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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揭密:蒋介石夫人居然惨死于日寇之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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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6-7-30 07:15:03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毛福梅,学名从青,奉化岩头村人,生于清光1939年12月12日,从宁波方向飞来6架敌机,溪口镇顿时乱作一团。毛福梅不幸被无情的炸弹炸死,蒋介石和其子蒋经国心如刀绞。

  毛福梅(也有写作“福美”、“馥梅”的),学名从青,奉化岩头村人,生于清光绪八年(1882年)十一月初九日。毛福梅的家是岩头一带的望族。蒋介石于
1901年(14岁)娶奉化县岩头村毛氏为原配夫人。毛福梅比蒋介石大5岁。女大于男,在当时是很普遍的现象。毛福梅拜堂成亲那天,小女婿闹出一场大笑话。下午4时许,新娘花轿到达门前,这时按例鸣放喜爆(竹),一群随轿看热闹的孩童和跟大人前来吃喜酒的小客人,都拥到天井去抢拾爆竹蒂头。年方14岁的蒋介石,见此情景,顿时忘乎所以,也急忙奔出,挤在其他孩童之中,抢拾爆竹蒂头,引得亲友哄堂大笑。奉化向有“新郎拾蒂头,夫妻难到头”的俗话,人们都忌讳此事,认为它预兆新婚夫妇可能不合。正坐在轿中的新娘毛福梅听到此事,其痛苦心情是可想而知的。蒋母气得跺脚大骂。王采玉流着眼泪数落儿子,边哭边数,经兄嫂姐妹女眷们轮番劝慰,才勉强收住泪。

  蒋母洒泪的时候,也正是毛福梅伤心的时刻。她万没有料到丈夫顽劣竟会这样!新婚之夜,毛福梅独坐新房,面对龙凤花烛,流泪不止。蒋介石在“贺郎”之后便跑到娘的床上睡去了。毛福梅听着单调的更鼓声,含着无限委屈的热泪,直坐到雄鸡报晓。


  按照奉化的风俗,男女成亲之后,开春正月初二那天,新女婿要到岳家拜岁。在王采玉和毛福梅的一再叮咛下,蒋介石和佃户一大早就把礼物装成一担,去岳家拜岁。这一天,毛鼎和夫妇也忙得不亦乐乎,杀鸡宰鸭,做汤圆,炒花生,备了一大堆吃的,等待女婿上门。可是,半天过去了,还不见生头女婿的影子。从溪口到岩头只消步行3个小时即可到达,可一直等到太阳快落山还不见女婿的身影,一家人不免心焦,亲友陪客有的也打算告辞,毛鼎和十分尴尬。这时,毛福梅的堂弟毛鸿芳气喘吁吁地跑来报告:生头女婿来了,在毛家祠堂里“串花灯”哩!毛鼎和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一个上了9年学的读书人,怎么这么不懂规矩呢?毛鼎和急对身旁的大儿子说:“武宝,快去看看,果真有你妹夫,叫他回去,今天不要上门了。”毛武宝应声而去,可已迟了一步。不一会儿,门外锣声大作,爆竹三响,花灯队已走上文元阊门的石阶。打头的少年正是蒋介石,崭新黑缎袍,襟上泥渍斑斑,西瓜皮帽下那条大辫子也快散架了。他走到大门前立住,从怀里取出一枚7寸头大爆竹,呼一下吹旺火绒,把引线点着了。毛鼎和一看到生头女婿蒋介石,不禁火冒三丈,勃然大怒,他把蒋介石拦在大门外,用白铜嘴长烟管指点着这个年轻人的鼻子大声斥骂起来:“你,你这个没出息的东西!还有脸上门来出丑?蒋毛两家的门风都给你败光了!”

