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亲历的三年“自然灾害”粮食比黄金还贵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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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困难时期，我在安徽省无为县当教师。那时粮食比黄金还贵重。1958年大跃进时，曾要我们“放开肚皮吃饭，鼓足干劲生产”，但不到两个月，口粮月供应标准定到28斤。次年春，再降为24市斤，还内含不能吃的杂糠，继之又降为 22市斤。这是干部口粮，而县城居民口粮则降到17斤和16斤。当时市场上买不到副食，别说鱼肉，豆制品也没有。我当时月工资36元，不够买10斤黑市米。当时县邮局供人贴邮票用的糨糊，一放到柜台上就被人偷吃光。

　　那时我正年轻，食量大，但每周要上16节课。早上有课时，我喝3分钱的稀饭，真正是稀饭，“一口吹起三条浪”；没课时连“三条浪”的稀饭也不敢喝。上午第四节课，饿得肚皮紧贴脊梁骨，上气不接下气，靠在黑板上，硬撑着将课讲完。下课铃一响，就像战士冲锋一样冲进食堂，不管青菜萝卜，还是冬瓜南瓜，先买一碗。这蔬菜是师生在校园自己种的，产量有限，因此只限买一碗。然后，再买3分钱的干粮，多一分钱的也不敢买。晚饭也是如此。我们晚上办公，要到深夜11点左右才敢下班，那时候反右、大跃进，谁敢不积极？因此空熬着肚皮，也要硬撑。

　　那时，若遗失10斤粮票就等于自绝生路。家庭为粮票饭票而互相猜疑、指责，甚至夫妻反目、兄弟龃龉、母女不和的事时有所闻。某中层干部，4个子女，从食堂打回饭，按标准用秤分，谁也不能多吃一点。当时，大小会议反复讲“低标准，瓜菜代”。上级号召搞“小秋收”充饥度命，县委副书记动员会上说： “凡是猪能吃的，人都能吃！” 我们学校曾去城外水塘里捞红浮萍，洗净磨碎，掺一点稗子粉，做成浮萍粑粑，供应师生，一分饭票买两个。粗糙难以下咽，吃后胃里咕咕作响，隐痛。

　　1960年10月，县委统计可抵口粮的“小秋收”有32种，共1亿多斤。包括玉米芯、高粱秆、橡子、水草、花生壳、蕨根、马兰草、水草、鹅耳肠、荷叶秆等等，其实这些连猪都不吃。国家干部、县城居民好歹还有十几斤粮食，而农民就更惨了，自留地没有了，锅砸了，搞浮夸，高额估产高额征购，连种子被强征了，剩下一点口粮被村干部把持着。当时有个顺口溜：“一两二两，饿不死队长，一钱二钱，饿不死炊事员。”许多农民只能吃山芋藤子、巴根草和双季稻根做的粑粑。这怎能不饿死人呢？县城里还觉不到，而乡下农民成批地饿死。

　　我县公安局统计：1959年，全县饿死82,278人；1960年，饿死126, 524人。1957年年底统计，全县人口为982,979人，1960年年底为662,557人，减少人口 320,422人。1961年饿死的人数还未统计在内。据此推算，3年共产风时期，全县饿死 30万人以上。1958年到1961年，从我县的气象资料看，气候正常，既无涝灾，也无旱灾，正像本地老农所说：“那几年风调雨顺，何来自然灾害？”30余万人饿死，完全是人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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