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名相王旦：宽厚谨慎 为政廉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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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旦（957—1017），宋大名莘县（今属山东）人，字子明。其父王佑为太祖、太宗时名臣，有很高的威望。王旦幼时性格内向，沉默寡言，好学上进，善著文辞，深得其父器重。太平兴国五年（980）进士及第，为大理评事，知平江县。后回京师为著作佐郎，预编《文苑精华·诗类》。淳化二年（991）累迁知制诰。历任同判吏部流内铨，知考课院，理检院等。真宗即位后，擢翰林学士兼知审官院，通进银台封驳司。咸平三年(1000)同知枢密院事，逾年，为参知政事。景德三年（1006)拜相，监修两朝国史。天禧元年(1017）去世，享年六十一岁。

　　澶渊之盟以后，“契丹修和，西夏誓守故地，二边兵罢不用”。北宋与周边的关系缓和下来，长期对外征战的局面已经结束，这样为经济的恢复发展带来了极好的机会。而天下太平，上意浸满，王钦若、丁谓等怂恿皇上，大兴神仙土木祷祠之事。王旦提出“祖宗之法具在，务行故事，慎所变改”。从而规劝皇帝，控制其过度偏离正常的统治轨道。目的是要减轻人民的负担，维持社会的稳定，巩固北宋王朝，建立起长期统治的局面。身为宰相的王旦，在执行这一大政方针时，身体力行，克尽职守，赢得了真宗的信赖。“帝久益信之，言无不听，凡大臣所请，必曰：‘王旦以为如何？’”

　　王旦任宰相11年，为政清廉，处事谨慎，善断大事，为人宽厚，以德服人，顾全大局，备受当时人们尊敬和赞誉。其德操修养与人格魅力仍令今人叹服。其为政之道及廉洁自律，忠心为国、公而无私的品质仍值得我们今天的官员学习和借鉴。

　　一、 宽宏大度　贤明旷达

　　“王文正公旦，局量宽厚，未尝见其怒。”家人欲试其量，以少量墨投其羹中，只是不食而已，家人问为何不食羹，说：“我偶不喜肉。”一日又把墨水投入其饭中，王旦看了看说：“我今日不喜饭，可具粥。”

　　寇准为枢密使时，王旦为宰相，中书省有事需要与枢密院沟通，所拟的文书违犯了诏令格式，寇准立即把这事报告了皇帝，真宗大为动火，对王旦说：“中书行事如此，施之四方，奚所取则！”王旦赶紧拜谢说：“此实臣等过也！”中书省的其他官吏也因此受到处罚。不过一个月，枢密院有事需要传达给中书省，其文书也不符合诏令规格，中书省的官员发现后，以为有了报复的机会，就非常得意的将文书呈送给王旦，王旦看后却下令退还给枢密院。枢密院的官员把这件事告诉寇准后，寇准非常惭愧。后来寇准对王旦说：“同年，甚得许大度量？”每当王旦拜见皇帝时，都要称赞寇准的才华，而寇准却经常在皇帝面前议论王旦的短处。一次，真宗对王旦说：“卿虽谈其美，彼专道卿恶。”王旦答道：“臣在相位久，阙失必多，准对陛下无所隐，益见其忠直，此臣所以重准也！”由此，真宗更认为王旦贤明宽厚。

　　寇准得知将被罢去枢密使职务后，便托人到王旦家私下请求出任使相，王旦听后非常吃惊地：“将相之任岂可求邪。吾不受私请。” 寇准大失所望。不久后真宗问王旦：“准当何官？”王旦说：“寇准未三十岁，已登枢府，太宗甚器之。准有才望，与之使相，令当方面，其风采足以为朝廷之光。”遂任命寇准为武胜军节度使，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寇准接到诏令后前去拜见皇帝，哭诉道：“苟非陛下主张，臣安得有此命！”真宗告诉他是王旦推荐的，寇准即羞愧又感叹，逢人便说：“王同年器识，非准可测也。”

