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事变考：何需追逐根本就不存在的“不抵抗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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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事变考：何需追逐根本就不存在的“不抵抗令”

陈守中

　　尽管张学良以高超手法，真有其事的“把蒋介石给他的不准抵抗的密电，装在一个特制的小皮包内，像护身符一样，随身携带。”

　　“将不准抵抗密电的‘真迹’，给他的老婆于凤至，存放在伦敦汇丰银行的保险箱内。”[注1]

　　以特有的演技，使他人相信：“蒋介石曾提出，只要他张学良交回不准抵抗的电报，就可恢复他张学良的自由。”[注1]

　　“这事(指九一八)我(张学良)有充分的证据，证明俺没有对不起国家，对不起领袖的地方，只是现在还不便公开。”

　　“蒋在九一八事变时把我害得好苦，我当了替罪羔羊，这是有证据的，终有一日我会将此事表白於天下。”[注4]

　　……。

　　张学良还在他的部下面前，做足“思想工作”，使他的部下相信：蒋介石曾千真万确给他下达过不准抵抗的密电，而他不得不执行此命令的“委曲与无奈”，并使他的部下相信到据此向张献策的程度，“在武昌时，马占山向张献策，要张接受九一八时听从蒋介石命令，而不抵抗的教训。”[注1]可见张的部下深信，张的的确确是根据蒋的命令而不抵抗的。

　　但是，南京中央政府鉴於张学良极不道德的伪造中央不准他抵抗令，早在一九三七年一月十三日，《陈布雷关於蒋委员长授意发动文教界声讨张学良罪状致叶楚怆电》，要叶发动文教界，逼张学良拿出他在背後散播的所谓中央不准他抵抗的证据：

　　“……

　　(三)，张及其代言者，每以九一八後节节退让不抵抗之罪恶诬加於中央，吾人应要求张氏公布中央命令其不抵抗，放弃四省之确据。

　　……。”[注7]

　　张学良始终不敢回应中央要他“公布中央命令其不抵抗，放弃四省之确椐”的事实，早以证实张学良裁赃於蒋公的所谓不准他抵抗的密电，只是张学良用他自己的电报终端机打出的，只有他们所需的文字，而无正确的南京中央政府密电顺序号，以及其它的防伪密码，经不起有关专家鉴定的伪电。因而张学良始终不敢把他手上的所谓蒋介石的不准抵抗的密电，在光天化日下拿出来让有关专家鉴定真伪；只敢在阴暗的角落，私下散布所谓的“不准抵密电”。

　　九一八後，蒋公给张学良时第一封密电为：

　　限即刻到

　　北平张副司令勋监，中(正)刻抵南昌，接扈电知日兵昨夜攻沈阳，

　　据东京消息，日以我军拆毁铁路之计划，其借口如此，请向外宣传时，

　　对此应辟之，近情时刻电告。

　　中正叩[注67]

　　蒋公作为全军统率，仍以身作则，奔赴统一中国圣战前线，於一九三一年九月十九日到达南昌，当时的通讯工具，远没有今天这么发达，蒋公於十九日才从上海方面得知沈阳发生日军武装进攻之事变，蒋公获悉此恶讯後，心急如焚，立即致张学良“限即刻到”特急电，盼张学良“近情时刻电告”，清楚的表明，蒋公此前未知“近情”，并渴望(“时刻电告”) 知道“近情”，且仅仅在他拟该电稿时(十九日晚八时左右)，才知“日兵昨夜攻沈阳”，可见张学良於十八日夜请示蒋公云云，不是事实。直到十九日才从上海方面得知沈阳发生日军武装进攻之事变的蒋公，怎么可能在此前的十八日，他尚未知沈阳发生甚么事的情况下，无端下达不准抵抗的命令呢？

