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羡林：不愿当官只想教书 留学德国放弃异国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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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是农民的儿子，从小家里没有一本书；他的叔父决定培养他上学，令其命运有了转折，但也给他一个包办婚姻，在离家求学12年后，他依然跟妻子相濡以沫；他同时考上了清华和北大，为了能够出国选择了清华；他在哥廷根有过一段苦涩的异国之恋；他谢绝剑桥邀请，毅然回国；在受过“文革”的炼狱之后，走出
“牛棚”，他笑容依旧。这就是一代学术大师季羡林先生一生的几个片断。

　　季羡林先生一生培养了6000名弟子，其中30人成为各国驻外大使。作为誉满国内外的学术大师，季羡林却没有半点架子和派头。他的性格平和、宽厚、朴实，总是穿着一身洗得发白了的卡其布中山装，圆口布鞋，出门时提着一个上世纪
50年代生产的人造革旧书包。他喜爱动物花草，甚至“经常为一些小猫小狗小花小草惹起万斛闲愁”。真情、真实、真切是他做人做事的原则。

　　“文革”后，有人建议季先生去中国社科院当副院长，他不去，可是1978年让他兼任北大副校长，他一口答应了。有人不理解地说为什么放着副部级的职位不去当，他说：“什么级别，我脑子里没想过这个！”他就是想当他的教书匠。
　　　　


　　季羡林

图：温总理为季老祝寿（据新华社）

　　季羡林档案

　　季羡林，1911年8月6日出生，山东清平(今临清市)人。著名东方学家、梵文学家，中国东方学的奠基人。1930年考入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1934年毕业，在山东省立济南高中任国文教师。1935年秋进入德国哥廷根大学学习赞文、巴利文、吐火罗文等印度古代语言。1941年获哲学博士学位，并应聘留校任教。1946年回国，任北京大学东语系教授；1956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1978年开始兼任北京大学副校长，至
1984年离职。1956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曾长期致力于梵文文学的研究和翻译，翻译了印度著名大史诗《罗摩衍那》。此外创作许多散文作品，已结集的有《天竺心影》、《朗润集》以及《季羡林散文集》等。

　　幸运农家子屡遇名师

　　从旁听偷听被“请”出门到绝学的继承者

　　季羡林6岁时到济南投奔叔父季嗣诚。10岁开始学英文。在高中开始学德文。1929年，18岁的季羡林转入济南高中学习，国文老师是董秋芳。1930年，季羡林同时考取了北大和清华，最后他选择了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专业方向德文。在清华，朱光潜先生的“文艺心理学”选修课和陈寅恪先生的“佛经翻译文学”旁听课，对他日后发展影响深远。吴宓先生的“中西诗之比较”课和“英国浪漫诗人”课他印象最为深刻。他还旁听了或偷听了很多外系的课，如朱自清、俞平伯、冰心、郑振铎等先生的课。一次他与许多男同学被冰心先生婉言“请”出了课堂，而最成功的则是旁听西谛先生的课，最终与其成了忘年。
1935年9月，清华招收赴德研究生，已经成为中学教员的季羡林写信报名，以大学中四年全优的成绩被录取。原定交流计划只有两年，谁知这一去竟11年未归。在德国，季羡林入哥廷根大学，在梵文研究所主修印度学，学梵文、巴利文。季羡林师从著名梵文学者瓦尔德施密特教授，成为他唯一的听课者。瓦尔德施密特教授被征从军后，年已八旬原已退休的西克教授又走上讲台，教的依然是他一个中国学生。西克教授不久就告诉季老，要把平生的绝招全部传授给他，包括《梨俱吠陀》、《大疏》、《十王子传》，以及费了20年时间才解读了的吐火罗文。

　　1945年10月，二战终结不久，季羡林经瑞土东归，“宛如一场春梦，十年就飞过去了”。1946年5月，季羡林抵达上海，旋赴南京，获陈寅恪推荐，赴北京大学任教，被聘为教授兼东方语言文学系主任，在北大创建该系。

　　勤学一生成就学术高峰

　　珍惜每秒钟养成一开会就思如泉涌的“恶习”

