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到市里学习，和熟人喝酒，多喝几盅，喝出事来了。一个劲儿呕吐，有几口还有血丝。到医院检查，医生说食道呛破了。我住了院。我想住十几天，把肠胃老毛病治治。 矿里知道我住院了，两天里有十几人到医院看我。都带了东西。企业头头，有职务有权的，生病住院，或其亲属住院，职工纷纷带礼品到医院看望，成为习惯。到医院看望的人的多少，礼品价值多少，同他职务权利大小成正比。看望，友情成分少，主要是买好、奉迎、交易。也有人是迫不得已到医院看望的。为关系。食品，能吃多些?一步步的兴送钱了。社会时兴这样。象样的官住院，官的亲属住院，是金钱滚滚进腰包。西山矿惯例，矿头头住院，二十几个科室工区都买东西到医院看望，这是集体的；另外职工个人纷纷上医院看望。病房一时门庭若市，熙熙攘攘。我不希望我住的病房出现这热流。收人礼物我心不安。对人际关系，我有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合理利己主义思想。人与人间，平等、真诚、和谐，纯净，让我感到社会的温馨，生活的幸福，使我精神愉悦，爱人，爱生活。金钱势利会在我心里布下阴影。我重精神轻物质。你送礼给我，我不一定快乐，你向我显现出人性的高洁，我一定快乐。我知道我这心理是理想主义，背离现实。现实是重利轻义，见利忘义，逐利弃义，忘恩负义。我还是把人往好上想，憧憬人际和谐，寻觅真情。我也知道我有自欺倾向。我宁愿自欺也想把人看好些。自我感觉良好，心能常沐春风。现在，我就觉得在矿里，和大家关系很和谐。我不愿因我住院搅起物质势利的浊流，破坏我内心愉悦的和谐感。 我打电话给矿办公室，派小车接我回矿。下午，我回到矿里，各处走走，同人说说话，到几个科室坐坐，说我已出院，明天还要到市里学习。我对妻子说,我回来一趟是让人知道我已出院，不再到医院看我；她说就是的，我也怕别人花钱，见人不好意思，欠人情。我搭公交车回医院。矿里没人到医院看我了。 回矿，矿里开职工大会，矿长叫我讲讲增产节约加强成本管理，我推辞不掉，只有上台讲。 我不想讲话。我很少在全矿会议上讲话。能推脱不讲的就不讲了，非讲不行的就少讲。农民好说，撅嘴骡子卖驴价钱，毁在嘴上了；这是世世代代老百姓对社会人生的总结。祸从嘴出，一是触犯时忌，招来官府问罪，二是说话多了，显出能来，周围人嫉恨你。触犯时忌可不必担心，文革结束，说话自由多了，不再以言定罪；对遭人嫉，是不能掉以轻心的。当个头头，你往讲台一坐，讲官话，套话，空话，大话，云山雾海不着边际地侃，讲得台下众人盔歪甲斜打哈欠流眼泪；你讲就是了，没谁嫉你。我却讲不出这样的话。我要么不讲，讲，就讲真话，讲紧扣职工心弦的话，讲出我自己的个性。这就不行了。基层单位多是武大郎开店，开店的武大郎，都把自己的声音当做单位的主流话语，有个性的语言，会冲撞武大郎的权威。 我讲了四十分钟。全场职工，没谁交头接耳，没谁走动，没谁睡觉，都支耳朵听。几次发出笑声。散会后，供销科副科长到我办公室说：“陆矿长，你讲话时下边恁静的？掉根针都能听到。我进矿恁些年，没见过哪个矿长讲话下面恁静的。”我笑道是吧，心里颇得意。只得意片刻，我就不得意了，心发憷。 我忘不了何华夫的话：你干出成绩不如不干出成绩对你有好处。他深谙小官场的混事之道，深知我屡遭坎坷因为什么，酒后吐真言，说了句实话。我哪里想做出成绩呢？我不过凭良心凭责任感工作罢了。我管矿上这一摊子，职工纷纷说好。四下阜宁追回1200吨煤炭，更是轰动全矿。集团公司领导也有说好的。跟我走近的人说：阜宁煤炭案子，你下那么大劲干啥？煤是矿长签合同卖出去的，与你没责任，追不回来也不是你的责任；放到别人，心里道道多的，能追回来也不追回来，让他栽一傢伙。我说哪能呢。我倾心工作，从不泛损坏同事的心思。现在，我在职工中威信高，显出有成绩。我内心不安，还是那句老话忘不掉：威震其主，岂能久乎？ 多年后，我读《潜规则·中国历史中的真实游戏》写中国的官场：“在仔细揣摩了一些历史人物和事件之后，我发现支配这个集团行为的东西，经常与他们宣称遵循的那些原则相去甚远。例如仁义道德，忠君爱民，清正廉明等等。真正支配这个集团行为的东西，在更大的程度上是非常现实的利害计算。这种利害计算的结果和趋利避害的抉择，这种结果和抉择的反复出现和长期稳定性，分明构成了一套潜在的规矩，形成了许多本集团内部和各集团之间在打交道的时候长期遵循的潜规则。这是一些未必成文却很有约束力的规矩。我找不到合适的名词，姑且称之为潜规则。”现在，我虽然对官场潜规则还没有系统的认识，但已意识到企业官场是有一套放不到桌面却都在实际奉行的暗规则，对这套暗规则的领悟和奉行能力，即是混官场的能力。对暗规则心领神会，施行手法纯熟的，便是成熟、老练、能力强，在官场春风得意；不奉行暗规则，甚至破坏暗规则，就是官场的异类，会被官场淘汰的。 比如，法律法规，主流宣传话语，都说经济腐败是邪恶的，肮脏的，应受社会厌恶、唾弃，反腐败是正义的，是英雄行为，应受社会赞扬、钦佩；社会实际却远不是这样。搞经济腐败的，往往在社会上吃得开打得响，呼风唤雨，推涛作浪，活动能量大，是社会成功人士，风光得很；公开反腐败的，往往成众矢之的，生存艰难，受到许多人唾弃。过街老鼠不是搞腐败的，而是反腐败的。 一些年来，国有企业的潜规则是，企业权力日益私人化。伴随权力私人化而来的，是企业财产的私人化：把握权力的头头,用各种明的暗的手法，攫取企业财产，让自己先富起来。这成了一种趋势。在这种趋势里，为权力和财产私人化效力，当帮手，绝不会给头头带来危险，有“老好人”的名声，是最走红的；能力低下，道德败坏，甚至有经济犯罪前科，也易被头头容纳；惟独对“经济异己分子”，认为他好瞅经济漏洞，抓人经济问题，头头就视之如狼，如虎，是定时炸弹。 我知道，在天能集团和西山煤矿一些人心里，我是“经济异己分子”。是我当胡庄煤矿工作组长的经历使他们对我有这印象的。 1983年，天能集团公司党委书记是邢书记。当时企业实行党委领导下的经理负责制，他是集团一把手。他器重我。 文化大革命前，他任丰县某公社党委书记，不到三十岁。文革中，挨批斗，靠边站。七四年重新工作，到索村煤矿，先是工作组组长，后为矿一把手。他不苟言笑，廉洁严正，光明磊落，自从认识他，包括后来，我未在他身上见到过庸俗。社会宣传人崇高，书写人崇高，文革初期我相信崇高，之后我怀疑了。我看到许多人被说是崇高的，实际是假的。马脚让麒麟皮包裹着。见到邢书记，我感到崇高的人还是有的，只是极少极少，不反复经事实证明，千万别相信谁是崇高的。崇高是一种精神状态：追求自我完善，情趣节操向往高洁，鄙弃庸俗，不与宵小为伍，在汹涌的利欲大潮里，在劫难中，不坠入世俗，保持人的良知、理性和尊严。社会太缺少崇高了。邢书记身上有崇高的精神之光。 邢书记常下井，钻巷道煤洞，倚煤邦踡在那儿同矿工拉呱。他喜下棋，因忙不常下，抽空，到工区干部宿舍，坐床沿同工区干部杀几盘。他处事公道，理解人，关心人，同情弱者。他外表严肃，心肠热，职工说他外冷内热。他喜看电影。当时矿里没电视，没放映电影的厅堂，每星期，放一回露天电影。太阳刚落时，球场篮球架上挂起银幕，幕前偎了许多小孩，放板凳护位置。这时，他，伍姐（邢书记的妻子老伍，南京人，做矿劳资工作，我们喊她伍姐），带儿子搬椅子坐到球场上。他带着报纸。身边小孩吵嚷，他不介意，埋头看报纸。职工都在天黑时，电影放映前十几分钟，才涌到球场。除了邢书记，伍姐，场上几乎没有大人。情景蛮有趣的。别的矿领导，很少有看电影的。看邢书记坐在小孩堆里，矿工直笑。邢书记看电影触动感情了，也流过泪。许多职工当笑话说，邢书记看电影还流泪哩。 多年后，我想到邢书记坐球场等看电影，身旁小孩叫嚷，想象他看电影流泪，我心里就充满温馨。我就想到赤子之心。中国人世代受《三国演义》《水浒传》熏陶，“三国气”“水浒气”是很重的，崇尚狡猾欺诈量小非君子无毒不丈夫，视善良是软弱，童真是颟顸可笑。中国是个官本位社会，一个个当官的好摆架子，做梦也想把官架子摆大摆足。