  蒋介石挨了毛鼎和一顿臭骂,不便发作,花灯会的哥们儿笑着溜走了。蒋介石十分狼狈,也不好言语,他突然呼的一下转过身子,头也不回地扬长而去。

  毛福梅嫁给蒋介石,是由两家老人做主包办的旧式封建婚姻,毛氏又是一个缠足的旧式家庭妇女,因此结婚以后,夫妻两人感情一般。自从串花灯负气一场之后,蒋介石对妻子的感情更加淡漠了。毛福梅在新婚之夜闹了个洞房空守,对蒋介石怨一阵,恨一阵,到头来还是谅解了他。总以为他还年少,又要读书,心思不在房帏间,说明肯读书上进。所以,心甘情愿地做他的“大姐姐”,在生活上对他百般照顾,也时刻关心他的学业。

  1903年(清光绪二十九年)8月,蒋介石赴宁波赶考,把自己的名字改为蒋志清。毛福梅送丈夫赴考之后,也学婆婆的样子,天天在观世音菩萨像前祈祷,求菩萨保佑丈夫蟾宫折桂,衣锦还乡。可是,报喜的没有上门,蒋介石已挂一脸霜回来了。他考场失意,名落孙山。

  蒋母忙不迭地安慰,毛福梅更小心服侍,惟恐这位心高气傲的丈夫一时想不开,做出什么怪事来。

  其实,蒋介石的失意并不是因为考试落第,而是因为当时宁波已受新思潮影响,知识分子对科举一类玩意儿已开始厌倦,社会上纷纷议论清政府的腐败无能。蒋介石也很愿携妻同行,一方面是这段时间共同生活中,他觉得毛福梅对他的照顾是别人无法代替的;另一方面,他听说奉化县城里还办了女子学堂,“作新女校”,许多大家闺秀都在读书,他的女人也不该落在人后。

  就这样,1903年(光绪二十九年)9月,21岁的毛福梅开始了她的蒙童生涯。

  毛福梅到奉化县城后,被编在新女校的班里。启蒙班专为只字不识的女子启蒙。学生大多是八九岁的女孩子,有钱人家的少女慕名就读的也不少,但绝少有上了头、开了脸的已婚女子。上学那天,毛福梅走进教室,拜了孔夫子像和师长,向教室最后一排座位移步走去时,数十双惊奇的大眼睛盯着她。

  毛福梅自己也感到身为人妇,却与年轻姑娘,甚至有的还是流鼻涕的小丫头为伍,也有点羞愧难言,不好意思。但是,毛福梅也有自己的优点。她为人稳重,富有同情心,深受女孩子们信赖。在师长和女伴的关心下,毛福梅渐渐习惯了蒙童生涯,若能坚持数年,必有成效。谁料丈夫蒋介石在凤麓学堂又闹出事来,使毛福梅不得不中途辍学。

  原来凤麓学堂虽是新办的,但课程设置还很古板,还是《春秋》、《周礼》之类为主课,英文、数学等不过点缀而已。这些古文,蒋介石差不多已经嚼烂了,他是抱着“学真本领”、“求实用知识”的目的入这所学校的,再加上当时在凤麓学堂的还有许多热血青年,如周日宣(淡游)、陈泉卿、俞镇臣等,他们对校务也很有意见,大家凑在一起拟了个提纲,推蒋介石为代表,去向校董谈判。

  蒋介石在教师面前从来不心怯气虚,这是他的一贯所为。蒋介石这次仍然大模大样走到校董林某面前,先深深一躬,然后挺起胸脯滔滔地演说起来,他列举各地洋学堂如何重视新科学,再陈述本校的若干弊病,然后提出改良的要求。由于蒋介石措词激烈,情态高昂,气得林校董无言以对,只喊“反了,反了!”第二天,校董们谓蒋介石“煽惑学生,诋毁校务”,以开除其学籍相威胁。周日宣和一些同学们针锋相对,集体向校方抗议,声言如果要处理蒋介石,他们将集体退出学校。林某见这些学生都是佼佼者,而周日宣还是一个院考第一名入庠的大才子、名教员,只好自认晦气,不了了之。这场风潮很快过去了,蒋介石却不愿再在凤麓学堂待下去了。学年还未结束,他就带了妻子回到溪口老家丰镐房。