　　季老成功经验可以压缩成两个字———“勤奋”。

　　季老读中学时，下课后参加一个古文学习班，晚上又到一个英文学习社学习，一直到深夜。天天连轴转，持续了几年时间。在哥廷根大学，他学习了梵文、巴利文、俄文、南斯拉夫文、阿拉伯文等，还选修了其他的课，负担已经很重，而当研究吐火罗文的最高权威西克教授提出要教他吐火罗文时，他又遵命学了起来。在德国留学的12年中，他的日程就是学习、吃饭、睡觉，与旅游、晚会、跳舞、娱乐都无缘。回国后，为了专心研究，又独自过了16年才把家属接来。

　　十余年中小学，4年大学，12年留学，再加16年独身治学，40多年的勤奋，才造就了这座学术的高峰。多年的勤奋到老来更加欲罢而不能，工作成了他人生的第一需要。季老80岁时说过：“我计划要做的事，其数量和繁重程度，连一些青年或中年人都会望而却步。”他平生最艰巨的两部书，长达
80万字的《糖史》和长达数十万字的吐火罗文A方言（焉耆文）的《弥勒会见记剧本》的译释，都是在耄耋之年完成的。

　　季老在《罗摩衍那》译后记中说：“我现在恨不能每天有48小时，好来进行预期要做的工作……我现在不敢放松一分一秒。如果稍有放松，静夜自思就感受到十分痛苦，好像犯了什么罪，好像在慢性自杀。”当他不得不参加一些空话废话居多的会时，季老就在会前、会后甚至会中，构思或动笔写文章。
“积之既久，养成‘恶’习，只要在会场一坐，一闻会味，心花怒放，奇思妙想，联翩飞来；‘天才火花’，闪烁不停；此时思如万斛泉涌，在鼓掌声中，一篇短文即可写成，还耽误不了鼓掌。倘多日不开会，则脑海活动，似将停止，‘江郎’仿佛‘才尽’。此时我反而期望开会了。”

　　“文革”受辱曾经想自杀

　　刚出“牛棚”的看门老头靠小纸条翻译印度史诗

　　“文革”十年，季羡林从拥护、迷惑到醒悟，从旁观逍遥到挨批斗，遭毒打，接受血的洗礼，内心充满复杂的矛盾与痛苦，最终被戴上“反革命”的帽子关进“牛棚”。他感到“被开除了‘人籍’”，“自我感觉是：非人非鬼，亦人亦鬼”。他不堪忍受那残暴的批斗与羞辱，在生与死的抉择中决意吃安眠药自杀。正当他要实施自杀时，突然被揪去批斗，狠打暴踢，鲜血流淌，他的思想却发生了变化：“不想自杀了”，“还是活下去吧”。他决意忍辱偷生，坚持自己的信念。于是，为着适应不断的批斗，他竟然想出每天站在自家阳台上进行“批斗锻炼”：“低头弯腰，手不扶膝盖，完全自觉自愿地坐喷气式”，“还在心里数着数，来计算时间，必至眼花流泪为止”。季老后来写道：“这样的锻炼是古今中外所没有的。”“回想起来，我真是欲哭无泪呀！”然而，这种被逼无奈的痛苦锻炼，正显示了季老坚韧不屈的意志和忍辱自强的精神。

　　从“牛棚”出来后，季老被勒令看楼门，守电话，成为一个“不可接触者”。他琢磨着找一件会拖得很长，“但又绝对没有什么结果的工作，以消磨时光”。他想到印度两大史诗之一的梵文写的《罗摩衍那》。他就晚上把梵文译成汉文散文，写成小纸条装在口袋里，白天守楼时，脑袋不停止思考，把散文改为有韵的诗。季老后来开玩笑说，如果没有“文革”，两万多颂、8卷本的《罗摩衍那》是绝对翻译不出来的。

　　■链接 难忘一段异国恋情

　　季羡林对事真，对物真，对情真。在《留德十年》这部回忆录中，他真诚地披露了自己三十岁时一段鲜为人知的情事：在德国时，他和德国姑娘伊姆加德因为给论文出清样，有过一段恋情。与伊姆加德结合，自己未来的生活或许是幸福美满的。但这样一来就意味着对妻子儿女的背叛，意味着把自己的亲人推向痛苦的深渊。尽管置身于包办婚姻中，季羡林最后还是决定，为了不伤害或少伤害别人，还是由自己来咽下这颗苦果。他想，伊姆加德还年轻，她以后还会碰到意中人。

　　据说，伊姆加德小姐终身未婚，而那台老式的打字机依然静静地放在她卧室的桌子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