这一切，哪里有一丝一毫象牙塔的身影？哪里有一点一滴净土的气象？这还是学术界吗？不，它不是。因为中国的学术界根本就不是在搞学术，他们早就放弃了学术原则。这就是学术原则腐败。前面提到，学术原则腐败的实质就是学术界整个系统放弃了对真理的追求，而变成利用学术的名义来追逐名利。 学术界包括高等教育和科学研究机构，其组成人员包括在这些机构担任教育或研究工作的所有成员。在中国，学术界内的等级之多，世界罕见。除了按照国际惯例在大学中有助教、讲师、副教授、教授这四个主要级别之外，中国的教授还按评上的年头分为88年以前和88年以后的两群，前者享受高干待遇，得了病可以住单间，而后者则是一群大路货，得病住大病房。(佚名：中美教授谈学术腐败访谈实录)。目前中国的大学又独出心裁地在教授这个级别中增加了校聘教授、院聘教授、特聘教授，以及硕士生导师、博士生导师这么些个级别。除此之外，还有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教授、长江学者教授等等名堂。近年来，由於985工程的实施，若干所大学用国家专款给教授涨工资，於是又有了一岗、二岗、三岗教授。即使这样，也还是满足不了中国学术界对等级制度的热爱。随着院士人数的剧增，中国的学术界又猛然多出了一个最高权威阶层。所以说，中国的教授实际是分为三六九等的。 教授等级的增多说明中国的教授头衔大幅度贬值。确实，在中国的大学，教授人数之多已经到了泛滥成灾的程度。据说一个大学校长的司机竟被评为副教授，而一个大学的膳食科长都不稀罕当教授，而要当博导。(佚名：中国教授满街走)。在中国的大学里，任何人，只要稍微有点手段，并且靠够了一定的年头，就可以得到教授的头衔。大学教授太多太滥，这是全国政协委员、华东理工大学教授张鉴祖做出的结论。(陈娉舒：基础研究评价体系应与国际接轨大学教授评审制度应与国际接轨)。就目前而言，中国大学教授整体学术水平之低劣，不论是与世界各国横向比较，还是与中国百余年学术史的纵向比较，都达到了骇人听闻的地步。这一点，只要看看中国学术界最高权威，院士，就一清二楚了。(亦明：从SARS研究看中国的院士)。 不过，菜教授本身并不完全是教授贬值的原因。中国教授贬值的最根本原因就是中国的学术界内部自我调整机制失控，最后为了瓜分利益，把手伸向政府、伸向社会，因为国家给教授以一定的待遇。不以学术水平为依据，而以利益分配为取向进行学术职称的评定，是中国学术界腐败的第一表征。这一表征目前已经在博导、院士的选举、评定中暴露无遗，因为每年的增选，都是个人利益、单位利益、集团利益的重新划分。 与教授的贬值成鲜明对照的是，中国院士的身价在过去的十年间的大幅度升值。为了能够当上院士，院士侯选人及其所在单位不惜花费几十万、甚至上百万元人民币来搞宣传(包装)，搞公关(行贿)，使院士选举变成了院士选战。(佚名：两院院士选举争论不断选举为何退化成选战)。尽管院士人数以每两年超过百余人的数字递增，但这些名额似乎永远也满足不了中国学术界的胃口。 选举为什么成了选战？中国有句古话，叫做争名于朝，争利于市。当上中国的院士是既有名，又得利。因为院士是国家认定的最高学术权威，他们享受副部长级别的待遇，他们还能够争取、控制大笔的科研经费。看看那乱哄哄的选战场面，人们不禁会联想到民国年间曹锟的总统贿选以及近年间台湾层出不穷的政界贿选丑闻。其实，中国院士目前的选举与贿选在性质上几乎毫无区别。谁能被选上，看的不是他的学术水平，而是看单位实力、推荐力度、本人背景--比如哪个学校毕业的、学部里校友和同事多不多、竞争者的实力强不强。(佚名：两院院士选举争论不断选举为何退化成选战)。什么叫单位实力和推荐力度呢？中国科学院院士邹承鲁就透露说，现在都是由单位出面帮助候选人送材料、‘打招呼'甚至送钱送礼。(引文同上)。另据揭露，某大学为了某教授能够评上院士，过年期间由学校开出一辆蒙着帆布的大卡车，停放在校驻北京办事处。据说车上共计有20余万物资用来送人。(教授：体验高校的教育腐败)。清华大学的一位院士对院士的选举有这样的心得：评选院士这个东西,得有人抬举,关键的自己还要识抬举,二者缺一不可。(佚名：原来中国科学院也是藏污纳秽之地)。 实际上，院士升值与教授贬值的原因是一样的：学术界内部自我调整机制失控，然后人为地制造了这么多学术权威，以便让政府和人民给予他们以优厚的待遇，同时把掌管中国学术界的大权控制在了自己的手中。在很大程度上，中国的院士就等於学阀和学霸。 在过去的十年间，中国的学术界不仅仅是教授多了，院士多了，而且拥有博士学位的人也多了。博士多到了什么程度？据说目前在读博士生人数已经达到12万人，仅次于美国和德国，稳居世界第三。按教育部的规划，到2010年，中国每年将有5万人获得博士学位，成为世界第一。中国的学位制度从七十年代末刚刚起步，八十年代初开始授予博士学位。1983年，北京大学专门请了一百多位专家给数学系研究生张筑生一个人搞博士论文答辩，才使他获得北大授予的第一个博士学位。(孙献韬、杨连成：张筑生了不起的教授)。曾几何时，中国的博士教育几乎可以与牧童放羊相媲美。一个博导同时指导几十名、上百名博士研究生的例子已经算不上是新闻了。据说某大学的一次博士论文答辩会，一位博导的八名弟子同时上阵，一举拿下了八个博士学位。难怪这被称为中国的博士大跃进。(大雷：学者质疑当今中国博士大跃进)。博士大跃进的直接后果就是博士水准急剧下降，以致这些新科博士被称为水博士、土鳖博士，并且全线贬值。(兆丰：高等教育之怪状--研究生可能遭遇集体贬值)。 博士泛滥与学术腐败有关系吗？当然有。首先，学校建立博士点，以及教授升博导，这里面的猫腻多着呢。为了开设、增加博士点，中国的大学可以说是使尽了全身的解数，可以说是不吝巨资，可以说什么事情都肯干，但就是不干正事：他们连开会都要在黑夜里进行。