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杨海东先生的遭遇看中国离法治社会有多远(转)

只用一次

范忠信老师介绍：

范忠信，男，1959年8月生，湖北英山人。现为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自1980年起先后就读于西南政法大学、中国政法大学、中国人民大学，获法学学士、硕士、博士学位，先后在中国社科院台湾所、苏州大学法学院工作。1998年起调我校工作，曾任法学研究所所长、校科研处长。现为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校党委委员、法律史研究所所长、台湾研究所所长。并为中国法律史学会常务理事、中国法学会法理学研究会理事等。主要研究方向：中国法律史、中西法律文化比较研究。


　　近年间，先后主持2项国家级课题、2项省部级科研课题研究。主要著作有《情理法与中国人》、《中国法律传统的基本精神》、《中西法传统的暗合与差异》、《现行法秩序思问录》、《信法为真》等7种；译著有《清代地方政府》（瞿同祖原著）等。其中《情理法与中国人》一书被译为韩文（书名更为《中国法律文化探究》）在韩国出版，被韩国多所著名大学注定为中国文化教学参考书。近年在《中国社会科学》、《中国法学》、《法学研究》等十余刊物发表论文数十篇，多篇文章被翻译为英文、日文在国外刊物发表。曾获全国普通高校人文社科研究成果三等奖、湖北省政府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成果二等奖等五项科研奖。1994年、1996年连续两届当选江苏省“优秀青年骨干教师”。1996年当选江苏省社科界“跨世纪学人”。 2001年被评为湖北省优秀教师。2002年被评为“湖北省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于1999年、2002年两次获全国“杰出青年法学家”提名奖。


[忠信按：杨海东先生的“哭诉状”，发到了我的博客上。我读了，十分震惊。二十多年来，我听惯官吏腐败、百姓冤屈、法律无能之事，两耳磨起了老茧，神经几乎麻木了。但因为大多都是哭诉人的“一面之辞”，我不敢全信，也不敢多发言声援。但象杨海东先生这样的情形－－－实际上已经被法院认定为无罪，而得不到实际的冤狱损害赔偿；因冤狱造成的千万元巨额经营损失，未得到任何赔偿或补偿；案件中涉嫌贪腐的官员虽然“贪迹昭彰”，经苦主反复告发仍然毫发无损；长达五年的县市省京逐级上访竟然没有任何结果－－－这实在让我震惊！小民何辜，中国何辜，天理何在，法制何存？“三个至上”（党的事业至上、人民利益至上、宪法和法律至上）的司法对这样的结果束手无策？“三个统一”（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的统一）的法治对这样的结果束手无策？“三个代表”的伟大光荣正确的党和政府对这样的结果束手无策？当局者何颜面对国人？何颜面对“尔俸尔禄、民脂民膏”？这样的案件，只需一件就足以抵消二十多年“普法宣传”的结晶，足以摧毁二十年处心积虑在人民中培养起来的“法治信心”。人民对社会主义法治的憧憬，岂容贪官污吏公然地、明目张胆地摧残？我贴出杨先生的诉状，旨在呼唤尚存一点同情心、正义感的学子们：动用你们的一切能量（就像“人肉搜索”那样的力量也行），在全国的网络上“炒作”这一个案件，包括与一切平面媒体联系进行报道或讨论，包括召集本案的专题学术研讨会，包括派小组到江苏滨海县进行一定的采访调研（我愿意出资支持）……，总之促使这一案件最后得到“正义昭彰”的解决。最后的目的，是让我们自己通过实践切身地感受到：原来，当代中国的法律并不都只是画在纸上的“饼”，有时也是可以“当真”一回“充饥”的！]





我叫杨海东，男，汉族，46岁，大学文化，身份证：320922196205040815，小灵通：0515-84957769，GCD员（已申请退党），是江苏省滨海县审计局公务员。2003年以来，我受到违法的、丧失人性的迫害，不仅人身权利得不到保障，无辜被滨海县纪律检查机关“双规”，非法关押 435天，所投资的装饰城财产1388万元也被洗劫一空（详情在谷歌中搜‘滨海县杨海东’）。2004年8月释放后，长期奔走在北京—南京—盐城上访，多次写信给河蟹、温家宝等领导，在维权的道路上历经磨难，求告无门，走投无路。至今还流落他乡，有家不能回，父母瘫痪无力救助，女儿靠打工维持上学，债主围门，官司不断。

               事情起源 投资建设装饰城

    2001年，经我介绍，江苏省南通市晓龙置业有限公司（下称晓龙公司）决定到滨海县投资建设五金装饰城市场，滨海县政府极为重视，同意提供一处18184 平方米土地，双方签订了《投资协议书》，约定优惠后的土地价格为248万元。当年年底，晓龙公司在滨海注册成立了滨海县通海五金装饰城有限公司（下称通海公司）运作该项目。其后，通海公司与滨海县国土局签订了正式的《国有土地出让协议书》，领取了《规划许可证》和《施工许可证》。2002年8月，在提前缴清248万元全部出让金后，装饰城正式开工建设。
    需要说明的是，由于滨海县政府违反协议规定，其间晓龙公司不愿继续投资，决定由我出面运作该项目。

