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古罪人张学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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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共产党的教科书上都认为蒋介石抗日在西安事变印发的，如果没有西安事变，蒋介石就会继续卖国，不会抗日。于是，就说张学良是英雄。但是，如果仔细分析一下，就会发现中国后来在抗日中的惨败，全是张学良的错误行动引起的。

　　一、 蒋介石真的不愿意抗日吗。

　　从最近公布的蒋介石的日记来看，蒋介石在1931年就有抗日的准备。

　　 早在“九一八”发生不久，蒋介石就在１９３１年１０月７日的日记中这样写的：

　　 “此次对日作战，其关系不在战斗之胜负，而在民族精神之消长，与夫国家人格之存亡也。余固深知我国民固有之勇气与决心早已丧失殆尽，徒凭一时之兴奋，不具长期之坚持，非惟于国无益，而且反速其亡。默察熟虑，无可恃也。而余所恃者在我一己之良心与人格，以及革命精神与主义而已。是故余志已决，如果倭寇逼我政府至于绝境，迫我民族至无独立生存之余地，则成败利钝自不暇顾，只有挺然奋起，与之决一死战，恃我一己之牺牲，以表示我国家之人格，以发扬民族之精神。”

　　抗战之前这段日记自然是不可能公布的，世人包括身边接近的人都无法洞察他内心真实的想法。从他的日记看来，蒋介石之所以忍辱负重，不抵抗，自认为完全是出于现实的考虑，他深知仓促应战，只有自取败亡。其内心的痛苦在日记中多有流露，在他授意把兄弟王郛签定屈辱的《塘沽协定》后，１９３３年６月３日曾在日记中表明心迹：“我屈则国伸，我伸则国屈。忍辱负重，自强不息，但求于中国有益，于心无愧而已。”不过，客观而言这个协定确实将日本全面侵华的计划延缓、推迟了四年，为中国赢得了一定的准备时间。在当时背景下，包括胡适在内的许多有影响的知识分子也是赞成委曲求全、争取时间的。

　　１９３４年９月，蒋介石授意陈布雷写出了关于日问题的《友乎？敌乎？》一文，以“徐道邻”之名发表在《外交评论》１０月号。这篇长文指出，如果日本以美、苏为假想敌，除非日本真的能在１０天之内灭亡中国，如果战争拖上三个月、十个月或半年，“则日本地位甚为危险”。“中国的武力比不上日本，必将大受牺牲，这是中国人所不容讳言。但日本的困难，亦即在于此，中国正唯因没有力量，即是其不可轻侮的力量所在。战争开始，在势力相等的国家以决战为战争的终结。但是在兵力绝对不相等的国家，如日本同中国作战，即无所谓正式的决战，非至日本能占尽中国每一方里之土地，彻底消灭中国之时，不能作为战事的终结，两国开战之际，本以占领政治中心为要着。对中国作战，如以武力占领了首都，制不了中国的死命。”

　　徐道邻实有其人，并非笔名，此人是北洋军阀徐树诤的儿子，曾在蒋的侍从室工作过，大约是个司局级的官员，蒋不想用自己的名义，也不想用陈布雷的名义，深思熟虑之后，决定以职位不大不小的“徐道邻”的名义发表，陈布雷为此叫好，认为其中还蕴涵有“慢慢与邻道”的意思。

　　 日本方面大概也察觉了此文最低限度也是蒋介石所授意，各刊物纷纷翻译转载，和平谈判的空气一时浓了起来。１９３５年３月１日，蒋在日记中几乎松了一口气：

　　 “表明对日外交方针与态度，国民已有谅解，并多赞成，一月之间外交形势大变，欧美亦受影响，自信所谋不误。”而且其中隐隐透出了几分得意。
　　然而，日本对华侵略蓄谋已久，箭在弦上，不能不发，早晚总是要爆发的。对此蒋也不是毫无预感。他之所以一再试图拖延全面战争爆发的时间，就是希望能准备得充分一些。１９３６年９月２６日他日记中说：“三年之内，倭寇不能灭亡中国，则我何患其强迫，但此时尚不可不隐忍耳。”这一点他在三年前，即１９３３年７月１４日的日记中说得更明白：“以和日掩护外交，以交通掩护军事，以实业掩护经济，以教育掩护国防，韬光养晦乃为国家唯一自处之道乎。”实际上，在１９３７年前的５年间，抗战准备的成效确实也是显著的，比如：

　　 １、 任用德国顾问，修订公布了陆军典范令；
　　 ２、 任用俞大维，将步兵兵器标准化；
　　 ３、 设立军用化学工厂，使最基本的军械弹药能自足；
　　 ４、 空军扩充到飞机６００架（尽管能实际对日作战的只有２２０架）；
　　 ５、 在各省督促修建公路，完成了浙赣、粤汉铁路；
　　 ６、 币制改革，法币用纸，白银公有；
　　 ７、 公布兵役法，开始征兵；
　　 ８、 派宋子文、孔祥熙、蒋廷黻等分头游说美、英、苏等大国，争取外交主动，等等。