邢书记，二十几岁就是公社书记，七几年复官当煤矿党委书记，当时，在矿工眼里算是不小的官；而他，竟同叽叽喳喳的小孩呆在一起等看电影，自己怡然自得其乐。这是他天性善良浑厚的自然显现。官场，最缺乏的是人的真纯、善良、美好的人性。他的心未被官场玷污。 矿部，邢书记有一间办公室，可他不在这间办公室办公，而在对门的会议室里办公。这些房屋是五八年大跃进盖的。会议室是两间屋中架道梁，会议桌是几张方桌拼接一起，桌面蒙块紫布，桌周围放条椅。会议室门朝北，他坐在东南角办公。夏天，有时，他坐条椅坐累了，就光脚蹲到条椅上。办公条件简易，矿生产经营一步步好起来。十几年后，我看到一个个企业债台高筑行将倒闭，职工纷纷失业，上班也拿不上工资，而这些企业的厂长经理，办公室豪华艳丽，老板桌亮光照人，桌上放花瓶、工艺美术雕刻品、电话机、大哥大、电脑，神态傲然，夸夸其谈，我就想到坐在会议室一角条椅上办公的邢书记。恍如隔世。 我是读中国古书长大的。我知道不少圣主明君忠臣义士贤人君子的故事。帝尧禅让，姜尚垂钓谓水，周公吐哺，穷百里饲牛拜相，管仲相齐，孟尝君平原君信陵君春申君礼贤下士，冯谖弹铗，三顾茅庐，王猛扪虱谈天下事，等等。古书熏陶，我对人身居重位有权有势应怎样，贫贱不得志应怎样，有了自己的理想标准。官高位重应谦虚，礼贤下士，公正，廉洁，有风范；贫贱不失志，有气节，自强自立，不趋炎附势巴结权贵，若遇到赏识重用自己的好官，要感恩图报，为公事鞠躬尽瘁。当官做好官，不当官做好人。我想进步，想当官，自认有能力当好官，但我不愿奉迎求之。上头不用我，我就走自己的路。自强自立是我做人的底线，不乞求任何人。邢书记当矿书记，我很少往他脸前跑。我想，做好工作，就是对领导忠诚；做领导的，若不看工作，只喜欢勤往他脸前跑的人，说明这领导不咋的，你更不应往他脸前跑。拍马溜须是小人。我坦呈给领导的，是我的工作，品质，能力，而不是小殷勤，庸俗的东西。我不讨好邢书记，还当面给他摆过意见。 邢书记的人格，精神风貌，震动我心灵，把文革劫难给我的心理阴影驱走许多。邢书记的不言之教，也给了我一个审视官场的角度，不让我沉沦到企业小官场的鄙俗里。我多年工作的精神动力，有许多是邢书记给的。我累乏，厌倦工作，尤其被庸俗人事搅得头昏脑涨，想到邢书记，就像跋涉沙漠精疲力尽饥渴难耐遇到绿洲、泉水，休憩一番，又涌出生活的激情，工作的激情。 不少当官的讲话我听过。有官大的，有官小的，有官不大不小的，老实说他们讲话我听热的很少。绝大多数当官的大会讲话是念稿子，稿子是固定的套话组合，抄报纸。念稿子流利是口才好的，有的念不成句，磕磕绊绊，像系了绊腿的老牛在农历八月的坷拉地里走，听时心真纠得慌。有时，一句话分两页稿纸，他，句子念半截停下了，手沾唾沫捻一会翻过一页稿纸，眼凑近下页，才把下半截句子念完。你在台下看了，心真腻味，仿佛见谁咬口馍吐手上，又掩嘴里，嚼半天才咽下。七几年，七几年前，当官的笨嘴拙舌是时尚，群众一见嘴笨的干部，大都肃然起敬：工农干部！老革命！阶级觉悟高！阶级立场坚定！对能说会讲的，往往心里生疑，认为他不是贫下中农、工人阶级出身。社会评价一个干部能说会讲，往往不是褒义，潜台词是：华而不实，政治上不可靠。世风如此。然而我一直是看重口才的。我第一次听邢书记在大会上讲话，就佩服他讲话。 全矿职工大会，都是在那破旧大屋里开的。职工把那破旧大屋叫做老会堂。老会堂里外你看一遍，你会想到穷山村八十老媪皱巴巴的脸，没呀的干瘪的嘴。屋笆烂了，多处漏天，不时有灰土洒下来。窗户早没有了，留下一个个窗洞，窗洞冬天用砖堵起，夏天去掉砖，恢复为洞。泥地高低不平，栽一排排柳木桩，桩上钉长木板，算是板凳。老会堂还有舞台，木板铺的舞台地板已朽毁，人走上面不小心脚能陷下去。文化大革命刚结束，职工还不是后来那样胆小慎微，逆来顺受，造反意识强，平等观念重，稍受社会事态影响，或井上井下发生什么事，顿时人心汹汹，议论纷纷，思想大波动。这时候，邢书记便召开职工大会，针对波动原由讲一番话。很有效，职工听邢书记讲罢心平静了，波动平息了。我一回回看到邢书记在这破大屋里讲话所产生的力量。 每回开会，舞台上放一桌一椅。也没会议主持人。后来我们见惯的开会模式：先是主持人讲话，宣布会议开始，说会议主旨，“请某书记（或某矿长，或某经理，或……）讲话，大家鼓掌欢迎！”——这些模式当时统统没有。邢书记上舞台，朝椅子上一坐，手按桌面讲起来。他声音在屋内回荡。麦克风时好时歹，传声时他声音回荡，不传声时他声音依然回荡。麦克风不传声，播音员忙摆弄传声器，有时急得满头大汗也摆弄不好，邢书记摆手叫他别忙活了。他干脆不用麦克风。不用麦克风后边人也听得清清楚楚。邢书记清瘦。说不清什么原故，我以往总认为瘦人嗓门小，声音尖细，胖人嗓门大，声音粗大；听邢书记讲话，我纠正了自己的认识偏差。他声音浑厚，洪亮，有高有低，高时昂扬，低时厚实，嗡嗡洒洒的，直达人心深处。他声音从心田发出，经喉咙抵达上颌，上颌给弹压，带些许鼻音；声音威严，有一股正气荡扬。言为心声，一个社会阅历丰富的人，不认识邢书记，不见邢书记，光听他讲话的声音，就会想这人必定心地淳厚，正气凛然。他语言规范，无口头语无杂质，把他讲的话直录成文，顿号、逗号、分号、句号、感叹号、问号、破折号，都会用上的。他秘书出身，笔杆子硬，他讲话显现出他厚实的文字功底。他的话道德力量强。道德力量来自于他的真诚，实实在在，紧扣职工关心的问题，同职工心息相通，极少套话，没有假话，更没有油、滑、空、嬉那种后来很流行的痞气。他讲话条理分明，逻辑性强，讲一两个钟头不重复，无赘语。他讲话没讲稿。开会前半小时，他在一张合页纸上，或在报纸空白处，写讲话提纲，列细目。纲，目，字很少，往往一纲一目只几个字，一两句话。他字清秀，有风骨，但很小，字又写得挤，讲两小时话的纲目，只占小半页合页纸，在报纸空白处的篇幅不过一张扑克牌大。讲话中，隔一会他看一眼提纲。他讲话时目光炯炯，不时扫视全场，台下职工，一个个觉得书记的目光直射进自己心里。他讲话滔滔不绝，如河流，山泉，溪水：时而水流湍急，波涛翻滚；时而飞珠溅玉，流光溢彩；时而平平静静，潺潺流淌。台下静无声息。 说人五官一两个部位，能代表人性格。鼻子，嘴巴，颧骨，眉毛，额头。说最能代表人性格的是眼睛，眼睛是人心灵的窗口。证之邢书记，我信之矣。他脸清瘦，别的部位一般，只有他的眼睛，特别俊美、明亮，有神采。他眼睛多是严肃的，有时是忧郁的，有时是柔和的，有时是欢快的，有时是犀利的；底色都是睿智。我没在他的眼睛里见到过琐屑、嬉戏、恶毒、那种愚妄的傲慢。你同他说话，他垂下眼帘，或侧脸看墙，看窗外，突然，他看你一眼，目光如光束穿透你前胸，直达你心里。 邢书记，许多解放前解放初期参加工作的干部，从小受传统道德训教，后受党的优良作风熏陶，形成了牢固的道德价值观。他们物质欲望低，从不做个人发财梦，清廉，律己严。他们组织观念强，执行上级文件政策彻底，内心真诚地为国家为老百姓办事。辛勤工作，不舍昼夜。文化革命前，他们是国家机器上的一颗颗螺丝钉，思想被社会主流思想规定，不越雷池半步。文革前的政治风暴冲击他们，文化大革命冲击他们，他们痛苦，反思，怀疑起即定的东西，逐步有了个人独立意识。文革后，他们振奋精神，努力工作，投入改革开放，真诚地希望民富国强。市场经济里涌现出的一些貌似新生的东西让他们困惑莫解，他们不愿追风赶时髦，便新潮由它去，洁身自好，固守自己的道德价值观。新潮的弄潮儿，说他们落后了，跟不上时代车轮时代潮流了，从心里鄙视他们。 这些年，我看到，在企业小官场里，衡量人进步的标准，不是心灵，不是道德，而是许多外在的东西。趋炎附势，圆活奸滑，巧言令色，投机钻营，成为衡量人有没有能力、能不能重用的根本尺度，不够这尺度的，小官场是不用的，偶尔用了也不重用，要排挤的。人的道德，心灵，成了小官场和小官场幸运儿讥笑、嗤之以鼻的东西。 看到这些，我更想到邢书记这样的人。他们固守社会道德价值固守人的心灵，是可贵的，是社会脊梁。 耶酥看他的门徒是社会上优秀的人。《马太福音·登山训众》，耶酥对门徒说：“你们是世上的盐。