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少奇为什么支持“大跃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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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58 年开始的连续三年、给中国国民经济造成严重损害并引发惨绝人寰大灾难的“大跃进”是毛泽东一手发起的。对此毛泽东本人并不讳言，他在1959 年7月23日“庐山会议”全体大会上讲话时说：“大跃进的发明权是我还是柯老（即时任上海市委第一书记的柯庆施——引者注）？……我说还是我。……始作俑 者是我……”故此，“大跃进”那些发昏发热的言论行为，诸如“十五年内超英赶美”、“一天等于二十年”、农业上放荒诞绝伦的粮食“高产卫星”、工业上全民 动员“大炼钢铁”、在城乡推行乌托邦式的“公社化”、大刮“共产风”“浮夸风”等等，无不与毛泽东那好大喜功的性格和漠视现实的“浪漫主义”有关。

不 过，当时中共领导人中“发昏发热”的并不只是毛泽东一个，甚至可以说，除了极个别人以外，大多数都有点儿“昏”和 “热”。邓小平在1980年4月曾说：“‘大跃进’，毛泽东同志头脑发热，我们不发热？……中央犯错误，不是一个人负责，是集体负责。”这基本上是诚实之 言。就拿当时在党内地位仅次于毛泽东的国家主席刘少奇来说吧，从现在可见的资料来看，他对“大跃进”就并没有“始终保持着清醒的头脑”，而是颇为热中于这 个“共产主义运动”的，所以他也是 “发昏发热”的领导人中的一个，也必须承担对“大跃进”的“集体负责”。

刘少奇在“大跃进”初期 “发昏发热”的言行很多。在言论方面， 1958年4月底，他在去广州的火车上与周恩来、陆定一（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长）和邓力群“吹公社，吹乌托邦，吹过渡到共产主义”，“还吹空想社会主 义……生活集体化，还吹工厂办学校、学校办工厂”，还“要邓力群去编空想社会主义，要定一编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在路过河南郑州时又要河南省委第一书记 吴芝圃把他们“吹”出来的“想法”去“试验一下”。在5月召开的全面发动“大跃进”的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他在代表中共中央委员会作的“工作报告”中号召 “把社会主义建设的速度继续提高”，并对某些怀疑“多快好省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的意见进行了驳斥。6月14日，他在同全国妇联党组成员谈话时借谈妇女解 放问题之机建议普遍建立公共食堂，并且大胆预言“我们到共产主义不要多远，十五年可以赶上美国，再有十五年等于三、四个美国，再有四十年、五十年中国可以 进入共产主义”。7月2日，他在同北京石景山发电厂的工人座谈时又进一步预言：“现在赶上英国不是十几年，二年三年就行了，明年后年要超过英国。”8月至 9月，他赴山东和江苏等地视察，在山东寿张县表扬当地干部群众的浮夸行为是“压倒了科学家”，“是一个革命”，在江苏常熟县对一个声称稻田亩产1万斤的乡 党委书记说：“一万斤还能再多吗？你们这里条件好，再搞一搞深翻，还能多打些。”9月23日，他在与南通干部的座谈会上针对有人认为大炼钢铁得不偿失反驳 说：“搞土高炉能出铁就好。这是出的师傅钱，不要算成本。这半年主要是熟悉技术，我们学会了本领，一年就能出几万个炼铁的人。一万人开矿，一万人运输，一 万人炼铁，有三万人真了不起。这办法好，每个县都要出人支援炼钢炼铁。”1958年底，当一个外国客人问他学校是否也要搞公社时，刘的回答是：“都搞，机 关和街道也要搞。”至于行动方面，在整个1958年，从1月的南宁会议，到3月的成都会议，直至5月的八大二次会议，这期间召开的酝酿和发动“大跃进”的 历次会议上他对毛泽东的有关想法和决策都予以了积极支持，两人颇为融洽。由此可见，刘少奇在“大跃进”初期很是热中，其“发昏发热”的程度不轻。

就 所有能见到的资料来看，刘少奇为人是偏于沉稳的，性格是比较拘谨的，不像毛泽东那般有“浪漫情怀”，表现在治国方面是比较务实的。这么一个沉稳拘谨的人， 务实的人，到了1958年为什么就“浪漫”起来，“热情奔放”起来，对“空想社会主义”大“吹”特“吹”起来了呢？根据有关历史资料来考察，我以为主要有 以下两个方面的原因。

