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段鲜为人知的历史 一只鸡竟毁掉了一个王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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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2005年国庆，海纳带着远从上海而来的网友夜雨流星前往仙境蓬莱游玩，蓬莱是每一位外地人来烟台的必游之地。在蓬莱博物馆的古代沉船展区，海纳的心情忽然有些异样，一个奇怪的念头一闪，却没有把握。出了博物馆的后门，见一处类似工地样的铁皮帷帐，海纳不禁好奇问正要进入其中的一位工人，这是在建什么？工人答到：这是在为一艘刚出土的古代沉船清淤。海纳终于想起了刚才在心中一闪的疑惑，蓬莱的沉船不是在远海甚至不是近海打捞的，而是在古代的港内。这些船大多为明代的战船，用上好的木料，经数百年浸泡于海水而不腐，船体结构科学严密，而为什么会沉于港内？是什么原因呢？海纳将这个疑惑存于心底。一日傍晚，一阵清风吹拂起了书桌上的一册明史的书页，海纳一瞥间见到了登州…
兵变…样的文字。细读下，竟然发现了一段鲜为人知的历史，也似乎揭开了港内沉船的疑惑… …

　　万历四十四年，建州女真首领，明朝的一品大员龙虎将军努尔哈赤称帝，建国后金，一个新的民族满族从此崛起，并成为一支不可遏止的政治力量，明在辽东的势力被不断削弱，然而由于万历皇帝不理朝政，一直到到万历四十六年四月，努尔哈赤一举攻陷辽东重镇抚顺。明廷震惊，方意识到“辽左覆军陨将，虏势益张，边事危急。”四十七年正月，明廷任命杨镐为兵部侍郎经略辽东，兵发四路，讨伐后金，但是明廷对辽东的形势缺乏正确判断，过高地估计自己的力量，小看了后金的力量，以为努尔哈赤像蒙古部和云贵土司的叛乱一样，只要明军大兵压境，势必土崩瓦解。也的确，明朝的经济发达GDP水平在世界上首屈一指，万历一朝已经历经了三次大的征伐，包括在朝鲜与日本大战，皆以胜利告终，还有，明军的火器使用率已达到了三分之一，并有完备的车营编制，而此次出征的将领有“东李西刘”等著名的总兵官，士兵很多是参加过抗倭援朝的老兵，堪称一支“银河舰队”，因此他们对胜利信心爆棚，叫嚣着“旬日即可破敌”，然而仅仅在五天之内，就被努尔哈赤各个击破，损兵四万，火器丢失两万余件，名将杜松、刘挺、麻岩等战死，史称萨尔浒之战。

　　明朝自此由战略进攻转入战略防御，由此任命了稳健的主守派熊廷弼经略辽东，虽然熊廷弼将辽东的防御体系搞得已初见成效，但防御工程耗资巨大，迫使明廷增加了辽饷，更令民众苦不堪言，加上这一时期努尔哈赤的后金此时正在征伐女真的叶赫部及其他蒙古部，无暇南顾，明金没有大的战事，而熊廷弼本人性格暴躁，心胸狭窄，盛气凌人，在朝中树敌众多，终被罢免。接任的经略袁应泰上任伊始，天启三年，明金战事又起，连续攻陷沈阳和辽东经略府所在的辽阳，特别是当援辽的浙江军团，这支传统意义上的戚家军，明军中最训练有素凶猛顽强的部队在大浑河畔全军覆没，浙军副总兵戚金（戚继光的侄子）战死时，明军便开始的患上了“恐金症”。