　　等到１９３６年１２月意料之外的西安事变发生，国共实现合作，结束内战，共产党宣布接受蒋的统一领导，共同抗日，蒋的个人声望大大提高。在知识分子中有广泛影响的胡适早在１９３５年８月就说过：“蒋先生成为全国公认的领袖，是一个事实，因为更没有别人能和他竞争这领袖的地位。”《大公报》主笔张季鸾也把蒋视为抗日的重心，要抵抗外侮，没有重心是不行的，哪怕蒋有很多方面不尽人意。

　　可见，蒋介石是愿意抗日的，只是那时候忍辱负重，一再拖延和日本开战的时间。奈何，张无知被共产党利用，迫使小日本提前对中国发动战争。在武器完全不对成的情况下，山西失守、上海失守这都是最正常不过了。现在教科书上反把这些全部归罪于蒋介石，千古奇怨哪。

　　二、 张学良的无知与共产党的用心

　　张学良的不学无术其实是出名的，靠他老子打下的江山，不敢和蒋介石对抗一下就投降了，于是被蒋介石器重。表现如下：

　　1、其政治上的幼稚在民国大小军阀中堪称一学童。老爹死后便无力掌控东北军，任由军统渗透，不得不“东北易帜”。“918事变”出国归来，活脱脱一个愤青面目，激动地向老蒋建议搞“法西斯屉”，全无一个方面军统帅、国家军队副统帅应有的沉稳。此间的东北军上下思想涣散，各方势力争相拉拢，最后发生“西安事变”，完了竟后悔不迭，为陪罪亲自驾机送老蒋。身陷囹圄之间，数次要老蒋放他回去，重新统兵。

　　2、、“918事变”时，东北军 19万，训练有术，装备精良，有作战经验，有飞机大炮（大家可查查日军在沈阳缴获的武器便可）。在家乡守土，占尽地利人和。关东军区区1.9万人，老子愤怒！不放一弹，大好山河尽落敌手，同胞受辱，与那韩德勤有何两样！事后扯出一个老蒋的不抵抗电令来推卸，众所周知，老蒋是名义上统一了中国，对地方大小军阀是控制不住的，平时诸事都和中央对着干，怎摸逃命的时候就如此听话？

　　3、张学良还是一个放荡公子，张学良接班後，生活更是放荡。在张学良掌权的3年期间里，对政事并不专心，每日沉溺於酒色之中。张学良尤其好色，和父亲张作霖有妻妾6人不同，张学良对女色采取“用完就扔”的方法。张学良的近侧们投其所好，争相进献美女来讨好张学良，朱铁生将自己的姐姐和妹妹献上，晋升为张学良的副官；朱光沐将自己的女儿献上，当上了总务长；渖熊毅提供自己的妻子，当上财务局长；奉天省长翟文选的妹妹被张学良强奸，翟文选敢怒而不敢言，只好出家作了和尚。

　　张学良曾说：“自古英雄爱美人，不爱美人不英雄。我虽不是英雄，但在爱美人方面和英雄一样”。1928年底张学良易帜後，经常走访南京。张学良走访南京的目的不是和蒋介石商谈政事，而是爱上了当时外交部长王正廷的妹妹，最後王正廷只好将妹妹进呈。张学良最荒唐的事是将当时的电影明星胡蝶诱拐到北京，电影公司向张学良提出抗议，结果张学良干脆出10万元将胡蝶买了下来，可谓骄横之极。张学良因“九一八”事变後退避不战而被迫辞职出国时，首先做的事却是向他的诸位爱妾一一告别，被当时的报纸责骂为“娇妾重於国土”。

　　张学良如此挥金如土的生活，当然经常感到钱不够用，除了加收各种苛税外，还通过其它渠道搞钱，特别糟糕的是盗卖故宫的珍宝。张学良掌管北京期间，从故宫搬出数百箱珍宝运到上海拍卖，其中有一些极为珍贵的文物流失海外，比如英国图书馆以12万英镑购入了“王右军快雪时晴图”，美国石油大王洛克菲勒以65万美元购入了“唐寅踏雪寻楼图”。

　　谁是故宫宝物的所有者呢？从法律上讲故宫中的一切财物均为末代皇帝溥仪私人所有，这是中华民国政府正式签订的清帝退位条约中所规定的。然而中国人并不重视法律条文，不知什麽时候故宫中属於清帝的私人珍宝已变成国家所有，却忘记了在法律上废除承认清帝财产权的优待条约。

　　把这么一个不顾国家大局，错误的把战争时间提早的花花公子说成是民族英雄，而且难道我们中华民族的英雄是真的死光了吗。

　　至于共产党的用心，那是更加明显的。就算共产党转移到延安了，如果蒋介石继续用兵，那么剩下的2万红军迟早会被消耗光的。所以这时候共产党最希望借刀杀人，只要国民党和日本人一开战，红军就不会完蛋。那时候其实共产党只想生存，根本没想过要统一中国。至于后来统一中国，一是抗日战争拖的实在太久了，所以给了他们很大的机会发展。另一方面是国民党老是失败，士气和民心有所失去。何况在抗日中，最精锐的部队都已经消耗光了。