　　王旦涖任大名府，代替陈尧咨，不改变其政策。府署毁坏的，依照原来的样子重新修复，器物损毁的补足原数。原先的政令有不方便执行的 “委曲弥缝，悉掩其非”。后来陈尧咨又回到大名，看到这些叹息道：“王宜为宰相，我之量不及也。”大概因为王旦原先与陈尧咨有矛盾，认为王旦会一反陈尧咨的做法，揭露其弊政。

　　当时也有人诽谤王旦，但他往往不去理会，遇到有人出现了过失，甚至激怒了皇帝，只要王旦能够帮助辩解，就尽力予以辩解，直到皇帝不怪罪为止。真宗曾作喜雨诗，拿给二府看，王旦拿回来对王钦若说，皇上有一字写错，是否予以改正，王钦若说没有什么妨碍，而自己秘密禀告真宗。真宗非常生气，对王旦说：“昨日有诗误字，何不来奏？”王旦说：“臣得诗未暇再阅，有失上陈。”惶恐拜谢，各位大臣也都跟着拜谢，唯有枢密马知节不拜，把事情经过详细上奏皇帝。且说：“王旦略不辨，真宰相器也。”[1]由此可见其胸怀大度的气魄，宽以待人的品德。

　　二、 处事谨慎　深谋远虑

　　王旦作为一个政治家，处处表现出其执政才能与处事智慧，“其为人寡言笑，其语虽简，而能以理屈人，及奏事上前，群臣异同，公徐一言以定。”王旦平时谨言慎行，善断大事，考虑问题周密。1004年冬，契丹入侵，参知政事王旦随真宗亲征至澶渊。其后因雍王元份遇暴得疾，真宗虽命王旦权东京留守事。当日王旦就起身驰还京师，到汴京后，直入禁中，并下令不得走漏消息。当真宗车驾从澶渊归来时，王旦家人还以为王旦也一同回来，就到郊外去迎接，出其所料王旦率领人马正从身后赶来迎接皇帝，家人大为吃惊，这才知道王旦早已回来。在国事紧急之时，即冷静又谨慎，就连家人对发生的事情一无所知，可见其谋略之深。

　　在外事处理上，王旦有大家风度，而且不失民族气节，虑事长远周密。大中祥符元年（1008）四月，契丹奏请宋朝在岁给之数外，另借钱币，王旦说：“东封甚近，车驾将出，彼依此探明朝廷意耳。”真宗问如何处理，王旦答：“止当以微物轻之也。”于是在三十万之外，另借三万，并通报契丹在明年额内扣除，契丹得到钱币后非常惭愧。次年王旦吩咐有司仍按原数拨给契丹，今后永不为例。王旦如此巧妙地处理，即使契丹无内侵的理由，又显示了宋经济的强大，在东封临近之际，使契丹无隙可乘。大中祥符三年（1010），西夏赵德明时，言称百姓饥苦，向宋求粮百万斛。大臣以为夏违背了盟约，应予谴责，王旦则要求有司准备百万斛粟米于京师，下诏让德明来取，德明得诏后很感不安，说：“朝廷有人。”

　　王钦若、陈尧叟、马知节同在枢密院任职由于在皇帝面前奏事争吵起来，王旦被召入宫时，王钦若仍大吵不止，马知节亦流涕曰：“愿与钦若同下御使府。”真宗大怒要以“忿争无理”罪，把他们交付刑狱。王旦劝諫道： “陛下奄有天下，使大臣坐忿争无理之罪，或闻外国，恐无以威远。”并建议陛下有含容之意。一个月后，王钦若才被罢免。在这件事的处理上，王旦既维护了皇帝的威严，又显示了皇帝宽容大度的胸怀。

　　张耆任马军都帅，领旨选兵，下令太过严苛，士兵恐惧，欲发生兵变。有人秘密上报朝廷，皇上诏二府商议此事。认为治张耆罪，今后帅臣无法治御部下，如果逮捕士兵，则引起士兵惊扰，更不可以。王旦提出擢任张耆为枢密副使，使解除兵权，谋变士兵自然安定。乃以张耆为枢密副使，谋乱者果定。真宗语辅臣曰：“王某善镇大事，真宰相也。”