　　朝廷重新任命了熊廷弼为经略，熊廷弼抛出了一个“三方节制”的战略，以辽东兵马主力在广宁牵制后金的主力，以天津、登州莱州的海军在辽南抢滩登陆，并沿鸭绿江入海口深入辽东袭扰，朝鲜为策应，让后金军队疲于奔命，同时和它相持，从军事经济两个方面拖垮后金，但是，一方面辽东巡抚王化贞与其不和，另一方面朝廷希望他能拿出一个快速解决辽东问题的办法，明朝也拖不下去了，战略目的终未能实现，王化贞仓皇出击，遭到大败广宁又陷落，熊廷弼因此也获罪被斩，人头被传九边示众。接任者是明朝当时最出色的军事理论家孙承宗，孙承宗以一筑城、二驻防、三屯田的计略，使关外防务大为起色，史称：“自承宗出镇、关门息警、中朝宴然，不复以边事为虑也。”天启五年，宁锦防线正式形成，此后明朝正是倚靠这条防线展开了帝国防御战，与满清进行着旷日持久的对抗。可好景不长，生性耿直的孙承宗不愿与阉党魏忠贤同流合污，终被罢免，由无能之辈高第接替经略，就在明朝的边事愈加混乱之时，辽东战局却又出现了几处亮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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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启六年，努尔哈赤亲率十三万后金军进攻明朝，高第下令放弃山海关以东的所有城池，退守山海关，孙承宗曾经最得力助手、宁前道袁崇焕凭借自己苦心经营多年的坚固城防，利用天启初年朝廷从澳门葡萄牙人手中购买的11门先进的火炮，以一万兵力打退了后金的疯狂进攻，不仅打破了明军屡战屡败的梦魇和后金不可战胜的神话，并使努尔哈赤负伤，后来努尔哈赤之死于这次兵败负伤有很大关系，更重要的是明朝发现了克敌制胜的正确方法---凭坚城用利炮。

　　坚城---不同于中国传统的城墙，而是既坚固又可发挥火炮最大效能的铳城，它的炮台可以有效的保护火炮，反过来火炮的作用又能保护城墙，即所谓的“以台护炮，以炮护城，以城护民”。利炮----这次战役中使用的大炮其实只是葡萄牙人从打沉的英国战船上缴获的战利品，
但这种被中国人称为红夷大炮的新式火炮，长在3米左右，口径110毫米～130毫米，重量在2吨以上。与此相比，明朝的火铳真是“小巫见大巫”了。红夷大炮的炮管长，管壁很厚，而且是从炮口到炮尾逐渐加粗，符合火药燃烧时膛压由高到低的原理，杀伤力增强，不易炸膛。最突出的优点是射程，一般三千斤的红夷大炮可以轻松打到七八里外，史籍记载最远可达十里。中国火炮的炮身上下一样粗，当时最先进的火炮只能打到3里。而且此炮威力巨大
“每炮所中，糜烂可数里”，正是手中拥有如此的“神兵利器”，才能坚定袁崇焕守城必胜决心。

　但是武器都是人运用的，武器操作人的水平是极为关键的，而操作火炮的竟然都是一批师从葡萄牙的明朝军官，他们曾经在京城和登州跟随葡萄牙军人、传教士系统学习了操炮技术，中国传统的操炮术，毫无技术含量，全凭着炮手个人的感觉和经验，而西方在文艺复兴中发展起来的现代数学、几何学、物理学，运用于军事上，形成了一门新的军事科学---弹道学，进而演变成了火炮的瞄准技术，炮手开炮前，运用千里镜（望远镜）、矩度和铳规，可对射击目标进行精确的距离测量和角度定位，迅速实测敌人阵地的远近高低，可以打得准，且打得狠。

　　西方先进的军事科技的运用，当时著名的科学家、政治家徐光启功不可没，海纳认为，徐光启才是中国真正意义上“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人”，无论从对西学的研究、传播，还是对西方的认识、态度，他远比后世的林则徐要高明的许多。他坚持不懈向皇帝进谏、乃至自费购买火器捐赠前线部队，并以天主教徒的身份恳求邀请西方的技术军人来华传授火炮技术，使得明朝辽东前线的武器装备、军队的素质开始发生变化，而在辽东前线，他的门生
孙元化就是他的代言人，帮助前线指挥官切实贯彻、实践他以火器取胜的战略思想。