  小夫妻双双回家,蒋母非常高兴。虽然只有半年多,儿子长高了,媳妇长胖了。对一个寡母来说,没有比这更能得到安慰的了。转眼年关将到,正在忙得不亦乐乎之际,忽然来了一位举止阔绰的客人,王氏一见,喜出望外,急命儿子媳妇拜见孙家舅父。这位孙家舅父乃是蒋父蒋肇聪第二个妻子孙氏的堂弟,名孙琴风,家住奉化萧王庙村。孙琴风比王采玉小两岁,也把王氏当亲姐姐看。蒋介石小时常跑孙家拜岁,对这位舅父的感情不错,见到他后,忙不迭地把凤麓学堂风潮及自己退学的始末向他讲述。孙琴风走南闯北,受过新思潮影响,对外甥的“越轨”行动不但不责怪,还说:“阿元啊,我看你眉宇间有一股阳刚之气,勿像吃文饭、吃生意饭的,还是继续读书的好。宁波箭金学堂有个主讲我认识,姓顾名清廉,是鄞县山下塘人,廪生出身,对周秦诸子,尤其对《孙子》及曾文正公很有研究。你到他那里去学点性理学问和变通之法,对今后的仕进不会没有好处。”1904年春,17岁的蒋介石带着妻子毛福梅住进了宁波植物园内一所幽静的住宅。这是蒋介石小夫妻第一次离开奉化家乡,开始独立的家庭生活。毛福梅又喜又怕,喜的是都市生活十分新鲜;怕的是丈夫年少气盛,如今单独过日子,不知将会惹出什么事来。没想到蒋介石大包大揽,理直气壮地要尽起丈夫的责任来。蒋介石还为她雇了一个梳头娘姨。娘姨是个见过世面的女人,见女主人的发式土气,大胆地给她梳了个时兴的发式。这个发式使她原先的圆白脸变成了鹅蛋脸。蒋介石生怕妻子冷清不惯,特地邀请一位姓林的同学的妹妹来家与毛福梅做伴。他自己白天按时去学校,晚上及时回家,一面复习功课,一面教毛福梅识字。每逢节假日,携她去天童、育王、报国寺等处游览烧香,在这段时间他们的日子过得和美、甜蜜,这是毛福梅最幸福的时期。宁波求学对蒋介石的一生影响最大,在反清浪潮的冲击下,蒋介石也渐渐不安于现状了,他向顾清廉吐露心曲,顾清廉鼓励他:“当今青年欲成大器,留学日本,适其时也。”这席话使蒋介石坚定了目标,携眷回家,开始做出洋留学的准备。如果说,宁波伴读是毛福梅一生中最甜蜜的生活,那么,这少有的温馨就这样昙花一现般地结束了。

  1905年4月,蒋介石首次赴日本留学。蒋介石首渡东瀛之后,丰镐房顿时笼上了一层苍凉的色调,蒋家婆媳守着一尊观音像,相对无语,黯然魂销。对毛福梅来说,这种凄清的感觉越加强烈。虽然成亲已有4年,真正的夫妻和谐生活才开头,一旦久别,相思尤加。不过,她是个传统的守礼法的女人,上有婆婆,下有小姑,不能失态,有伤妇道,因此强打精神,把持家计。蒋介石凭一时愤激,东渡日本,原打算报考日本陆军军官学校,不料清政府与日本国有约在先:凡进军校学生,均需清政府陆军部保荐。蒋介石被拒在军事学校大门之外,只得进入日本专为旅日学生实习日文的清华学校学习。长此下去,也不是办法,不如暂且回去,设法取得合法身份,再赴日本,便有立足之地了。他听说保定军官学校明年招生,想到何不先去那个学校就读?这样可作为一个跳板,取得正式进日本军校的资格。