(王克安：是学术腐败还是不良行为呢？)。现在，申请博士点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所谓的公关。公关是干什么？它包括把其它单位的名人，如院士、博导等等，拉到自己的旗下，然后围绕着他们来组织材料，提出申请。申请送出去之后，再派人到评审人那里去打点打点。据说每个博士点的公关费已经达到了几十万元人民币之谱。那些被拉到旗下的名人们并非真的调转了工作单位，实际上只是在新单位挂个名，简称为挂。一旦一所学校有了第一个博士点，它就可以利用同样的方法争取第二个、第三个，只不过公关难度越来越小而已。据揭露，湘潭大学早在1998年就提出了只要能申请到博士点，不惜财力的口号。到了2003年，他们又提出了要不惜一切手段，今年的博士点要保５个争取８个的奋斗目标。果然，这个被自己的学生评价为连硕士都培养不好的大学，现在已经有了九个博士点了。好一个不惜财力！好一个不惜一切手段！简直就是一副赌徒的架势。 除了把名人挂到自己的学校来争取博士点之外，中国博士教育的另一个特色就是所谓的靠。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那些没有博士点的院、系，他们可以依靠本校(甚至其它学校)的相关博士点来评定博士生导师、招收博士研究生。这个相关的学问可大了，他们几乎能够把学术界任何学科都给相关进去。也就是说，在中国的大学，没有博士点照样可以培养博士。听起来奇怪吗？可中国的学术界人士对此早已经见惯不怪了。 也许有人对学校下那么大的气力争取博士点不太理解。那么我就简单地解释解释。首先，博士点的多少，是中国大学排名的重要指标，而学校排名的高低，既是学校领导的政绩，又决定学校的经济利益(考生的多少，学费的高低，等等)。其次，学校每招收一名博士研究生，都可以得到很大的收入，包括政府拨发的人头费和学生交纳的学费。政府的人头费虽然不多，但是相当于白得的。除了这笔钱，国家还给每个研究生生活补贴。有的学校还可以从这上面揩点油水。(亦明：东南大学：不许盘剥研究生)。第三，博士生是维持博导存在的基础。笔者就亲耳聆听过一位博导炫耀自己是如何搞学问的：每当听到一个新的信息(新技术，新苗头，新趋势)，不管自己懂不懂，不管是不是自己的研究领域，他都立即命令手下的研究生去查阅文献，然后着手申请课题。虽然成功率不高，但东方不亮西方亮，靠广种薄收，靠人际关系，每年搞个几十万元人民币还是绰绰有余的。所以说，没有这些研究生，那些博导们就不知道如何做学问了。大学拼命争取博士点的另一个原因就是，博士研究生是目前中国最廉价的劳动力。岂止是廉价，很多人还要自掏腰包来给自己的导师(通称老板)打工。据一所大学科研处的工作人员说，学校鼓励导师拉项目，至于导师培不培养学生的问题，只能学生与导师协调，学校概不过问。(逸文：导师是老板吗--看研究生给导师打工)。所以说，在大力提倡产学研的中国学术界，博士生是学术产业这个血汗工厂的包身工。没有这些廉价劳力，中国的大学怎么能够发展自己的高技术产业？ 看到这里，中国的博士泛滥成灾的原因也就清楚了。博士点是学校花钱买来的，博导称号是教授们拼老命争来的，这是既得利益。不多招博士生，对不起学校，对不起自己。而博导的学术水平比博士生还要低，也就难怪中国的水博士的数量如同洪水泛滥了。中国的博士到底有多么水？北京科技大学冶金系的一个博士研究生在七天之内完成博士论文，可以说是世界之最。(子江：北京科技大学哪里算什么著名大学？)。一个只有高中学历的枪手，一个月内就能够搞定一篇博士论文，而这篇论文却能够在答辩时一次通过。(佚名：博士论文顶级枪手仅高中学历一字开价至少一元)。这样的博士，在中国近年的博士大跃进中，可以说如雨后的蘑菇，层出不穷。 上面说到的博士虽然水，但却是真正的中国博士，可以简称为真的真博士。除了这些真的真博士之外，在中国的学术界内还有真的假博士和假的真博士。所谓真的假博士，就是那个博士学位来自野鸡大学，实际上是花钱买来的学位。比如北大和清华的客座教授吴征就是从美国一个小青年创办的巴灵顿大学得到了这种学位。吴征教授不仅是真的假博士，他还是假的真博士：他没有在复旦大学上过课，也没有通过复旦大学的学位答辩，但却拿到了复旦大学真正的博士学位证书。奇怪吗？感到奇怪的人一定会被中国的学者笑话：toosimple，toonaive！ 吴博士虽然没有花力气读书，但却肯定是花了不少的金钱。在中国，能够搞到学位的除了金钱，还有权力。有人统计，根据报纸上公布的省部级领导干部的简历，他们之中有将近三分之一的人拥有博士学位。(陈鲁民：到底要培养多少水博士)。这些博士是怎么来的，中国的大学应该最明白。(邹德学：水泊梁山新闻多李逵考研)。学位，这个被国际学术界视为学术尊严的标志，却被中国的学术界当成了可以交换的商品，位还在，学却没有了。中国的学位何不改名为钱位、官位？ 官学勾结，学商为奸，是中国水博士泛滥成灾的另一个原因。 瓜分学术界内部的利益，对某些人来说，既可能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也可能是感到满足不了自己的贪欲。於是他们开始把手中的特权向学术界以外扩展。学术界手中有什么特权？第一，他们有招收学生的特权。第二，他们有授予学位的特权。在这个重视知识、重视学位、喜好攀比、讲究面子的国度，这个两大特权被中国的学术界运用得到了出神入化的地步。中国学术界使用授予学位特权的招数五花八门，什么专升本、本升硕，什么函授硕士生，什么在职博士生，其本质，与贩卖学位毫无二致。(檀传宝：谈学术腐败与学术贿赂)。最近有消息说，北京大学哲学系的一个研究生班录取了一名只有初中学历的青年，并且接连催促对方交纳两万多元的学费。(许金晶：初中毕业生交钱就能上北大研究生引发激烈争论)。