　　不久，刚继承汗位的皇太极，带着复仇的口号卷土重来，在宁远和锦州被明军再次以凭城用炮的战术打退。袁崇焕也因此宁锦大捷之功，受到了明朝新继位的崇祯皇帝的赏识，受命以兵部尚书的身份全权经略节制整个辽东战事。同时，徐光启的门生孙元化，在战斗中调度、指挥炮火得力，凭此战功也受到了嘉奖。
与此同时，在几年前援辽被打散的一支军队，在其总兵毛文龙的带领下，团结辽东的原住汉人和朝鲜国，以中朝边境的铁山和鸭绿江口的皮岛为敌后根据地，成立东江镇，不仅凭借海军打退了后金的进剿，而且不断的攻袭骚扰后金的侧翼，并促使大批辽人在辽东起义抗击后金，还收复金州，打通了登州与辽东前线的水路通道，取得一系列的胜利。自此，正面防御战场的胜利和敌后根据地的开辟与稳固，使明朝的辽东战局为之一振。

　　然而，好景不长，袁崇焕想独揽辽东指挥大权，可毛文龙不听指挥不受节制，袁崇焕便以通敌的罪名，设计将其斩杀，因为毛文龙经营东江镇多年，门生部旧众多，尤其是他曾亲自招募了大批辽人为部众，为了能使部下在复杂的敌后形势下忠心于己，毛文龙以拜干亲的形式，将一批强悍的部将收为义子，这其中以号称“山东三矿徒”的尚可喜、耿仲明、孔有德三个亡命徒最为出名（前两人正是本文的主角），因为这些人只听毛文龙的号令，唯其马首是瞻，所以毛文龙一死，敌后东江镇出现了树倒猢狲散的局面，新任总兵黄龙根本无法控制部下，原毛文龙的部将不是已经叛乱哗变，就是在准备叛乱哗变。袁崇焕杀毛文龙是先斩后奏，而毛文龙也曾极受崇祯皇帝的倚重，崇祯帝闻听此事后，先是惊愕，但木已成舟他也不得不接受这个事实，由于袁崇焕提出了五年平辽的战略口号，崇祯帝出于用人不疑的思路，承认了袁崇焕杀毛文龙的正确性，但崇祯帝对袁崇焕的怨恨也由此结下了。

　　而皇太极此时一定大喜过望，令他寝食难安的东江镇肘腋之患，竟然被明朝自己的内乱消除了。几个月后，皇太极亲率十万八旗劲旅，绕过袁崇焕的宁锦防线，借道蒙古，从长城最薄弱命门--喜峰口攻入关内，兵临北京城下，袁崇焕率九千关宁铁骑回师救驾勤王，皇太极施展“反间计”，使积怨以久的崇祯皇帝将袁崇焕处以极刑“凌迟”。

　　自此，袁崇焕擅杀毛文龙，无意中帮助了敌人，削弱了自己，并使皇帝生怨,从而为自己留下了祸根，而崇祯帝自毁长城杀袁崇焕，亲手砍掉了将自己腐朽的王朝的最后一根栋梁。

　　而此时有一个人却似乎十分春风得意，这个人就是孙元化，他已被任命为登莱巡抚，此时的登莱两州不仅下辖辽东的锦州等地，还担负着光复辽东的重任，同时也是辽东前线的后勤、练兵基地，巡抚一职非出类拔萃的人不能担任。