　　其次，从蒋公九一八後，给张的第一封密电的内容来看。蒋公虽没有像後来的西南孙科政府那样，为了推卸自己的责任，明知像张学良这类拥兵自重的军阀，不会“瓦碎”去抗日，却给张下达死守锦州的命令。即刻将中国的内幕，即正如日本人所说的那样，中国不是一个统一的国家，没有资格加入国联暴露於外，既让友邦见轻；又助长敌国亡我之气焰的不明之举。蒋公深知当时中央政府的政令不出五省，为了维护中国表面统一，充分考虑张学良这类军阀的接受能力。仅仅给张献计献策：“辟之”[注67]，帮助张摆脱内外困境，幻想德服像张学良这类军阀。从蒋公给张的密电的措辞来看，看不出蒋公曾给张学良下过命令：命令张不准做这；不准做那(包括不准抵抗)的痕迹。(顺便提一下，鉴於上述原因，蒋公虽没有下达抵抗令，但蒋公曾特别接见九一八时，唯一奔赴营房履行职务，抵抗日军的东北军军官王铁汉，并表阳他：“你做得很好。”[注11]说明蒋公内心是支持抵抗，尽管当时中央军只有胡宗南等为数不多的军队，且已陷入平熄南京中央政府心脏地区叛乱的苦战中，再也无法抽不出兵力与日军作战，但并不表明反对东北军与日作战，倘若几十万东北大军，奋起抗击日军，能把小小日本拖在东北，使之无力侵犯南京中央政府当时控制的五省，我想没有一个南京中央政府的官员会反对的，甚至连汪精卫也亲自北上，游说张抗日，真是求之不能，怎么会下达不准抵抗的命令呢？)

　　此外，人们还可从蒋公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到十九日的行程，来分析蒋公究竟甚么时候知道沈阳发生日军武装进攻之事变。十八日时任国民政府主席的蒋中正登上永绥号军舰，离开南京沿江西航，奔赴统一祖国的圣战前线。十九日抵达南昌後，接到上海方面的急电才得知九一八事变的消息。蒋公随即改变原定计划，决定立即回南京。可明显的看出：蒋公决定不再去江西前线，而决定回南京的时间，是蒋公知道沈阳发生日军武装进攻之事变的时间。蒋公究竟甚么时候决定不再去江西前线呢，而回南京呢？显然该时间不是蒋公登上永绥号军舰，离开南京沿江西航的十八日，也不是沿江西行途中的十八日晚与十九日晨。倘若沿江西途中的十八日晚与十九日晨，蒋公知道八一九事变，蒋公中途就返南京了，不可能抵达南昌。

　　中共虽经多方努力，始终找不到蒋介石曾给张下达过不准抵抗的命令，……。这一系列的事实早已清楚的证实：蒋公根本没有下达过不准抵抗的令，何须张学良来澄清，甚至恍然大悟：“这是个历史大翻案啊！”

　　且南京中央政府有完整的挡案，严肃的军令，更有完整的顺序号、防伪密码，以及极严格的收发程序，不是想伪造就能伪造的，想否认就能否认的。

　　张学良晚年，因实在拿不出经得起有关专家鉴定的真军令，才不得不改口，说他没有接到蒋介石任何不抵抗的命令。但张学良对被他蒙骗五十年人民，无丝毫愧意；对被他伪造军令伤害五十年的蒋公，没半点歉意。

　　更何况张学良在另一场合又说：“我现在认为我那时的判断对了，为什么呢？要不是九一八事变，日本会惨败……。”[注9] 在张学良嘴里，张所做的一切均有道理。甚至张的不抵抗，也是他用来使日本惨败的英明的战略布署，连“判断错误”这个小错也没有。他这个勇冠三军的“拼命三郎”[注9]怎么会不抵抗呢？他只是用不抵抗这一妙计，让日本受骗上当，使日本失败得这么惨而已。不抵抗是大汉奸汪精卫强加在他(这个抗日大英雄) 头上的。[注5](这是因为大汉奸汪精卫，不希望看到我张学良用不抵抗这一妙计，使他的主子日本败得这么惨。)