所以说，在目前的中国，只要有实权，什么样的学位都能够得到；只要肯交钱，什么样的学位都可以买到。 中国学术界利用招收学生的特权来搞腐败，到目前为止，被揭露的主要有两起。第一个是上海交通大学，第二个是海南大学。上海交通大学的招生黑幕之所以被揭开，相当有戏剧性。当时，上海交大的网络发生了故障，不能与外界连接，学生们就在校内网络游逛，结果巧遇该校教务处的一份文件。通过上交大的BBS系统，中国人民总算见识了中国知识分子掌权之后的丑恶一面。这份文件实际就是一个关系图，上面列有这么几个栏目：考生姓名、生源、分数、加分、专业情况、委托人、拟解决意见。在这些栏目下面，还分有校领导接收、中学校长推荐、2001年外地生源机动指标讨论材料等几个类别。整个文件涉及百余名考生，高考分数最高的为632分，最低的只有426分。如果看一看委托人一栏，里面有电力局纪委书记李永鸣之女、中医大党委书记张建中侄、盛校长之侄、教育部、王大中，吴建平之子、上海教育超市总经理王星之子、清华大学副校长余寿之、西南交大蒋校长之子、电子科技大学唐小我之子、教育部人事司管培俊司长等等。在拟解决意见栏中，有保证专业、120%、录取等几类。总而言之，上海交大校长、副校长共七人，其中六人写了条子；党委书记、副书记四人，有两人写了条子，外加一个纪委书记。除了这些内蠹，参与这个招生黑幕的还有来自交大之外的四名院士。(江迅：高考开后门？交大起风波)。 搞交易，都是有来有往的。中医大党委书记、盛校长、清华大学校长王大中、清华大学副校长余寿之、西南交大蒋校长、电子科技大学唐小我用什么来回报上海交大的盛情呢？傻子都能猜得着！ 大学招生到底黑到了什么程度？没有绘画基础的人竟然能够在海南大学艺术学院美术系高考专业课中得到第一、第二名的成绩。在学校组织的突击测验中，2名学生测试的最高分是30多分，最低分为7分。成绩差得离谱。这还是他们在这所大学学习了一年之后得到的成绩。海南大学在随后随机抽查了美术系2002级一百多名学生中的43名。在120张考卷中，有一半不及格，创作测验的最低分是2分。这2分是怎么得来的呢？因为这名学生在纸上画了几根线条。 海南大学同一届美术系的学生中有这么多画盲能够被录取，当然不可能是个别考生作弊的结果。据揭露，海南大学艺术学院从1999年到2002年每年美术系的招生均由包括学院一名主要领导在内的两三个人主持，招生范围圈定在山东、河南、江西和湖南几省，从出题、考试(监考)到打分、录取都由他们全包。难怪一名河南学生坦白说：那边老师收了他的钱，担保他一定能够考上海南大学。除了艺术学院，海南大学音乐学院有的学生考进钢琴专业不会弹钢琴，有人到了大学四年级还不认识五线谱，毕业生没有几个搞本专业。(乔华、胡辛：离谱的艺术类招生--海南大学艺术学院招生黑幕揭秘)。 其实，与研究生招生相比，高考招生还算是比较公正的。研究生招生有保送推研、代培扩招等多种名堂，而每个名堂下面都有各自的肮脏勾当。不久前，武汉大学的推研黑幕被揭：该校新闻与传播学院三个专业学习成绩前三名的学生，在推研时竟然全部落到前三名之外。(姚海鹰：武大2004推研黑幕)。原因？不用到黑幕后面看也能估摸个八九不离十。其实，就是在通过正常考试这个途径来招收研究生，中国大学做得也不干不净：由于专业课考题由招生的教授来出，而考卷也是由他来判，再加上所谓的复试，因此在很大程度上，一个教授想招谁，谁就能够考上；如果他不想招谁，即使是累死，考上的希望也不大。这在中国的大学已经是公开的秘密。有位博导就恬不知耻地这么炫耀：他招的研究生，或者是局级干部，或者是美女。去年秋天，台湾女名人璩美凤投考复旦大学产业经济学博士研究生，她考了三门课程，其中两门不及格，三门课的平均分数不到48分，但照样被复旦大学录取。(心木：专业课33璩美凤被复旦破格录取)。这个勾当虽然肮脏，但却可能只肮脏了一半：复旦大学只是在录取时作了弊，在评卷时大概还是干净的。真难为了这所中国第三高校！ 在揭露腐败现象的文章中，很多人愿意使用冰山一角来形容被揭露案件与尚未被揭发案件之间量的关系。其实，冰山的水下部分与水上部分的比例是8比1左右，但这个比例根本就不适用于中国的学术腐败。到底这个比例是多少，没有人能够说得清楚，但用九牛一毛也许不是过分的夸张。 从1998年起，中国政府开始了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工程，叫做985工程。虽然从政治的角度看，这个工程没有太大的不妥，但从教育学的角度来审视，985工程是非常盲目和无知的，它与中国上世纪五十年代的大跃进有很多相似之处。首先，在世界高等教育史上，从未有过由中央政府出面、如此大规模地打造世界一流大学的先例。美国没有，英国没有，德国也没有。其次，仅靠金钱不能够造就世界一流大学，这已经是国际高等教育界的共识。上世纪七十年代，日本政府刻意要在筑波科学城建立一所世界一流大学，於是把前东京教育大学改造成了筑波大学。三十年过去了，筑波大学不仅不是什么世界一流大学，即使在日本，它也与私立的早稻田大学、庆应义塾大学，国立的京都大学、东京大学不在一个档次。第三，目前世界公认的一流大学几乎都是自己成长起来的，而推动他们成长的动力有两个，一是坚持学术原则，二是拥有充沛的资金。中国的大学放弃学术原则在先，要靠金钱进入一流大学行列，无异于缘木求鱼之举。 既然985工程是政府行为，它与学术腐败有什么关系呢？当然有。前面提到，985工程与上世纪五十年代的大跃进非常相似。大跃进的实质就是无知加狂妄，这已经被历史充分地证明了。而在当时，中国的一些学术领袖就曾为那场无知的运动提供理论依据，摇旗呐喊，推波助澜。[亦明：扯下中国院士的神秘面纱(一)：丧失了社会良心的院士]。