　　由于孙元化是“以辽人守辽土”战略的始作俑者，十分器重辽东本地人，使得原毛文龙的大批部下，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纷纷投靠于他，在收编了上万精锐勇猛的辽东兵后，孙元化从澳门聘请葡萄牙军官特谢拉•科雷亚（Goncalvo
Teixeira
Correa）等火炮专家来训练他们使用西式武器，可是孙元化也不知道，他的这些举动也为自己将来的悲剧留下了伏笔，崇祯帝、袁崇焕、孙元化这些人所做得一切都在不知不觉中为自己、也为自己的帝国掘好了坟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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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朝初年，采用的是卫所世兵军制，军人是世袭的职业，同时军队靠自己屯田解决给养，朱元璋曾自豪地说，大明百万军队不用国家出一分钱，这样做的确使军队能长期驻扎并缓解国家后勤保障压力，因为军人大多是来自农民的壮劳力，这一做法是可行的，尤其是在边塞地区，加上世袭的卫所军制，使边防军依靠屯田一代又一代的守边，确实起到了稳定军心安定边疆的作用。但从明朝中期开始，军队的腐败使卫所军几乎毫无战斗力可言，而朝廷为了防止军队兵变，采用文官带兵，并把军权牢牢控制在国家机器手里，所谓“将不专兵，兵不私将”。却使得军队训练、指挥、作战能力极其低下，面对海盗式的倭寇竟然都十战九败，嘉靖年间，戚继光在朝中重臣的支持下，开始了新的募兵制，招募强壮的民众发以高额的饷银成为雇佣兵，这样士兵不用再屯田种地，一心一意的参与军事训练和作战，拿着朝廷的饷银，也会全力为朝廷卖命，戚家军成为募兵强大战斗力最直接的体现
，
然而，募兵制的弊端在于，它必须要有一个强有力的政府和正常的国家财政体系作为后盾，在嘉靖时期的明朝，正是朝中有着张居正等一批能臣将国家的财政打理得有条不紊，才能使戚继光、谭纶等名将放手改革训练军队，使得这一时期的明军焕发了战斗力，而到了明朝后期，政治上腐败，土地兼并严重，皇帝奢靡挥霍无度，地主官僚等侵吞大量土地却不纳税，使明朝出现了财政危机，而财政的危机使军队的开支全转嫁到了老百姓头上，老百姓对军费的负担日益沉重，虽然有连绵不断的自然灾害，苛捐杂税却有增无减，终于激起了全国规模的民变，而政府官员的腐败也影响到了军队，军官克扣军饷、冒领空饷都成了司空见惯的事情，辽东战事开始后，本来就是为了赚卖命钱而被招募来的士兵，却领不到军饷，士兵闹饷而发生的哗变、逃亡层出不穷，连最前沿的宁远、蓟镇也不例外。

　孙元化训练的辽东兵正是这样一群募兵，辽东也就是现在所说的东北地区，地动天寒的气候，造就了勇敢粗犷的民风，无论是辽东的原住汉人，还是关内为生活所迫迁居到此的移民汉人，都很快在与自然环境的奋斗中同化了，辽东是多民族的聚居地，有明一代战事不断，又使得辽人个个勇猛善战，后金侵占了辽东大部分地区后，实行了野蛮的民族压迫政策，汉人几乎都成为了奴隶、农奴，因此辽东的汉人对后金有着刻骨的仇恨，勇敢和仇恨可以造就最好的战士，而辽东土地肥沃适合屯田，可以自行解决军队的一部分给养，这也就是孙元化首倡、袁崇焕倚重“以辽人守辽土，以辽土养辽人”策略的原因，可以说这一举动是正确的，征召辽人为兵作战，在辽地屯田养兵，以战养战，这样就把原先需要全国总动员的战争变成了局部动员的战争，即使相持不下，对全国的影响也会大大降低。孙元化以及他的老师徐光启的想法是，像当年戚继光那样，训练一支新军，虽然人数不一定很多，但装备精良训练有素，能在关键时刻为帝国力挽狂澜。

