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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6-8-29 01:5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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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破四旧并非文化大革命的主要斗争方向
红卫兵破四旧造成了巨大的政治声势,动员了成千上万的青少年,波及到社会的各个角落,触及到广泛的社会阶层,但是事态的发展逐渐显露出破四旧运动隐蔽的问题——它偏离了文化大革命的主要斗争方向。
文化大革命的主要斗争方向是什么?这个问题在运动最初的两个月内并不清晰。中共中央5月16日《通知》对此只作了原则的阐述。7月下旬以前,主持中央工作并领导运动的是刘少奇和邓小平;运动主要限于文化教育界;领导群众运动的是党委或者工作组。因此人们多不清楚:文化大革命主要是文化教育界的革命,还是以党内斗争为中心的全面的政治革命?主要的斗争或者审查对象是文化教育界的领导人、知识分子,一般党员、基层干部,还是党内各级直至中央的领导人、当权派?运动由党的各级组织领导,还是脱离党的地方和基层组织体系,在中央领导下,放手让群众自己去进行?1966年8月5 日,毛泽东写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矛头直指刘少奇,中共高层领导开始明白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政治意图。8月8日中共中央全会通过的 “十六条”指出: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但是运动如何领导,如何推进仍然不甚明了。大部分领导人对运动很不理解。
8月1日毛泽东给与工作组发生冲突的清华附中红卫兵写信,对他们表示热烈的支持,其意图应当是鼓励青年学生与工作组斗争,突破党的组织体制的限制开展运动。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与百万群众见面,接见红卫兵,同时新闻媒介披露了中央领导人事的变动,林彪取代刘少奇成为党的第二位领导人,刘少奇的地位下降。就在运动的主要目标逐渐揭示出来的时候,8月20日红卫兵开始了破四旧的行动,并且迅速抢占了群众运动的风头,盖过了同一时期各地学生批判工作组、冲击党政领导机关的活动。
破四旧运动所以得到迅猛发展,除了红卫兵自身的原因之外,从中央到地方许多领导者的支持起了关键的作用。综观中央的基本政策,第一是支持红卫兵和群众的破四旧运动,第二是要求注意执行党的政策。在官方的传媒和公开的报道中,偏重对红卫兵的赞扬和支持,而不见诸报端的中央领导对红卫兵的讲话,则偏重讲问题,讲政策,纠正偏差。在这样原则下,领导层的态度有微妙的差别。林彪的讲话偏重赞扬红卫兵的破四旧。他在8月31天安门群众大会上的讲话,高度赞扬红卫兵的破四旧,当时也针对暴力的泛滥,指出“要用文斗,不用武斗,不要动手打人。”周恩来则偏重讲政策,同时也支持红卫兵的行动。周恩来在群众大会和接见红卫兵的场合反复讲党的政策,纠正运动中的极端行为,对制止和减轻红卫兵暴力,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他的基本前提仍是肯定而不是否定破四旧。中央领导人讲话的这种差别,合乎情理地被普遍理解为宣传中央精神的一种分工配合,而不是矛盾或者对立。公安部长谢富治曾经在公安系统内部讲话,要求民警支持红卫兵。
他的讲话束缚了公安部门的手脚,助长了红卫兵的违法行为,作用恶劣,但是这也是贯彻当时的中央政策,并非另搞一套。
对红卫兵破四旧运动起突出作用的是中央的新闻媒体。从现有资料看,首先热烈报道、支持破四旧活动,并且把它推向全国的是新华社、《人民日报》、《红旗》杂志等中央的传媒。8月20日北京的红卫兵开始行动,22日新华社即予以报道,以后连续几天《人民日报》等报刊都做了大版面的赞赏性的介绍和评论。接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机关报纷纷跟进,发表赞赏性的社论、报道,英雄模范、先进人物也争相在报刊亮相,表示支持。有组织的宣传声势一如批判“右派”、批判“三家村”等党委领导的群众运动。但是红卫兵的破四旧与以往的群众运动不同,它不受基层党团组织的指挥,因而吹捧容易,管束难,恶性事件层出不穷。