　　三、 西安事变的后果

　　西安事变的直接后果就是导致了日本侵华战争的提前爆发。于是，对于一个1928年才基本稳固的政权来说，9年的发展怎么与发展了半个世纪的小日本对抗。

　　1、经济上。抗战前国民党政府曾采取一系列的措施，加强国家金融资本的实力。１９35年的币制改革，对当时及以后一段时期中国经济发生了积极作用。南京政府颁布的一系列的经济法令，如废除厘金制和苛杂，实行统一货物税；颁布工厂法、实现关税自主和海关自主，对中国民族经济的发展是有利的。在抗战期间，国家资本的“四行两局”由于实力雄厚，不但使战时财政得以统筹调度，更重要的是对后方经济，特别是工农业生产起了扶助作用。”１９３７——１９44年的８年中， ‘四联总处’对经济事业的放款总数达４９６亿元，其中对工矿企业的放款比例逐年提高，由１９37年的９．３％，列１94４年增加列７２．２％，８年间工矿放款总数达到３１６亿元”。当时的贷款由于物价上涨，“而往往收回本息时只剩下原先值的一小部分”，大部分贷款等于“直接成为企业的无偿补贴”，更谈不上对工矿企业的“收括”。对私营企业也是如此，如对民生公司、重庆电力公司、华西实业公司等都大量发放贷款（丁日初等：《抗日战争时期的国家资本》，《民国档案》１98６年第４期。)。再以资源委员会来说，虽成立于抗战前，而实际在“九•一八”后为国防作准备而成立的，最初称“国防设计委员会”，为私人资本无力发展的重工业作了贡献。应该说抗战前是中国经济发展最好的时间之一，如果那种经济发展的势头能持续10年，那么中国和日本的差距必然会缩小。就算延迟 3年，到1840年，中日差距也会减少很多。

　　2、军事上：中国陆军有步兵182个师、46个独立旅、9个骑兵师、6个独立骑兵旅、4个炮兵旅、20个独立炮兵团以及其他少量特种兵。总计200万人。其中蒋介石中央政府直辖的只有70个师（所谓中央军）。这70个师中，有40个接受过德国人训练，装备较好。1936年开始整编陆军，到七七事变仅完成20个师整编，但装备没有完全到位，达不到编制数。其他各师实力仅为编制数的50％-70％。军需补给。人员补充能力和日军有较大差距，征兵制刚刚在部分地区实行。所以，逼蒋抗日，就是叫还未准备好的中国去和早已准备好的日本去仓促应战。这样的战争不输才怪。

　　四、 可怕的而幸好没发生的结果

　　共产党一直说论持久战，认为中国必定可以战胜日本。但日本在抗战中一共才伤亡300万军队，其中100万关东军是被苏联消灭的，100万海陆空军是被美国人消灭的。被中国消灭的部队只有100万，其中很多是在盟军支援下消灭的。但这100万军队，也就是1/3的军队，就攻占了大半个中国，把我们的政府压缩在西南的大山中。如果那时候没有美国人，日本从缅甸进攻的话，重庆的沦陷也是早晚的事情。

　　但共产党却认为，沦陷不要紧，因为我们沦陷的是城市，农村和山区还掌握在我们手中，所以我们实际上控制了大半个中国。而且继续宣扬战争的决定因素在于人而不是武器。如果日本那时候真的打下重庆，中国也就失去了抗战的核心和领导人，各地武装必定各自为政。那时候日本进行伪化是很简单的。就算不伪化，也可以以华制华。

　　不要说战争的因素在于人而不在于武器。共产党建国后这个错误理论一直持续到80年代。到了80年代以后我们才开始用科技化建设军队。如果那时候日本真的打下重庆，那么剩下的地方武装怎么和小日本斗。小日本完全可以集中优势兵力个个击破，如果兵力不够还可以用伪军。至于个个击破，那是很容易的。完全可以集中3 倍的兵力，再加上空中支援。共产党其实打的仗基本是靠偷袭，完全没有进行过正面交战，那是因为日本在华北的兵力那时候还不足。如果从关东或者从还上抽调部分兵力，完全可以围歼共产党。只是日本对形势判断错误，不小心去招惹了美国。要灭掉中国应该还是可能的。近代以后，决定战争胜负的因素主要在于武器和背后的实力，而不是人。游击战最多只能存在于少量地区，不可能蔓延在全国。所以中国在抗日中完全有被日本政府的可能。这就是最可怕的却没有发生的后果，也只能算是中国的幸运了。但西安事变引发的侵华战争的提前爆发，却不能不说很可能存在着这样的危险。如果说卖国，张学良最多是无知，共产党才是真正的卖国。他们为了保存自己，不顾民族安危，错误的把战争给提前。

　　所以说张学良是千古罪人一点也不过分。很希望历史还蒋公一个清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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