而就在985工程开始后的几年间，中国学术界的头面人物，也就是北大清华的校长书记们，罔顾历史事实和现实条件，先后提出了北大清华进入世界一流大学行列的时间表。这么愚昧的行为，却能够在中国毫无掩饰地粉墨登场，是中国的学术水平太低吗？当然不是。是他们欺人太甚！没看到吗？北京大学党委书记闵维方就在自己的学术论文中就公开歪曲、捏造事实，鼓动政府出资建设一流大学。(亦明：闵维方是斯坦福大学的博士吗？)。表面上看，他们这么做的原因可能是出於无知或者如有些人所猜测的那样，是为了应付政府的需要，但其实质就是放弃学术良心，欺骗政府和社会，以达到获得政府大笔拨款的目的。开列进入一流大学行列时间表，在性质上与在大跃进年代提出亩产万斤理论是一样的。历史的悲剧正在重新上演。 一个大学难道能够靠撒谎和欺骗进入世界一流行列？除非这个行列的成员全部是骗子！ 其实，参与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鼓噪，仅仅暴露出了中国大学校长们贪婪浅薄的一个侧面。去年夏天，一则北大才子长安街头卖肉的消息成为酷暑中的热门新闻，可北大校长却不冷不热地放出了北大学生卖肉完全正常的论调，要北大的学生甘当普通劳动者。一边是口口声声创建世界一流大学，一边却要自己的学生甘当普通劳动者，谁能够搞得清这位校长是在用什么逻辑来思维呢？(亦明：北大才子卖肉与北大校长卖人)。有位北大学生说，(北大学生卖肉完全正常)这样的话全国人民谁都可以说，就是北大校长不能说。可惜的是，这位北大校长连这么点儿见识都没有。 中国的大学校长烂到了什么程度？看一看参与上海交大招生黑幕的上海交大校长、西南交大校长、清华大学校长、电子科技大学校长(见上文)，看一看自家院内臭气熏天却对公众呼吁不要夸大学术腐败的南京大学校长(见上文)，看一看抄袭剽窃的东南大学校长、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校长(方舟子：北航斯德谊、乐强、沈士团、李景文被IEEE确认抄袭并处置)，看一看公开嫖娼的合肥工业大学副校长(hf555：政治腐败必然孕育出学术腐败)，再看一看参与经济犯罪的延安大学校长(佚名：从羞羞答答到雁过拔毛延安大学原校长受贿成长记)、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的院长(原春琳、刘万永：代表委员呼吁遏制高校经济腐败)、同济大学副校长(曾祥生：同济大学原副校长吴世明受贿一审被判刑十年)、首都经贸大学副校长(程婕：首都经贸大学原副校长姜忠波受贿被判刑11年)、成都大学副校长(张学勇：搞贪污竟怪会计懒)、成都理工大学副校长(刘德华、刘艳：贪污学生点招费原成都理工大副校长被捕)，这些人，他们的所作所为，构成了中国高等教育现状的一幅特殊清明上河图。 如此大规模的大学校长腐败，不仅在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发生过，在世界历史上也绝无仅有。想要靠这帮人来领导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就算是党中央国务院把全中国的所有财富都给了他们，他们也还会嫌钱少，他们也还是建不成。 由於学者的追求目标和信仰对象是真理，因此，他们被称为社会的良心。我在一篇文章中，曾经讨论过中国知识分子丧失了社会良心这个问题。[亦明：扯下中国院士的神秘面纱(一)：丧失了社会良心的院士]。所谓社会良心，就是一个人对社会的责任感和道义感。比如说，面对乌烟瘴气的社会腐败现象，一个学者如果能够保持沉默，不提出批评，这就说明他没有社会良心。应该说，一个人具备了社会良心说明他已经达到了很高的道德水准。所以，用这个水准来要求中国目前的知识分子，甚至院士，实在是有些难为他们。但是，要求一个学者具备学术良心，这却是一点也不过分。因为按照定义，没有学术良心的人，就算不上是学者。换一句话说，一个人具有社会良心，属於爱做好人好事，好打抱不平，好管闲事；而具有学术良心，则好象作为儿女要具有孝心一样，是他们的本分。 什么是良心呢？根据何怀宏先生的定义，良心是人们一种内在的有关正邪、善恶的理性判断和评价能力，是正当与善的知觉，义务与好恶的情感，控制与抉择的意志，持久的习惯和信念在个人意识中的综合统一。(何怀宏：《良心论──传统良知的社会转化》)。简单点儿说，所谓良心就是一个人内心正确的价值判断及其外在表现。光有内心的判断而没有行动，不能够称得上有良心。而学术良心，根据我的理解，至少包括两个方面：第一，它是学者根据自己的学术专长而做出的价值判断；第二，它是学者根据自己的判断而采取的行动。 应该说，从事学术腐败就是学者丧失了学术良心的表现。不过，对於那些腐败分子来说，他们的所作所为介于犯罪和道德败坏之间，良心统统没有了，还谈什么学术良心。这些人虽然身还没有败，但名却早已经裂了，他们除了在有生之年享受点儿荣华富贵之外，在死后，是注定要被打入另册的。所以，这里要讨论的，不是这些显性的学术腐败，而是那些隐性的，打着学术招牌的腐败。 2003年，一个颇有创造性的出版社策划了一个美国著名电影公司花百万美元买贝拉小说版权的弥天大谎。而这个大谎之所以能够撒的那么完满，那么惊天动地，却是因为有一大批学者捧臭脚。这些学者并不是一些满街走的菜教授，而是中国权威学府的权威人士：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常务副会长白烨；中国社科院外国文学研究所教授王逢振；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王一川；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孟繁华；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陈晓明；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张颐武；清华大学外语系教授、系学术委员会主任兼比较文学与文化研究中心主任王宁；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教授叶舒宪。