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子珍在苏联学习时骤闻毛泽东婚讯始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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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我们一同学习的还有贺子珍同志。她比我们早一些到达莫斯科，之后不久生下一男孩。在八部，孩子放在托儿所，她一边学习，一边课间喂奶。可惜孩子先天不足，出生后只是一般喂养，终至夭折。贺子珍忍受着痛苦，照样坚持学习。她在长征中遭国民党飞机轰炸受伤，背上留有不少弹片，在苏联治疗也未能取出，她长期患头疼之症也是医疗无效。但她学习特别认真，我们一起课堂讨论时，她常和学员们争得面红耳赤。有一次和我辩论，我年幼气盛，不肯退让，她也指着我大声争辩，但是后来待我依然如旧，仍把我当晚辈。她性情直率、刚强，这几乎是长征过来的女同志的共性。本来也是，如果不刚强，如何经得起那许多日日夜夜的磨难。

贺子珍忍辱负重的坚毅性格也是令我佩服的。关于她婚变的情况我们是在一个十分偶然的情况下知道的。那是1939年的一天晚上，大家坐在俱乐部大厅听翻译读塔斯社记者在延安采访毛主席的报道，其中这样写道：夜深了，我们告辞，毛泽东和她的妻子送出来，在月光照耀的山坡上，我们边走边谈……。听到这里，我们不禁大为震惊全场，包括贺子珍在内，都没有料到这种情况，大家久久沉默着，贺也不作声。她非常镇定，直到读完报，大家散去，她也没有眼泪，没有悲诉。过了一段时间，她才向其他红军中的女同志略略说了一些她的家庭生活。从他人的转述中，我只听说她在离延安之前一段日子里，由于误会，她和毛泽东两人之间有过争吵，但没有料到毛会与她根本分手。

在这个问题上，贺子珍保持了自己的尊严，她默默咽下了苦水。后来恩来同志来时给她带来了一箱书、一封信。又过了若干时日，给她送来了她惟一的女儿娇娇。苏联卫国战争时，她和娇娇即李敏都住在伊凡诺沃国际儿童院。由于语言不通，院方领导完全不了解她，加上她作风泼辣，性格刚直，说话急躁，有时不顾对方反应如何就大声争执，后来竟被院方视为有精神病，被送进精神病院。这些情况发生在战时，原来在七部的同志除我之外，均已离开莫斯科。我和维世对伊凡诺沃的事一点也不知道，直至1946年罗荣桓、王稼祥来莫斯科养病，才了解了一些情况。她大约于1947年回到哈尔滨，以后到了上海定居。

七部的女同志中，结局最惨的是金维映。她是和我们一同从西安到迪化，接着又到莫斯科的。我听说她在中央苏区时就担负过重要的工作，长征中路过少数民族地区时，为了做统战工作，她和一位女酋长喝血酒，拜把子。我又听说，茅盾的《子夜》中写过一位党的女地下工作者阿金，就是以她为原型。此事我问过她，她认可，但说小说中对党的地下工作描述得不尽真实。她还告诉我她出身很苦，小时裹过脚，很早就被迫嫁人，因为不堪受苦，还出家为尼，最后走上革命道路。她在八部时是党组织的总干事相当于支部书记 ，身体很不好，但学习很认真。有一次她对我说，她很想念留在延安的孩子。

搬到七部后，她逐渐地变得郁郁寡欢。有一次在俱乐部听读报时，我恰巧坐在她旁边，只听她自言自语地说：“哼，看不起我。”我很诧异，问她：“谁看不起你”她未答复，当时也就过去了。谁知过了一些时候，她竟终夜不眠，而且抱着与她同屋居住的蔡畅大哭，蔡畅不禁陪她落泪。由于无法休息，蔡只得搬到另一间屋子。后来，金维映的病情一天天恶化，直至精神崩溃。这期间组织上安排她去医院检查诊治，但都无效。后来发展到白天睡觉，夜里从屋子出来在楼上楼下走个不停。当时院子里有一只巡夜的狼犬，会咬人，为了不致伤害她，同志们特意把狗拴住了，她却走到狗舍边，用滑雪杆去撩逗那只狼犬。学员们都很担忧，夜里也都不能入睡。经过多次检查，组织上终于决定送她入精神病院治疗。

入院后，我们学校的学员轮流去探视她。有一次，蔡干妈和我去探视，只见她身穿一件灰色呢质外套，头发被剃光了，她和我们很和蔼地谈话。以后医院传话过来，说两位名罗莎和莉莉的同志去看过后，她的情绪稳定，要这两位同志多去。1940年蔡干妈要回国，就叮嘱我多去探视金维映。当时只有我和孙维世住在莫斯科，我们两人就定期去看她。这所医院位于索科尔尼克公园的旁边，在当时算是莫斯科的郊区，现在则是市中心了。后来我们的印象，感到她和我们谈话完全正常，但当时我党驻共产国际的代表全走了，我们不知找谁反映。不久后，苏德战争发生的初期，我和维世再去看她，医院竟已撤走，我们急忙向共产国际管中国问题的苏联同志反映，他们却已无暇顾及。1941年，我和孙维世也被疏散至乌拉尔山下的乌发城，1942年随共产国际机关返回莫斯科后，我们又去找她，但她的医院没有搬回，我们也投诉无门，没有人管外国人的事。可惜 这位曾为党做过不少工作的女同志就此下落不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