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伯达对毛泽东的两次“使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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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伯达一生“辉煌”的转折点自然是在1939年，那一年他被调到“毛泽东办公室”工作，成为毛泽东的政治秘书。从此，他就跟在毛泽东身边，协助毛从事政治理论研究，为毛起草和修改一些理论性的文章或党内政策性的文件。

肚子里很有些墨水儿的陈伯达善于揣摩领会毛泽东的内心，写出的文章有条有理，针对性强，因而毛泽东对他很是满意并不吝提拔：在1945年的中共“七大”上，他被选为中央候补委员；在1949年3月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他被“依次递补”为中央委员；在1956年9月的中共八届一中全会上，他又进入政治局候补委员的行列；尤其是在1966年8月的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他连升两级：先是被“补选”为政治局委员，继而又被 “选”为政治局常委，并且在严格的名字排列顺序中名列第五，成为中共“第五号人物”；1967年1月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名列第四的陶铸被“打倒”，他又顺理成章地成为仅次于毛泽东、林彪、周恩来的“第四号人物”。这样，在不到三十年时间内，陈伯达就以毫无战功和“革命业绩”的书生身份，从一个小秘书“成长” 为中共党内举足轻重、手握大权的“大首长”。

陈伯达的神速“进步”主要靠的就是对毛泽东的“紧跟”。据他的秘书回忆，他平时最关心的就是“摸主席的动态”：毛泽东说了什么话，做了什么事，等等。他在毛泽东面前总是一副毕恭毕敬、诚惶诚恐的模样，千方百计迎合毛泽东。“看风向，摸气候，是他的本领。”他在与同乡的一次闲谈中曾口吐真言道：“最要紧的是跟人，跟准一个人。”他对毛泽东真是“认”得很“准”，所以“跟”得很“准”。

然而，一贯无条件“紧跟”毛泽东的陈伯达1949年后却曾两次对毛泽东“使气”，从而对他最终的政治命运产生了影响。

第一次“使气”发生在1949年12月至1950年2月毛泽东首次访问苏联期间，当时陈伯达作为毛的随行人员出访。在一次斯大林与毛泽东的会谈中，斯大林偶然谈起陈伯达在延安时写的《人民公敌蒋介石》一文，说文中写到的宋美龄与美国总统罗斯福之子小罗斯福的故事“很有趣”。聊得兴起，斯大林居然拿起酒杯向陈伯达道：“为中国的历史学家、哲学家陈伯达同志干杯！”陈伯达也赶紧举起酒杯说：“为全世界最杰出的历史学家、哲学家斯大林同志干杯！”一时间，政治秘书陈伯达成了谈论的中心，却把毛泽东撂在了一边。陈伯达忘乎所以，兴高采烈，却没注意到毛泽东的恼怒。会谈结束后，仍处于兴奋之中的陈伯达立马接到毛泽东的通知：“下一次会谈你不要参加了！”也许这当头一盆冷水激起了陈伯达骨子里残存的一点儿“书生气”，他以“儿子陈晓达在苏联学习，多年不见，想在大使馆一起住几天”为借口，也不告诉毛泽东，就搬到中国驻苏联大使馆去了。几天后，毛泽东找陈伯达起草文件时才得知此事，大为恼火，让人通知使馆说：陈伯达必须立即搬回来！陈伯达回来后遭到毛泽东疾言厉色的斥责，知道“后果很严重”，赶紧向毛赔不是，并作了“深刻的检查”。此后毛泽东仍把他留在身边工作，但显然已在心中给他记了一笔。

另一次更严重的“使气”是由起草中共“九大”政治报告稿件引起的，但其发生还有个过程。

“文革”开始后，陈伯达在毛泽东与刘少奇之间的斗争中继续“认准”毛泽东，“紧跟”毛泽东，为毛冲锋陷阵，立下了汗马功劳，因而得到毛的大力提拔。但也许是“跟”得过了头，也许是由于“春风得意”而不够“谨慎”，对毛的意思“揣摩”得不太准确，或者是毛泽东本人的“思想”也经常前后不一、变化多端，陈伯达“紧跟”的言行有几次就遭到毛泽东的否定乃至“严厉批评”。比如，1967年2月，陈伯达因为毛泽东曾把1966年北京大学聂元梓写的全国第一张“大字报”称为“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北京人民公社宣言”，因而大力提倡“公社”，并支持成立“上海人民公社”，谁知毛泽东又认为“这些名字改来改去都是形式上的改变，不解决内部问题”，把它给否决了，令陈伯达这位中共“理论家”惶惑不已。1967年7月20日，武汉发生了“造反派”冲击东湖宾馆抓走“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的事件，当时正在武汉的毛泽东被迫迁往南京，他一时非常震怒，认为是武汉军区的某些负责人在背后指使的，矛头是对着他的，于是，以陈伯达为组长的“中央文革”就根据《五。一六通知》中毛泽东亲笔加的“混进……军队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的话，在8月1日出版的《红旗》杂志发表社论，提出了“揪军内一小撮”的号召，岂知毛泽东冷静下来后知道军队不能乱，又改变了想法，把《红旗》杂志的社论批为“大毒草”，说要“还我长城”！毛泽东发了“无产阶级的震怒”，“中央文革小组”中的江青、康生等人都一个个赶紧将自己撇清，把个“大秀才”陈伯达闪在当间，一时政治地位颇为不稳，后来还是把“文革小组”中具体办事的王力、关锋等人抛出去做了“替罪羊”，他才勉强过关。