据透露，这部末流言情小说(曹长青语)竟然被这些权威们吹捧为全球化语境中的摩登写作、21世纪的新的中国开始尝试给予世界新的形象、她已经超越了个人的悲伤，进到一个关心整个人类命运的崇高境界、她是独树一帜的，因而也是无可替代的。(童大焕：学者们也被策划了？--评百万美元买贝拉小说版权大骗局)。难道是这些学者吃错了药？抑或是喝昏了头？都不是。实际上，这些学者的领队白烨研究员既参与了贝拉小说的策划和出版，然后又蒙着学者的面具来吹捧她。 也是在2003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的一位名叫周瑞金的博士生导师突然间名声大噪，其原因就是他在评审一位朋友的博士学位论文时，行使了否决权。媒体称他坚守自己的学术良心，向朋友的博士学位论文说‘不'。(刘万永：我为什么行使否决权)。本来，评审学位论文就是判定一篇论文的质量，看它是否达到了某个学科通行的水准。所以，在正常情况下，评判的结论只能够有两个，即及格和不及格。可是，目前中国的学术界，敢於对学位论文打出不及格分数的论文评审人已经成了珍稀动物，所以一旦被人发现，就成了新闻。具有学术良心的博导成了希罕物，难怪中国的水博士泛滥成灾。 所以说，在目前的中国学术界，学术良心被贱价拍卖了，而具有学术良心的学者就成了紧俏物质。那么，根据物以希为贵的市场规律，具有学术良心的学者应该是春风得意了吧？否！周瑞金先生具有学术良心，但他自己说，这个良心让他把自己放在火炉上烤了。这个火炉是什么？就是中国的学术界！它如同一座焚尸炉，要焚毁所有的血肉和良心！ 不知道是中国人民的幸运还是不幸，除了周瑞金博导，我们还能够在中国的两个最有名的学府，北大和清华，找到他的同类。北大中文系教授钱理群20年来从事鲁迅研究，被誉为北大的良心。他称自己20年来我所做的工作，集中到一点，就是‘讲鲁迅'，并且试图‘接着往下说'，以便把民族、家庭与个人的‘世纪苦难'转化为精神资源。(钱理群：能写与不能写的)。1999年，钱理群在一篇谈访录中指出，我觉得一九四九年以来许多大的失误是比较容易弥补的，但有两个大的失误是很难解决的。一个大的失误就是人口问题......其次就是教育问题。(孔庆东、摩罗、余杰编选：《审视中学语文教育》)。据说，就是因为这么一句话，钱先生差点被北大赶出了校门。整个北大驱钱事件均是口耳相传，没有什么真凭实据。但北大的学生倒是在网上发起了一个保卫北大的活动，不知与钱先生能够继续留在北大是否有关。 中国学术界戕伐学术良心的真凭实据来自清华大学。2003年3月，清华大学教师秦晖到北大讲演中国农民问题。主持人在黑板上介绍秦晖是清华大学教授，博导，但秦先生到讲台后，用黑板擦把博导两个字轻轻地擦掉了。原来，清华大学早在两三年前就禁止他带博士研究生了。实际上，秦先生曾被北大拒之门外。1995年，清华大学历史系聘秦晖为教授。1998年，秦晖与清华大学续签了三年合同，但到2000年3月，清华大学单方面将合同撕毁，迫使秦晖重签一份合同，合同有效期是那一年的7月。在那之后，秦先生实际上就算下岗了。据说，秦晖先生目前是清华大学文学院聘请的院级教授，其待遇相当于副教授。(志林：学术争鸣为何屡屡卷入政治漩涡？)。 秦晖犯了清华大学的什么律条，被给予这样的处分？是他的学问不深，水平不高？秦晖可以说是中国首屈一指的农民问题专家，著作等身。是他道德不端，品行不好？凡是有过与他亲身接触经历的人，无不为他的诚恳，他的诚实，他的谦虚，他的清贫所感动。一所大学，对一个学者还能有什么其他要求呢？有。中国的学术界还要求他没有学术良心。秦晖的主要社会改革主张就是改革要‘公正'，‘分家'要公平。这既惹恼了他所说的大家长，也遭到了那些急于瓜分国有资产的精英们的痛恨。这就是秦晖在中国学术界的尴尬处境。 在清华，因为坚持学术良心而受到惩罚的并不只是秦晖一个人。清华水利系老教授黄万里为了中国的水利事业操了一辈子闲心，但却被清华剥夺了几十年的教书权利。(亦明：超一流的梦想，不入流的作为：评清华大学计划在2020年建成世界一流大学)。与秦晖和黄万里这两位有良心的教授呈鲜明对照的是清华的另外两名教授：一个是两院院士、被中国学术界尊为泰山北斗的张光斗，另一个是自以为自己是个人物的清华新闻传播学院院长李希光。张光斗在五十年代黄河三门峡工程上马决策过程中所起的作用怎么说都不算光彩，与黄万里先生的坚决反对有天壤之之别。(黄观鸿：黄万里生前控告张光斗在黄河与长江问题上谎言惑众)。可就在去年，张光斗在中央电视台对全国人民说，他曾反对三门峡工程上马。(张凯华：张光斗抨击设计错渭河灾起三门峡)。五十年前靠牺牲学术良心来捞取了半世荣华富贵，到了临死关头却又要把别人的良心硬往自己的肚子里塞，中国的学者怎么这么不要脸？与行将就木的张光斗相比，清华的博导李希光则正处壮年。这位一张开嘴巴就让公众喷饭的传播专家，为中国人民做出的最大贡献就是要求国家立法，不许人民在互联网上自由传播自己的思想。(赵凌：李希光事件前后)。正是因为他敢於做缺德、不要脸的事，李希光才能够成为清华园里的大红人。 在中国的学术界，不能讲良心，不论是学术良心，还是社会良心。否则，连饭都吃不 中国有句老话，叫做团结就是力量。学术腐败份子们深知此言不虚，於是纷纷成帮结伙地搞起了腐败。 