  1905年冬,蒋介石结束了第一次留学生活,回到溪口与家人团聚。

  蒋介石去杭州保定陆军速成学堂杭州考点参加入学考试。等到发榜,蒋介石大名竟挂上了杭州考区60名考生中挑选出来的14名录取红榜上。蒋母心满意足了,她年年盼望的就是让儿子为蒋氏门楣争光。毛福梅默默地为丈夫赶制行装。乍相逢又别离,这种滋味是无法用言语表述的。毛福梅更为忧虑的是,由于清陆军部在保定军官学校里考选留日陆军学生,蒋介石本来尚无资格报考,但他打了报告,说已经读过一年日文,要求报考。学校总办赵理泰居然同意了。他喜出望外,经过考试,又居然入选,破格保送日本振武学校。蒋介石金榜题名,好不得意。他回到溪口,向亲娘报告喜讯。谁知他娘却给他兜头一瓢冷水,王采玉不支持儿子再去东京读什么“士官预备学堂”。婆婆的态度,正是毛福梅求之不得的,她也热切地帮助婆婆劝阻丈夫。但这时的蒋介石翅膀已经硬了,两个弱女子哪怕泪水淌成一条河,也阻挡不住他了。1907年春,蒋介石到底离开溪口,踏上二渡东瀛的路。

  蒋家婆媳两人在丰镐房终日无事,便专心于佛事上。每逢初一十五,是丰镐房的斋期,附近寺院庵堂的和尚尼姑应期而至。法华庵内有个叫“王大人”的尼姑,与毛福梅年纪相仿,吃饱喝足之后,便到毛福梅卧室里拉家常。毛福梅有洁癖,尤其不喜欢闲人等到她卧室里去,惟独对这个尼姑是个例外。这个尼姑见房内陈设雅净,便啧着嘴说:“大奶奶真是个福人。”哪知这话恰触到了毛福梅的痛处,她凄然道:“只怕我与福无缘……”尼姑是个乖巧的人,便自诩会看手相,定要毛福梅伸出手来,翻来覆去地看着,忽然笑了起来:“大奶奶,侬勿要急,从贵手相看来,命中注定有大富大贵的儿子呢。”善于迎人心意的尼姑信口雌黄,毛福梅听来却好似在茫茫大海中看到一线希望:因为结婚已经多年,虽然曾经怀过孕,却在一次夫妻争吵中,被丈夫误踢小腹,以致流产,难道以后还能有个儿子吗?此后不久,丰镐房里又来了一位看风水的方士,由这个尼姑陪着踏勘蒋氏宅基。他用罗盘东测测,西望望,上下左右转了几圈之后,便对蒋母王采玉说:“太太,贵府是藏龙卧虎之地啊!从气运看,你家早该添丁加口,百业兴旺了。”王采玉听了非常快乐,毛福梅也十分高兴。1909年,王采玉接到儿子的信,说有时间回来过暑假。但信中又说,因为在上海有要事,暑假里只能住在上海。王采玉期待早抱孙子,便把毛福梅送到上海去,与儿子团聚。这年夏天,蒋介石从日本回到上海度假。一些革命志士常到他的临时住处去访谈。在这种场合,作为主妇的毛福梅理应出来应酬,可是她哪里经过这样的世面?她出自山村,孤陋寡闻,多年随婆婆与青灯黄卷做伴,不说这与上海的都市生活差了一大截,与留学归来的新式青年的生活相去更远。她无法在会客的场合里对答应酬,即便在别的男人面前站一站,也羞得连头都不敢抬起来。有时候,还做出一些尴尬失礼的举动。蒋介石认为这有碍他的颜面,老脾气又使出来,对妻子大发雷霆,甚至连房门都几天不进。蒋母王采玉发觉此事,痛责儿子不孝忘本。等到蒋介石过完暑假又去日本留学时,终于绿竹生春,红梅结子,毛福梅有孕了。蒋母欣喜若狂,她带着媳妇也离开上海,回到溪口,等待着抱盼望已久的孙子。

  1910年(清宣统二年)农历三月十八,一个壮实的男婴在丰镐房呱呱坠地。这年,蒋介石23岁,毛福梅28岁。喜报飞到日本,做了父亲的蒋介石也大喜过望,蒋母通过族辈并征得蒋介石同意,给孩子取了个寄托厚望的名字———建丰(即蒋经国)。蒋介石觉得有了孩子,天地也宽得多了,蒋氏有了后代,老母有了慰藉,妻子有了寄托,他的责任也轻了许多。建丰(经国)出世,蒋氏丰镐房春意盎然,喜气洋洋。最高兴的当然还是毛福梅。结婚9年了,丈夫像一只风筝,若即若离,飘忽不定。从上海回来后,似乎感到她与“风筝”的距离是越来越远了。如今好了,有了孩子,她便把整个身心都倾注到儿子身上去。毛福梅把孩子抱在怀里,有着说不尽的快乐,使她变得容光焕发,显得比9年前结婚那阵子还年轻。她所祈祷的终于实现了。家有梧桐树,自有凤凰来。第二年夏天,在蒋经国出生15个月的时候,远在日本北海道的高田野炮兵第13团士官候补生蒋介石风尘仆仆赶回溪口来探望新生儿子。天伦之乐,舐犊之情,使毛福梅激动得如醉如痴。只可惜好景不常,蒋介石在溪口只住上三宿便急急赴沪,参加起义去了。