　　张学良仍没有对他在九一八时耻国丧权的责任，有丝毫自省。

　　不少人热衷於追逐戏剧性的热闹场面，而对能决定事物本质的事实却不能很好的加以利用，甚至被张学良“像护身符一样，随身携带，珍藏在特制的小皮内，蒋介石给他的不准抵抗的密电。”[注1]牵着鼻子团团转，转了五十年，追逐了五十年，五十年後，人民一再恳求张学良拿出他那珍藏的不准抵抗的命令，让有关专家鉴定真伪，张学良因实在拿不出经得起有关专家鉴定的真军令，而不得不改口：“那是我们东北军自己选择不抵抗，与蒋介石无关，我没有接到蒋介石任何不抵抗的命令，东北军不抵抗是我没有认清日本侵略的意图。目的是避免刺激日本人，不给他们扩大战争的籍口。”那些根据张编造的“不抵抗令”，而把九一八耻国丧权的责任推给中央的学者中，竟有人说，张的话“改写了中国近代史”，这些人不仅不对张学良含血喷人，伪造证据，嫁祸他人，并欺骗世人愚弄世人的不义行为，表示应有愤怒，相反竟赞扬张学良表现出东北汉豪爽的性格。如此“严谨的研究方法”，再研究“一千年”也不可能得出正确的结论。

两种性质完全不同的不抵抗的不抵抗

　　把张学良在九一八时耻国丧地的责任，推在根本就不存在的不抵抗令上，是中国近代史研究中，方法论失误的例证。尽管有人散布种种流言，但是人们完全可以绕过这些人为的障碍，根本就不需要根据张学良的自辩，来写中国现代历史，或“改写中国现代史”。这是因为“抵抗”与“不抵抗”不是英雄与狗熊的分水岭。如越王勾践，在不适於抵抗的情况下，果断的决定不抵抗，越王勾践不仅不是狗熊，而是能忍他人所不能忍的超级勇士，他的“卧薪尝胆”，也成了著名的成语。

　　相反，“发愤图强”与“苟安偷生”倒是英雄与狗熊的分水岭。这是因为人世间，还没有在国家民族处於万分危急的时刻，把国家民族的灾难置於脑後，仍毫不振作，继续过着醉生梦死的生活，而痛失战机，能成为英雄的。因而，只需认真地考查张学良在九一八前後，是“发愤图强”呢？还是“苟安偷生”呢？就可给张在九一八的功过，做出结论，根本就不需浪费时间，追逐所谓不准抵抗的密电。

　　早在一九二八年，日寇就惨杀了张学良的父亲。杀父之深仇，竟未能触动张学良任何一个神经细胞，使张振作，张在他在父丧期间，仍毫无心肝的纵声色，“吃喝嫖赌，无一不来”，且妒忌贤能，惨杀杨宇霆等，致使九一八前夕，再无像杨宇霆那样，曾多次化解危机的良材，应付危急。张学良本拟於一九三一年九月十日回沈阳，张作相与张景惠先後来北平请张学良速回东北，应付一切。可张学良仅仅听说土肥原着手组织暗杀团，日军枪声未响，就已吓得张学良称病躲进北平协和医院。在我国历史上，除了卫懿公饲养的“鹤将军”外，还没有敌军未动，就已吓得称病躲起来的将军，张学良创下了我国历史之最，是我国历史上，最贪生怕死的将军；最窝囊的耻国丧地的边防大员，典型的苟安偷生者。边防军副司令长官张作相请不到张学良回沈阳，也效仿张学良的作风，躲进老家锦州不再北归，参谋长、旅长、团长层层效仿。在九月十八日夜，进攻北大营的日军只有二百馀人，而驻守北大营的东北军第七旅有七千人(倘若东北军能有关麟征等中央军在长城抗战时，所表现出的御外的决心与战斗力，决不可能让二百馀倭寇在沈阳如此胡作非为。) 开始进攻时，日军还12只用不能爆炸的炸弹试探12，见东北军不敢反抗後，才敢於进攻的，张学良这位统率几十万边防大军的“边防军司令长官”，驻守北大营的东北军第七旅有七千人，竟被二百馀倭寇，困於窄狭的营房内，且指挥官均不在营房。[注2] 失去指挥的营房内的士兵，面对敌人的大炮，借用前苏联总理赫鲁晓夫的话，“只不过是一团肉。”此时，即使中央下达二十四道抵抗令，甚至中央执法官、督战大员自天而降，也丝毫改变不了颓势。张学良不仅不敢抵抗，更不能抵抗。“自古亡国之君，败军之将，有更可耻如此者乎?”这些既不是伪造的“不抵抗令”所能推诿的；也不是“估计错误”之类的托词所能掩饰的。如此清楚的历史事实不充分利用，却把时间用来追逐所谓“不准抵抗密电”这类“热闹”的戏剧性情节上，把严肃的历史研究，降至小周刊、“狗仔队”追逐趣闻的水平。