现在还不清楚支持破四旧的具体决策过程。只知道当时一切重大的决策必须经过毛泽东的同意,而主持中共中央日常工作的是周恩来,负责宣传工作的是陶铸,《人民日报》的负责人是陈伯达。
地方和基层党委的基本态度是支持破四旧,虽然对红卫兵破四旧中公然违背政策的暴力行为存在疑虑,但是仍然视其为革命小将的过火行为,如同对待土地改革运动中贫苦农民对地主的暴力行为一样。其重要原因是:首先,破四旧所打击的是共产党革命中传统意义的阶级敌人。那些地富反坏右分子、资本家、学术权威,大多要么是过去的斗争对象,要么是改造对象,对这些人的打击无非是把已经打倒的人再打倒一遍,把已经批判的人再批判一遍,即使政策上有过头,有扩大化,政治方向上也没有问题。
其次,参加红卫兵的学生是一向被认为政治可靠的“红五类”子女,其中的核心往往是领导干部自己的子女。领导干部对这些青少年是信任的,认为即使出现偏差也不难纠正,并且作为群众运动核心的干部子女红卫兵也明确地反对破四旧波及领导干部。例如,在北京红卫兵中具有很高权威,由高级干部子女出任头头,并且得到国务院领导人支持的“西纠”,就多次明令:“一切组织和个人都不得拦截首长汽车,不得搜查首长宿舍。”“绝不允许任何人无理勒令革命老首长搬家,辞退保姆,交出电视、沙发、汽车等,我们要坚决粉碎敌人的阶级报复,坚决反对绝对平均主义。[68]” 8月30日,北京师大女附中红卫兵和北京化工学院红卫兵针对运动波及领导干部的事态,发布《告工农革干子弟书》,呼吁:“工农革干子弟:赶快行动起来,保卫我们的革命前辈!”
再次,当时很多领导人面临压力,处境被动。中央和基层都有人指责他们压制群众,他们不愿冒政治风险,为保护那些政治有问题的人,去开罪红卫兵,而宁愿表态拥护破四旧。“宁左勿右”被许多人当作行之有效的“护身符”。按照常规,中央传媒代表了中央的态度,紧跟中央传媒就不会犯错误。真正令他们反感和恼怒的,不是在社会上抄家打人的红卫兵,而是揪住工作组和当权派不放的造反学生。
破四旧的基本政治方向对领导干部当权派无害,能够被他们接受甚至接过来予以利用。然而,问题就出在这个政治“大方向”上。
与领导层对破四旧的普遍态度不同,文化大革命的决策核心恰恰不满意它的政治方向。江青、陈伯达等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对红卫兵破四旧活动态度低调,这与很多人的想象相反,但确是笔者接触的资料所显示的事实。在破四旧的高潮时期,江青对红卫兵讲话不多,8月27日她只笼统地说:“最近你们干了很多好事,干得好!”接着谈到红卫兵要协助解放军保卫机要部门[69].王力和关锋9月3日接见山东红卫兵时讲强调不要打人[70]. 关锋、戚本禹8月26日给江青一份报告,其中谈到,当前运动的主流是健康的,但也有一些缺点,产生了一些副作用。例如捉人、打人的现象很多,特别是捉了、打了一些好人和中间群众;抄家的范围宽了一些;对群众日常生活中的习惯干预得多了一点。这里谈到的缺点,基本是破四旧中的问题。报告特别提出了另一方面的问题:个别人利用某些学校的红卫兵对抗“十六条”,破坏文化大革命;有些院校红卫兵的领导权落到了保皇派手里,他们实行没有工作组的工作组路线;北京新市委应当站到第一线去领导运动,对工作组的路线进行批判。8月27日江青把这个报告转送毛泽东,8月28日毛泽东批示:“此件印发政治局,书记处、中央文革小组、北京市委以及薄一波、陶鲁笳各同志。此事应当讨论一下。”[71]
为了理解中央的政策,有必要回顾1966年8月至9月的群众运动情况。当时除了被报刊热烈颂扬的破四旧运动之外,还有另一类学生的运动——批判工作组、冲击地方或者部门党委的活动,例如从8月23日起,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公社先后四次到地质部静坐,要求工作组长回地质学院接受批判。又如8月25日开始,北京航空学院红旗战斗队在国防科委门口静坐,要求工作组长回航空学院接受批判。8月至9月,破四旧运动轰轰烈烈,备受赞扬;造反派冲击党内领导当权派的活动,则阻力重重。中央文革小组真正关心、真正要支持的是后一类运动。中央文革小组的态度反映了毛泽东的意向。