盐若失了味，怎能叫它再咸呢？以后无用，不过丢在外面，被人践踏了。你们是世上的光。城造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人点灯，不放在斗底下，是放在灯台上，就照亮一家的人。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 八三年，我当天能集团公司党委工作组组长，到胡庄煤矿主持工作（原来主持工作的副书记调走），清查经济问题，我相信是邢书记推荐和力主的。工作组有三人组成，另两人，一个是集团公司经济案件办公室的，一个是矿区公安分局的。同时，集团公司党委报请徐州市委组织部任命我为胡庄煤矿党委副书记、矿长。工作组清查经济问题，得罪了一些人。有人到市委组织部诬告我是文革“三种人”。组织部未批准我任职。我主持矿工作几个月了，不能任职，我感到尴尬，我想邢书记也很为难。我想我有责任排解邢书记的难处。我准备推荐何华夫到胡庄矿任职，主持工作。 何华夫是我老同学，我和他的关系，不是几句话能说清的。 六七年冬天，商校红卫兵狂热劲头过去了，不再热运动，纷纷回家，隔些天到学校看看。学校学生很少。我和何华夫在学校里。我闲遛到他宿舍，见他床头墙上贴一段“鲁迅语录”：“要敢于笑怒骂，要善于笑怒骂，又要能控制笑怒骂。敢能生威，善能取信，控可服众。若狂笑滥怒疯骂，是自毁于众。”是他用毛笔写在白纸上的。我一看笑了。这不是鲁迅语录，是我学鲁迅风格写的，随手写在哪儿，被他误当做是鲁迅语录了。宿舍里只有我和他两人。我手指墙笑着说： 他听了一楞，顿时脸色大变，猛跨一步一把撕下那纸，揉成一团又撕碎，恨声道： “哪是你写的？！哪是你写的？！你还不知在哪儿抄的！” 商校学生四十多人分配到丰县布厂当工人。布厂是新建的，同时进厂的还有一批退伍军人。这时，退伍军人香，是解放军这所毛泽东思想大学校里出来的革命动力；学生臭，是要接受贫下中农工人阶级再教育的对象。退伍军人是本地人，学生多是外乡户。退伍军人和学生混合编成班排连，退伍军人当班排长，成厂管理骨干，学生是工人，受管理。退伍军人文化低，管理能力低，但自觉比学生革命，有很强的政治优越感。学生造了几年反，自由散漫惯了，乍受约束，不习惯，清高，瞧不起自傲的退伍军人。就群体说，学生和退伍军人互相产生抵触情绪。厂领导自然同退伍军人站在一起，不喜欢学生。我已厌弃斗争，想过安稳生活，想平平静静劳动。我的班长对我很好，一心想和我交朋友。班长是县城人，直爽，啥事说当面，说话粗声大气，说话时眼睛睁得老大有些结巴，没拐弯抹角心眼。班长同排长关系好，排长对我也很好。这样，我和退伍军人关系好些。突然，一些学生朝我翻白眼，冷言冷语，说我一心靠当兵的，想当官，往上爬，是学生的叛徒。不少学生不理睬我。有时，几个学生拉呱，我到跟前，都不吱声了。我细观察，看到孤立我的风是何华夫刮起的。只能是他刮起的。刚进商校时，我和学生会主席好些，与我同班同组的何华夫就在学生中刮风孤立我。他好这样。他当面不说谁，嘻嘻哈哈的，若瞅到哪个学生生理、衣着、言语行动有异于大家，尤其是谁跟领导接触多，男的女的接触多，他就在背地叽叽咕咕，很快刮起嘲讽这学生的风。他有个三四个人组成的小圈子，他先在这小圈子里奚落某人，之后是几张嘴到处奚落，所谓三人成虎，几张嘴煽情惑众的力量是不小的。他们奚落谁不郑重其事不带明显的恶意，而是笑嘻嘻的，仿佛不经意说出，这样更容易被众人接受。我恋群情结重，看重同学感情，受到孤立很苦恼。我不敢再同班长交往，有意疏远班长。班长问我“咋啦？弟们！”我没同他说啥。他永远不知道我为啥疏远他。经何华夫和另几个学生煽动，学生同厂领导、退伍军人抵触情绪更大，厂里也加大给学生的压力，双方一时势不两立。学生集体抗议厂领导，到县里告状。县里是一派掌权，对另一派正实行全面专政，把学生行动看做是阶级斗争新动向，是破坏红色新政权领导下的大好政治局面，便设法整学生。分而治之。以支援小煤矿建设名义调20人到煤矿。之后，在丰县布厂，在索村煤矿，办学生学习班，整学生，拘捕学生。 调到索村煤矿的学生同煤矿掌权派斗争胜利后，何华夫是先我到索村煤矿机关当考勤员的。给工区区长以上干部和机关人员下井考勤，做工资帐下井费，领发工资粮票饭菜票。他脾气好，对人热情，嘻嘻哈哈的，谁也不得罪，心细，勤快，得到大家好评。徐州人说老好人“面”，是“老面”，大家都说他是“老面”。他个头不高，五官大众化，走路快，步碎，有时一手划墙，歪头哼小曲，随和，办事妥贴。一开会，甭说开大会了，开十人八人的小会，叫他正式发言，未发言脸就涨红，不敢抬头看谁，结结巴巴的，说了几句就淌汗，忙掏手帕擦脖梗的汗。到领导面前他说话更难：面红耳赤，手脚不知放哪儿好，嗫嚅半天说不出几句联贯的话。 邢书记入主索村矿，何华夫还是考勤员。我当了矿团委书记。一天，何华夫通知工区副区长以上干部到矿部开会，我想我得参加会议听听，好配合矿上做青年工作。我参加了会议。何华夫没进会场。机关惯例是，科室办事员不参加矿中层以上干部会议。似乎是级别不够。散会后，我碰到何华夫，他一脸怒气劈头盖脸质问我： 又是几天不理我。到他离开索村矿，我再也没敢参加矿中层干部会议。 那年夏天，大雨后矿南河里波流滚滚。傍晚，河边人生嘈杂，围了不少人。我跑过去。是矿边村里一胖娘们，同相好的 ，在河边吵闹，之后一起跳河了。矿里几人跳河捞人，里边一人同我交好，招呼我下去，我也跳进激流里。游一阵子没捞到人。我穿裤头浑身湿漉漉地提衣裳回矿部，何华夫迎头撇嘴嘲弄我： 晚上我写了篇日记，题目是“鸭子”。阴沟，粪坑，垃圾堆，它伸着扁嘴，这“嗝拉”一阵子，那“嗝拉”一阵子。有的人像鸭子，不知净洁，只对肮脏感兴趣，心里没有崇高的东西。这篇日记是冲何华夫写的。平时，他好探幽发微找人缺陷，没有真诚地赞美过谁，你看那是好事，他总能说出不好来。背地败坏人，是他生活的重要内容。 我有些怕何华夫，像《套中人》里全城人怕别里科夫那样。我觉得他那双不大的眼睛时时盯着我，有时夜半醒来，直觉得那双眼睛正在墙旮旯。我尽量小心谨慎，说话声音要小，口气别大，要木纳，千万别滔滔不绝，走路别昂头挺胸，穿衣服要旧，可别穿新潮时装，在公众场合身子往后缩，头往衣服里缩，别露尖，别逞能，实在不得已不讲话不行，要先扭捏一番，做出怕人不敢讲不愿讲不会讲的样子，尽量少到领导跟前去，少同领导说话。老实说，邢书记在矿上时我不上他家去，邢书记到集团公司我不上他办公室去，很大成分是怕去了让何华夫知道。你想想，哪一点注意不到被他瞅上了，他添油加醋背地向众人讲，嘻嘻哈哈嘲弄，奚落，成众人笑料，那滋味是很不好受的。 索村煤矿政工书记喜欢何华夫，他调到天能集团任组织科长后，调何华夫到组织科当办事员，做公司的共青团工作。 既然我和何华夫有芥蒂，我为什么要推荐他到胡庄矿任职？ 何华夫调集团公司机关几年，有时，我到公司办事，他见到了，招呼，握手，亲热得很。他的亲热劲，有一种不张扬的纯朴的温柔，叫你不愿想象他心地有哪些不好。中午，真心留我吃饭。这时吃饭，还不是后来能安排酒席公款招待，是到食堂买两个菜，拎一瓶酒，很显出老同学的味。我这人，记吃不记打，人给我好处，我永远不忘，人坏我，一般的，我不长记着。远亲近脏，看何华夫热拍拍的，我怀疑起我以前对他的看法。慢慢的，我对他的芥蒂消解多了。 我内心一直追求人际关系和谐。看古书写的豪杰，相逢一笑泯恩仇，几句话，就冰释前嫌，抛掉结的很深的仇怨；这才叫男儿气概。人，最委琐的是狗肚鸡肠。说狗肚鸡肠是老话，没科学依据，鸡狗才不记仇哩。 我思想一直受小节大节论、支流主流论支配。这两论是社会主流思想方法论，已支配许许多多人许多年。两论的主要论点是，人有小节大节，支流主流，一个人的本质，是由大节、主流决定的，大节、主流好，这人就好，大节、主流坏，这人就坏。不要计较人的小节、支流。不这样看人思想方法就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就有问题，头脑不清楚。多年后，长期观察人，琢磨世事，我不再相信这两论了。