　　此时，孙元化麾下的辽东兵将近四万，孙元化和徐光启将军队的建制由卫所制改为营制，他们计划每营4000人，其中战斗部队2000人，后勤人员2000人（战斗激烈时也是战斗部队），配有双轮车120辆，炮车120辆，粮车60辆，共300辆，武器装备，西洋大炮16门、中炮80门、鹰铳100支、鸟铳1200支，炮手还配备手铳（手枪），这样火器几乎人手一支，可以说这是一支极具“现代化”“机械化”装备的军队，为了适合近战，每个士兵还装备一把锋利的日本刀。他们采取的战斗策略是，与敌对阵时，以双轮车围成环形防御阵地，将火炮架在车上，同时士兵以车为掩体，释放火铳（火枪）火炮，让敌人无法近前，值得一提的还有炮车，这几乎就是坦克、装甲车雏形，士兵藏在车厢内躲避敌人的弓箭，车厢上有射击孔，可以发射火铳和中国独有的火器--火箭（火药助推的箭，一次能发射多支或连续发射箭矢，也就是所谓的“诸葛弩”），如果敌人突破了火力线，攻入车阵，士兵可以拔出刀与敌近战，日本刀及刀法的锋利凶猛是众所周知的，而平时拉车的马装上鞍具，就变成了战马，使步兵能变成骑兵。徐光启认为这样的部队不用多，若成就四、五营，则关内安危就不必担心；成就十营，则不必害怕关外势力；若成就十五营，则不必担心收复失土的问题了。虽然，车营制并不是徐光启的首创，但装备如此之多的火器的部队，还是非常罕见，孙元化当时所统率的辽东兵部队即为此类精锐火器营的样板试点。

　　然而，毕竟孙元化和徐光启都是文人，不了解军队的特点，在创建新军的同时却存在两个重大失误，一是中层军官的选拔，二是军队纪律的约束。辽东兵的领兵军官一般还是毛文龙的旧部，这些人很多是海盗、囚徒出身，虽然打起仗来都是亡命之徒，但个人素质、修养、道德低下，而孙元化又不注重对他们的管束，自负的认为自己收留了这么多辽人，是对他们有恩，辽人自然就会对自己忠心，完全无视这些辽人军官会有什么个人想法。对军队的军事训练，孙元化可谓煞费苦心，聘请了西方的军事技术人员来帮助训练，部队的军事水平得到了逐步强化，但是他对部队的军纪却不加约束，这支部队并没有成为戚继光的戚家军那样，不仅作战勇猛，而且纪律严明秋毫不犯的威武仁义之师，它仍然是亦兵亦匪的一支军队，对于一支军队来说，纪律有时比精良的装备和单兵战斗素养更重要，更能形成强大的战斗力。孙元化像戚继光那样从军事上训练军队，即所谓的“练兵”了，可并没有像戚继光那样真正严格约束管理好军队，这无疑是种下了一个恶果。

　　崇祯四年，东江镇皮岛的士兵因为总兵黄龙克扣军饷发生了兵变，兵变很快因为粮饷的到来和兵变发起人的内讧自动平息了，兵变为孙元化敲响了警钟，可孙元化完全无视，朝中的大臣开始有人借此弹劾孙元化，也被他在朝中的靠山徐光启、周延儒等人摆平。

　　不管如何，作为辽东前线后勤、练兵基地的登州、莱州，此时兵强马壮，各种先进的武器、各种军事技术专家云集在此，大有厚积薄发，一举平定辽东的气势。一切看上去很美。

　　但是，一个巨大的阴影已经笼罩了过来... ...

　　崇祯四年八月，皇太极发现了明军在锦州附近的大凌河筑城是步步为营的进攻策略，八旗军的快速动员出击的能力再一次得到了体现，几乎一夜之间，刚刚修筑好城墙的大凌河城就被后金军包围，没有听从孙承宗撤退命令的总兵祖大寿与万余明军被围其中。祖大寿也有自己的打算，他想以坚守大凌河城，吸引住后金军的主力，如果外线的明军迅速来援，就里来个里应外合击败后金。可是，皇太极在明军炮火压制屡攻不克的情况下，迅速也调整了战术，对大凌河以围困为主，同时派遣部队准备打明援军，这就是著名战术的“围城打援”。交战双方都没有想到，本来是后金以毁城为目的的一次突袭战，却演变成了一次大会战，在明军的几次小规模援军被打退后后，明军开始组织数万兵力的大规模援军。大凌河所在的宁前道隶属登莱州管辖，朝廷急令巡抚孙元化发兵救援，为了向朝廷展示自己的练兵成果，也为了打破朝中大臣对他养兵不用的非议，他命令游击将军孔有德率一部经过训练的辽东兵携带重型火炮乘船横渡渤海，快速到辽东前线的耀州盐场（今营口）集结。