破四旧运动不那么符合毛泽东的意图。目前没有见到毛泽东有言论或指示直接赞赏破四旧。8月29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讲:文化大革命,发展到社会上斗批改。要文斗,不要武斗[72].这是指出“社会上斗批改”包括破四旧运动存在的问题。8月30日,毛泽东接到章士钊诉说被抄家情况的来信,并作批语:“送总理酌处。应当予以保护。”周恩来根据毛泽东的这个指示,拟就了一份应予以保护的领导干部和民主人士的名单[73].这也是在给破四旧纠偏。毛泽东8月31日对林彪在接见全国各地来京师生大会上的讲话稿作批语:“这样修改很好。”这里的“修改”指林彪在送审稿中加写的两句话,即在送审稿中“革命的小将们,毛主席和党中央热烈赞扬你们敢想,敢说,敢干,敢闯,敢革命的无产阶级革命精神。你们干了大量的好事,你们提出了大量的好倡议,我们十分高兴。我们热烈支持你们”这段话后面,加写了“坚决反对压制你们!你们的革命行动好得很![74]”不难推想,毛泽东赞成的是“坚决反对压制你们”,当时受到“压制”的主要是冲击领导的学生,而不是破四旧的学生。8月下旬,毛泽东就支持了揪工作组长的北京航空学院学生 [75].9月7日毛泽东又批示,不准调动工农干预学生运动,并且指示要为此再写一篇社论[76].调动工农所要对付的同样是冲击党政领导的学生,不是破四旧的学生。在此之前,8月21日解放军《总参谋部、总政治部关于绝对不许动用部队武装镇压革命学生运动的规定》、8月22日中共中央同意公安部《严禁出动警察镇压革命学生运动》的规定和8月2 3日《人民日报》社论《工农兵要坚决支持革命学生》,都是反对压制向当权派造反的学生,而不是向“四类分子”造反的红卫兵,尽管这些规定也可以被引用来维护破四旧的学生。
文革初期担任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的王力,在1991年的回忆中谈到毛泽东对红卫兵破四旧的态度,他说:“破四旧不是毛主席的思想,同毛主席的思想相违背,不一致,不合拍”。“红卫兵搞得天翻地覆的,首先是破四旧的运动。有些历史学家不知道毛主席对破四旧的作法实际态度是什么。据我和毛主席接触中的了解,他是不赞成破四旧的。……林彪讲话有这提法,陈伯达在人民日报社论中也这样提了。林彪接见红卫兵的讲话号召破四旧,这讲话稿毛主席也看过,当时也不知道会产生这样大的后果。毛主席对当时的中央领导不满意,认为他们没有集中目标对准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只搞破四旧这些东西,毛主席对此并没有欣赏。林彪、陈伯达也没有号召这样去搞。是新华社、人民日报具体工作的同志对毛主席思想理解不够,新华社提倡这样搞。红卫兵八月二十日第一次上街,砸招牌,改路名,人民日报就说好得很,新华社作了详细的歌颂性的报道。在这一点上,毛主席对当时主管宣传工作的陶铸不满意。但群众行动也不好去制止。也没有想到会产生那么大的后果。一出现打人,毛主席就说不行,要文斗不要武斗。第二次接见红卫兵时,林彪讲话就提出要文斗不要武斗,说武斗只能触及皮肉,文斗才能触及灵魂。
这是毛主席的思想。[77]“这个回忆提供了重要的信息,大体与现有的资料吻合。
毛泽东没有特别赞扬破四旧,也没有反对中央新闻媒介对破四旧的报道,应当说他是认可和支持破四旧活动的,同时有所保留。没有他的认可,任何群众活动都不可能形成规模。毛泽东最初未尝没有放任红卫兵冲击正常社会秩序,借以发动群众,造成“革命声势”的意图,然而破四旧运动的发展超出了他的意料,偏离了斗争党内走资派的方向,并且在传媒和当权派的支持下俨然群众运动的主潮,偏离了斗争党内走资派的大方向。
9月下旬,中央文革小组召集大专院校少数派红卫兵的座谈汇报,会上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地质学院少数派代表提出,文化大革命中存在一条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周恩来搞调和。毛泽东对此十分重视,决定采取新的重要步骤,将运动的方向引向冲击党内走资派。10月初毛泽东发动了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运动。破四旧运动就此完结。此后,破四旧虽然继续作为红卫兵的伟大功绩受到赞扬,但是群众运动的主要方向从矛头向下,攻击社会底层的地富反坏右阶级敌人,转向矛头向上,冲击党内当权派。破四旧的主力老红卫兵和保守派红卫兵陷于被动,他们因为保护当权派,打击造反派和出身不好的学生而被批判为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红卫兵的破四旧活动中被株连打击的一些群众得到了平反。在破四旧中曾经以支持红卫兵求自保的很多当权派和追随当权派的群众受到批判斗争。文革运动真正开始了它的核心内容——斗争党内所谓“走资派”和“资产阶级司令部”。