  物换星移,20个寒暑过去了!王采玉和毛福梅婆媳俩甘苦与共,休戚相关,感情越发深厚了。王氏视媳妇如同亲生的女儿,福梅也把婆婆当做亲娘一样。1921
年6月14日,蒋母溘然长逝,享年58岁。毛福梅的精神支柱倒了。她抚尸大恸一场,然后披麻戴孝,守在灵前,陷入了沉痛的深渊。办完丧事,毛福梅还没有喘过气来,一瓢冷水兜头泼下,把她打进了冰窟窿里。蒋介石写信给毛福梅的胞兄毛懋卿,要求与毛福梅仳离,这封“休妻书”说:十年来,闻步声,见人影,即成刺激。顿生怨痛者,亦勉强从事,尚未有何等决心必欲夫妻分离也。不幸时至今日,家庭不成家庭,夫固不能认妻,妻亦不得认夫,甚至吾与吾慈母水火难灭之至情,亦生牵累,是则夫不夫,妻不妻,而再加以母不认子,则何有人生之乐趣也……吾今日所下离婚决心乃经10年之痛苦,受10年之刺激以成者,非发自今日临时之气愤,亦非出自轻浮之武断,须知我出此言,致此函,乃以至沉痛极悲哀的心情,作最不忍心言也。高明如兄,谅能为我代谋幸福,免我终身之苦痛。毛福梅听到
“离异”二字,耳朵里嗡地一声,再也听不到他要说的是什么了。事情来得突然,毛福梅只有抱住儿子蒋经国,母子惟以泪眼相视。关于毛氏被“抓了头发”,“从楼上拖到楼下”,毛氏又“跪下”“哀求留在家里”????寬?(蒋经国1936年致母亲信上语)的事,便是发生在此前后。蒋介石为什么要写这个与妻妾“离异”的条示?其真实意图是为了娶陈洁如做合法妻子。所以才想出一个高招,名义上宣布与毛福梅、姚冶诚断绝夫妻关系,彼此关系转成兄弟姐妹关系。这一点明眼人是很清楚的,正如毛福梅所料,他已有了新欢。果然不久,蒋介石与陈洁如在上海结婚了。1922年,对毛福梅的又一个打击,是儿子经国第一次离开她出远门,到上海去读书,进了上海万竹小学读四年级。毛福梅为了改变一下丰镐房的悲凉气氛,把义妹陈志坚又请了来。陈志坚这时已从湖州保婴师范毕业,赋闲在家,毛氏请她来当家庭教师,教蒋纬国念书,姚冶诚也跟着学点。

