暑假学生偷尝禁果 少女堕胎让人痛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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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 文章作者： 发布时间：2006-07-19  
【看中国报道】7月9日，在北京市某私立医院妇科的候诊区，一名背着书包的男孩一边不停地看表，一边向人流手术室门口张望。过了一会儿，一个面色苍白、显得有些虚弱的女孩捂着肚子从手术室走出来。男孩立刻迎了上去：“怎么样，很疼是吗？”并搀扶她坐下来。女孩闭着眼睛摇了摇头，靠在了男孩的肩膀上。
　　记者坐到他们旁边，给女孩递去了纸巾。女孩叫小夏(化名)，刚满17岁，是医院附近某职业高中的学生，男孩是她的同班同学。在后来的谈话中记者了解到，两人是在恋爱半年后偷食禁果的。小夏告诉记者，周围很多同学都是经过短暂相处就发生关系了，有些还在学校外面租了房子，在好友面前还以夫妻相称。她说，在和男友发生性关系前，两个人对性知识都不了解，更不知道如何避孕。小夏上个月发现自己没来月经，开始没当回事，以为是吃冰淇淋吃的，后来用测孕纸测试之后发现竟然怀孕了。两人非常害怕，特意等到放暑假的时候来堕胎，一来不容易被发现，二来可以利用假期“好好养一养”。小夏的男友告诉记者，他们没敢向家里要钱，从同学那里借了几百块，不够做无痛人流的费用，只能做普通人流。说到这里，小夏忽然说肚子疼，记者陪她去了趟洗手间，发现事前垫上的一块卫生巾已经全部被血浸满。她哭着说：“这种痛简直刻骨铭心，以后再也不想来这个地方了。”后来医生告诉他们这是术后正常反应，两个人这才放心地离开。

　　怀孕少女越来越多

　　7月11日是第17个“世界人口日”，今年的主题是“关爱女孩、行动起来”。在这样一个日子里，小夏的故事有着很强的现实意义：花季少女因为不懂得保护自己，激情过后却要承受痛苦的代价。更让我们不愿看到的是，这样的少女正变得越来越多。

　　中国妇联妇女研究所历史研究室主任、联合国基金会 生殖健康倡导项目专家肖扬告诉记者，上世纪90年代初她在妇产医院工作时，所有未婚女性的人流比例也不过10%。现在北京的少女人流率达5%，上海为7.2%。肖主任指出，目前少女怀孕呈现出两个趋势：一是低龄化，她了解到最小的才10岁；二是反复人流，2年7次，1年6次的都有。

　　北京妇产医院生育调节科陈素文主任在接受采访时说，几乎每天都有学生模样的女孩到医院打胎，多数由男朋友或同学陪同而来。粗略估计一下，10个做人流的人里大概就有1个未成年少女。由于一些私立医院拼命宣传人流无痛、快捷、保密，少女的比例还要高得多。这些女孩做人流有两个高峰期：一个是每年的二三月份，另一个是七八月份。寒暑假和春节是学生们最容易发生性行为的时候，而且这时做人流，容易逃过老师和家长的眼睛。

　　人流让少女自卑

　　“一些未成年人来做人流，大多会伪造姓名或谎报年龄，医生没有权力过问，但一做手术就能发现年纪其实很小。还有个别女孩做过三四次人流手术，如果有合并生殖道炎症、先天性疾病的，会很危险。”陈素文主任对未成年少女怀孕导致的恶果非常担忧。肖扬主任也告诉记者，人流有出血、粘连、子宫异位、感染、子宫穿孔、月经不规则、闭经、腹痛、不孕等十几种并发症，而且未成年少女身体尚未发育完全，更容易导致后遗症。

　　美国少女的怀孕比例是全球最高的。那里的医学专家指出，少女在人流后发生并发症的可能性是成年妇女的2倍，甚至可能影响日后的生育。除此之外，人流还会对少女的心理造成影响，使她们感到悲伤、沮丧，有罪恶感，失去信心，引起睡眠、饮食和性生活失调，严重的会导致抑郁症。一位做过人流的14岁少女说，她现在经常觉得自己杀死了一个孩子。上海解放军411医院的统计也显示，做过人流之后，65%的少女产生了自卑等不良心理表现。

　　“边发短信边等手术”