1966年就开始筹备的红卫兵破四旧展览会,后来因为造反派的兴起而被搁置,到1967年6月开幕时索性改为革命造反展览会,以造反派斗争党内“走资派”和“资产阶级司令部”为主线,破四旧运动只作为其中一小部分,表现了文化大革命决策者的文革观。[78]
结论
从1966年8月下旬到9月底,在短短40余天里。破四旧运动给中国社会文化造成了深重的灾难。千千万万的红卫兵、青少年被鼓动起来搜寻“四旧”,即所谓“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社会生活中凡带有中国传统文化、西方文化甚至俄苏文化色彩的事物统统在破除之列,从服装款式、发型、街道的名称、化装用品,到图书、唱片、文物、古迹;从资本主义和个体经济的残余到民主党派,少有幸免。取“四旧”而代之的“四新”是以种种形式宣传对毛泽东个人及其思想的崇拜,歌颂文化大革命。
破四旧运动中,红卫兵不顾“要文斗,不要武斗”的政策界限,普遍使用超法律的强制和暴力手段,从强制剪掉路人的瘦腿裤,到批斗会上的体罚和拳打脚踢;从强制劳动,到私设劳改所、非刑折磨;从抄家、没收私人财物,到驱逐出城市,遣送原籍。“文化大革命”成了吞噬千万人生命财产的“红色恐怖”的“武化”革命。
大批青少年自以为最革命的言论和行动,暴露出文革前“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教育的严重弊端: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无限崇拜,无条件地崇尚革命暴力,排斥人道、人权、自由、法治,对民主概念的扭曲,以贴阶级斗争标签取代对人类文明和优秀文化遗产的尊重和珍惜,对外部世界的无知和虚骄等等。青少年的偏激、狂躁被推到政治运动的前台;社会良知、理性对青少年的正常指导被剥夺;青少年简单化、极端化、形式化的思维和行动受到鼓励和纵容,泛滥成灾。最激进的“革命”行动的实质,是落后、反动的社会文化的沉渣泛起。
破四旧运动以极端的方式进行传统意义的阶级斗争,其打击的对象主要是被以往革命和政治运动打倒、改造、边缘化,以及被初期文革运动抛出来的人们,而不是当权的领导干部。它的矛头指向社会的下层和政治的边缘人物,而不是上层,不是领导干部“当权派”。这在许多干部看来是革命和群众运动的天经地义,而恰恰不符合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斗争党内“走资派”、“资产阶级司令部”的“大方向”。党内一些领导人,特别是宣传部门的负责人没有准确把握毛泽东的意图,将破四旧的星星之火煽成燎原之势。毛泽东则在破四旧的强大冲击波过去之后,将群众斗争的矛头扭转到文化大革命的核心目标 ——斗争党内“走资派”。
注释
1.林彪1966年8月12日《在中国共产党八届十一中全会闭幕式上的讲话》,8月13日《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党史党建政工教研室1988年编辑:《“文化大革命”研究资料》(上册),第82-83页。
2.新北大井冈山兵团中文系《星火燎原》战斗队1967年12月编辑的《红卫兵文选》,第32-35页,刊登《最后通牒——向旧世界宣战》,落款是“北京二中红卫兵,一九六六年八月十八日零点五十分”。《人民日报》1966年8月26日刊载这篇文章时,题目改为《向旧世界宣战》,作了文字加工,删去“混蛋”之类脏话和完稿日期。《光明日报》1966年8月24日第2版刊登北京二中红卫兵徐纪民在红卫兵座谈会上的发言:《我们向旧世界宣战》,也说到:“8月17日晚,我校‘红卫兵’战士起草了向旧世界的宣战书。” 另据这份《最后通牒——向旧世界宣战》的起草者回忆,8 月18日毛泽东接见以后,北京二中红卫兵到共青团中央机关,要求印刷。团中央书记处书记王道义依从红卫兵要求,批准由《中国青年报》社连夜印刷成几千份传单,交红卫兵散发。见秦晓鹰:《历史的错位——〈向旧世界宣战〉作者的自述》,《北京青年报》1989年9月1日。
3.《人民日报》1966年8月19日。
4.1966年8月31日,林彪和周恩来在接见外地来京革命师生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1966年9月1日。
