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官们，你们就不能“拿了卖那”些？

guaiyouli

    有个党自诩为“伟大、光荣、正确”，而且是“永远的”。当了解该党黑暗和血迹斑斑的历史后，深感如此定义颇具讽刺意味，话题谈来无限。自互联网以降，对该党从党魁到地方党官斑斑劣迹的暴露、评述、乃至咒骂的文章和帖子汗牛充栋。近几年形式上的讽刺更是大行其道，直至最新拿“草泥马”这只堪称举世无双、价值连城的国宝级宠物奉上，恭请“伟光正”的党及诸党官笑纳。看到属下臣民有点过分的“盛情”，时下的政府官员们学埋首入沙堆的鸵鸟视若不见、依然故我，仪态犹如修炼至化境的高僧，被千夫所指：“腐败贪官，真该杀，怎么这么不要脸！”官员们闻之，却面不改色地回应：“今个儿满街上的人看到我，怎么都想起夸上我两句”，奇特的亮丽景观。历史学家巴尔赞有言：“整个体制已经烂透。尽管人们对此大发议论，但是这个庞大的腐朽体制仍岿然不动。当人们把无益和荒谬的东西当作正常的东西来接受时，一个文化就衰落了。”代价不可谓不小。

    在重大安全事故的新闻发布会上，食品医药局的高官应对食品药品皆毒已成社会普遍现象的质问时，泰然自若以泼皮无赖相示人：“飞机汽车已够安全吧，但也不能避免每年大量事故，所以我们不能保证食品药品安全。”这个“新三段论箴言”像瘟疫一般迅速传遍党和政府的各个旮旯，争相被各级机关部委效仿，官员们个个唯恐不引用下此箴言就会显得落伍；外交部大嘴发言人技巧地运用起这个创新的箴言更是娴熟；著名的专家学者（通常也是官员）发表令人瞠目结舌言论的例子更比比皆是，日趋成为常态，网上已有多部专辑汇编，都是些违背基本常识，并且缺乏佐证的惊世骇俗的言论。这还是些“知书达理”的博士硕士级官员“闪烁智慧之光”的回答。轮到那些孔武有力、“该出手时就出手”，脑子不太好使但四肢发达的官员，给出的答案则让人欲哭无泪、欲笑无声，“俯卧撑”招致举国上下暴风骤雨般的“洗礼”之后，他们仍能气定神闲地说出更通俗化的“躲猫猫”、“做噩梦”之类“好玩”的答案。在现今“河蟹”遍布、令人烦恼不堪的中国社会，他们似乎想让百姓紧绷的神经得到“松弛”，尽管好玩的答案背后血腥味甚浓。如你神经太过松弛，那就告诉你一些“被神经病、被失踪、被自杀”等令人毛骨悚然的答案，让你神经再度紧张。

    常言道：饮水思源，我们不由得从源头找寻症结所在。“胡温新政”肇始，这片神奇的土地不断上演悲喜剧意味甚浓、令人啼笑皆非的黑色幽默。“当家的”由于从不爱看书学习，智力退化得厉害，一上来提出“八荣八耻”就不知已较他前任的口号、理论退步几何；又因精神状况哪方面出了些问题，仅过一、二年便又换成“和谐社会”，将国民短时期内从随地吐痰抛物的水准一下提振到大同的共产社会。执政六年后，“当家的”突然妄想狂症发作，暗底里咬牙切齿、凶相毕露：“软的更软，硬的更硬”，明里妄想否定普世价值，称东西方有别，他认定施行了六十年、整整一甲子大规模的脑白质切除手术，通过得力干将——中宣部用它的喉舌，特别是那些首席播音员们以貌似庄重、权威、不容置疑的语调朗诵那些洗脑教材之后，时机已到。否定普世价值的歌曲先由政府智库和社科院院长唱响，思忖着从中国学术界“最高级专家”口中吐出的“至理名言”，定当收到奇效；怕院长的权威不够，再由所谓“代表”了社会各阶层广泛民意的政协主席贾某人及“最高权力机构”的人大委员长吴某人定调。胡闹一阵过后，因缺乏自信，恐触犯众怒，隔几个月由两位演技日臻“出神入化”的最高领袖小声哼唱一曲被公认的、不分东西方的普世价值。但显然这两位准备唱的时候，都会把握时机，并且小心翼翼、有保留、含蓄的，像古时还未出嫁的大姑娘，害羞地轻声倾诉，首批受众又多是外国听众。