  蒋经国对生母感情深厚。1925年10月19日,蒋经国赴苏留学,乘轮船从广州抵上海,因需候船,得与生母做久别前的短暂团聚。毛福梅流了许多眼泪,千叮咛万嘱咐,无非是盼他早去早回。蒋经国对母亲百般安慰,也流了许多眼泪。从此母子一别12年,除开头那两年外,往后竟连邮电都不通,音信杳然。1927年4月12日,风云突变。蒋介石“清党”反共,大权在握的蒋介石在政治上一时成了众矢之的。连他亲生儿子蒋经国也在莫斯科的报纸上发出声讨其父的《严正声明》。蒋经国给母亲写了封短信,说母亲多年来内心的苦闷,处境的恶劣,他非常清楚,他对家庭方面有难以想像的烦恼和愤恨,决定不再通信了,待以后回国,就第一个先来同亲娘见面云云。毛福梅虽不知道儿子登在报纸上的声明,但接到儿子寄来的信,使她无异天塌地陷,五雷轰顶。她怎么也想像不出这是怎么一回事。她哭着请陈志坚代笔写信给蒋经国,可去信如石沉大海,杳无音信。她把一腔悲愤全都转移到蒋介石身上。1927年8月,蒋介石被迫下野,“出国休养”。由于护照等手续没办好,他带着小儿子纬国离开南京,先到杭州小游,之后乘汽车回到溪口等待出国。毛氏早听说蒋介石要回来,但想起儿子,她肚里的怨气直往上冒,不一会儿,蒋介石进来,毛氏不知打哪里生出来的勇气,霍地立起,迈动小脚,跑下楼梯,在天井里与蒋碰了个正着。她边哭边嚷道:“你把我的儿子弄到哪里去了?
你要还我儿子!”蒋介石稳住了毛氏,不久便离开住地雪窦寺,四渡东瀛。这次蒋介石是向旅居日本温泉的宋家求婚。经过几次磋商,最后达成协议:蒋必须与原配毛氏公开离婚,然后才可与宋美龄结婚。1927年12月,蒋介石返回溪口,亲自操办这件棘手的事———向妻妾们宣布公开离婚。毛福梅的两位哥哥毛怡卿、毛懋卿兄弟,他们遵照父亲的意旨据“礼”向蒋氏宣称:“福梅已是嫁出的囡、泼出的水,嫁鸡随鸡,嫁狗随狗,活着是蒋家的人,死了是蒋家的鬼。”蒋介石听到这话坐不住了。他怕这事处理不当若闹出人命来不好交代。这天夜里,蒋介石走出乐亭,不带卫士,沿溪徘徊一阵后,悄悄地走进丰镐房。毛氏正跪在佛像前嘤嘤哭祷。3天不见,蒋介石几乎认不出妻子了。她目光呆滞,蓬头垢面。蒋介石不禁动了恻隐之心,他和毛福梅达成了一个秘而不宣的协议,终于在“离婚协议书”上签了字。毛福梅仍住在丰镐房做她的主妇,蒋身边的人尊她为“大师母”。蒋介石如愿以偿,为掩人耳目,于12月1日在《申报》上登了一则离婚启事:“毛氏发妻,早经仳离,姚、陈二氏、本无契约。”

  1936年农历九月十五日是蒋介石50虚岁生日。不久即发生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南京城内的电台、报纸,日夜报道着西安方面的消息。小道消息也变得煞有介事,人们信以为真。有的标题更是触目惊心:委座取义成仁……消息不胫而走,很快便传到溪口。毛福梅做梦也没有想到:蒋介石经受的这场变故,竟成了她和儿子骨肉团聚的契机。不久,举世瞩目的“西安事变”终于和平解决,毛福梅见到儿子的最大愿望也实现了。1937年,蒋经国带着妻子芬娜、儿子爱伦(蒋孝文),经海参崴乘轮船,到了上海。蒋介石派人专程到上海迎接。蒋经国这时才知道父亲已另娶宋美龄,母亲已被迫离婚。作为儿子,他能想像得出母亲心中有多少哀怨积压着。他恨不得立即去溪口拜见生母。可是,身不由己,他被父亲布置的圈子团团围住。被灌输在夹缝中如何立身处世的诀窍。他终于决定:先去向10年来他一直看做“敌人”、“军阀”的父亲负荆请罪。