　　尽管少女怀孕后做人流危险很多，越来越多的孩子却不把人流当回事。据《上海青年报》报道，上海某医院的院内调查显示，32%的怀孕少女认为怀孕“没什么大不了的，去医院做人流就可以”，8%的人竟认为“怀孕就是生病，去医院治一下就好”。陈素文主任去年遇到过一个被母亲带来打胎的14岁初二学生。她和同学发生关系后怀孕，由于害怕，两个孩子偷偷去私营医院做药流，结果回家后经常大量出血，被母亲发现送到医院时，女孩已经过了可以做人流的时间，只能继续妊娠，等待引产。“当时，女孩的母亲又气又急，一直在掉眼泪，而那个孩子一句话也不说，默默地坐在那里，脸上显现出超乎年纪的冷静，那一幕让我至今记忆犹新。”陈主任这样对记者说。

　　说起现在孩子对怀孕的态度，肖扬主任摇着头说，十几年前的人做人流时都显得忐忑不安，觉得很倒霉。可现在的小孩子简直不当回事。她经常在医院见到怀孕少女一边等着做手术，一边嘻嘻哈哈地发短信，还跟同学或男友聊天。做完了出来还跟旁边的人说“真的不疼，下次还来”，让医生哭笑不得。

　　开放的性观念和落后的性教育

　　怀孕少女增多的背后，是青少年日益开放的性观念。前不久，上海东方卫视在节目中公布的数据显示，我国19岁以下青少年中，5%—10%的男孩和3%—8%的女孩有过性经历。北京市妇联的调查显示，接受调查的13—19岁少女中，8%有过性经历，3%曾怀孕。小董是北京某重点中学的学生，他认为有20%的女同学已经不是处女了。“这没什么大不了，只要注意安全，事后能够承担责任就好”。他告诉记者，去年一个男生的生日聚会上，曾有同学送安全套，当时大家都认为很有新意，没觉得过分。“听说隔壁班还有女生给男生送壮阳药作为礼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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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朋友的侄儿5月14号出发到日本，代表某市中学生进行了为期7天的参观学习，同行的一共8人，其中6人是该市6所初、高重点中学最优秀的学生，另两位老师和翻译。今天我特地问他感觉如何，他答：中国和人家没得比。
　　具体方面的内容如下：
一：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
　　1 在公路上随处都可以看见小动物，例如松鼠、鹿等等，而且它们根本就不惧怕人。（这在中国是不可能的，因为如果被你看见的话，100%的拿起了猎枪）
　　2 道路比较小，除了最主要的道路，基本的道路都是一去一回的双车道，他们宁愿多种树木也不愿扩大道路。
　　3 街道很干净，看不到人乱扔垃圾。
　　4 闻不到汽油味，空气很干净。虽然基本日本每个家庭都拥有汽车，但是他们一般都是周末出去旅游的时候才开，平时都坐电车或骑自行车上下班，基本看不到摩托，环保意识很好。日本的电车使用率很高，当然他们的科技也发达，因为他们使用的燃油应该是环保型的。
日本多火山，多地震、多台风，种种自然力排山倒海、不可抗拒的爆发。难于抗衡的灾害，让日本面对突发能够变得沉静、镇定，转而追求与自然和谐相处。他们一边很敏感的感觉着大自然的善意，也格外珍惜这份厚爱。（中国的环境已经非常另人担忧，但是我们的环保意识却在倒退）
二：人与人的和谐相处
　　1 一行人在日本和人的接触中，感觉日本人非常的大方、亲切。头三天的日程是安排好的，见市长、参观学校等，所到之处所见所遇都感觉日本人非常的善意。后三天是自由活动，在整个过程中，日本人一样的礼貌、热情，感觉不到一点歧视和敌意。
　　2 在车上是没有收费器，收费器是设在站台的，这样上车的时候就不会堵塞，收费器没有人看管，完全自觉。同样，大部分景点的入口是不查票的或者偶尔抽查，日本人都认为：人与人一定要互相信任，而且也相信着每个人。
　　3 在马路上车是让人过，即使是不小心某个人闯红灯，车都会停下来让人过。在其他地方的马路也是这样。
　　4 同样的东西并没有地方的不同而价格很大差异，新快线的食物和外面的价格一样。更不会因为你是旅客而提高价格。
三：日本的教育
　　此行主要是参观学习日本的学校，所以去的学校最多，接触的学生也是最多，侄儿说：在日本做学生真的很幸福
　　1 日本学生、大人的作息是9点上班，下午5点下班放学，学生晚上没有作业，都是在上课的时候就完成了。
　　2 日本的学生不用象中国的学生学那么多的科目，到了高年级的时候就开始按兴趣选择自己喜欢的科目，尤其是爱好、特长的培养。
　　3 日本是小班制，一个班基本是20到30人不等，而且一个班的配置老师也较多，例如教英文就有2个老师。他们还有特殊的智障班，而且是一个学生配置一个老师。
　　4 在日本教师的地位很高，非常受社会尊重，尊师重教是日本的传统，并且政府的教育投入非常大，有25%强（在中国的教育投入就少得可怜，就该市来说，大概3%左右，而且该市在比较发达的珠三角）
　　在他向我描述完后，我问：如果你以后有机会在日本生活你会去吗？
　　他答：我想我还是在家里比较好，但是平时到日本渡假还是挺好的，因为那里很舒服。
　　我接着问：你认为中国什么时候能达到日本的水平？
　　他挺失望得答：我即使活上1000岁，也看不到中国有这天
　　在这里不评价什么，只把现象拿出来给大家看看。我听完他的话后心里很不是滋味，他是一个品学兼优的学生，说得不客气，将来是清华北大的高才生，但是一个如此优秀的学生竟然也如此丧气。他也知道中国与日本的历史、关系，但是现实是如此的残酷，另人扼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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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薪跳蚤”是大学校长们在第三届中外大学校长论坛上，为那些在高薪的诱惑下，在不同的大学之间跳来跳去的“名教授”们起的雅号：“今天这个高校年薪100万元聘请了一位知名教授，明天另一个学校开价150万元，这位教授便立即奔开价更高的那家而去……”（7月18日《东方早报》）。总之，他们像跳蚤一样，总是能够敏捷地跳到更容易吸到血的地方去。