　　蒋公的不抵抗，与张学良的不抵抗，是二种性质完全不同的不抵抗，因而评价九一八时期的是非，与张学良及蒋公在九一八时期的功过，应重点考查他们在九一八前後是发愤图强呢？还是苟安偷生呢？不妨先将当时的中央与张学良对一对比：

　　蒋公

　　蒋公生活严谨，(香)烟、酒不沾，甚至连咖啡、茶都不沾，仅喝白开水。过着苦行僧式的生活。且“坚忍苦干”[注3]。汇集在蒋公旗帜下，以胡宗南为代表的黄埔精英，“国难如此，何以为家”。他们住破庙，睡门板，把满腔爱国热血，凝聚在练兵场上。虽与我国古代名将孟明等相比，也毫不逊色的苦练劲旅，以能御外。

　　九一八当天，蒋公作为全军统率，仍以身作则，亲临亲为，灰尘扑扑的奔赴江西前线，亲自指挥为了维护中国心藏地区的安定的神圣战斗。(一九八九年，中国内无奸党，外无敌国，仅一些手无一寸铁学生静坐在天安门广场，中共为了安定，尚且要平定，而一九三一年，外患急於燃眉，中共认为“赤贫是革命的基础，愈赤贫，愈易於发动革命。”为了他们的革命早日胜利，不惜毁坏先民们，千百年来创造妁社会财富，在当时的中国心藏地区江西人为的制造赤贫，以阔大他们的革命基础，把二千万人口的江西弄得民穷财尽，人口减至一千馀万人，如此浩劫难道不应平定吗？)

张学良

　　人们用“吃喝嫖赌吹，五毒俱全。”来概括反面人物，张学良曾说过：“我这一辈子，什么好吃，都吃过了，什么好玩的都玩过了”。张学良还亲口说过：“当年他父亲找他，派人去两个地方找，一定能找到，一个是妓馆，一个是赌场”。张不但吃、喝、嫖、赌十分在行；“吹”骗的功夫更非常了得。他能无中生有，活龙活现的“吹”出个不准抵抗的命令。由於张学良有如此神奇的“吹”骗功夫，足以掩饰他的一切过错，因而他认为他不需要“克己”，仅凭他的“吹”骗功夫，就足以应付面临的一切问题，也枉顾了人世间，人与人之间交往中最基本的诚信规则，以及最基本的社会道义。除“吃唱嫖睹吹”外，张学良还吸毒，且毒瘾甚大。看看张学良是如何尽他的社会义务的，作为人子，在他父丧期内，仍不能“克己”尽孝，把杀父之深仇置於脑後，玩女人去了，却靠在他的亲信面前，装模作样的表演要杀日军关东军司令的闹剧，来代替别人所用的“卧薪尝胆”艰苦努力，苦练硬本领，以能报仇雪恨。

　　张学良作为高官，享尽人间荣华富贵，却从末想到享受背後，所应承担的社会义务，竟在敌人枪声未响，就已吓得称病躲进後方医院，却靠编造不准抵杭的密电来掩饰他贪生怕死不敢抵抗。张学良的不抵抗是他的本质所决定的。张学良将东北四省以及华北四省、市的财政收入悉数截留，不以一文解国库[注2]。更不让中央军进入他的防区，却在东北有事之秋，居然能讲出：“东北不是东北人的东北，而是全国的东北”。竟要平时从未享受过东北税捐的中央军，为他保卫东北。如此社会责任感，如何能尽职守。

　　当时中央政府政令不出五省，所掌握的资源也仅仅此五省。其它省、市的财政收入，悉数被当地军阀截留，不以一文解中央。因而，当时中央政府财政非常困难，孙科当了几个月行政院长，深深体会到中央财政困难而不得不辞职。虽然军阀们将他们所控制地区财政收悉数截留，不以一文解国库，也不允许中央军进入他们的防区，却将他们防区的问题悉推中央。张学良在东北抽税收捐时，从未认为东北是全中国的，也不准中央军进入东北，却在东北遭到外族入侵时，张学良要中央军为他抗日。