5.破四旧运动到1966年9月底基本结束,但是以后仍然有红卫兵破坏文物的活动,其中最严重的是1966年11月初至12月初,北京师范大学井冈山公社的造反派学生,在孔子故乡山东曲阜造反,大规模破坏文物古迹的事件。但是一般地说,10月以后的这些活动只是个别的事件,不再构成普遍的运动。
6.北京二中红卫兵,1966年8月18日0时50分,《最后通牒——向旧世界宣战》,新北大井冈山兵团中文系《星火燎原》战斗队1967年12月编辑《红卫兵文选》,第32-35页。
7.北京毛泽东主义中学(26中)红卫兵(卫旗),1966年9月1日,《破旧立新一百例》第34条,30中翻印。传单中有的地方标点符号使用不规范,有错别字,本文引用时一律原文照录,同时在明显的错字后用括弧标出正确的字。
8.同上注,第74、77、28、29、30、43、36条。
9.同上注,第100、36、73、42、65条。
10.新华社8月22日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浪潮席卷首都街道,“红卫兵”
猛烈冲击资产阶级的风俗习惯》,见人民日报1966年8月23日。
11.新华社上海、天津1966年8月24日电,《上海天津革命小将和商业职工向剥削阶级“四旧”发动总攻》,见《人民日报》1966年8月25日。
12.新华社1966年8月25日讯《各地革命小将向一切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发动总攻击》,见《人民日报》1966年8月26日。
13.同注7,第95条。
14.同注7,第1、2、4、7、16条。
15.同注7,第13条。
16.新华社1966年9月1日讯《首都人民警察换上新服装》,见《人民日报》 1966年9月2日。周恩来8月27日和9月10日在首都红卫兵代表会议和红卫兵座谈会上的讲话,河北北京师范学院《斗争生活》编辑部1966年12月编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资料汇编》,第145、174页。
17.周恩来9月10日在首都红卫兵座谈会上的谈话,河北北京师范学院《斗争生活》编辑部1966年12月编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资料汇编》,第174页。
18.同注6,第25、23、51、24、37条。
⒚《北京晚报》1987年2月23日。
20.据政协委员马永江在全国政协会议上的发言,见《人民日报》1985年4月9日。
21.天津市人民委员会:《关于接管资本家等所交房地产的指示》,天津市档案馆藏档,转引自,江沛1994年《红卫兵狂飙》河南人民出版社,第72页。
22.同注7,第61条。
23.《天津市1966年大事记》,天津市党史征集委员会藏档,转引自:江沛1994年《红卫兵狂飙》,河南人民出版社,第63页。
24.同注7,第41条。
25.同注7,第44、75、64、50、98条26.中共中央1966年9月23 日转发的国务院财贸办公室和国家经济委员会《关于财政贸易和手工业方面若干政策问题的报告》提出:“公私合营企业应改为国营企业,资本家的定息一律取消,资本家代表一律撤消,资方人员工作另行安排”:“大型合作商店,有条件有步骤地转为国营商店”;把小商小贩转入国营商店的代购代销店;把个体劳动者凡有条件的组成合作小组、合作社。转引自 王年一,1996年,《大动乱的年代》,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第76-77页。
27.同注7,第53条。
28.同注7,第79、72条。
29.同注7,第66条。
30.同注7,第42、65条。
31.转引自王年一1996年《大动乱的年代》,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第9 0页。
32.北京工业学院附中红卫兵1966年8月27日《告全市红卫兵紧急呼吁书,十万火急!!——彻底粉碎反革命的复辟阴谋》(传单),西安中学红卫兵复印,1966年9月13日;郑州纺织机电学校南下串联队翻印,1966年9月1 5日。
33.王年一,同注32,第72页。计三猛、马利:《上帝的宠儿们》,于辉编辑1993年《红卫兵秘录》,北京:团结出版社,第58-61页。另外,根据笔者1991年和1992年对原北京八中学生陈晓鲁和计三猛的访问。