据何祚庥院士揭露，曾经有几位院士，联名向国家打了一份报告，想要国家拨款40亿元，发展一个新项目。可是结果发现，报告中的一些基本数据都算错了，其中一个关键技术指标算错了100倍，产量算错了60多倍。(曾伟：科学家要避免误导公众政府)。这哪里是在搞学术，简直就是在明目张胆地骗钱。这种事情如果发生在工商界，诈骗未遂的案犯也会被判入狱。可是，中国的院士好象穿了刀枪不入的马甲，骗成了就赚了，骗不成就算了。这个案子至今没有下文，中国的公众至今不知道这几个骗子院士到底是谁，他们受到了什么样的制裁。中国从什么时候起对骗子变得如此地宽容？ 其实，这个流产的40亿元欺诈案还不是数目最大的。在非典肆虐大陆之际，中国科学院副院长陈竺就拉上了另外21名院士给政府写公开信，要求政府构筑我国预防医学创新体系。可这22人中，有20人的专业与预防医学毫不沾边。[亦明：从SARS研究看中国的院士(续)]。谁都知道，在自然科学界，学科已经高度专业化，一个人的学术水平的高低只适用于他自己所在专业，超出他的本专业，他的学识很可能连普通人都不如。这就是所谓的院士院士，出了他的院，他啥也不是。这个道理，身为科学院副院长的陈竺院士当然不会不懂。那么，他为什么把一帮不懂专业的院士拉到一起来构筑我国预防医学创新体系呢？他是在搞人多势众，以便趁非典之乱达到窃取、垄断国家的科研资源的目的。(亦明：从SARS研究看中国的院士)。国难当头，中国的院士却要趁火打劫，真是丧心病狂到了极点！ 集团腐败并不仅限於自然科学界。就在去年，喧嚣一时的贝拉走向世界案隆重登台，我们看到八名北大清华的教授博导、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研究员共同参与了这个骗局的策划。(童大焕：学者们也被策划了？--评百万美元买贝拉小说版权大骗局)。同样在去年，惊天动地的刘涌死刑案，我们又看到了14名一流法学家为罪犯的翻案挖空心思。(蒲红果：北大教授为刘涌改判叫好遭到网友责难)。(下详)。 是的，干这些缺德的事，他们也心虚，他们也害怕，所以他们要成帮结伙地干，既给自己壮胆，也要威吓他人。团结就是力量！令人感到恐怖的是，他们总是能够找到大批可以团结的同类！ 按照中国学术界当权派的说法，学术腐败是在社会转型时期，社会上急功近利、浮躁不安的不良风气在大学校园、科研机关的反映。也就是说，学术腐败的污染源来自社会，是这个急功近利、浮躁不安的社会把学术界这块净土给弄脏了。事情果真是这样吗？ 早在九百多年前，苏轼就曾说道：物必先腐也，而后虫生之。(苏轼：范增论)。1668年，意大利医生雷迪(FrancescoRedi)证明，肉上的蛆来自肉中的蝇卵。到了19世纪，法国科学家巴斯德(LouisPasteur)更建立了生源说，证明发酵来自微生物。也就是说，肉汤中没有微生物，它是不会自发地变味的。因此，净土说既不符合科学，也根本就没有事实来佐证。追寻中国学术腐败的根源，人们的目光不得不再次直视学术界本身：学术界中没有蛆虫，没有细菌，外界怎么能够把腐败反映进去？ 学术界是由人组成的，而这些人被统称为知识分子。一般认为，中国的知识分子起源于春秋战国时代的士。而实际上，士的起源是商、周时代的医、巫、史、优。正所谓，文史星历，近乎卜祝之间，固主上所戏弄，倡优所畜，流俗之所轻也。(司马迁：报任安书)。当时，士虽然身为贵族，但却是贵族中最低等的，列于天子、诸侯、卿、大夫之后。东周时期，朝纲不振，天下大乱，士的传统地位丧失，於是逐渐从贵族的队伍中游离出来，形成了一个独立的社会阶层，也就是利用脑力来谋生的人群。当时的士，可以分为两大支，一支的主要活动就是著书立说，招生授徒，建立学派，也就是以搞学问为主，他们可以算做学士。学士们创造了中国历史上文化最为繁荣的百家争鸣局面。但是，经过秦始皇的焚书坑儒，再经过汉武帝的废黜百家，独尊儒术，学士很快就消亡了，他们的残余成了靠寻章摘句维生的老雕虫(李贺：《南园》)。 春秋战国时的另外一些士干什么呢？当门客，做说客，搞纵横捭阖，搞挑拨离间，搞鸡鸣狗盗，搞朝秦暮楚，也就是依附于某个大贵族，利用自己的智慧和知识来博得主子的信任和宠爱。战国时的信陵君、孟尝君、平原君、春申君四公子每个人都有门客上千人。这些人，主子得势，他们奉迎巴结；主子失势，他们就改换门庭。秦王朝统一中国之后，他们的主子虽然变成了一个，但读书做官，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的观念却越来越根深蒂固。读书，并不是为了搞学术，而是搏取功名利禄的手段和捷径。这些人，也就是所谓的术士，是两千年来中国知识分子的主体，也是目前中国学术界人士的正源。由於术士很多来自俳优，因此他们的一个遗传特点非常明显：在主子面前，他们是奴才，是戏子；而主子不在的时候，他们又装主子。也就是说，他们没有象西方学者那样的独立性。正是因为如此，毛泽东曾非常深刻、非常形象地把中国知识分子比喻为毛：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其实，术士的行径在最初虽然让人不齿，但经过长期的进化并且逐渐吸收学士们的思想和道德，他们最终还是形成了自己的一套道德准则的。修身者，智之符也；爱施者，仁之端也；取予者，义之表也；耻辱者，勇之决也；立名者，行之极也。士有此五者，然后可以讬于世，而列于君子之林也。(司马迁：报任安书)。也就是说，术士经过修身、施爱，在取予间见道德，在荣辱间显勇气，最后扬名立万，才能够成为君子。明朝时，有个知识分子，名叫阮大铖。阮大铖才华盖世，所写传奇被后人赞誉为尽善尽美，本本出色，脚脚出色，出出出色，句句出色，字字出色。但同是这个阮大铖，又是士林中的败类典型：他投靠阉党权奸魏忠贤，官至兵部尚书，崇祯皇帝曾将他贬斥。后来他被南明小朝廷起用，立即竭力迫害自己的对手东林党及其后身复社。