　　当时的中央政府，仅以五省的财力，应付全国的问题，全凭胡宗南等中国五千年历史上，少有的的良将，以他们对祖国的赤诫，艰苦卓绝的工作，为推动中国统一，以及御外做出贡献。在推动中国统一方面，如胡宗南等中央军在一九三零年平定北方军阀叛乱後，将他们在枪林弹雨中，以自已的鲜血所换得战果，悉数让一枪未放的张学良所攫取，而胡宗南等中央军官兵，包札好自己的伤口，掩埋好袍泽的尸体後，又投入新的战斗，让张学良在北平享受他们在枪林弹雨中所取得的战果，享尽人间荣华富贵。八年抗战中，又在张学良的“抗日激进分子”孙铭九等投日叛国後，与日军苦战，维护了中华民族的尊严。

　　蒋公以他个人性格，又何尝不想把倭寇(自九一九後，蒋公在他日记中，深恶痛绝的称日本为倭寇，)赶出国门。蒋公一九三一年九月十九日日记云：

　　昨晚倭寇无故攻击我沈阳兵工厂，并占领我营房。顷又闻已占领我沈阳与长春，并占领牛庄消息，是其欲乘此粤逆叛变，内部分裂之机会，据有我之东三省唉！内乱不止，叛逆毫无悔祸之。而况天灾匪祸，相逼而来，速我危亡乎！余所恃者，惟此一片血诚，明知危亡在即，亦惟有鞠躬尽粹，死而後已。

　　蒋公二十日日记：

　　闻沈阳、长春、营口被倭寇强占後，心神不宁，如丧考妣，苟为吾祖吾宗之子孙，则不收回东北，无人格矣！

　　蒋公日记又云：

　　成败利钝，自不能顾，惟有牺牲一己，表示国家之人格与发扬民族之精神，不能不与倭寇决一死战。

　　但是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中国，百年沉疴，风雨飘摇，内忧外患，工业生产远远落後於日本，以当时中国的军力，单独与训练有素、装备精良的当时世界上第一流军队日军作战，必败无疑，於国无益，只有增加人民痛苦。

　　蒋公一九三一年九月二十日日记又云：

　　内乱平定不遑，故对外交太不努力。卧薪尝胆，生聚教训，勾践因之霸越，此正我今日之时也。

　　蒋公二十八日写下：

　　持此复仇之志，奋吞虏之气。……，坚忍刻苦，生聚教训，……。期於十年之内，湔雪今日无上之耻辱，完成国民革命之大业。

　　蒋公十月三日记云：

　　徒凭一时之奋兴，不惟於国无益，而且徒速其亡，故无可恃也。

　　从蒋公的日记可看出：蒋公的国策是“卧薪尝胆”，像越王勾践那样建设国家，以能像越王勾践那样，把入侵者赶出国门，并像当年越国成为当年霸主那样，使中华成为世界上强国。

　　在蒋公的旗帜下，以胡宗南为代表的黄埔精英，“国难如此，何以为家”，胡宗南虽已年过三十五岁，但仍未成家，以军营为家，与士兵穿一样的衣服，一同吃饭，一同娱乐。既使在左倾记者范长江笔下：“住破庙，睡门板，放几块砖头就是坐位，他的手、脸、额、耳都已冻成无数的疮伤。问他，人生究竟为甚么？他笑着避开，却滔滔不绝的谈他的部下。”胡宗南等黄埔精英，以身作则，呜鸡起舞，把满腔爱国热血，凝聚在练兵场上，苦练劲旅，以能报仇雪恨。

　　倘如当年南京中央政府不是政令不出五省；倘若黄埔精英能利用东北四省，以及华北四省、市的资源；倘若几十万东北大军被黄埔将领训练成被日军称为“最难缠的对手”胡宗南军，“要当其他支那军十个军看待”的关麟征军，以及重创日军的第五军、十三军、十八军、七十四军……。或者东北的领导人是生活严谨的郭松龄、杨宇霆；甚至是阎锡山的话，则可彻底改变九一八事变的结果。阎锡山在狭窄的山西，坚持八年抗战，一直未逃离自己的防区，拖住日军八年，幅员辽阔的东北可拖住日军多少个八年啊！倘若能把抗日战争拖到大平洋战争以後，再训练出十个七十四军，十倍中央军校学员，我国的抗日战争将会辉煌得多，在国际的影响也会大得多，人民的牺牲也会小得多。我苦难的同胞，究竟受了甚么咒诅，一定要遭受如此大的灾难！