从灵魂说，言为心声，行为由思想指导，从血管里流出的是血，从水管里流出的是水，人的一言一行都是心灵外现，怎能区分出小节大节支流主流？举具体的事例说。玩弄女性，社会普遍认为对大干部说是生活小节，是支流里的支流，是小菜一碟。有一回洗澡，我听几个老头拉乱搞女人，说：大干部不算事，小干部调单位，老百姓是违法犯罪。衡量人道德，规定人行为的规范，一个社会应该有不同的标准吗？同样一件事，为什么当官的做了，是小节，没责任，老百姓做了就是大节，该追究责任？按两论，国家法律法规如何施行？两论，出自于狭隘的阶级阶层功利主义，漠视人灵魂，是道德机会主义，把人当做机械分割，内容虚伪，只能给社会政治道德造成灾难。然而在我当工作组长时，我对两论深信不疑，把其奉为圭臬。 我们从六五年同学，一个班级一个小组；文革里是一派的；一起请愿要求分配，一块儿到丰县布厂，先后到索村矿，一起受压一起斗争，胜利后先后当干部。二十年风风雨雨，共同经受风吹雨打。按现行理论，不论怎么分析，都得说我和他本质是一致的，大方向是一致的，是一棵藤上的瓜。相信他，看他是自己人，是天经地义的。 经过文化大革命，经历过两派斗争的人，十有九个形成一种派别思维习惯。我就有派别思维习惯。看人看事，先看是不是自己一伙的。是一伙的，拉扯，依恋，往一起靠，不是一伙的，疑忌，排斥，推一边去。我觉得何华夫，不论从哪个角度说，都是我一伙的。胡庄矿一把手位置，我占据不了，也得让自己一伙的占据，不能让不是自己一伙的占去了。 进步，同当官，在社会上是同义语。何华夫是迫切想进步的，也就是迫切想当官的。在索村煤矿，当办事员，没当上官，到公司机关几年，做公司共青团工作，但没职务。正常提拔，只能提半级，像何华夫，提拔当副科长，以后再提拔当科长，不会一步提到正科级的。我推荐他当胡庄矿一把手，副书记、矿长，是正科级，一步跨两个台阶。这忙帮的够大的。按人之常情，他应感谢我。感谢，对我心存的芥蒂还不化解吗？何况，以往，我们间只有“冲”没有“突”：几次是他冲击我，我没回击，没一句恶言向他，从来没争吵过。他心里不可能有怨恨我的坚冰，有一点芥蒂，是好化解的。 先征求他意见，他同意我推荐他。我向邢书记说了，邢书记问你两个能配合好工作？我说是老同学，能配合好。半个月后，市委组织部下文件，任命他为胡庄煤矿党委副书记、矿长。邢书记和公司政工书记（原索村煤矿的政工书记，已由公司组织科长升任副书记，分管政工）送何华夫上任。矿中层以上干部开会，政工书记宣读组织部文件；对我，邢书记宣布，作为工作组长参与矿党委领导，工作组继续搞清查整顿。 召开矿职工大会。何华夫同职工见面，讲话。我主持会议，也讲了话。我讲话中介绍何华夫，说我们是老同学，赞扬他正派，能力强，绵里藏针，柔中有刚。散会，我们一起出会场回办公室，他说： 他满脸含霜，我吃一惊。我已主持矿工作几个月，他来了，例行公事我也得介绍他，算是工作交接，对职工有个交待。老同学的关系是瞒不了人的。是老同学，我对他情况不置一辞能合乎情理？显示我同他关系好，也是显示工作组和矿党委是一家，便于工作接续，开展，他为何有反感？我与人交往，先是热心相向，不往孬处想，有些马大哈，倘若一发现苗头不对，我又很敏感，会联想许多许多。我想到我那篇日记“鸭子”，他难道还是“鸭子”？像农民说的，从小不成驴，大了还是驴驹子货？我想到某本书写某国某城有个丑女出租公司，业务兴隆。相貌平常的太太小姐外出，总租个丑女相伴，有丑女衬托，她们就显得靓丽了。这是说事物的美丑无绝对标准，在于比较，相得益彰。我疏忽了。没想到我和何华夫一起在大会上讲话，会形成大反差。何华夫强项不少，讲话是他弱项；我弱项不少，讲话是我强项。他一上台就脸红，念稿子脸更红，怯声怯气，手不离擦汗的手帕。我呢，讲话不大用稿子。话条理，流利，还颇有声色。这就形成反差。现在，他是胡庄矿主，我是从属。中国大小官场，历来是主从分明，处处以主为主，讲究“三陪衬”，“三突出”，从只能陪衬主，不能强于主。会混官场的都在上司脸前显得颟顸无能。我警醒了，心里说，以后矿里开大会，开干部会，我尽量不参加，参加了也不讲话。一个单位只能有一个声音，胡庄矿只能突出何华夫的声音。 “你是不是想让我在你前边，你在后边——”他前后摆动两手，做出操纵的架势。 我默然。他的话，手势，表明他认为，我是想操纵他，把他当做傀儡，木偶。说明在他心里，我和他，不可能有纯正的关系。只要不是白痴，有自尊心，谁都不甘心做傀儡，让人操纵，而要与同让他当傀儡的人斗争。看来，他是要和我斗争的。我背脊发寒。开矿党委会，何华夫主持会议。讨论正常工作，我发言，是一般发表意见，不触及任何矛盾。我语言刚落，生产副矿长断然反对我意见，声色俱厉，有一种毫不掩饰的厌恶。我愕然。这不是意见分歧，争论，而是公开发难。他的神态是说：你别说话了！这里没有你的发言权！我明白了我的处境。 从此我不再参加矿党委会。再开党委会，何华夫喊过我一两次，我说我不参加了，他顺水推舟就不再喊我。谁都知道，在单位，不让你参加领导班子会议，你就是被领导班子摒弃了，你在小官场里就什么也不是了。 生产副矿长当副矿长不到一个月，是何华夫任职十几天前由矿生产科长提拔当副矿长的。他是我近老乡，两家相距三四里路。我到胡庄矿，前任班子已报请提拔他当副矿长，公司呈文在市委组织部，待考察批准。这情况职工都知道。近老乡告诉我，他现在心里天天敲小鼓，别的不怕，就怕生第四个孩子的事给捅到市委组织部。他已有仨女孩，又偷偷生个儿子，不到一岁。市里若知道他生四胎，他不仅当不上副矿长，连生产科长也当不成了，还得受处罚。计划生育政策是“七九三八0二”，八三年了还生四胎，问题是严重的。我问公司知道不，近老乡说公司组织科知道，政工书记也知道，有人到公司告过他生四胎。我说别声张。 我是有老乡观念的，是有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具体处置讲究实际的思维的。他三十好几，从农协工干起，好不容易熬到要提副矿长，公司领导知道他生四胎还上报提拔他，我来主政，他好事毁了，我怎么向他向乡人交代？良心乡情促使我维护他。社会是复杂的。谁时时处处按上头规定做人做事不走样，谁就寸步难行，别说混好了，简直没法活。 职工消息很灵通。我不知道，几个近老乡找我说，后天，市委组织部来人考察他。这几人不喜欢他,咬牙说把他生四胎的事给抖出来。我做他们工作，说决不能给抖出来。 他们说：你来胡庄矿的时间短，不了解他，他这人不讲旧（情义），翻脸不忍人，转脸无恩，是个翻脸猴子。 他们说：他干多年财务科长，这两年才干生产科长的。是调走的X书记重点培养他，为提拔他才叫他干生产的。工作组查的几个人都同他关系好，有的还不是一般的关系。他内心对清查经济问题是不满的，你看他这几个月不声不响，那是没到时候。他当上副矿长，不可能买你的帐。他干多年财务，又干生产，他是有一把人的。矿里能成为你的劲敌的，只有他，没有别人。他不是甘心久居人下的人。 他们说：当断不断，反受其乱。曹操说，宁叫我负天下人，休叫天下人负我。心不狠办不了大事。 我坚持劝阻他们。我叹息说，平时同人相处，我是宁愿人负我，我不负人家。我也不想干啥大事，我是想，对人对事，多些真诚多些爱。他们叹道，我们是怕你好心对人，别人不好心对你。一位近老乡说：我得去跟他谈谈，谈明你做工作不让捅他生四胎的事，叫他知情，当了副矿长别翻脸不认人。我说可以，可以让他知道。 对他，我是观察的，也是考虑的。工作组进矿开展工作，他态度超然，只管生产，别的啥也不问。他处于提拔前的敏感期，谁也不得罪，对一切隐忍不发。清查经济问题，怎么说也是对前任矿头头地冲击，他是前任矿头头的红人，加上他以前是干财务的，他对清查工作不会满意的。可能是反对的。依公司党委安排，我要当矿一把手。当一把手，就得尽可能团结人，使全矿工作开展有个好的基础。清查工作要从属于全矿工作开展的大局。一旦我任职，我要尽快结束清查工作，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至于说许多经济问题得不到清查，有企业实际工作经验的人都明白，哪个企业都隐藏许多经济问题，真正得到清查的极少。