                 官商勾结 强取豪夺

    项目开工后，由于交通环境改变和政府搬迁等因素，使原来偏僻的地块一下子成了黄金地段，10个月时间，地价猛涨十几倍。
    随着地价的不断飙升，危险也在一步一步向我们走来。原中共滨海县委书记唐铁飞（现任中共连云港市委常委、灌云县委书记）贪婪的目光早就盯着这块肥肉。
    2002年一天，唐铁飞的堂弟唐永春（射阳县建筑公司老板）通过别人找到我，提出要和我合作投资装饰城，我担心他能量太大，难以驾驭，婉言谢绝了他的”好意”.。
    唐铁飞看软的不行，就来硬的。
    2003年4月，当装饰城一万平方米工程已封顶时，滨海县国土局在唐铁飞授意下，以“未缴清土地出让金”为借口，发出行政处罚决定书，，强行没收了我们的土地和在建工程，此时，我们土地出让金已缴清8个多月！
    更令人吃惊的是，仅仅3天时间，该装饰城就“评估拍卖”给了不法商人王军，评估价1388万元，拍卖款分文没收！这一事实，2005年得到证实，盐城市中级法院当年判决，原国土局局长成运德因收受王军20多万元贿赂而获刑13年。而事件的主谋唐铁飞却毫毛不损，成功实现“丢卒保车”。
    1388万元合法资产被没收，政府一点说法没有，这是什么世道？
    为了讨个说法，挽回经济损失，2003年4月，我们向盐城市中级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告县政府、国土局违法行政，要求确认土地权属。谁知这一告，竟把我们告进了看守所！
    唐铁飞得知我们告状后，立即下令滨海县公安局抓捕我和通海公司法人代表朱峥嵘，说我们胆大包天，竟敢告政府。由于经济案件要经过盐城市公安局批准立案，所以滨海县公安局一个月时间迟迟没能实施抓捕行动。唐铁飞找来公安局局长张满昌大骂：“你们公安局是吃干饭的，只知道往县里要钱，叫你们抓人都抓不到，以后不干事就不要要钱！”于是，滨海县公安局组织了由经案大队、刑侦大队、办公室组成的庞大队伍和两辆警车，在王军带领下，动用一切手段，奔走一个多月，终于在 2003年6月5日从南京将我和朱峥嵘抓获。此时，盐城市公安局还没批准立案。
    2003年6月6日，我被中共滨海县纪律检查委员会实施“ 双规”，办案点在原滨海县面粉厂门前一个姓颜的独家小院。这个小院主人不在，专门租给纪委办案。小院内两间二层小楼，内楼梯，楼上是办案人员休息和会办场所，楼下西边一间二十几平方米就是关人审讯的地方，东边一个大厅，院门口一个厨房，他们雇一个女人专门烧饭。有三道铁门把守：院子外一道，小楼外门一道，审讯室一道。
    第一天，办案人员共12人，其中滨海县纪委6人，公安局3人，检察院3人，宣布滨海县纪律检查委员会对我实行“双规”的决定。刚宣读完，其中一人向我头上蒙一块布，紧接着12个人对我拳打脚踢十几分钟，把我打瘫在地上爬不起来。掀开布，为首的滨海县纪委审理二室干部唐志彩（唐铁飞亲戚）对我说：“这叫‘下马威’，凡是刚被‘双规’的人都要这样的，否则，你们这些人在外骄横惯了不听话。还有，你到任何时候都不能说我们打你，这是GCD的纪律，就是你说了，也没人给你证明。”
    从这时候起，我的“双规”日子开始了。他们俩人一班，每班4个小时，轮番对我实施灭绝人性的折磨和迫害。
    每天除了吃饭时间十几分钟外，其它时间都强迫我站立，连续一个星期，一分钟不给睡觉。稍有不从就拳脚相加。有时还变着花样折磨，什么“蹲马步”、“看报纸 ”、“跪棍子”、“喝盐水”。由于我长时间站着吃不消，几次昏倒，他们就用摩托车头盔戴在我头上，一个星期下来，由于瞌睡难忍在墙上留下一道道头盔划痕，双脚没法走路，脚腕肿得和小腿一样粗。
    这一个星期，我已经被他们折磨得奄奄一息了，他们管这叫“扒皮”。接下来他们还要“抽筋”。
    一个星期后，他们叫我交待问题，不交待问题，他们就加大折磨力度，经常用的花样是：“蹲马步”，两腿下蹲，大腿保持与地面平行，达不到要求就用棍子打，直到出汗湿透衣服为止；“看报纸”，两膀子平伸与地面平行，达不到要求就用棍子打，直到出汗湿透衣服为止；“跪棍子”，两膝盖跪在一根直径15公分大小的木棍上，直到出汗湿透衣服为止；“喝盐水”，在口渴难忍时，他们给盐水喝，越喝越渴。每交待一个问题，他们或让睡半小时，或喝水，或抽烟。
    唐志彩对我说：“杨海东，我们知道你没掌过什么大权，没有多大问题，但你敢和我们唐书记过不去，我们对你要求不高，只要能给你定上罪就行”。为了给自己定上罪，尽快结束这生不如死的日子，我挖空心思向他们“交待”问题，每个班次都让他们满载而归。