　　王旦出任兖州景灵宫朝修史时，有人借机要拜见他。王旦都是在随从人员到齐后，穿戴整齐，在公堂上与之相见，处理完事情后立刻退堂。内臣周怀政曾一同前往，因事遭处罚后，才知道王旦处事谨慎，有远见。内侍刘承规以忠厚谨慎深得皇帝宠幸，在病重临死前还请求皇帝封其为节度使，真宗很同情他，王旦却执意不可说“他日将有求为枢密使者，奈何？”此事遂搁置下来。此后宦官任职没有超过留后的。宋代没有出现宦官专权的局面，与此有直接关系。

　　三、 推贤进士 知人善任

　　王旦身为宰相，权重位尊，宾客满堂。他善于观察和了解经常与一些素知名者交谈，征询其意见，察访各地得失，从中掌握每个人对时局的看法，有时还让这些人就某一问题或意见写文字材料作进一步的考核和了解。根据每个人的能力所长，每有差除，就是先把拟定好的三、四人的候选名单密报给皇帝，让皇帝从中挑选。候选之人“争有所用，惟旦所用”。

　　王旦任人唯贤，宽宏大量，尊重人才，不以权谋私，而以江山社稷为重。不计较个人恩怨，推荐人才，不求全责备。寇准性情刚正秉直，多与同事不和，王旦也曾受其指责，就连真宗也不满意寇准。但当王旦病重，真宗询问王旦：“谁可代卿者？”王旦坚定地说： “以臣之愚，莫若寇准。”王旦看重寇准刚正不阿，襟怀坦荡及治国才能。大中祥符九年（1016），知秦州曹玮改任秦州都部署，朝廷需派人知秦州当时王旦就推荐了李及。有人说李及没有治理边疆的才干，王旦认为李及厚重，能谨守曹玮制定的规章，不致破坏曹玮已建立起来的安定和谐的局面。诚如其然，李及治理边境业绩裴然，声誉达于京师。人们这才佩服王旦有知人之明。

　　王旦能知人之贤，亦能察人之奸，在相位，以进贤退不肖为己任。真宗欲以王钦若为相，王旦声称“祖宗朝未尝有南人当国者，虽称立贤无方，然须贤士乃可”，真宗遂止。旦死后，王钦若被用为宰相，然其奸邪害政立现。王钦若对人说： “为王公迟我十年做宰相。”王旦曾与杨亿品评人物，杨亿问丁谓以后会怎样。王旦说：“才则才矣，语道则末。他日在相位，使有德者助之，庶得终吉，若独当权，必为身累尔。”后丁谓为相，贬斥忠臣，而终因过被黜。

　　王旦反对个人私请求宦，寇准私求使相也被拒绝。諫议大夫张师德两次到王旦府前求见，都不得而入。张师德怀疑有人诋毁自己，托向敏中向王旦说明。王旦说张师德是名家子弟，有士人的品行，又状元及第，应安心地在家等待，自然会有官职，如果私自奔走求官，就会失去做官的途径。向敏中坚持说，如有官阙，希望不要遗漏了他。王旦说：“第缓之，使师德知，聊以戒贪进，激薄俗也。”这种做法虽然有失偏颇，却杜绝了官场中跑官求情的不正之风。

　　王旦举荐人才时，从来不宣扬自己。王旦为相，有求差遣者，见其人才可用，将要受用，一定要严辞拒绝。继而被录用，或因人才不足而未被受用，一定和颜悦色地对待。子弟问其原因，答曰：“用贤，人主之事，我若受其请，是市私恩也，故峻绝之，使恩归于上，若其不用者，既失所望，又无善辞，此取怨之道也。”将作监丞李行简品行贤德，因事家居，后被迁为太子中允。使者前往通报时不知其家，真宗告诉使者去中枢府问王旦，人们这才知道李行简时王旦推荐的。王旦死后，史官撰修《真宗实录》时，从内宫中收集到许多奏章，方知朝士中许多人都是王旦推荐的。王旦以大局为重，广泛交往，细心观察，平等待人，得其所长，选贤任能，气魄非凡，品德可靠。