水至清无鱼，人至察无徒，浑水里藏鱼只能由它去了。这是任何人的意志也不能改变的客观现实。 市委组织部两人到矿考察他，也找我了解他的表现。都说好。我安排办公室给他写了评语。他顺利升为副矿长。 官当上了，就陡然翻脸了。引起我反复思索的，他为什么这样？ 小官场最讲究人际关系。人际关系除了亲属，就是同学战友老乡故旧了。谁跟头头有关系，别人不知道深浅是不敢得罪的。都知道我和何华夫是老同学，这副矿长是公认的会算计，精明，他若摸不透何华夫讨厌我，他不会公开和我翻脸的。何华夫一定向他交了底。从又一角度说，何华夫知道他是我近老乡，也知道我做工作没捅他生四胎事，心眼儿极多的何华夫进矿十几天就向他交底，拉他做心腹排斥我，说明两人联手是有渊源的，是有奥妙的。渊源、奥妙在那里？ 我叹息人情、良心、道德、品格已被人弃之如破鞋，我固守这些竟很快得到报应。社会如赌场，小官场如赌场。说赌场无父子，确实是，赌场需要的是脸厚心黑诡计多端手腕毒辣。 这副矿长同何华夫一样，尔后在小官场里官运亨通，何华夫上一步就拉他上一步，由副矿长升到矿长，党委书记，后又到天能集团煤炭销售公司当经理，多年春风得意。何华夫对他好，感情基础是八四年联手对付了我。 何华夫对我说：“看你工作的路子，是走七五年邢书记领工作组进索村煤矿走的路子。” 何华夫摇摇头，说没什么。他神情很清楚，他不同意我的工作路子。 何华夫否定工作组工作是很明显的。抵制工作组的人一个个扬眉吐气，说解放了。支持工作组的骨干感受到压力，何华夫提到他们是嗤之以鼻。工作组工作难以进行。 如果，何华夫到胡庄矿，我们一起工作了几个月，有工作分歧，他不同意我的工作路子，这很正常。他是一把手，应该有自己独立的工作路子。现在是，他到胡庄矿，马上表明他和我分道扬镳的意图。这说明，他未到胡庄矿前，已确定排斥我。我真想问问他，既然这样，你为什么还要我推荐你，不到胡庄矿当官别的官就没有了吗？既然我热心对你，你可开诚布公向我说明，你到胡庄矿不会和我团结协调工作的，你不同意我的工作路子（因工作组的工作路子天能集团机关人人皆知，他在组织科，更是知道的），这样，我不推荐你，你另谋高就，我再想别的办法。大路朝天，各走一边，不很好吗？我觉得我们以往没怨仇，你没必要对我下这样的毒手。你用欺骗手法、小商贩的杀熟手段当上官，做感情和良心的贼，用背信弃义开始你的小官生涯，如果你还能扪心自问，你不内愧吗？如果你还有良知，你良心能安吗？我没有问他。不仅当时没有问他，以后多年也没问他。我默默忍受这一切。我知道世上许多事没必要当面说，也没必要争执，自己心里明白就是了。我心灵受到有生以来最大的伤害。 比方说吧：一场台风刮得许多人家破人亡，你也在台风中受伤了；天云来雾去，没有要下冷雨的样子，突然，天上掉块大冰雹，独独砸坏你的房屋，砸伤你；两相比较，哪次对你的心灵触动大？在战场上，硝烟滚滚，死伤许多人，你受伤了；和平时期，在你的家园，你同老相识亲亲热热叙旧，挽手搂脖子，老相识突然掏出匕首刺你肋部；两相比较，哪次对你的心灵伤害大？疮怕有名，病怕无名，你得了肺结核，花大气力治好了；你自我感觉身体好好的，突然得一种病，怎么查也查不出什么病，病缠得你东倒西歪的；两种病比较，你怕那种病？ 我深切体味了西方的一句名言：通向地狱的道路是由善良愿望铺成的。 公司政工书记一个女儿是胡庄矿财务会计，单住一间宿舍。一天，何华夫经过她宿舍，见门关着，随便从窗玻璃往里看，见她歪躺床上，身姿不对头。他敲玻璃喊她，没应声，他心想不好，摸砖头砸坏门玻璃，伸手拧开门锁进屋，见她已昏迷。她得了急病。他忙喊来救护车，送医院抢救，经抢救脱险。他救了政工书记女儿一命。他和政工书记的关系更密切了。 何华夫心是很细的，打一只苍蝇也端详半天。一贯对领导唯唯诺诺的他，怎敢明里否定工作组，不怕得罪邢书记呢？里边一定有更复杂的背景。我想我得尽快退出胡庄矿，回索村煤矿当科长去。我到公司向邢书记说：“何华夫到胡庄矿一个多月了，工作是不错的，我看工作组没存在的必要了，我还回索村煤矿吧。” 我咋说？何华夫是我推荐的，目前胡庄矿的工作局面是经我提议形成的。堡垒最怕从内部攻破，我引何入室，已无险可守了。我有苦难言。再说，因和果不是明明白白摆在那儿，事情的内在原由我能猜测但牵扯到公司政工书记，我不好说。我忌讳在领导面前说长道短。我这也是学的邢书记。他在索村煤矿几年，从不向别人说他和上下级、同事间的个人恩怨，有人对他恩将仇报，我们看得很清楚，他也不说。君子交绝无恶声。但今天，我得说一点原因才行。 “何华夫的工作思路同我不一致。他作为一把手，应该有他自己的工作路子。现在还不好说我们间有矛盾，但萌芽是有的。工作组再呆下去，以后若产生矛盾，对公对私都不好。不如及早撤出，包子没破馅子不淌，都好。” 何华夫到公司一趟回矿后，向我解释他对我没别的心思，劝我不要撤，还留在胡庄矿。各种情况摆在那儿，我再也不相信他了。我自己找当上，不能再继续受骗了。我决不能再和他搅在一起，整天狗肚鸡肠斗心眼子。我认输。走。我草草结束工作组的工作，把待查的问题交给何华夫。我不再过问胡庄矿事。回家，三五天到胡庄矿转一圈。我知道邢书记不好马上决定撤工作组。组织决定不是轻易做的。话咋说呢？我只有自己往下拖。 我主政时，胡庄矿绝大多数中层干部是追随工作组的。何华夫来到矿前，我向他们说我和何华夫关系密切，以稳住大局。经过文革，人们相信私人关系胜过一切。何华夫主政不久，大家看出他和我有分道扬镳的瑞倪，一些人掉头追随他，一些人仍追随工作组，有几个特别坚决。我只有哄他们，平息他们的不满，说何华夫好话。我是党员，我有组织纪律观念，稳住大局是我的责任。以我此时的影响力，我若支持中层干部同何华夫斗，矿肯定混乱。我不能这样做。他们渐渐看清何华夫的真实用心，几个直接找何华夫谈，质问何华夫。何华夫要我出面劝解，我就劝慰他们。几个到我家里找我，说要发动中层干部签名，多数中层干部签名是有把握的，联名上书公司党委，要求调出何华夫，由我主政。我劝阻了他们。我劝他们服从何华夫，免得以后日子不好过。这时，我完全理解岳飞被捕时因何令张保王横放弃反抗，任由官方打杀；宋江为什么临死前毒死李逵。公开争斗，胡庄矿乱了，对我对他们都是罪过。至于说乱了，何华夫领导不了，组织再让我取代他，这想法是可笑的。别说何华夫有心机，有一定的领导能力，即使一个比何华夫能力差的人，只要是合法的一把手，有上级领导支持，也能领导一个煤矿，维持一个煤矿。有权，官是好当的。何华夫因中层干部抗争，也着实难过一阵子。我离开胡庄矿后，几次矿中层干部会议，有人站起指斥他，说他外表温柔，内心毒辣，背信弃义，是地道的小人，闹得不可开交。他向公司政工书记求助。我主持工作期间，政工书记从不过问我工作，现在不了，他常到胡庄矿，开干部会，找人谈话，为何华夫排扰解难。权力作用大，何华夫权掌稳了。要报复。工作组清查问题，他一概不问，安抚被清查者；对当面斥责他的食堂管理员，他组织人内查外调，认定这人买面粉收受二百块钱回扣，撤了这个管理员的职，给记过处分。这人不服，缠他好长时间，政工书记出面安抚，给这人安排了较好的工作。一些反对他的中层干部，自己找门路调走了。 又过几个月，邢书记调出集团公司，到市里一个大局任党委书记，经理。 我回索村煤矿仍然当经营管理科长。邢书记调走后，接任的集团公司书记想叫我当索村煤矿工会主席，征求我意见，我未同意。我参加成人高考，考上徐州市委党校大专干部培训班，读了两年书。毕业后，公司组织科长叫我回家等待公司分配。两年前，天能集团的科级干部不再由市委组织部任免，由公司自行任免。我想我得找公司政工书记谈谈我的工作。 索村煤矿一派掌权时，政工书记是站错队派的，和我们20名学生一起受压。派头头围攻他，砸烂他屋门，他在矿里呆不住，只有回家。我们学生和掌权派斗，上访，为他鸣冤叫屈。那派垮了，他掌了权。 他高个子，细瘦，五官清秀，衣着简朴，说话字斟句酌，慢慢的，轻细柔和。他平时很少说话，神情始终是忧郁的，我从未见他爽朗大笑过。