　　校长们对这种状况当然是不满的。但遗憾的是，他们除了发几句牢骚之外，对这一现象的原因却完全没有触及，而在对策方面，也不过是重复了一些“要通过感情、环境留人”之类的陈词滥调。经验告诉我们，这肯定是不能解决问题的：对跳蚤来说，难道还有什么比血更能唤起它们的感情吗？

　　坦率地说，我认为这个问题必须上升到知识分子的“德性”这样一个高度来看待。“名教授”（我们姑且假定他们是名副其实的，不是炒作、造假、剽窃出来的）作为知识精英中的精英，不能“以学术为志业”，而仅仅是把它作为一种个人发财致富的工具，这是一种“德性”上的堕落，是中国知识界的耻辱！

　　为什么这么说呢？现在难道不是市场经济吗？不错，但市场经济也并不意味着什么都可以卖。也许一个“性工作者”可以谁出价高就把自己卖给谁，但一个以追求真理为职业志向的知识分子却不能，而只能“以学术为志业”，也就是说，只能将学术作为一项自己志愿从事的事业，一切选择都应该以是否有利于事业为转移，为此要有献身的精神准备，否则就不能算是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许多前辈学术大师常以宗教感情来比喻从事学术所需要的“被局外人嘲笑的奇特的如醉如痴”（韦伯）。歌德也曾说，谁从事科学和艺术，谁也就有了宗教。如果我们承认了这一点，那么“名教授”在选择工作单位时，“薪水”的高低就只能是一个次要的考虑因素，而绝不应该是“跳来跳去”的主要原因。

　　一个更为关键的问题还在于，当代中国，“正处在历史上最有希望的时刻，同时也处在历史上最困难、最危险的时刻”，所谓“战略机遇期”也好，“矛盾多发期”也好，说的都是这个意思。所以一个真正有责任感的知识精英，在作出选择时，还必须把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和长远发展，纳入自己的视野。

　　在这方面，不朽的马克斯·韦伯也为所有的知识精英作出了榜样：1889年，他在获得了博士学位之后，放弃了留在名校柏林大学当待遇优厚的法学教授的机会，却到当时地位非常低的弗莱堡大学任经济学教授。因为在韦伯看来，经济学在当时的德国虽然是“显学”，但德国实际上根本就没有什么经济学，有的只是从英国亚当·斯密的自由主义经济学那里照搬来的皮毛，向公众灌输的则是一种“软乎乎的幸福主义”和市侩道德，这导致了德意志民族的“政治不成熟”。

　　韦伯认为，这潜伏着德国学术和德意志民族的根本危机（两次世界大战证实了韦伯的担忧），而韦伯一旦“怀着悲壮的心情”作出了投身学术的决定，他就数十年如一日地过着清教徒似的生活，即使是在一次大战失败后的动荡岁月里，他也依然如故。