清兵南下，他又率先投降。著名戏曲《桃花扇》的主要内容之一就是贬损阮大铖，称颂名士侯方域与秦淮名妓李香君宁死不与阮大铖合流。由此可见，士林在当时羡慕的并不仅仅是高官厚禄和才华盖世。他们还有自己的正义感。令人不解的是，为什么今天中国的学术界专门继承前辈的糟粕，而摈弃他们的精华呢？ 从另一方面看，历史上中国学术界的大规模腐败莫过於科场舞弊。有清一代，科场案频频发生，著名的就有顺治十四年的顺天乡试案和江南乡试案、康熙五十年的江南乡试案、乾隆十七年的顺天乡试案、咸丰八年的顺天乡试案，等等。而清王朝对科场案的制裁手段也步步升级，在这几个大案中，共处死了三十多人。清朝康熙五十年，在江南江南贡院举行的乡试中，主考官收受贿赂，阅卷人通伙作弊，实际上是把举人的功名卖了出去。事情泄露后，江南举子群情激愤，把贡院二字改写成卖完，并且把财神爷的泥像抬到了孔子的庙里。康熙闻讯，立即派员到江南查案。几经周折，最后撤了两江总督的职，而参与科场舞弊的案犯一律斩首。咸丰年间，上召廷臣宣示戊午科场舞弊罪状，依载垣、端华所拟，主考官大学士柏葰坐家人掉换中卷批条，处斩。同考官浦安坐听从李鹤龄贿属，罗鸿绎行贿得中，均处斩。(《清史稿•文宗本纪》)。堂堂正一品大学士主考官只是因为调换中卷批条、考官因为受贿、考生由於行贿，同时被砍掉了脑袋。是不是太狠了点儿？不过，不这么整治，科场舞弊之风只能是愈刮愈烈。不论清王朝整肃科场的目的是什么，其客观效果却都是保证了考场的干净，考试的公正。 反过来看看中国现代的科场舞弊案。参与上海交大和海南大学招生黑幕的要员受到法律制裁了么？没有。不仅法律的铡刀没有落到他们的脖子上，连党纪和政纪的鞭子都没有抽到他们的身上。人类历史前进了二、三百年，中国的文明到底是进步了还是退步了？ 应该说，在五四运动之后的几十年间，由於留学欧美和日本的中国知识分子逐渐成为学术界的主流，那时的学术界颇有一番欣欣向荣的气象。尽管也曾有过钱钟书笔下的三闾大学和方鸿渐之流，但中国近百年来的一些学术大师多数诞生于那个时期，这却是无法否认的。1949年之后，中国虽然没有出现几个学术大师，但学术界人士大多都还能够秉承前代的衣钵，专心于学术，洁身自爱。可是，为什么进入九十年代之后，他们突然间从谦谦君子一下子变成了小偷强盗了呢？笔者曾这么分析：著名学者潘光旦先生曾用四个S总结了自己的后半生：Surrender，Submit，Survive,Succumb(投降、屈服、活命、死亡)，而这四个S与新中国的历次政治运动相对应：投降发生在思想改造运动；屈服发生在反右运动；在反右与文革之间，是苟活阶段；而经过文革，中国的知识分子基本上绝种了。但实际上，在经过第四个S之后，中国的知识分子从渣滓中借尸还魂，进入了第五个S：Shameless(死不要脸)。[亦明：扯下中国院士的神秘面纱(三)：蒙骗政府、愚弄人民的院士]。 其实，在第四和第五个S之间，还隔着一个被称为科学的春天的八十年代。为什么学术腐败现象隔代在九十年代大爆发，并且能够一直延续到21世纪？由於学术界的主体是人，所以必须从人员的组成和结构这个线索来进行分析。 在过去的五十多年间，中国没有出现学术大师的原因有两个：第一，在政治统帅一切的环境下，真正的学者不敢搞学术研究；第二，在反右运动中，大批有思想、有才华的学者被赶出了学术界。也就是这两个原因，造成了中国学术界自五十年代起就由平庸之辈控制的局面。八十年代虽然被称为科学的春天，但也同时是中国学术界最为贫穷的时期，所谓搞原子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拿手术刀的不如操杀猪刀的种种现象就出现在那段时间。当时，中国的学术界发生了两次人员大流失：一次是八十年代中后期开始的大批学子到国外留学，一次是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的年青学者下海和从政。客观地讲，当时能够留学国外的青年都是学术界中的佼佼者，远非近年来从新东方语言学校大门走出来的新留学生可比。而那些下海和从政的学术界人士，在智力上也要比留在学术界的同行高出一截。也就是说，八十年代的两轮筛选实际上等於中国学术界发生了全面的逆向选择，至少在智力上说是如此。慢慢地，随着文革前的学者全面退休，中国学术界的实权从平庸之辈的手中转移到了那些被筛选下来的碌碌无为之辈的手中。他们掌权之际，也恰逢科教兴国战略实施之时。金钱象潮水般涌入学术界，对於搞不了学术的这些人来说，搞腐败就成了唯一的选择。 尽管从九十年代末起，当年出国留学的人士开始大批回国，但他们之中的很多人根本就无法进入中国的学术界：茅坑已经被不会拉屎的人占住了。而在少数能够进入学术界的留学人士中，却夹杂着一些骗子和恶棍，如陈晓宁和朱大海。(亦明：中国学术界的海龟与土鳖之争)。换句话说就是，中国的学术界目前正在进行着八十年代以来的第三次逆向选择。 从思想根源来分析，目前中国的学术界人士，绝大多数是在文革期间受到的中小学教育。也就是说，他们在青少年时代没有受到什么正规的教育。这从陈竺等人给中国政府关于构筑我国预防医学创新体系的公开信中可以很明显地看出来：这些院士连高中毕业生的语文水平都不具备。(亦明：从SARS研究看中国的院士)。如果从教育是对人的异化这个角度来说，这未尝不是好事：没经过正规教育的人，具有敢想、敢说、敢干，想象力强，不受道德约束等特点。如果在公正、完善的制度下，他们的才智和胆识很可能向正确的方向发展，令他们对人类的科学和文化做出一番贡献。可实际上，中国的学术界当时却是处於一种真空、无序、甚至紊乱的状态，学术界的当权派集立法、司法、行政大权于一身，他们利用自己的绝对权力和无边胆量，造就了中国学术界空前的大腐败。 