他是我平生见到的最有涵养的人，着实是喜怒不形于色。他太能忍耐了。索村煤矿派头头围攻他，砸他门锁、玻璃，他也不动怒抗争。都说他组织纪律性强。谁向他汇报工作，要求解决问题，他总说组织研究，不表明自己态度。他开会讲话，讲的全是上级文件和报纸文章里的原则，没有自己的见解。我敬重他。有几年，他在我心目中，很像《牛虻》里少年亚瑟眼里的蒙泰尼里神父。我把他当做个人修养的楷模。 我当胡庄煤矿工作组长，他和我谈话，送我上任，都是例行公事，面无表情，说的话也是报纸常用的那些话。我知道他烦我。他分管公司组织人事，我必须找他。在家呆两个月无信息，我到公司进了他办公室。 政工书记戴老花镜正看报纸。我笑着喊某书记，他眼从镜框上瞅瞅我，摘下眼睛，点了下头，苍白已显老相的脸漠然。 他说话总那么原则。我们毕竟认识几十年了，你受压时我和同学为你鸣不平，到处奔波，你那原则的铁幕没一点缝隙吗？八四年到现在，我和你接触多次，没听到你说一句安慰我的话。看来，你认为我不值得安慰，我命运坎坷是应该的，是正常的。那么，邢书记主政公司时你怎么同意我当胡庄矿一把手呢？ 我说：“我还想到煤矿工作，我想解决家庭农转非。我家属还住在索村矿，身体不好，回农村生活有困难。”我想引起他同情。他家属也一直在农村，是近年农转非搬居市里的。 他说：“谁都有个人问题。个人要服从组织，服从大局，服从工作。” 又是几句“马列主义老太太”说的话。谁不考虑个人利益？公司头头不想个人利益？抢房风波怎么起的？前时，集团公司盖好一幢宿舍楼，楼里有专门为公司头头设计的住房。机关干部没房的嚷叫要房子，离休的公司头头要房子，硬搬进去住。公司现任头头一天夜晚一起行动，抢占住房。群情大哗。市里专门派人调查处理这件事。 我说：“党校去年毕业的两人，公司顺当地安排了，我觉得我一个人好安排。” 政工书记有些不耐烦。“情况不断变化，去年有去年的情况，今年有今年的情况，哪能硬比较？” 我心发凉。我要摆摆理。“您是最了解我的情况的。八三年，公司党委就重用我，是您和我谈话叫我领工作组进胡庄矿的——”说到这儿，我顿住了。我在措词，想既讲出理，又委婉，不冲撞政工书记。 “哼！”政工书记很响地哼了一声，飞快瞥我一眼，眼里饱含嘲弄，厌恶。 我吃了一惊。政工书记这一声“哼！”太不寻常了，让我有石破天惊之感。十几年了，我第一次见政工书记露出感情。他修养功夫我看是到顶了，城府极深，显山露水是极罕见的，他不憎恶到难以忍受的程度是不会“哼！”这一声的。讲对人的憎恶程度，李逵光膀子挥舞板斧蹦跳大骂也不如他“哼！”这一声深。 我心里腾地升起一股怒火。我直想拍桌而起质问他：工作组长不是你参加研究的吗？我当工作组长几个月你不没说一句“不”吗？你从头到脚原则你的真原则是什么？我咽了几口唾沫，强压下心头怒气。 我说：“我一直是尊重您的，我觉得我从来没得罪过您，我没做啥对不起您的事。”我还想说七四年我怎么为他鸣不平向上级说他好话的，想说我和他女婿小D相处得如何好，我马上意识这是卑鄙，是卖乖讨好的小人心理，是奴性，是狗被踢了摇尾巴，我止住了自己的卑鄙。 政工书记发怒了。他高声说：“你是这是说的什么话！组织用人能牵扯个人感情吗？组织是讲原则的，是全面看人的，对人是负责任的！”他拿起笔记本“叭”地往桌上一放，气呼呼的。 我心说，原则永远是你的。七三年十一月你同我谈话是原则，现在这样对待我也是原则。我似乎看到一个身裹红衣的人在舞台变戏法，红衣处处写着“原则”。我不想再说什么。我想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我说了几句请他原谅的话，走出他办公室。 几年后我听何华夫说，政工书记把这场谈话，说是我向他发脾气，对他女婿小D，对何华夫说了。我听后想，把工作中的谈话，或争执，对亲属说，符合组织原则吗？可见，他把我的言行，思想动态，是及时和何华夫通气的。 出政工书记办公室，我有一种轻松感。八四年到现在，我早猜到我受打压的根源在哪里，但我只能怀疑，不敢确定。我想知道我生命历程里每件事情的因果，我寻觅我的灵魂，我周围人的灵魂，这都需要确凿的事实。《封神榜》里这阵那阵很多，阵是哪位神仙哪位魔君布的，清清楚楚，我也想完全明白围剿我的无物之阵出自谁手。今天，我完全明白了。 “哼！”的实质是“呸！”。意思是：你还好意思提工作组！不知羞耻！政工书记明明白白表示出，当胡庄矿工作组长是我的丑事，他是全盘否定工作组和工作组的工作的。 一件事情，都有其社会历史性。它不是孤立存在，而同社会相联系，社会是森林，它是森林里一棵树。社会是长链，它是长链里的一环；社会是长河，它是浪花。胡庄矿工作组的遭遇，我的个人遭遇，只有站到社会和历史的高度 做整体观照，才能看清楚。 后来，经济腐败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党和政府年年反腐败，加大反腐败力度，严惩贪官污吏，但腐败仍严重存在。腐败已成社会痼疾，遍及社会各行各业各个阶层。怎样腐败，怎样利用腐败，已成为许多人的思维习惯，行为习惯。任何流都有源。腐败源头在哪儿？社会历史学家可以把源头追溯到人类社会私有财产产生时，我不想扯那么远，我只探究到文化大革命前。 文革前，社会的经济生活基本是廉洁的。一大二公的社会分配制度，共产党打天下形成的作风，中国传统道德观念影响还大，一个接一个运动整顿干部作风，发动群众揭发批判干部问题，群众监督力度大；保证了经济生活清廉。文革破坏了这一切。人的思想道德价值观念大混乱，真善美受社会唾弃，假恶丑盛行。各个单位权力日益帮派化，私人化。无法无天成风。有了政治特权，怎能甘愿贫困、不攫取钱财呢？文革后期，社会经济生活开始腐败。这时，当权者捞取钱财还是偷偷的，小规模的，还是怕群众造反的，有的还是羞羞答答的。社会改革开放，变计划经济为市场经济，思想禁锢解除，社会思想活跃。社会呼喊“向钱看”。如《水浒传》里洪太尉放出天罡地煞妖魔，人们长期遭禁锢的私欲得到释放。亿万人私欲汹涌澎湃。私欲释放，是社会前进的动力，因法治不健全，制约不力，成了经济腐败生发的沃土。 天能集团各煤矿是七0年由各县建的，人员思想帮派性强，权力帮派化严重。经济管理混乱。索村煤矿经七五年七六年整顿，经济混乱得到纠正，其它煤矿没经过整顿。邢书记主政天能集团后，看到各煤矿经济程度不同地存在混乱，把胡庄煤矿作为点，派工作组整顿，以点带面，想整顿好各矿经济秩序。 邢书记，在同他领导的单位经济腐败现象斗争。象邢书记这样的干部，在社会上是有一些的。他们发现社会生发经济腐败，党内生发经济腐败，想与之斗争，制止腐败，消除腐败。然而，他们的努力，同社会滚动的潮流相悖；一些弄潮儿，许多随波逐流者，说他们跟不上形势发展，是世俗的落伍者。 文革后，鉴于文革中无政府主义泛滥，社会强化治权，取消群众任何形式对领导的抗争，树立政治权力的权威。国有企业实行一人负责制，承包制，权力向一人手中集中。群众在权威面前驯顺了。企业头头有了绝对权力，手伸向公家财产，经济腐败逐渐成风。权力私化，经济私化，成为企业潮流。谁反对经济腐败，谁就被头头视为异端，受敌视、排斥、打击。反对经济腐败的人在国有企业里成为过街老鼠。这样说似乎是天方夜谭，然而每一个真正了解企业的人，都承认这是事实。 政工书记，何华夫，是很精明的，看清了这种社会大势。随大势是他们的固定心性，习惯。何华夫说七五年邢书记领工作组整顿索村煤矿的路子过时了，否定胡庄矿工作组及其工作，政工书记几年后还对我嗤之以鼻，憎恶之情溢于言表，是追随社会大势的；逆大势而动，固守道德价值观，不合适宜的是邢书记，是我。 我一个劲儿说大势，说一般，可见我的思维受政治决定论、阶级斗争规律论影响太深；我得说说具体，说说个别，说说人的感情了。许多政治事件，国家大事，发生的原因，不是国家、民族、阶级矛盾，而是个人间的情感冲突。男女争风吃醋有时能引起政局动荡，中外的历史事实可证明之。