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审问过江青，这些竟是她最害怕提到的几件事！

newbie

汪文凤是当年编辑《天安门革命诗抄》“童怀周”小组的成员。日前，他出版了《从“童怀周”到审江青》一书，现摘要如下：

　　在我们审理江青案件的时候，她虽然已经六十四五岁了，并且在隔离审查中过了三年多，但她还是很注意自己的仪表的。

　　我们每次调江青进行讯问，她都要穿上干净的衣服。据管理的同志介绍，江青刚被隔离审查时，连自己穿脏了的内衣内裤都不洗。自己用脏了的手绢十几块、几十块地堆了一大堆，外衣、袜子更是这样，宁肯任其在她住房里发霉发臭，也不顺手摆在白瓷盆去冲一下，搓几搓。几十年来，她已经习惯了衣来伸手，饭来张口，何曾动手洗过一件内衣，一块手绢。她能在隔离审查中动手洗洗自己的内衣，搓搓自己的手绢，有这么点稀微的进步，还是担负警戒工作的女战士“压迫”出来的。

　　我们每次找江青谈话，她都是一手持水杯，一手拿学习材料，还要轻轻点一下头，微笑一下，装模作样地，显出高傲而不失礼的样子。然后就是在问答中的大发雷霆，骂人训人，污蔑诬陷别人，指指戳戳，挥舞手臂和拳头。因为她知道，她吵，我们不会跟她去吵；她闹，我们不会跟她去闹。而担任警戒的女战士们，可不管她那一套，有时要讽刺她几句，弄得她无言以对，很是难堪。

　　我们初次见到江青时，江青一看我们几个人其貌不扬，衣冠平常，说话不夹哼声拖腔，无重要人物之威严，乏智慧奇才之聪颖，很不起眼。因此，她一上场，就摆着谱儿，端起架子，眼睛半睁半闭地说：“你们要问‘文化大革命’的事情么?告诉你们吧，我所参与的，都是党和国家的高级政务，我所经历的，都是党和国家的高级政治生活，这些都是高级政治人物的活动。这些，你们能问么?敢问么?我说出来，你们敢听么?所有这一切，你们敢干预么?敢管么?！敢么！敢么！敢么！”
她说了一连串的敢么。我们想，不打掉她的嚣张气焰，谈话还怎么进行下去呢！于是，我严厉地叫了一声“江青!”倒令她一震。我说：“我们，是中央派来审查你这个案子的，这个问题你首先必须认识清楚。因此，有关你和你的同伙的一切罪行，你都必须老老实实地向我们交代。你不交代别人要交代，别人交代了就不算你的交代了。凡是涉及到你们所犯罪行的一切事件，一切人物，所有情节，我们都有权力问，有权力听，有权力管。”这一下，才算把她的气焰压下去了。尽管她在以后的交代中，仍不承认犯罪，可是她不得不承认她是有严重错误的。
　　
　　江青在与我们谈话中，最害怕提到的几件事是：

　　一、诬陷刘少奇为叛徒、内奸、工贼的问题。这个问题，纯粹是在江青、康生领导下，采取逼供信的手段搞出来的。被逼供者在轮番几天的折磨下，弄得神智恍惚了，上午被逼说了不实之词，下午就推翻，以后又十数次的推翻。周恩来指示要重新查证和研究，被江青大骂了一通，逼得周恩来以后在钓鱼台召开的研究会也拒不参加。结果，他们就是按这个已被十数次推翻了的所谓证言，写了诬陷材料，上报毛泽东下批。这件事是江青与康生勾结的结果，是他所想要上推下卸也推不了的。

　　二、陷害大批党和国家高级领导干部，著名民主党派负责干部和爱国民主人士。名单是江青向康生索要的，是他们两人的私下交易。

　　三、1975年“一·二四”、“一·二五”批林批孔又批走后门的大会。实际上，江青、迟群、谢静宜是当着周恩来的面，以批周公，批宰相之名，把矛头对准周总理。这完全是背着毛主席搞的。毛主席知道此事后，斥责他们是“三箭齐发”。

　　很关键、要害的一个问题，是1974年10月17日，中央政治局会议以后，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相约在钓鱼台十七楼，经过密谋，背着周和中央政治局其他成员，派王洪文密调飞机到长沙见毛主席，诬陷周恩来、邓小平。但这次他们的阴谋被毛主席识破，毛主席斥责他们搞“上海帮”、“四人帮”，毛主席说：叫你们不要搞了，为什么还要搞呀?毛主席说江青有野心，你们看有没有，我看是有。她是想叫王洪文做委员长，她自己做党的主席。当我们问到江青此事时，她装聋卖傻地说：“什么什么10月17日，那天晚上是中央政治局开会……钓鱼台十七楼，我我我不知道，我只知道有个放电影的楼，下面是放电影的……什么什么?王洪文第二天调飞机去长沙，我我我不清楚。”“哎呀，记起来了，是这么回事：王洪文从长沙回来，带了许多桔子，我们都吃桔子。吃桔子，还有王海容、唐闻生……”实际上，这是一个严重的篡党篡政的事件。当时，“四人帮”经过密谋，背着周和中央政治局，调了飞机让王洪文去长沙，对周进行了诬陷。这件事情，被毛主席制止了，周恩来、邓小平才得以摆脱了刘少奇、贺龙同志那样被害的命运，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的阴谋才没有得逞。但是，他们这次搞的阴谋如果成功，恐怕会株连成千上万干部、群众，危及他们的身家性命。同时，封建法西斯一旦得逞，就是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改变颜色的问题了。

　　在讯问当中，一般情况下江青说什么话，我们都不打断她。甚至她讲歪曲事实，颠倒是非的话，我们也让她讲完，看她是怎么歪曲、怎么颠倒的，我们只是在充分掌握事实、掌握证据的问题上，在关键时刻点她一下，使她自感蒙骗不能得逞的难堪，自感狼狈。对她对我们老一辈诬陷、谩骂，我们则予以严肃批判，用事实予以批驳，据理打掉她的侥幸心理。对她说的挑拨的话，甚至对我们意欲搞思想上“策反”的那一套，我们则给予回击。她这个人，从过去上海的十里洋场，帝国主义分子、冒险家的乐园熏陶出来，脸色善变，不论在讯问的过程中她显得多凶，撒泼何等厉害，临到一次讯问末了，她总是站立起来，抻平衣服，端上水杯，夹上文件，改颜为笑，向我们一一鞠躬，一一道了“谢谢，谢谢!”才转身离去。

　　把江青反革命集团称作“上海帮”、“四人帮”的，首先是毛泽东。这始于1974年7月见诸文字的材料，以后，这种叫法也就沿袭下来，直到1976年三四月间发生在北京的“沉痛悼念周总理、愤怒声讨‘四人帮’”的天安门运动，方才广泛传开。把“四人帮”定性为江青反革命集团，还是比较确切，比较符合实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