首先，从刘少奇本人的思想来说，他年轻时曾颇为沉迷于空想社会主义理论，这种影响虽经几十年血与火的“革命”锻 炼仍未磨灭。空想社会主义理论盛兴于十九世纪前期的欧洲和北美大陆，其代表人物之一是英国人罗伯特。欧文。欧文从1800年开始用了四、五十年时间在英国 和美国进行“理想社会”的试验，并把他的“理想社会”的基层组织命名为“公社”。欧文的“公社”是由2000人至3000人组成的工、农、商、学各业俱备 的生产和消费单位，在“公社”内部除纯粹个人日用品以外的一切东西都是公有财产，产品按需分配，每个人可在“公社”仓库领取必须的物品，还建立了公共食 堂。据华中科技大学历史研究所副教授黄岭峻披露，他在“文革”中出版的批判刘少奇的材料中发现，1958年刘少奇曾“透露了他之所以如此热衷生活集体化的 动机，即他认为中国已经具备了空想社会主义者所不具备的条件，可以实现欧文等人的未竟之业”。看来当时刘少奇认为中国已经是“社会主义国家”，实现了“公 有制”，因而可以做到欧文等人无法做成的事，甚至可以超越空想社会主义者的“理想社会”，建成“共产主义”，而“大跃进”就是这样一种“实践”。显然，这 也是毛泽东等其他中共领导人狂热推动“大跃进”的原因之一。难怪“大跃进”中的许多“运动”如“公社化”、“公共食堂”等等与一百多年前欧文等人的“试 验” 如此相像，原来毛泽东、刘少奇等人身上附着空想社会主义者的魂魄。

刘少奇支持“大跃进”的另外一方面原因应该从他与毛泽东的关 系方面来理解。刘少奇和毛泽东在1940年代初的延安 “整风运动”中结成联盟，刘对毛争夺中共最高领导权的“斗争”从组织上和理论上予以全力支持，而毛对刘则大力提拔，最终将他超擢为党内“第二把手”，两人 一时配合颇为默契。不过，在1958以前虽然毛泽东对刘少奇基本上是满意的，但刘少奇有时因为跟不上毛泽东那天马行空、变化多端的头脑，有时因为对事物有 自己的看法，有些时候就与毛合不上拍，因而时不时遭到毛的“敲打”。比如1949年刘少奇在天津根据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思想”提出要允许“资本主义工商 业在一定范围、一定时期内的发展”，没想到毛泽东已经在准备“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了，结果刘受到毛的 “批评”。再比如1953年毛泽东因某些中央文件没经他“御批”就发下去而大动肝火，“批评”主持工作的刘少奇、周恩来等人为“分散主义”，并默许高岗向 刘少奇发起攻击，后来虽因高岗闹得太过火，毛泽东为“党的团结”支持了刘少奇并把高岗等人打成“反党集团”，但刘少奇也着实领略了一番毛“斗争”手段的厉 害。最严重的是1956年，刘少奇、周恩来等人认为经济建设上出现了“急躁冒进”的现象，于是命中共中央宣传部写了篇《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情 绪》的社论发在《人民日报》上，对毛泽东所欣赏的那种“社会主义建设高潮”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抑制。毛泽东对此极为不满，认为是反对自己的，当时就在他们送 来审阅的稿子上批了“不看了”三个字，随后就发起“反击”。毛泽东很讲“策略”，他没有直接批评刘少奇，而是把矛头对准主管经济工作的周恩来等人，在各种 场合大批特批“反冒进”，指名道姓，上纲上线，直批得他们一次次认“错”检讨，直批得总理周恩来为违心写“检查”而痛哭流涕，甚至在1959年的庐山会议 上毛还把“反冒进”扯出来“敲打”周恩来等人。刘少奇对毛泽东对自己“手下留情”肯定是既心存感激，更惊悚震动，在以后几年他就尽量与毛泽东“保持一致” 了。

综上所述，刘少奇1958年支持“大跃进”，既是因为他内心还保有一点儿“空想社会主义”的“浪漫情结”，更是为了要搞好与毛泽 东的“团结”——毕竟在灾难爆发之前“大跃进”只是一次“社会主义建设高潮”，即便有点儿“小问题”也无伤大雅，不能为此而“破坏党的团结”。我想，刘少 奇在 1959年庐山会议上支持毛泽东打击彭德怀等人，会后支持“继续跃进”，在各种场合不遗余力地为“大跃进”辩护，并呼吁要搞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其主要思 想根源也在于此。而也许正因为这样，当1960年以后“大跃进”引发的灾难爆发、大量“非正常死亡”的报告从全国各地纷至沓来时刘少奇曾说了一句话：“我 当国家主席，饿死了人！”这透露出他的愧疚、悔恨和失望。他开始“调整政策”，在救灾的同时默许各地实行“三自一包”等“反大跃进、人民公社”的政策。这 表明刘少奇在采取措施补救自己支持“大跃进”的“过错”，只不过，这措施不论是在经济上还是在政治上都为时已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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