    忽然有一天，所有办案人员一起进入审讯室，照例又是一顿拳打脚踢，唐志彩发话：“好个杨海东，你在这里还和我们斗心机，你骗吃(烟)、骗喝（水）、骗睡（觉），你交待的问题一个定不上，你想死啊。”我说我的问题都交待了，定不上我也没办法。他说：“不行，定不上也要定！你就说，为了少缴税，送一万元钱给地税局局长贾成标。”我说：“我没有送，那不是害人吗？”他抬手打了我几个耳光，：“你还嘴硬，叫你说你就得说！”。为了强迫我说送一万元钱给地税局长，他们用尽各种手段，折磨得我几次昏死过去，他们用冷水浇醒我，继续逼我。终于我向他们交待，装饰城没有预售许可证，收了购房户100多万元定金，构成合同诈骗罪。他们如获至宝，上楼研究了一番，认为可以把我定罪了。
    短暂轻松一天，办案人员又一起到了审讯室，唐志彩说：“你的事情差不多了，还有一件事你办一下就结束，你写个条子，就说装饰城开始缴给国土局115万元是王军的钱”我说这115万元是我们的，当时还不认识王军。他说：“你又犟是不是？还想吃苦啊！”我心想：纪委办案过问115万元事情，明目张胆帮助不法商人抢钱，可见官商勾结到何种程度，我的处境多么险恶！为了尽快脱身，我只好按照他们要求写了一张条子。果然不出所料，他们把这张条子给王军到国土局换了一张土地出让金收据，使国土局后来凭空损失了115万元。条子写好后，我就被结束“双规”，送进了看守所。
    到看守所第二天，我就被滨海县公安局刑事拘留，罪名是虚报注册资本。过了两个月，被滨海县检察院批准逮捕，罪名是合同诈骗。又过了几个月，我接到滨海县检察院起诉书，指控我犯对公司人员贿赂罪。对于滨海县检察院的起诉，滨海县法院审判委员会四次讨论，委员们一致否定，认为我们不构成犯罪。于是，法院院长胡勇向唐铁飞汇报，唐铁飞竟然表示“不犯罪也不能放人”。胡勇根据唐铁飞的指示，要求法院刑事审判庭找个罪名把我们判掉“宁可冤枉杨海东，不能得罪县委书记！”最终，滨海县法院判决我和朱峥嵘犯非法经营罪，判处我有期徒刑4年，并处罚金80万元，判处朱峥嵘有期徒刑1年，并处罚金10万元。
    我们向盐城市中级法院提起上诉，盐城市中级法院认为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决定发回重审。最终，盐城市中级法院裁定滨海县检察院和法院各赔偿我和朱峥嵘3万多元。我于2004年8月14日走出看守所。
    朱峥嵘后来告诉我，在他被刑事拘留期间，办案人员强迫他撤销了通海公司对滨海县政府和国土局的行政诉讼。他们对朱说：“只要你撤诉，明天就可以回家，如果你不撤，在滨海就判你十年”，而且，每次盐城法官到看守所提审朱时，滨海办案人员就会提前到看守所，对朱施加压力。

              五年抗争 问题始终得不到解决

    释放出来后，我立即傻了眼，装饰城已被不法商人王军操作结束，并且销售一空，赚取几千万元。而我无辜坐了435天大牢，还背着几百万元债务，官司缠身，有家不能回。我没有办法生活，我必须向政府讨个说法！
    一方面，我长期奔走在北京—南京—盐城上访成为当地有名的上访户，写给河蟹、温家宝等领导的上访材料足以装满板车，累计行程有十个二万五千里，根本没有人理睬，还经常被地方政府软禁。
    另一方面，我继续启动当初的行政诉讼程序，南京师范大学博士生导师、法学院刘旺洪、韦宝平教授，河海大学博士生导师、法学院邢洪飞教授都为我出具了滨海县政府应该赔偿的法律意见书。但是，尽管我有理，尽管我踏破铁鞋，案件拖了五年，法院就是不进入实体审理！

    依法治国，建立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党和人民的共同愿望。我的事情发生和发展反映了我国法制建设的状况，它向人们提出一个问题：中国的法制建设根本问题是什么？中国离法制社会还有多远？
                                                                                       2008年11月8日星期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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