34.周恩来1966年10月3日接见参加国庆观礼的全国红卫兵代表时的讲话,刊载于河北北京师范学院《斗争生活》编辑部,同注17,第235页。周恩来10月4日同哈尔滨工程学院学生谈话时又提到:有人提出取消某某资产阶级党派,我们考虑不能取消。因为阶级存在,有个代表性的组织才好改造他们。同上资料汇编,第241页。毛泽东在10月24日汇报会议上的讲话,同上资料汇编,第8页。
35.计三猛、马利:《上帝的宠儿们》,于辉编辑1993年《红卫兵秘录》,北京:团结出版社,第58-61页。
36.《当代中国的北京》,1989年,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第170页。
37.同兴:《十年浩劫,京城血泪》,载北京日报社《宣传手册》编辑部编辑:《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转引自王年一,同注32,第72页。转引自江沛1 994年《红卫兵狂飙》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第61页。
38.新华社1966年8月31日讯,见《人民日报》1966年9月1日,第3版。
39.陈毅1966年9月14日在外文局全体职工大会上的讲话,刊载于河北北京师范学院《斗争生活》编辑部,同注17,第203页。周恩来1966年9月25日在接见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革命造反司令部主要负责人时的讲话,周恩来1 0月3日接见参加国庆观礼的全国红卫兵代表时的讲话。同上资料汇编,221页、236页。
40.上海“文革”史料整理编纂小组1992年《上海“文化大革命”史话》(未刊稿)(一),第94页。
41.《当代中国的湖南》(上),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第1 56页。
42.《当代中国的宁夏》,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第154页。
43.同注7,第47和48条。
44.叶永烈1985年《傅雷之死》,周明1987年主编:《历史在这里沉思》(3),北京:华夏出版社,第179-183页。
45.《北京市“文化大革命”大事记》,中共北京市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北京党史资料通讯》增刊(17),1987年5月,第26页。
46.《首都红卫兵横扫牛鬼蛇神主要缴获品统计》(据1966年8月至10月的不完全统计),首都大专院校红代会、首都中等学校红代会1967年主办:《首都红卫兵革命造反展览会》(简介)。
47.《当代中国的北京》,1989年,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第168页。
48.《上海“文化大革命”史话》,同注41,第102-104页。
49.中共天津市委文化革命办公室:《关于天津市横扫“四旧”的情况》,天津市档案馆藏档,转引自,江沛1994年《红卫兵狂飙》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第72页。
50.《当代中国的天津》(上),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第1 43页。
51.转引自1996年王年一,同注32,第73页。
52.陈毅1966年8月30日讲话中提到:“有的把黑五类往家送,送到半路就把人家打死了”,刊载于河北北京师范学院《斗争生活》编辑部,同注17,第146页。
53.《当代中国的北京》,1989年,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第168页。
54.根据统计,8月18日至9月15日,北京9个城区和近郊区共迁出77,000 余人占人口总数的1.7%,其中“五类分子”37,000余名,敌伪军队、政府、警察、宪兵人员600余名,资本家5,500余名,小房产主、小业主、小商贩200余名,有流氓盗窃行为、一般历史和生活作风问题的2,400余名,其他500余名,以上各类人员家属3万余名。这里的数字应当是依据文革期间的统计,故其使用的是文革时通用的分类标准。见《北京市“文化大革命”大事记》,同注45,第24页。
55.《上海“文化大革命”史话》,同注41,第102页。