在中国古代的知识分子之中，有些人从事学术活动有一个非常明确的目的，就是要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张载：《张子语录》)。明朝年间东林学派首领顾宪成曾说：官辇毂，志不在君父，官封疆，志不在民生，居水边林下，志不在世道，君子无取焉。(《明史•列传第一百十九》)。也就是说，对於中国知识分子来说，不论是从事学术研究也好，还是当官也好，其最终目的是要为百姓造福。这，应该看成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优良传统。遗憾的是，这个优良传统在今天也失传了。 近年来，虽然中国的经济持续增长，但伴随而来的社会问题也越来越严重。最主要的社会问题就是贫富不均，两极分化。这一现象的出现当然与现行政策有关，但一些经济学学者在其中推波助澜的作用却怎么估计都不过分。比如，以北大经济学教授厉以宁为代表的一群人，无视中国有数亿在贫困线上挣扎的民众这个现实，恬不知耻地提出了小康社会的标志是有第二套住房这么个理论。根据这个理论，衡量中国经济改革成功与失败的标准不是有多少中国人民能够过上衣食无虞、风雨无虑、老有所终、幼有所养的幸福生活，而是要看北大的教授有没有自己的别墅汽车。对这些人来说，那些一家人靠五元人民币过年的农民(陈桂棣、春桃：中国农民调查)，那些靠救济金维持生计的下岗职工，好象都算不上是中国的公民。岂止不算是公民，在主流经济学家们看来，他们连人都算不上，因为按照厉以宁的说法，8亿多农民和下岗工人是中国巨大的财富。那些穷得在生存线上挣扎的人，怎么会是巨大的财富呢？是谁的财富？在经济学家网站上，有这么一条横幅：凯恩斯说，政客大抵都是经济学家的思想的奴隶。因此，治国、平天下这些小事就让政治家们干去吧，你的任务仅仅是在‘经济学家'网站当好奴隶主。(www.jjxj.com.cn)。明白了吗？连政客都是他们的奴隶，那么那些农民和下岗工人更不在话下了。奴隶是奴隶主们的财富。奴隶越多，奴隶主越富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人不再是劳动人民了，而是这些混帐经济学家！ 就是这帮经济学家，在中国的新闻媒体上大张旗鼓地提出了经济学是不讲良心、不讲道德的这么个口号。实际上，世界上除了伦理学，哪门科学是讲良心、讲道德的呢？讲良心、讲道德的应该是从事科学研究的人。那么，这帮家伙提出这么个口号，岂不是在说毫无意义的屁话吗？他们的目的何在呢？说穿了，他们是在用经济学是不讲良心、不讲道德的这个幌子为自己不讲道德和不讲良心做铺衬，然后好去明目张胆地干不讲良心、不讲道德的坏事。他们都干了什么坏事？这伙人干的最大坏事就是鼓吹教育产业化，结果把一个在人类近代历史上通行的公益事业在中国转变成了一个吃人的产业。他们干的其它坏事还包括：鼓吹扩大两极分化，因为中国的贫富差距还不够大，只有拉大差距，社会才能进步(厉以宁语)；他们还要瓜分国有资产，搞新公有制(厉以宁：新公有制是大势所趋)。据一位某省党报的主编在酒后透露，在中国，最赚钱的买卖有两个：一是倒卖国有资产，一是办报纸──比它们还赚钱的买卖也有，但肯定都是非法的。原来如此。怪不得这些不讲良心、不讲道德的经济学家们不愿意干治国、平天下这些小事，他们要干修身(养肥自己)、齐家(发家致富)这些大事。这些人的精明之处就在於：先把干坏事合法化，然后再干。中国历史上最大的奸贼也没有他们精明。 在现在的中国大地上，不讲良心、不讲道德的教授学者除了那些主流经济学家，还有一些主流法律学家。2003年8月15日，沈阳黑社会头子刘涌死刑案被辽宁省最高法院改判为死缓。据报道，改判的重要依据之一就是由北京大学法学教授、刑法学专家陈兴良等十四位一流法学家起草的一份《沈阳刘涌涉黑案专家论证意见书》。消息传出，舆论大哗。(蒲红果：北大教授为刘涌改判叫好遭到网友责难)。最后，中国人民最高法院破天荒地主动介入此案，再次把刘涌定为死罪。问题是，这些法律专家的观点为什么与公众的观点相差这么遥远？据说，陈兴良教授认为辽宁最高法院改判刘涌死刑为死缓是为了保障人权，因为根据有关证据，在刘涌案件中有刑讯逼供的可能。(引文同上)。这真是天大的笑话。陈教授难道是从月球上来的吗？刑讯逼供是今天才有的吗？是只限於刘涌一案妈？孙志刚被警察无辜地活活打死，陈教授怎么没有写什么意见书呢？你们的的屁股怎么总是坐在有钱人的炕头上呢？有人指出，陈兴良等人受犯人之托拟定那个意见书，是打着程序公正的旗号，破坏程序正义。(佚名：刘涌案，中国法学界的耻辱还是光荣？)。真是一语中的。 为了替自己的行径找借口，陈兴良还写了一份近万字的辩护书，再次高谈什么人权之类的论调，同时还说中国的法官水平比中国的法学教授低下，民愤不能够代替法律，等等。(陈兴良：关于刘涌案之刑事司法论坛)。这和那些主流经济学家的腔调几乎完全一样：主流经济学家要当政客的奴隶主，主流法学家要当法官的太上皇。你们干脆把这个国家直接接管过去算了，还这么羞羞答答地干什么？其实，这些主流学者既不是什么奴隶主，也不是什么太上皇。他们是典型的走狗和奴才，他们是春秋战国时代那些俳优术士的直系后代。他们的主人名叫权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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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9-2-24 12:1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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