在人类的古代史和神话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斯巴达和特洛伊两个王国的十年战争，就是为了争夺美女海伦。我们往往把大人物、不大不小人物、名人、有地位者看得太政治化了，太代表群体利益了，而忽略了他们是活生生的有七情六欲的人。一个活人的行为有时是别人难以理解的，因他可随心所欲，忽发奇想。谁能完全解释清楚，德国纳粹制造的“国会纵火案”里，那个流氓无产者卢贝为什么甘愿充当纳粹的工具，而不怕上绞刑架？ 放下政治架子，我在胡庄矿的遭遇，从具体人际关系上也可说清楚。政工书记对我的厌恶，一是受他亲家影响。听亲家的话，符合人之长情。他亲家是索村煤矿会计、经管科副科长，我和他在工作上有矛盾，关系不好。二是胡庄矿某些权势者对他起了作用。政工书记女儿文化低，刚参加工作，胡庄矿就安排当财务会计，住单房间，特殊照顾，可见某些权势者同政工书记关系是亲密的。工作组清查经济，是对某些权势者的冲击，势必引起其反对。政工书记随之反对工作组是很自然的。至于何华夫，洞察人与人的微妙关系是他特长，他必然迎合政工书记诋毁我，政工书记听他话更厌恶我，两人在对待我上，是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的。天能集团的权利和经济日益私化，政工书记和何华夫用封杀我迎合之，铺垫了自己的仕途。 何华夫红了，成为天能集团小官场一颗新星。当胡庄矿副书记矿长时间不长，“副”字去了，成党委书记。过两年，调公司机关任劳动工资科长，兼煤矿职工家属农转非办公室主任。后来，当公司组织科长，管干部。 公司政工书记“哼！”我后一些天，公司组织科长对我说，集团公司职工中专校长不想干，说有病，常不上班，公司党委准备叫我去做校长。稍后，公司党委书记到索村煤矿找我谈话，叫我到学校去，先教书，职务等一等再明确。 我到了学校。学校叫我教两个班的哲学。徐州市中专学校的哲学教学是统一考试的。我从来没教过书，突然叫教书，教统考课，是叫公鸡下蛋，还要下双黄蛋。我只能接受。 校长不是不想干，而是和公司党委书记闹矛盾。他和公司经理好，和公司政工书记好，跟书记大闹，一次还把书记办公室的门锁砸坏。书记拿他没办法。他牢牢控制学校权力，对我很警惕，像防备要偷桃子的猴子。公司党委书记调走了。我明白，我又一次被摁在陷阱里。我向校长说明，我正要求到煤矿工作，不会在学校呆长的。消除他疑虑。我努力教好书。期末，市教育局统一出卷、阅卷，我教的两个班100多名学生，成绩平均81.6分，最高的考98分，最低的考76分。全市二十几所中专学校哲学考试成绩排出名次，天能集团职工中专名列前茅。当时学校还不兴发奖金，破例给我发了奖金。 教一年书，集团公司安排我到西山煤矿供销科当支部书记。半年后，任命我为西山煤矿副矿长。 1992年4月下旬，天能集团公司黎钊经理和政工书记找我谈话，调我到徐州盐厂筹建处当财务科长。说这科长比副矿长高半级，是正科级。半月前我就听说要调我筹建盐厂，我向公司领导提出我不愿去盐厂。盐厂建在丰县，我不愿只身到丰县工作。还是调了我。我给经理和政工书记说我妻子身体不好，家庭生活有困难，经理强调盐厂筹建工作重要，政工书记说个人要服从大局，以革命利益为重。上头定好了，我不服从是不行的。 妻子说：你到哪里也干不长，干好有什么用?你愈干好愈不叫你干长。俺也惯了，心里时时打谱你在矿干不长。恁些年了，你也没扎下个根。 矿里干部，工人，一场接一场摆酒场给我送行。我到盐厂筹建处上班后，每周六回家，还不断参加送行的酒场。摆酒场给我送行的有二百多人。我调走了，不是荣升，也不能再给谁办事，摆酒场送行没有势利的意味。我感觉到大家对我的感情。 丰县地下盐资源丰富。天能集团和丰县政府，经过两年多考察，论证，谈判，经徐州市政府批准，决定合资建徐州盐厂。盐厂由盐矿、盐化工厂、热电厂组成。预算投资8000万元，天能集团出资6000万元。盐厂项目被列为徐州市重点工程，出现在市长的政府工作报告里。丰县是财政倒挂县，年年吃国家财政补贴，哪来资金建厂？县政府向全县人民摊派，集资，叫人人出钱。一句口号响遍丰县城乡：要脱贫，办盐厂。天能集团丰县政府联合组建盐厂筹建处，级别是副县级，人员双方派。主任由天能集团工会魏主席担任。丰县一名副县长参予筹建。筹建处下设办公室、财务科、基建科。我当财务科长。 1992年4月28日，我到筹建处上班。县政府摆酒宴给徐州去的人接风。县长副县长满面春风，举酒杯代表丰县人民欢迎来自徐州的客人。不！县长高声加重语气说：你们不仅是客人，也是主人，是为建设丰县做重大贡献的盐厂的主人。气氛热烈。 单位刚组建，人员碰班子，有个熟识磨合的过程。各自的利益不同。来时黎钊经理说，要维护我们公司的利益；魏主席也说，同他们打交道多个心眼。县里人，自然维护县里的利益。 丰县一些离退休老干部反对引资合资办盐厂。他们说，盐资源是丰县人民的，要开采自己开采，让外人开采是出卖资源，是丰县人民的罪人。资源埋地下，不开采跑不了，钱少先小开发，留资源给子孙。对我们到丰县，有人説鬼子来了。县委县政府反复解释，做说服教育工作。筹建处的丰县人，嘲笑那些人是慈禧时代的老脑壳，然而他们还是以资源主人自居，要主导筹建处。我们呢，感到我们出资多我们得当家，不能受他们摆布。矛盾反映到县里，县长为县里人争当家发脾气，说筹建处工作要以天能集团为主。县长私下说，家让天能集团当去，能把他们6000万引到丰县，就是丰县的大胜利。底下人演绎县长的话说，天能集团6000万投入基建，即使项目砸了，他们能把厂房设施搬走？砸了丰县也净赚。 我们分别熟悉情况，进入自己角色。盐厂项目考察论证两年多，积累了大量资料。我先看工程预算，我要明白投资8000万是怎样构成的。一看，我看出问题了。预算是九一年六月做的，没估算物价上涨因素。九二年一月，邓小平南巡，引发市场经济热潮，这几月物价大幅上涨，而且还在涨着。土建的主要材料：钢材，预算每吨1400元，现已涨到3000元；水泥，预算每吨160元，现涨到200多元；砖、石、黄沙、木材等，都涨价许多。土建工程费用，由材料费和机械费、人工费、计划利润、税金等组成，材料费是计算其它费用的基数，材料费增长了，其它费用随之增长。盐厂基建投资相当部分是机械设备机械安装，钢材价格上涨一倍多，这两项费用的涨幅一定让人瞠目。盐厂基建的实际费用，我估计，比预算至少要增加百分之六十。天能集团原计划投资6000万，可能要花到上亿。我把帐算给魏主席听，说投资一个项目，必须有资金，万不可工程到半拉子，拿不出钱了，到那时回不了南朝，进不了北国，就麻烦了。 魏主席说：公司不光建盐厂，还有几个项目要上，哪有恁多钱？正联系贷款哩。你说的很重要，我得给黎经理说说。 未与天能集团合资前，县政府设立丰县盐厂筹备处，已工作一段时间。筹备处已和几个单位签了合同。徐州盐厂筹建处成立，筹备处撤销,人员进入筹建处。丰县拿出先前签定的合同，要筹建处承认，履行。魏主席召集天能集团人讨论这些合同，说适合的我们接受，不适合的我们与县里交涉，提出我们的意见。 丰县盐厂筹备处和北京一家中介公司签订了热电厂工程总承包合同。中介公司负责购买热电厂的所有设备，负责聘用机械安装单位、土建施工单位，负责组织施工，所有工程竣工后一手交给丰县。合同约定预算造价3800万元，丰县分期付款，最后按实际物价结算工程款。丰县人说这是“交钥匙工程”。这合同是县政府反复研究通过的，是县长亲自到北京签的。我看了合同心叹道，怪不得丰县工业经济落后，这些官老爷是不懂经济建设还是假装糊涂？干脆别吃饭了，嚼饭多麻烦？叫保姆嚼喂好了。中介公司是皮包公司，谁来保证它保质保量完成总承包？叫它总承包，要筹备处人干什么？为什么让中介公司到丰县挣大钱？ 筹建处开会讨论热电厂工程总承包合同，我适当地提出疑问。开会的副县长不高兴。几双眼睛怒视我。参加会议的天能集团人，只有魏主席和我不是丰县人。那几位也有疑义，不好说什么。魏主席是主任，不便公开表态。我成了恶人头。说罢，我又自嘲：你多年是天能集团小官场的边缘人，等外品，这回又是被挤出西山矿的“经济异己分子”，跑到丰县，咋又充当斗士呢？