最严重的还是“打倒陶铸”事件引起的风波。1966年陶铸被调到中共中央工作，成为“第四号人物”，并担任“文革小组”顾问，他对“文革小组”副组长江青仗势欺人的跋扈作派极不适应，与之多有冲突，引起江青的嫉恨，1967年1月，江青就与陈伯达密谋要“打倒”陶铸。陈伯达显然以为江青从毛泽东那儿得到了什么指示，或者认为凭江青的身份，“打倒”陶铸不会有什么大问题，再加上“打倒”陶铸对他自己地位的提高也有好处，于是积极参加，与江青一唱一和，向陶铸发起猛烈进攻，使“打倒”陶铸之火迅速燃遍全国，而毛泽东1月8日在中央高层会议上也说“陶铸这个人不老实”，这更让陈伯达以为自己又投中了毛泽东所好，立了“头功”。没曾想，一个月后的2月10日，了解了全部幕后情况的毛泽东在常委扩大会上大发雷霆，怒骂了江青和陈伯达。他骂陈伯达的话有几句很重，道是：“你这个陈伯达，你是一个常委打倒另一个常委。过去你专门在我和少奇之间进行投机。我和你相处这么多年，不牵涉到你个人，你从来不找我！”其实“一个常委打倒另一个常委”并不是主要的，关键在于陈伯达竟敢不经毛泽东的明确指示就干了“打倒另一个常委”的大事，着实可恶，因而把他过去在毛泽东和刘少奇之间“进行投机”的老帐都翻了出来。毛泽东还命令“中央文革”开会批评陈伯达和江青，但其实没人敢“批评”江青这位“第一夫人”，挨“批”的也只有倒霉的陈伯达了。陈伯达受此打击极为恐慌，曾一度闹着要“自杀”。

上述种种，既表现出毛泽东在“使用”陈伯达的同时对他的厌恶之感渐深，又使陈伯达“伴君如伴虎”和“朝不保夕”之忧日重，也许，他内心深处的委屈不平之感也更加强烈了。如此发展下去，就引发了起草中共“九大”政治报告稿的风波。

1968年底，毛泽东指定陈伯达、张春桥和姚文元三人起草“九大”政治报告。然而，或许是张、姚二人和他们背后的江青不想让陈伯达主持这样“重要的工作”，或许是像陈伯达自己后来说的他“不愿同张、姚等人合作”，结果陈伯达与张、姚各弄了一个写作班子，“各搞各的”。在中央会议讨论张、姚起草的报告稿时，陈伯达还提意见说应该写一点儿“发展生产，提高劳动生产率”，并说他们的稿子只强调“搞运动”，“运动就是一切”，张、姚等人则反驳陈伯达的说法是“唯生产力论”。最终，毛泽东选用了张、姚的稿子，而把陈伯达送呈的稿子拆都不拆地原封退回了，显然，毛泽东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文化大革命”这样的“运动”应该“七、八年就来一次”，对陈伯达“发展生产”的建议很不满，因而对陈的稿子不屑一顾，一点儿面子都不给他。陈伯达当时如五雷轰顶：毛泽东公开表示了对他的不信任，他一个月的心血白费了！他“当场就哭了，哭得很厉害，很厉害”，他“一辈子都没有那样哭过”，他“很伤心，很伤心”！“九大”后，陈伯达就似乎放弃了“跟准一个人”的座右铭，与林彪日益频繁接触，与之结成了一派。在中共九届二中全会上，他明知毛泽东反对设国家主席，却仍积极配合林彪团伙的人大力倡言要“设国家主席”，因而犯了毛泽东的大忌，遭到毛的痛击，成为“批陈整风运动”的对象，从权力的高峰跌落下来，一厥不振，“9.13”事件后更被当成“林彪反党集团”的主要成员，饱受牢狱之灾。

总的来看，陈伯达其人很善于钻营。但也许是“修炼”得还不到家，不具备周“圣人”那种无条件的“柔顺”；也许是官瘾太大，以致一时“利令智昏”；也许是骨子里还有一点儿“书生气”的残余；……总之，陈伯达没能经受最后的“考验”，受了挫折就“使气”，可见他不是一个 “合格”的、“成熟”的“政治家”。

实际上，观察陈伯达大起大落的历史，他的地位在某种程度上类似于“小妾”，靠着向主人“献媚”和“服侍周到”而得到某些“宠幸”，但难免有时候对主人的意旨揣摩不够，不被主人满意，或者有点儿“年老色衰”，因而被主人冷落，他却不知高低，向主人使小性儿，甚而至于弄出点儿“红杏出墙”的“不忠”之事，其最终的下场也就只能是被主人彻底打入“冷宫”了。

----主要参考资料：叶永烈著《陈伯达其人》，时代文艺出版社1990年3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