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莺，从北京一红卫兵联合会副主席到伦敦银行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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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伦敦金融城众多首席执行官中，有担任过两年北京一个红卫兵联合会副主席经历的人可能绝无仅有。因此，方莺很难称得上是一位传统意义上的首席执行官。目前，她领导着一家利基型投资银行，帮助中国公司在伦敦证券市场上市。

　　八岁时，方莺是一位颇有前途的国家级田径运动员。到十二岁时，她就开始站在北京母校的两千多名同学和三百位老师面前，照本宣读《毛主席语录》。

　　四十年后的今天，她经常乘飞机往返于伦敦和北京之间，旨在为她的公司——英国益华证券（Evolution Securities
China） 赚取可观的利润。自她1954年出生以来，方莺的人生旅程，恰恰反映出中国发生的巨大变化。

　　共产主义教育的影响

　　方莺表示，1960年代到70年代，中国共产党奉行教条主义，那段岁月让她学会了很多技巧和洞察力。现在，这种能力对她帮助中国企业融入全球资本主义体系不可或缺。说这番话时，她丝毫没有讽刺的意味。

　　方莺出生在上海一个条件优越的中产家庭，当时家里还雇有佣人。她五岁时，全家搬到北京，方莺便在那里长大。“我的普通话带有浓重的北京口音，”她说道。
“在我与北京的官员们打交道时，这是一种优势。我可以讲他们的语言。”

　　在回忆她的田径训练时，方莺说，那就像“在军队里”一样。中国田径训练由国家体委提供资金。她还补充说：“训练早上六点就开始了。高强度的训练让我学到了许多宝贵的东西，比如自制、无畏，需要设定并达到目标，以及我能够征服一切。”

　　到1969年，城市的舒适生活戛然而。方莺被派到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学习。这所大学位于中国南部的落后农村地区江西省，是中国领导人毛泽东再教育运动的一部分，旨在通过将城市人下放到农村，感受贫下中农的生活方式，重新找回他们的革命热情。

　　江西对她对中国的认识有着持久的影响。“以前，我从未意识到人民群众有多穷。”她说道。“我认识到，自己以前如何被娇惯，并意识到要让中国运转起来靠什么。”

　　在7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里，方莺在北京一个文革小组工作，这种政策部门在执行毛泽东文化大革命的任务中占有重要地位。

　　资本主义再教育

　　70 年代末，方莺的生活发生了变化。邓小平奉行更加务实的社会主义，包括鼓励经挑选的党内精英出国学习国际经验。

　　1980年，方莺离开中国，到纽约州立大学学习经济学，随后到世界银行实习，后来师从查尔斯·古德哈特（Charles
Goodhart）。古德哈特现在是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教授。方莺说，随着职业经历丰富，她逐渐开始思考，如何帮助中国公司跨越中国与西方国家之间的鸿沟。

　　1988年，方莺带着古德哈特教授的推荐信，到英国巴克莱银行（Barclays
Bank）工作，担任金融经济师。历任多个专注于中国的银行业务职位后，方莺预感到中国公司进入伦敦资本市场的需求将日益增加，于是在2003年与英国证券公司Evolution
Group合资成立了益华证券。

　　2005年，方莺把四家中国公司带到伦敦的另类投资市场（Alternative Investment
Market）上市，其中包括中国最大柑橘种植园的所有者亚洲果业（Asia
Citrus）。此外，另有三家公司正处于上市进程中。迄今，已有三十六家中国公司在伦敦另类投资市场上市。

　　吸引中国企业上市

　　伦敦吸引中小盘中国企业的原因有好几个，方莺说：“要想在香港上市，需要得到中国官僚监管机构的批准。而在纽约上市，法律规定非常繁琐，即便是最小的公司，每年也要花费大约两百万美元。”

　　“伦敦另类投资市场监管得力，也不需其它地方涉及的书面工作和成本。”中国政府正推动本土公司到沪深这两个证券交易所上市。这样一来，还会有中国公司来伦敦另类投资市场上市吗？

　　方莺认为，中国企业上市的需求充裕，足以满足所有市场的要求：“即便没有几百万家，也有几十万家中国公司，其中许多需要巨额资本。因此会有足够多的新股上市，使上海、纳斯达克、香港和另类投资市场都忙活好一阵。”

　　此外，方莺认为另类投资市场更理解科技和生命科学等产业。在她协助上市的中国企业中，有一家公司是中国生物柴油，该公司的业务是把废油转化成生物柴油燃料。

　　方莺强调，尽管大多数全球投行把资源投入大中华地区，她乐于从事较小一点的利基市场。“我是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这比为一家大投行效力更有趣。我不提供机构观点，没有限制，而且从帮助中国公司重组的过程中获得巨大的满足感。”

　　鉴于目前中国经济的年增长率超过11%，方莺支持政府给经济降温的措施。“像美国的一些人建议的一样将人民币升值，或者提高利率，都有令经济不稳的风险。要想确保社会稳定和就业水平，变革必须是循序渐进而理性的。”

　　“大量人口正迁往城镇，为了吸收这部分新进人群，地方经济必须运转良好。我切身了解情况处置失当会引发的种种问题。”

　　一个集政治威权与经济自由化于一身的政府体制，它的可持续能力如何呢？

　　方莺表示：“经济改革会自然地影响政治体制，长期来看，民主将会出现。但这需要时间，因为法律框架还处于襁褓期。对于一个发展中国家而言，民主政治是个奢侈品。人们需要接受教育以做出有依据的选择，而这只有在国家有钱教育其国民的情况下才能发生。”

　　此外，她认为目前正在实践的“共产主义”类型并不存在矛盾。比如，她带到西方投资者面前的首席执行官中，许多人是典型的党员。

　　“中国完成了从共产主义向务实社会主义的转变。这一点不要搞错。私营企业家明白需要向股东提供回报。但他们也支持一个现代化的意识形态，多数人认为这种意识形态为中国提供了发展经济的最佳道路，使它足够强大，能够傲立于世界。这是爱国主义问题。”

　　她补充道：“正如邓小平说的：‘不管黑猫白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