　　四、 忠心为国 公而无私

　　王旦选举人才不市私恩，使恩归于上，平生举人无数，大多官至显位。寇准为人刚正不阿，嫉恶如仇，以致于“面折廷争”，触怒龙颜，亦常惹同僚不悦。而王旦知准之才，一再保荐寇准，屡次在皇帝面前称赞寇准的才能，而寇准对王旦的举荐似乎不领情，王旦每有缺失必告于帝。身为宰相的王旦没有因寇准的“以怨报德” 而恼羞成怒，而看重寇准的率直敢谏和一心治国的能力，一再为寇准开脱。寇准出知永兴军，过生日时，建造假山大棚，大摆宴席，衣被服用也奢华僭上，有人就奏报了朝廷。问王旦：“寇准每事欲效朕，可乎？”王旦回答说：“寇准许大年纪，当騃耳，可札于寇准知。”真宗怒意遂消。没有王旦在皇帝面前为其辩解，寇准就有获罪的可能。王旦不计较个人恩怨，为忠义之士的一时过失极力辩解，从国家利益出发保护人才。后由于王旦的举荐，寇准再次被任为宰相，为国尽忠。

　　王旦为宰相，陈彭年和王曾为参知政事，见一些奏折不经皇帝阅览，王旦就给予批示，一同对王旦说：“每奏事，其间有不经上览者，公批旨奉行，恐人言之以为不可。”王旦谦逊地拜谢不已。一日，王旦走后，王曾将此事上奏真宗。真宗说：“旦在朕左右多年，朕察之无毫发私，朕喻之小事一面奉行，卿等当谨奉之。”王曾回来后谢罪于旦，王旦说刚刚听到你们的教诲，怎么可能自己说已经得到皇帝的旨意，以后更赖你们规谏。面对别人的误解毫不介意。王旦朝罢归家，不去冠带，在静室中默坐，家人惶恐不安，不知为何，没有敢去见他的。后王旦弟去问赵安仁，赵安仁说，朝廷议事，王旦不欲实行，而此事还未决断，一定是担忧朝廷了。王旦忠心为国，回家亦忧朝廷。

　　五、 严于律己 家风俭朴

　　王旦虽贵为宰相10多年，但一直对自己严格要求，生活俭朴。他所居宅第极其简陋，皇帝多次要求为他修治，他都以“先人旧庐”为由加以拒绝。每有赐予，他都感叹说：“生民膏血，安用许多。”晚年因病告退，真宗秘赐黄金50两，辞曰：“已恨多藏，况无用处。”最终拒绝不收。其家被服质朴素淡，就连家人想用缯锦铺饰毡席他都不允许。家人中有服饰稍奢者，他闭目不视。一次，有人来家货卖玉带，家中子弟以为很好，便将玉带拿来呈送王旦，王旦虽让家人系在身上，问道：“还见佳否？”家人回答说系在身上自己怎么看得见？王旦说：“自负重而使观者称好，无乃劳乎！”立刻令其退还。王旦生平不置田宅产业，告诫子孙不要依靠祖辈留下的家产过日子，要自立。仅仅为了钱财而争就是不义，要注意道德修养。

　　王旦一生从没有为子弟谋求过一官半职。他哥哥的儿子王睦，曾来信要求举进士，王旦劝他不要与寒士相争。王旦女婿苏耆在科举考试中，被阻格在诸科之外，知枢密院事陈尧叟向皇帝禀报了这件事，真宗问王旦，王旦立而不答。后来苏耆说：“愿且修学。”事后陈尧叟对王旦说：“公一言，则耆及第矣。”王旦笑着说，皇帝亲自主试，以示至公，我身为宰相，在皇帝面前举荐自己的亲属，不是失礼吗？等苏耆献上所作的文章后，被召在学士院应试，才得以进士及第。王旦大女婿韩亿，也曾献上所作文章，皇帝极想召见测试他，王旦却极力推辞。按例韩亿应当去守边疆，皇帝特意召见后改太常博士，知洋州。王旦对女儿说：“韩朗如川，汝第归吾家，勿忧也，吾若有求于上，他日使人指韩郎缘妇翁奏免违适，则其为损不细矣。”至王旦死，其子王素仍不能为官。可见王旦对其子女的要求也是严格的。

