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化升级换代：中国都市国际化版本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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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先驱导报记者盛军／中国都市的国际化正日益走向深入，如果借用IT术语来描绘中国都市国际化的变迁，可以说已经从最初的1.0版升级到了2.0版。在中国改革开放将近“而立”之年，“国际化”的大潮正冲刷着中国的每一块土地。30年来，我们看到中国都市的“国际化”从点到面的扩展，看到从精英到草根的演进，看到从流出到流入的变化，也看到“国际化”给我们带来的隐隐阵痛。

家住北京通州区的张先生，早上出门十有八九会碰见来自中东同样要搭乘地铁赶去上班的邻居赛义德；有时还会在地铁车厢里看见挎着大书包的黑人朋友，他们的衣着、神态与中国大学生无异，只是皮肤黝黑；而下班回家时，又会经常碰到一对“跨国组合”推着他们的卷发混血双胞胎在小区里遛弯儿。

而张先生的爱人经常光顾的一家理发店的老板来自新加坡；如果晚餐要换换口味，她还要去一家专门经营韩国进口食品的超市搜罗一番。对于张先生来说，这些是他每天都会碰到的。在被问到“国际化是什么”时，他没有思索太久便脱口而出，“国际化就是每天的生活”。

“想想30年前可不是这样。那时候我叔叔到北京来，在天安门看见一个金发碧眼的老外，他和他的同伴在后面跟着人家走了好久，上上下下看了个够。现在说起来都觉得是笑话，但是想想当时，见一个外国人多难啊！”张先生说。

从上世纪70年代末开始，中国正式打开国门，将改革开放定为基本国策。从此之后，各级各地政府都提出要吸引国外的资金、技术、人才和先进的管理经验。随之而来，“国际化”成了衡量开放政策的新标杆，“国际化”成了人们耳熟能详的新口号。然而，在改革开放接近“而立”之年的时候，中国都市的国际化却已经在不知不觉中经历了一番变迁，需要我们来重新审视。

这种变迁，我们可以从生活当中接触到的越来越多的外国人看出来，也可以从我们使用的越来越多的国际名牌产品感受到，还可以从越来越多拔地而起的西式建筑看出来，更可以从我们可以越来越多地同步获得的国际信息中体会到。中国都市的国际化在广度和深度上有了由量到质的变化。如果我们借用IT术语来描绘这种变迁，可以说中国都市的国际化已经从最初的1.0版升级到了2.0版。

韩国来的姜教授在韩国一所大学讲授名为“中国商业”的课程，他一年当中总要有几个月跑到北京来进行交流学习。尽管汉语说得有些磕磕绊绊，但他有北京的手机号码，有机会总要招呼几个中国朋友到五道口的韩国料理店小聚一番。

过去，在中国工作生活的外国人，要么是驻华使领馆的官员，要么是跨国大公司的高管人员。他们工作当中接触的都是政要高官，而工作之外也只能在京城顶级的俱乐部打发时间。现在，更多的在华外国人像姜教授一样，来自“草根阶层”，在中国他们也过着“草根生活”。

美国《纽约时报》专栏作家托马斯·弗里德曼将从15世纪末开始全球化的进程分为三个阶段，前两个阶段分别是由国家和大企业来推动，是全球化发展的“精英时代”；而第三个阶段则是个人成为全球化的主角，由个人的流动推动全球化的发展。

中国都市的国际化日益走向深入也正是受着这股全球化潮流的影响。无数个人，或者是看重中国欣欣向荣的发展进程，或者是向往与西方文化特性完全不同的中华文化，从全球各个角落汇集到中国。

我们记得，改革开放之初，人们争先恐后走出国门，有的依靠海外亲属，有的靠自身苦读，甚至为了一个出国机会的分配，把一个单位上上下下闹得鸡犬不宁。这时人们心目中的国际化，意味着只有到国外去才能得到它的真谛。然而现在的中国，则出现了逆向的国际化，越来越多的外国人和海外华人以及港澳台同胞到中国大陆来，当年奋力走出国门的中国人也顺着这股大潮返回中国。