    近些天出台所谓《国家人权行动计划》，绝大多数国人都知晓政府在保障尊重人权方面之恶名昭彰，但这份《行动计划》上来就将自己好好夸上一番：政府在人权领域做了多少工作，成绩斐然，名叫“历史上的最好时期”厚颜无耻的歌谣又一次唱响。王军涛先生有评论：“草拟计划、白皮书的人连基本常识都不具备，既然你已经做得那么好了，为何还要这个行动计划”。理性的政府都是在哪个方面出了大问题，并且程度严重时，才有必要出台有针对性的行动计划。否则如他们所称：已取得伟大成就，政府行事又何等有力，继续沿用现行制度即可，有什么理由煞费苦心再搞份新的行动计划？前后矛盾且手法拙劣。套用句西方谚语“老狗玩不出新花招”，主旨仍是对外，对内仍是那套萨哈夫式的大嘴宣传，忽悠、折腾被它们“和谐”了的百姓。国人天天饱览社会乱象，却日复一日、年复一年被迫聆听喉舌媒体和国家领导人不知疲倦地宣讲“黑即白，白即黑”，坦率地讲，对精神耐受力是个极大的考验，头脑保持清醒更是难能可贵。

    凡是在俄罗斯呆过几个月以上的侨居者，都很熟悉俄国人最常用的一个词“拿了卖那”（Нормально），对应的中文解释即“正常”。先我们经历同样政治体制，极有特色的俄国人将这个语意不甚明确，但却能大体明了事态的词运用到臻于完美的境地。典型的俄国人一旦感觉到不太对劲的人或事，出口提出的问题几近整齐划一“这拿了卖那吗？”饱尝集权专制管制的俄国人，比用别的语种发声的民族更理解这个词表意充分、与众不同的深奥涵义，更会巧用和妙用。

    在党和政府的官员们尸位素餐、胡言乱语的情形下，是否需动辄言必称“和谐”？这很值得商榷。我们实在不愿看到原本高贵的美词被不学无术的领袖随意糟蹋、作践，时下若状况正常已足矣：国家的运转正常，社会道义规范正常，领袖的谈吐正常，官员们的精神正常，再有就是民众都具正常辨别黑白的能力。孙东东大教授无疑做了件功德无量的大好事：让十三亿人警醒，大伙一起关注，看那些天天发号施令的党和政府的领袖及官员“99%以上”是否精神正常，偏执妄想症状是否严重？

    前车之鉴已在那摆放着，对上世纪三十年代残酷的“大清洗”运动，俄罗斯出台最新解释是：斯大林不正常，他是个精神分裂症患者。有件神秘的事常被用来证明这一点。那是1927年，斯大林患手麻痹症，于是请来了俄罗斯的大学者弗拉基米尔·米哈伊洛维奇·别赫捷列夫给他做检查。这位学者所作的诊断是重度妄想狂症，他还建议斯大林立即辞职。

    人们对中共十七大犹熟于耳，回溯早七十多年的苏共十七大，“当家人”（斯大林）怀揣着这么个梦想：一个听命于领袖的志同道合者组成的国家；他面临一个宏伟的任务——建立一个团结一致而又顺从的党；他要建立一个制度——党的官员享有绝对权力的制度，于是一场巨大的灾难和导致数百万人“被失踪”的大清洗运动由此揭开了序幕，这一切全仰仗于被大学者症断为重度精神病患的精心策划。

    如今重审前苏联不堪回首的历史时，人们一致将目光集中于当时的领袖。权威的精神病学家列温医生判定“当家人”那时的精神状况已到了偏执狂的最高境界：妄想狂症病人。当斯大林如日中天，残暴程度较毛泽东有过之而无不及时（原本斯在一切方面都是毛的导师），俄罗斯仍有像别赫捷列夫这样的著名学者大胆直言，而且不止一个。反观现今中国，不管声望还是权势远不及毛的胡时代，难道就只能出如孙东东之类依附权势、助纣为虐、对弱者反倒落井下石的著名学者吗？归根结底，目前中国这种“差强人意”的状况，主要缘由不是因为党和政府虚妄病态的强大，而是因为知识分子的总体堕落和民众的怯懦。

    今天我们是否有勇气对党和政府大大小小的官员们问上一句：“你们就不能‘拿了卖那’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