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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年我第一次去美国时,在上海机场的经历可谓“惨不忍睹”。手拿机票的我不识英文,不认识“GATE”(登机口)这个词,所以它后面的数字对我来说就失去了意义。眼看飞机马上就要起飞,我却找不到登机口,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只要见到穿制服的先生、小姐,就拿着票问他们。他们彬彬有礼地回答:不知道;你去问他们;恐怕就在那边……直到看见了刚才一起出关的几张熟面孔,我才定下心来排队登机。
12个小时后,我一觉醒来。到达旧金山时,由于到港的飞机很多,我乘坐的飞机在空中盘旋了20多分钟后,于14时20分降落。几架飞机的乘客一起入关,光排队就排了两个多小时。我要转乘的飞机是15时30分起飞,经哈佛到堪萨斯。等我办完入关手续,要转乘的飞机早已飞走。我的大脑一片空白,只好用“既来之,则安之”来安慰自己。在国内,改签机票是件非常麻烦的事,何况是在异国他乡,我语言不通,遇到麻烦也不能“费尽口舌”,真不知道该怎么办!
根据机票上航空公司的图标“按图索骥”,我总算找到了这家公司的服务台。出国前,我死记硬背地学了一句“I Don’t Know English”。此时此刻,这句救命的英语(论坛)在大脑里飞速闪过千遍,我张着嘴就是说不出来。我拿着机票正在想“怎么开口”时,工作人员已接过我的机票,“叽里咕噜”地开了腔。看我一脸茫然,那位小姐一边微笑,一边“自言自语”,一边敲打键盘,两分钟就给我换了一张17时起飞的机票,还用彩笔在“登机口”和“起飞时间”处画了两个圈,然后玉手一挥,给我指了条通往登机口的去路。我点头微笑,然后顺着“神仙指路”的方向,拉着行李狂奔。
尽管出国前女儿就用“十几个足球场”的比喻,告诉过我旧金山机场很大,此刻,我依然掉进了“登机口的汪洋大海”中。我在“迷宫”里上下求索,见着亚洲人就用中文问,慌不择路。幸运的是,我遇到了几个中国人,在他们的带领下,我在飞机起飞前10分钟赶到登机口。我拿出机票,小姐一耸肩,虽然我没听懂她说什么,但我知道,自己又“搁浅”了——已停止登机。
这时,一位穿着制服的先生走过来,示意我跟他走。见我拎着包走不快,他立即帮我拿行李。
5分钟后,我们来到一处总服务台。台内站着3个女士,分别在为3个乘客服务。还有三四个乘客在距离柜台两米远的地方排队等候。为我提包的先生把我带到队尾,示意我等待,然后就离开了。
接待我的是一个黑人女士,一串英语从她嘴里喷涌而出。晕!我茫然不知所云,赶快拿出英文“路条”,翻到“我只会说中文”这一条递给她。她一看就笑了,夹着圆珠笔的右手在胸前挥了两下,然后拿起电话“叽里咕噜”起来。须臾,她把话筒递给我,脸上泛起顽皮的笑容。
我迟疑地接过话筒,凑在耳边一听。天哪!居然是中国话!我热泪盈眶!“他乡遇故知”和“柳暗花明又一村”,都不足以形容我此刻的狂喜。我立即把这一路的艰难历程向电话那头的中国人倾诉,并告诉他我现在的处境。对方很职业地安慰我:“你已经进入美国了。不要着急,在我们的帮助下,一切都会妥善解决。”
此后,话筒在我和黑人小姐之间不停地传递,我与黑人小姐的“对话”也越来越清晰。我得知,我将乘坐晚上23时50分的飞机,经由芝加哥飞往堪萨斯。我将“晚点”12个小时,担心接机的女儿着急,便拿出“路条”,翻到“我遇到了我不能解释的听到女儿的声音在话筒中响起,我大有“我是老娘我怕谁”之感,心中的巨石一下子落了地。只见黑人小姐左手持话筒和我女儿通话,右手敲键盘,三下两下给我打印出一张机票,在“登机口”和“登机时间”处用粗笔画了两个圈,连同一张可通话半小时的电话卡和一张价值10美元的餐券一起递给我。
我长出了一口气,抬腕看表,黑人小姐已为我服务了50分钟。我身后还有三五个排队等候服务的人,秩序井然,没有人抱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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