以留学为例，根据有关部门的统计，外国留学生数量每年以两成以上的速度递增，2005年留学生数量更是突破14万人。来华留学生的人数已大幅超过出国留学人员的人数，出现了留学“逆差”的现象。

这种“倒流”的现象还出现在港澳台地区。香港特区政府规划署近日发表了“香港居民在中国内地居住的情况及意向”调查结果，结果显示了两地人口出现与20年前不同的倒流情况。很多退休的香港人喜欢回内地生活，不少年轻人不断寻找到内地生活和工作的可行性。

实行改革开放国策近30年，目前全国大部分地方都实现了对外开放，国际化的触角也伸向中国内陆。张家界市地处湖南西北部，这里群山环抱，过去由于交通不便很少有外国人到这里来。现在由于旅游业发展的需要，这里修建了国际机场，去年还开通了从韩国首尔直飞这里的国际航班。

记者看到，这里的饭店宾馆都有韩文招牌，连街边小贩都能说上几句韩语。在风景如画的宝峰湖上，乘船游览的韩国阿妈妮兴奋之余载歌载舞，仿佛不知魏晋，更不辨中韩了。而随着中国西部大开发政策的推进，更多的外企正在为西部廉价的劳动力和土地等条件所吸引，正在越来越多地涌向中国的内陆。

有学者认为，“国际化”的概念涵盖的是穿越国界的经济和政治活动的扩展，而国家间的世界联系和活动范围的程度是国际化进程的主要标志。如果从这个角度看，国际化的大潮正在冲刷着中国广袤的土地，中国都市国际化的水平无疑已经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着名文化学者朱大可从全球化的角度来理解国际化，他认为国际化是全球化的同义语，它要表达的是晚期资本主义时代全球经济、文化和政治一体化的趋势。“中国都市的国际化，旨在顺应这个潮流，这也是中国实现现代化的快捷通道。”

在谈到国际化的核心要素时，朱大可认为，目前世界各国已经共同厘定了一些国际标准，联合国在这方面做出了巨大努力，它颁布了大量的“标准”。而这些“标准”的价值基础，就是超越了种族边界的“共同人性”，所有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标准，都是此为逻辑前提。也就是说，在国际多元主义日益成为人们共识的今天国际化也暗含着同一性的悖论。

对此，朱大可也表示了隐隐的担忧。“中国都市的国际化主要体现在经济领域，也就是成为全球最大的‘加工厂’。但这只是一种初级加工形态，而且，这是被一种
‘被动的同化’而非‘主动的同化’。一种健康合理的同化，应当是双向的。造成这样格局的原因有根多，但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中国的现代经济和现代文化，都严重缺乏原创性，这使它失去了征服和扩张的力量。”朱大可说。

不可否认，国际化为中国的经济大潮推波助澜。但与此同时，中国都市国际化的潮流之下也是暗流涌动。随着中国都市国际化的不断深入，它带来的负面影响也渐渐显露。这不光是体现在国际投机资本兴风作浪对中国经济机体健康的破坏上，还体现在对中国大陆社会道德体系的蚕食。

人们对于台港澳商人的“二奶村”的报道恐怕还记忆犹新。台湾媒体近日报道说，在大陆凡自恃为一等一美人，莫不以嫁个金发碧眼的外国郎为人生目标，甚至出现了“一等美女嫁美军（欧美人士），二等美女嫁皇军（日本人），三等美女嫁伪军（海外华人），四等美女嫁国军（台港人士），五等美女嫁共军（大陆本地人）”
的顺口溜。

中国都市新一阶段的国际化体现的是个人流动推动的全球化进程，这就不可避免地造成国际化进程的无序局面。目前，外国人到中国非法入境、非法滞留、非法就业的“三非”现象日益突出，有些地方外国人犯罪也成了令社会治安头疼的问题，全国公安部门近日对此都展开了专项治理。

然而，中国都市国际化的进程一旦开始，它就不会停歇，上述种种负面现象，也是国际化不可避免的阵痛。但这也提醒政府相关部门以及社会有识之士，应该认识到国际化并非百利而无一害，在利用国际化发展中国现代化的同时，更要注意把握好国际化的节奏和脉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