这是阴历的十月下旬，天已经转冷，渤海上的西北风一日强似一日，这对古代以风为动力的行船极为不利，初冬的渤海湾是可怕的，即使是现代，渤海湾的几次重大海难也是在这个时候发生。孔有德出海不久就遇上了大风浪，由于带着上千士兵和昂贵的武器，如果出现海难孔有德将罪责难逃，在此情况下，他不得不下令返航，但这令孙元化极为气愤，竟认为孔有德是以潮汐风向不利为借口畏敌怯阵，在孔有德的百般辩解下，孙元化令孔有德和千总李应元率部从陆路绕行渤海湾奔赴辽东前线，带着这么多的重武器，全靠畜力人力运送，至少要走月余，恐怕感到战场黄花菜都凉了，但为了打破朝廷的非议，这种援救的姿态还是要摆的，而交战双方的统帅此时都清楚，胜负就将在数日内决出。

　　一个多月后的闰十一月，孔有德的援兵队伍才走到了山东与河北交界的著名杂技之乡—吴桥，这还仅仅是骑兵和轻武器步兵部队，重炮部队还在后面数十里的新城，而在这一个月中，战局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明军组织了4万人的援兵晓行夜宿驰援大凌河，在大凌河城外仅十五里的长山口，与后金军遭遇，明监军张春立刻组织部队形成了环形防御车阵，打退了后金多次疯狂的进攻后，后金第二代领导核心皇太极，亲率2万人马攻击明军的车阵，同时，由早期投降后金的汉人军官佟养性仿制的红夷大炮，第一次投入了战场，后金军队的一个崭新的战术—炮骑合击，开始初露端倪，反观明军，虽然人数占优但是大敌当前，两个军团长吴襄（吴三桂之父）、宋伟却仍闹不和，不相互支援，而天气也站在了后金的一边，风向突转让明军处于逆风，对火器的发挥造成不利，更严重的是在紧要关头一向受孙承宗器重的吴三桂等少壮派军官却率先临阵脱逃，明军终于“众不敌寡”，演变成了大溃败。自此，明军再也无力组织援军，听由大凌河城守军坐以待毙。而孙承宗稳健、不败的神话也就此打破，孙承宗被撤职遣返原籍河北高阳。而大凌河守将祖大寿不惜杀死副将何可纲诈降后，只身逃脱回到锦州。

　　这一切是孔有德的援军所不知道的，他们还在继续执行援辽的行军，可是这一年冬天的第一场大雪来了。吴桥县城并没有人过问、安排这一千多部队的食宿，一是连续多年自然灾害中国北方早已赤地千里，吴桥县没有这个财力劳军，再是明军尤其是辽东兵的涣散军纪、野蛮的作风，老百姓人人皆怕，惟恐躲之不急，而孔有德部一路上也是扰民不断、与地方上屡有摩擦，所以当孔有德部进入吴桥县城，县中百姓竟然家家闭户，商埠也关门打烊。孔有德的军队开始自筹粮草，无论是在吴桥还是在新城的孔有德部的士兵，竟都如土匪一般的闯入普通百姓家，抢夺食品，一时间哭叫声响彻了雪夜。其实这些士兵也是惧强凌弱，只敢抢劫老百姓，对深宅大院的官宦、商贾之家也不敢轻举妄动，但问题还是出现了，一名士兵闯入了一户看似普通的民居，强行索取一只鸡，这不是一只打鸣报时的大公鸡就是一只很能下蛋的老母鸡，所以鸡的主人坚决不给，双方起了争执后，鸡的主人被士兵暴打，鸡的主人本身并无权势，而他却是当地的山东望族王象春的家仆，海纳认为，这个人也决非一般的小厮、家丁，他在王象春家仆中的地位应当类似于<红楼梦〉中的赖大之类的管家级奴仆，
所谓打狗也要看主人，这个王象春家是一个举人之家，家里出过十多个举人并在朝中做官，他家的奴仆被殴打、被抢劫，王家当然不会忍气吞声，定会依仗权势讨个说法。充其量就是一个团级军官的孔有德虽然骄横跋扈，当然惹不起这些权贵，被迫按照王家提出的处理办法，将肇事的士兵穿箭游营，这是一种仅次于斩首示众的军法。士兵们感到受了侮辱，群起闹事将王家的这个家仆杀死，这样一来王象春家更加不依不饶，让孔有德对带头闹事的士兵严惩不贷。