你是到处惹火烧身，不受欢迎。接下去，不是不受欢迎了，你会被驱逐出境的。 丰县大沙河红富士苹果有名气，销路广，但丰县国有企业这几年垮得厉害，县城很少有工厂烟囱冒烟了。开发盐资源，发展经济，摆脱贫困，路子是对的。资源不会自动变成财富。发展经济要靠艰苦的劳动，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更要靠公正廉洁。要珍惜老百姓的血汗钱。丰县老百姓集资建盐厂，一口人交十块钱，这十块钱也来之不易。农民一户一年喂两口猪，喂鸡下蛋，赚几个钱呀？我算了，全县集资，到处鸡飞狗跳，不过集资600万元；热电厂工程，不搞那劳什子总承包，不假手他人，用本地人力物力，省钱何止600万!丰县当官的，咋不算这帐呢？我不是丰县人，但良心叫我不能不替丰县老百姓想。 多年了，我总有一种感觉，看到全国基建热，我更有这种感觉：有人是为基建而基建，至于基建项目的经济效益，他是漠不关心的。文化革命中批判伯恩施坦的话“运动就是一切，目的是没有的”，我套用这句话，感到对某些有权人来说，基建就是一切，目的是没有的。当然目的还是有的。目的是什么，再借用一句话说：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矣。 筹建处副主任带几人考察淮安盐厂。几人都是天能集团的。淮安，韩信、周恩来的故乡，地下盐资源丰富，部队建了个盐厂。副主任几人是去看他们的生产工艺流程、建筑设施的。回来后，几人说淮安盐厂到处都堆盐，仓库早盛不下了，连运河边的盐厂码头也堆满盐。淮安盐厂人说，江苏盐饱和，卖不出去。 这情况引起我深思。江苏临海，盛产海盐。我是徐州东人，从小知道，社会上啥物资都缺过，就没缺过盐。老百姓都吃海盐，吃没经过细加工的大粒粗盐。我印象粗盐一二十年都是一毛三分五一斤。淮安盐厂，待建的徐州盐厂，都是抽地下卤水制盐，叫井盐。我看徐州盐厂项目资料，可行性报告测算，精制井盐每斤成本三毛七。销售价自然高于成本价，得四毛多一斤。海盐加工精制，售价能高到哪儿去？海盐比井盐便宜得多，市场竞争井盐会处于劣势的。淮安盐厂盐积压，徐州盐厂盐销路能好？一种说法，盐厂卖食用盐赚不了钱，靠盐化工产品赚大钱。我不懂盐化工，我想，海盐井盐都是盐，物质元素是一样的，若盐化工赚大钱，我们何必投巨资建盐厂制作高价盐，只建盐化工厂，低价买海盐做原料，不是好的赚钱路子吗？还有一种说法， 说盐由国家专卖，是计划调拨的，不愁销路。淮安盐厂盐咋未计划调拨？再说，计划调拨也得遵循市场经济规律，国家不会拨款弥补盐厂亏损的。民以食为天，企业以市场为天，企业存活的立足点是市场，而不是政府。徐州盐厂项目，到底怎样？ 我对魏主席说了我的想法，他点头，不说什么。看他是有同感的。我明白，官做到他这级，话不能随便说，组织原则第一。 按组织原则，不该怀疑盐厂项目。丰县政府、县委，天能集团行政、党委，长时间考察，论证，反复研究，经市政府审查批准，才确定了合资建盐厂项目。天能集团考察论证盐厂项目，不用说有专门的班子，几位公司领导也参予的。连轻易不外出的政工书记也出马，带人跑了几个省考察盐厂项目。天能集团派我们干啥来的？是实施设计好的宏图的，来干具体事情的。我却怀疑起项目本身来，真够狂妄的，放到五七年反右时，立马会被打成极右派的。 然而我不但怀疑，还要提出怀疑。我觉得事关重大，有怀疑不提出心不甘。已形成的个性使然。有没有顾虑？有，不大。我，顺利时胆小处逆境胆大。当西山矿副矿长，我得心应手，对我来说算是顺利的，一下子，被抛到丰县了，我还有啥可怕的？一亿多元的项目，不为别的，为天能集团一万多名职工和丰县老百姓切身利益想，该说的我也要说。公司黎钊经理开座谈会，叫参加筹建盐厂的人谈意见，我说了自己的看法。 我的看法引起公司机关一些人共鸣。这些人里有公司头头，有科室干部，他们对建盐厂有不同意见，也提过，没被采纳，就不提了。黎钊经理重视我的意见，叫我到他办公室，再详细说说。 他说：“盐厂项目如选错了，干砸了，我黎钊就是天能集团一万多名职工的千古罪人！”他问我下步怎么办好。 他说：“由你牵头调查。给你一辆车，人由你点，钱由你花。先从邻近省跑起，多跑几个省。等你调查后，我们再最后决定上不上盐厂项目。” “我认为，调查应先宏观，后微观，先宏观把握再实地了解微观。光在下边跑，劳神费时，效果不一定好。应先到国家盐业主管机关，了解全国盐业布局，产品结构，产供销情况，国家的盐业政策，盐业发展方向。” 国家盐业主管机关叫什么名字，我不知道，我想一定得有，级别得是部局级的。到部局调查情况，我们县级公司介绍信怕是不行的，需要开市政府介绍信。我先开了公司介绍信，到市政府换介绍信。副秘书长问我： 副秘书长说：“我市政府怎能介绍你个科级到北京去？我出信介绍的，起码是县级的。盐厂是大项目，到北京调研，这么大的事，你们公司不该去个副经理？” 副秘书长的话提醒了我。我说对对，我回公司给经理汇报。 副秘书长说的是对的。我光凭一股激情行事，未免太轻率了，市县两级政府一个县级公司已经确定的项目，到北京调研，若应否定，我人微言轻，能负起这么大的责任吗？公司是应去个副经理。这才是稳妥的。我到公司向黎钊经理说了副秘书长的意见。他说叫老魏去吧，我马上给他打电话。我说县里也该去个人，这样更稳妥。他说 ，我给老魏说，叫他给县里提出来。我到市政府开了介绍信。 县里听说我们要去北京，劝我们不要去，说他们到北京几次了，没必要再去。魏主席坚持去，要他们派一人同去。县里同意派一人同去。定于5月28日晚到徐州坐火车。我买了三张车票。28日，等到晚上也没见县里来人。县里回话，他们单独去人，不和我们一起去了。我退了一张票，和魏主席坐266次直快，次日十点到了北京。 我们打听到，国家盐业主管机关是国家盐务总局，刚改名叫中国盐务总公司。下午，我们到了盐务总公司，接待人员叫我们找计划基建处。计划基建处能解答我们询问的倪总工程师不在。第二天上午，我们见到倪总。倪总热情接待我们。他介绍全国盐业情况，用数字图表说明几年来全国盐市场饱合，产大于需，盐过剩。他说国家严格控制再上新盐厂，“苏鲁豫皖几省，盐积压更严重，丰县要建盐厂，我们是反对的，离丰县不远的山东安徽都有盐厂，你再建盐厂，生产出的盐不好卖的。我们几次通知丰县政府派人到盐务总局来，他们就是不来人。我们想把情况给丰县说清楚，建盐厂是劳民伤财。你们来了，好，请你们把我们的意见告诉丰县政府。”倪总给我们几期全国盐业简报，还让运销处长给我们介绍全国盐业销售情况。 一切都清楚了。怪不得丰县政府不同意我们来北京，也不派人随我们来北京。县里明知国家盐务总局反对建盐厂，瞒着天能集团，拉天能集团资金到丰县。 回到我们住宿的轻工业部招待所，魏主席叫我起草写“走访国家盐务总公司实录”，我写了。他修改定稿。 当天夜里，我们乘火车回徐州。下火车，魏主席说：你回家休息，我尽快给公司常委会汇报。看来盐厂项目不宜上，但下马也不是好下的。项目搞几年了，花了那么多钱，市县两级政府确定要上，报纸登了，电台广播了，徐州人都知道要上盐厂这重点项目。我们如实汇报，看公司咋定吧。 6月2日下午，我在家和魏主席通电话，魏主席说：公司上午开的常委会，意见基本定了，盐厂项目下马。先同丰县县长接触，说明情况，争取谅解。我们筹建处的工作路子是，外松内紧，安排撤回。 筹建处放了十几天麦忙假。6月中旬，天能集团人撤回，筹建处解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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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9-5-3 21:5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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