  1937年4月28日(农历三月十八日),约莫下午2时,藏山大桥那一头出现一辆小汽车,蒋经国迫不及待地跳下汽车,依次向在门外迎接他的亲朋行礼。然后又把妻子芬娜和儿子爱伦介绍给大家。当毛福梅一眼看到门外出现了那个方面大耳、壮硕身材、令她朝思暮想的亲骨肉时,她的眼睛不由自主地被泉涌般的泪水所迷住。蒋经国跑上前来,跪倒在毛福梅膝前,叫了一声“娘”,就放声大哭。她一把搂紧儿子的头,泪水濡湿了儿子粗黑的头发。她把孙子抱在膝上问:“囡囡,侬叫啥名字?”蒋经国赶紧答道:“叫爱伦。阿爹说,到了祖国要按中国式取名,替他取的学名叫孝文。”毛福梅又问媳妇名字,蒋经国答道:“她在苏联的名字叫芬娜,阿爹替她改名叫芳娘,蒋芳娘。”“芳娘,这个名字不好。”毛福梅对大家说。“她是小辈,娘啊娘的,做姑姑、姨妈的都得这样叫她,多少罪过!还是改为方良吧,方下贤良,你们说好不好?”众人都说这娘字是该改,而且改得好。从此蒋方良这个名字便一直沿用下来。毛福梅心满意足了,她变着法子给儿子儿媳做好吃的家乡点心菜肴:裹粽子、炸麻团、蒸大糕、烘千层饼、氽汤团,还有烤芋艿、鲞烤肉(宁波话的烤实指汤煮,非生烤)等等。天伦之乐,其乐融融。可是乐极生悲,等着毛福梅的是又一个悲剧。

  1937年,抗日战争已经全面开始,国共两度合作,共赴国难,祖国经受着血与火的洗礼。武岭虽好,终非桃源。蒋经国毕竟是个热血男儿,他在武岭学校向师生们宣传抗战,曾激昂地说:“我们的敌人是谁?第一是日本帝国主义,第二是日本帝国主义,第三还是日本帝国主义!”他向父亲写了份报告:“我有很前进的思想,需要有机会去求证。而且,我希望在最坏的条件下去试试。”母子再度分离是痛苦的。蒋经国再三劝慰:等他在江西安置下来,立即接姆妈同去住所。毛福梅则表示,除了短期随去小住几天之外,不愿意终生离开丰镐房,她坚信她的虔诚祈祷会给儿子带来好运。当时,溪口虽然尚无战火,但灾难已波及到了,粮食匮乏,米价暴涨,溪口民众叫苦连天。将近一年过去了,毛福梅没有出过溪口一步。但是战火蔓延着,溪口随时有沦陷的危险。蒋经国不放心,连连发电,毛福梅也感觉到了一种无可名状的恐惧。一天下午2时,从宁波方向飞来了6架飞机。溪口人哪知是敌机?正当人们好奇地抬头张望,没想到飞机却丢下了一连串的炸弹,顿时地动山摇,天昏地暗,人们才知不好,晕头转向,在外面的人拼命往家里逃,在家里的人又拼命往外面跑。溪口镇乱作一团,文昌阁乐亭夷为平地,丰镐房周围的民房在燃烧,丰镐房侥幸没有被击中。但毛福梅不幸被无情的炸弹炸死。丰镐房内,男女佣人各一人当场死亡;账房宋涨生头部重伤,未来得及送到医院就断了气,另一女佣炸断了一条腿。当时,人们找不到毛福梅。后发现后墙倒塌处微微隆起,便雇了民工把瓦砾挖开,发现毛福梅上身完好,腿上有弹洞,肠子外流,想是被砖瓦压破的。毛氏遇难那天,正是“西安事变”三周年。噩耗传到赣南,蒋经国心如刀绞,立即带了妻儿,坐汽车连夜兼程,赶了两天两夜方到溪口。蒋经国一跳下汽车,连气都没喘一口,就奔进灵堂,扑到灵床前抚尸恸哭,直到昏厥过去。人们急用茶水把他救醒,他仍跪在地上悲号。尔后,蒋经国拿起笔,噙泪写下“以血洗血”四个大字,命人刻在石碑上,立在生母罹难处。蒋经国伤痛过度,心绪烦乱,又值烽火遍地,狼烟四起。蒋经国考虑再三,决定把生母灵柩暂厝在摩诃殿内,待时局稍定再办丧葬事宜,他把这一计划报告蒋介石。不几天,蒋介石来电批谕:“鉴于时局动荡,总以入土为安。”这12个字,代表了蒋介石对发妻的一纸祭文。葬母大事一直悬在蒋经国的心头。1940年,他在赣州举行盛大的“蒋母毛太夫人追悼大会”,还在赣江上造了一座“忠孝桥”,以志悼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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