　　“高薪跳蚤”的出现并且成为“中外大学校长论坛”讨论的一个议题，向中国社会提出了一个哈姆雷特式的问题：教授们是以学术为志，还是以金钱、美色、豪宅为志？我想这个问题还让中国的知识界去伤脑筋吧！我在这里仅仅想提出另外一个问题：既然是跳蚤，那么吸血就是它唯一的生存目的——我们为什么要用自己的血来养肥这些跳蚤呢？

高校校长质疑百万年薪聘教授 建议清退高薪跳蚤

“今天这个高校年薪100万元聘请了一位知名教授，明天另一个学校开价150万元，这位教授便立即奔开价更高的那家而去……部分教授对功利的追求已经超过了对学术的追求，成为现在师资队伍建设中的一个难题。”在昨天的中外校长论坛上，与会校长们一致建议，高校教师应该全员实行聘用合同制，合理清退教研能力差的人员，留住有价值的人才。

　　第三届中外大学校长论坛自7月12日开幕以来，到昨天已进行了6天，将于今天下午闭幕。在昨天一个主题为“师资队伍建设与创新性人才培养”的会议上，校长们对一些知名学者乐此不疲地做“高薪跳蚤”感触很深。

　　东华大学校长徐明稚是这次圆桌会议的主持人，他首先对现在高校频繁以百万年薪聘教授的现象提出了质疑：“100万元可是个相当惊人的数字！”

　　延安大学校长廉振民也表示，从他们这样的西部学校挖走一位名教授，打击是致命的。“我们培养一个名教授几乎花去了全部的精力，而这名教授通常是学科的领头人，被其他学校用高薪挖走，我们的整个学科链都会受到重创。”

　　南京航天航空大学校长胡海岩认为，仅仅从物质层面刺激、完全通过高薪引进人才并不符合中国国情，引进了人还要留得住人，要不仅通过待遇留人，还要通过感情、环境留人，才能抑制教授做“高薪跳蚤”的现象。

　　北京外国语大学的校长郝平认为，通过高薪引进人才特别是国内各校间互相挖人，是一种“恶性人才竞争”，如北外从北大或人大挖来一个教授，至少也要10万元，如果是国际上较知名的教授及其梯队的引进，没有几百万元是不行的。高校中互相挖人也伤了和气，不如建立学术联盟，通过精品课程共享、资源互用的方式达到双赢。

　　南京师范大学校长宋永忠认为，要解决教授成为“高薪跳蚤”的现象还有一个办法是提高校内人员的待遇，让校内人才和校外引进人才在同一个水平线上，良好的激励机制能让校内人才脱颖而出。形成了强大的人才资源，就不会再依赖从校外或国外“人才进口”，这种担心引进教授是“高薪跳蚤”的情况也会有所减少。

　　哈尔滨工程大学校长刘志刚认为，高校还有一个困扰是没有建立退出机制，“结果造成想留的留不住，想让其走的又走不了”。

　　与会的校长们表示，虽然国内有一部分院校在教师分配制度改革上引用了聘用合同制，但并没有在全国形成统一模式。校长们都建议，高校教师应该全员实行聘用合同制，不安心工作或者没有教学科研能力的教授应该被合理清退，人才能进能出，流水不腐，才能保证中国高校的快速发展。

　　国外校长谈

　　让35%的人提前退休

　　师资队伍的更新建设方面，加拿大阿尔伯塔大学名誉校长罗德里克·弗雷泽在会上介绍了他们的经验。

　　阿尔伯塔大学在过去的10年中，对学校的系所进行了整合，将教学单位从81个缩减到了61个，让35%的人员统一在2003年之前退休，其中主要是那些缺乏教学和科研能力的。

　　事实证明这项变革非常成功。阿尔伯塔大学现在有62%（大约900名）的员工是近几年新聘用到位的。这使得阿尔伯塔大学的教研人员的整体水平有了很大提高，他们取得了非常出色的科研成果，赢得了加拿大国家工程研究院的很多奖项。

　　弗雷泽也承认，让35%的人提前退休很困难，但最后还是成功了。当然，学校做了许多劝说工作，除此之外，还要进行绩效考核，淘汰那些缺乏能力的人员。

来源：http://www.backchina.com/news/2006-07-20/96847.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