　　王旦奉事寡嫂有礼，与弟王旭友善，对待婚姻不求门阀。饮食精洁而不求奢华。他告诫子弟说：“我家威名清德，当务俭素，保守之风，不得事于泰侈，勿为厚葬以金宝置柩中。”王旦死后，仁宗在其墓碑上题字为“全德元老之碑”。

　　六、 不掩己过 昭示后人

　　澶渊之盟后，寇准自以为功高，逐渐骄傲起来，真宗也颇为自豪。王钦若怨恨寇准，就乘机对真宗说：“此春秋城下之盟，诸侯犹耻之，而陛下以为功，臣窃不取。”真宗因此常不乐，问何以涤耻，王钦若心知真宗不愿打仗，便故意建议朝廷派兵攻取幽燕，以此雪耻。真宗不同意此举，王钦若乘机建议封禅泰山。在此之前，殿中丞侍御史，上言请封禅，而王旦等以“封禅之礼，旷废已久，若非圣朝承平，岂能振举”为由予以驳斥。这次真宗被劝说动心，而怕王旦不同意。王钦若对王旦说这是圣上旨意，真宗又设宴招待王旦，并且赐之以珠。王旦知真宗态度坚决，由此对天书、封禅之事不再持有异议。王旦为天书使，每有大礼，奉天书以行，常忧郁不乐。

　　咸平初，李沆为相，王旦为参知政事，当时西北用兵，王旦叹曰：“我辈安能坐致太平，得优游无事哉。”而李沆曾说他日四方宁谧，朝廷未必无事。后东封西祀，大营宫观，见王钦若、丁谓的所作所为，“欲谏则业已同之，欲去则上遇之厚”，而叹李沆为“圣相”。对子孙曰：“我别无过，惟不谏天书一节，为之莫赎，我死之后，当削发披缁以敛。”有人以王旦为相，此事不能力争而轻视他，认为他为人类冯道，有宰相器，但不能以正自终。然天书、封禅之事非王旦所能阻挡，王旦本不同意封禅，但真宗态度坚决。王旦知封禅之事已不可挽回，只能在封禅过程中采取限制措施，尽量控制其规模；限制“五鬼”的权力，使其不致作乱天下。向使其中没有王旦，“五鬼”得以逞其志，则天下形势亦不知为何。此后王旦为此事而愧疚，常常闷闷不乐。作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宰相，没有为自己的过失加以粉饰，而昭示于人，为后世官员所鉴戒，其胸怀之坦荡亦令人佩服。

　　王旦为相时，宋朝已存在了40 年，社会经济已有了很大程度地发展，各项典章制度已基本确立，又值契丹讲和，西夏纳款，战争状态已结束。自古有“创业难，守业更难”，赵氏王朝能否守住祖宗留下的江山，使之不再成为五代之后的又一个短命王朝，是摆在当政者面前的首要问题。王旦为相，顺应历史趋势，提出守“祖宗之法，务行故事”，帮助真宗基本完成了由创业到守成的转变，奠定了宋朝三百年基业的基础，维护了当时的政治局面。

　　王旦为政廉洁自律，忠心为国，公而无私，深得真宗信任，亦为同僚所折服，故能平衡各方面的关系，得以实现其政治才华。为相期间，知人善任，推用贤才，竭力为朝廷选拔大批人才，天下称为“贤相”。其为人宽容大度，谦虚谨慎，官高而不倨傲，真所谓“宰相肚里能撑船”。对寇准这样有治国之才、直言敢谏、不拘小节的人予以宽容忍让；对王钦若、丁谓等才有余而德不足的人，在任用时加以限制；对与自己有过节的人宽容对待，而不是伺机报复。因此王旦不仅能得到正直官员的认可，而原与之有矛盾的官员也佩服其宽宏大度，故在官僚队伍中能形成了一种和谐局面，共同协助真宗治理天下。其所作所为不仅为当世统治者认可，亦谓后世统治者所推崇。仁宗初年，章献太后辅政要宰臣以王旦为“师范”，一些参政大臣也认为“王公德业，岂他人可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