　　在国家民族处於生存亡的关键时刻，把国难家仇置於脑後，仍纸醉金迷；与艰苦奋斗，把满腔爱国热忱，凝聚在练兵场上，苦练杀敌本领，以能报仇雪恨，是二种截然不同的人生态度，决不能混为一谈。

　　在评价张学良九一八耻国丧权的责任时，不根据张在国家民族处於生存亡的关键时刻，仍沉迷声色，“生活糜烂，吃唱嫖赌，无一不来。”[注2] 唯独把国难家仇置於脑後，竟“把一个经议决要下达的军令公文，拿起来随便往大衣口袋一塞，意然忘了发出去。”[注5]；甚至日军枪声未响，就已吓得称病躲入後方医院的基本史实。有人把如此人生态度的张学良耻国丧权的责任，推在以胡宗南为代表，卧薪尝胆的黄埔英精头上，是极不公正的。

　　不根据张学良的人生态度，不根据张学良的的表现，而把精力用於追逐根本就不存在的所谓不抵抗令等戏剧性的热闹场面上，只是政治人物偷龙换凤的伎俩。

　　何须浪费时间追逐根本就不存在的不准抵抗令？

注释:

[注1]，《西安事变新探》，杨奎松，1995年版，东大图书公司出版，第84---87页，第76页，第317页，第84页，P.15，84－87，92，95，102，143，365，89，207，208，305，98，38，286，324－326，348－350，89，29，94－96，101，109，110，142，143，201，273，271，264，385

[注2]，《传记文学》，第482期，P.117---124

[注3]，《细说西安事变》，王禹廷，传记文学出版，1982年，第348页，第426页，第286页

[注4]，《西安事变亲历记》，李金洲，传记文学出钣社出版，1982年，第37页

[注5]，《张学良传》，张魁堂，新潮出版社出版，1993年，第265--266页，P.136，161，164，149，81，186，385，265，266，270P.136，161，164，149，81，186，85

[注6]，《张学良评传》，司马桑敦，Evergreen Publishing Co. 1986年，第156页，P.189，183，167，156，243，193，201，302，第205页

[注7]，《张学良与西安事变》，傅虹霖时代出钣企业有限公司，1989年

[注8]，《时事新报》民国二十五年十二月十九日

[注9]，《张学良世纪传奇》，王书君，明镜出版社，2001年，P.1155，209，435，

[注10]，《抗战史论》，蒋永敬，东大图书，1995年，222页

　　P.189，183，167，156，243，193，201，302，第205页

[注11]，《东北军事史略》，王铁汉，传记文学出版社，一九八二年，P.162，142

[注12]，《蒋氏秘挡与蒋介石真相》，杨天石，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第324，328页

[注13]，《高崇民遗稿》《西安事变资料》第２辑Ｐ１１－－６５，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１年 ４月版）

[注14]，《百年家族----张学良》，李翠莲，立绪文化出版，2001年，第18，

[注15]，《国民党高级将领传》，王成斌编，解放军出版社，一九九三年版，

[注16] 《明报月刊》，二零零二年六月号

[注17] 《张学良-共产党-西安事变》，苏登基，远流出版社，一九九九年版，P.110－113，118，119，16，21，

[注18]，《蒋氏秘挡与蒋介石真相》，杨天石，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第324，328页

[注19]，《英雄本色-张学良口述-历史解密》，毕万闻，中国文史出版社，2002年，P.184

[注20]，《西安事变反省录》

[注21]，《西安事变回忆录》，宋美龄，

[注22]，《徐彬如同志回忆西安事变》，《党史研究资料》，一九七九年一月西北工业大学丁雍年访问整理）

[注23]，《西安事变》，赵棱熹，汉湘文化事业出版，一九九五年，P.141

[注24]，《张学良口述自传》，王书君，香江出版社，2004年，P.

[注25] 参见一九三七年一月七日：张致蒋公函《张学良意见书》：[注1]，P.3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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