56.《当代中国的广西》(上)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2年,第125页。
57.转引自王年一,同注32,第104-105页。又据1966年油印资料《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请看红卫兵的辉煌战果和伟大的功绩》,北京钢铁学院首都复员转业军人红卫兵1966年12月10日翻印,大连毛泽东主义红卫兵驻京联络站1966年12月16日翻印,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革命文献资料组1 966年12月22日再翻印。这篇油印资料称,这是中共中央10月工作会议上宣布的全国各大城市综合的“红卫兵战果”,根据听传达的速记整理,数据可能有出入。
58.周恩来1966年9月1日在红卫兵代表座谈会上的讲话,刊载于河北北京师范学院《斗争生活》编辑部,同注17,第155-156页。陈毅966年8月30日对群众的讲话,同上资料汇编,146页。
59.杨沫:《自白——我的日记》,广州:花城出版社1985年。第576-582页。
60.同注43. 61.《上海“文化大革命”史话》,同注41,第100页。
62.《骇人听闻的反革命事件》、《“劳改所”内幕》,(北京)六中遵义兵团1967年2月编辑《彻底批判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第5-8,18-24页。
63.西纠1966年9月3日第五号通令,8月29日第四号通令、9月9日第六号通令和《首都红卫兵纠察队队员六项守则》都有关于不要用武斗的要求。
64.西纠1966年9月11日第八号通令。
65.王友琴:《刘树华之死和清华附中红卫兵》,网络期刊《华夏文摘》增刊,文革博物馆通讯(155)2002年12月16日。
66.转引自王年一,同注32,第71、75页。
67.陈毅的讲话着重要求红卫兵注意政策,要用文斗,不准打人,但是也说,“北京有些地方打死了人,不要惊慌失措,没有什么可怕的,但是对这些偏差要及时纠正。”陈毅8月30日讲话,刊载于河北北京师范学院《斗争生活》编辑部,同注 17,第146-147页。)周恩来在8-9月群众暴力猖獗的时候,反复对群众讲,要用文斗,不用武斗,但是没有说过要对打人,甚至打死人的红卫兵进行惩处。
68.西纠1966年8月26日第二号通令、8月27日第三号通令。
69.江青1966年8月27日在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司令部成立大会上的讲话,刊载于河北北京师范学院《斗争生活》编辑部,同注17,第144-145页。
70.1966年9月3日王力、关锋接见山东大学红卫兵代表讲话记录,刊载于河北北京师范学院《斗争生活》编辑部,同注17,第158-160页。
71.毛泽东1966年8月28日《对关锋、戚本禹反映北京市文化大革命情况报告的批语》,《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2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 8年,第113-114页。
72.《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同上注,第115页的注释。
73.《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同上注,第116-117页。
74.《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同上注,第118页。
75.转引自王年一,同注32,第82页。
76.《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同注71,第124-125页。
77.王力1991年1月25日《未完成的文化大革命回忆录》,王力:《王力反思录(王力遗稿)》,香港北星出版社2001年,第647,643-644页。
78.据当代中国研究所(北京)陈东林先生提供的资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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