　　这些辽东兵其实也很令人同情，家乡被后金占领，家人被后金奴役，使他们无家可归，军队虽然是个栖身之所，但也处处受到克扣军饷的军官的欺压，作为人他们没有起码的尊严，愤恨使他们开始欺压比他们更加弱势的民众，而当他们在这个事件中又一次地感到侮辱后，积怨已经达到了临界点，这时，千总李应元的父亲李九成来了，在几个月前，孙元化派遣李九成携带银两去西北边塞上去买马，可是嗜赌如命的李九成却将公款在赌局上全部输光，正在盘桓着如何交差，看到这种士兵群情激奋的场面，李九成这个赌徒竟然铤而走险，开始唆使、煽动自己的儿子李应元和孔有德发动兵变，---他终于点燃了这个火药桶。很快，叛军连克鲁西南地区的攻陷陵县、临邑、商河的诸多州县，在鲁西南地区大肆掠夺，这些士兵正式变成了土匪。

　　一只南美洲亚马逊河流域热带雨林中的蝴蝶,偶尔扇动几下翅膀,可能在两周后引起美国得克萨斯的一场龙卷风。---这就是现代西方有名的蝴蝶效应理论，它观点是一个小的事情可能会最终引起大的波澜。

崇祯四年冬夜的吴桥县，因为一只鸡的归属引起的纠纷，竟让明朝苦心训练的一支军队反叛，而这次反叛又不是一次普通事件，它最终还会影响到明帝国的命运、乃至中国的命运。

在离京畿如此之近的地方闹起了兵变，而且兵变的士兵携带有当时最先进的武器，这不啻一个惊雷，朝廷敕令山东、登莱两巡抚迅速解决此事，刚刚用粮饷再次解决了皮岛兵变的孙元化，似乎并没有慌乱，按照他的经验，只要粮饷发足，并不追究责任，兵变就很快能够解决。他让孔有德率部回登州，一切都好商量。而且孙元化与山东巡抚余大成联合发布命令，从吴桥至登州一路州县，不得出兵阻击孔有德。孔有德似乎也听从了孙元化的命令，虽然一路还是抢掠不断，但还是向着登州方向归来。沿途州县也不敢拦截，让出通道让孔有德部通过，其中虽然孔有德部一度进入了当地驻军的伏击圈，由于没有攻击命令，使其逃脱，错失了歼灭叛军的良机，当孔有德走到莱州府时，以前与孔有德交往甚厚的莱州知府朱万成却紧闭城门，让孔有德绕城而过，他已经识破了孔有德的诡计。果然，来到登州城下的孔有德部，突然亮出了诈降的真面目，开始攻打登州城。

　　登州城从名将戚继光的祖父辈就开始修建、完善的军港重镇，它本来的作用是为了抗击倭寇，同时也是明朝的海军基地，登州城三面是依海边的山势峭壁而建的陆地城墙，城头排列着当时各种最先进的西洋火炮，一面是水城，城中有内港小海，停泊战船，尤其是不久前，朝鲜国王赠送给孙元化的40艘战船，此时应该也正停泊在港内（不知道有没有朝鲜著名的龟船）。城中的守军，一是由当时的军事理论家、登州总兵张可大率领的浙江兵，浙兵是一支有着戚家军传统的军队，二是，教授明军操作西方火器的葡萄牙军官团，三是与孔有德叛军同样出身的辽东兵。无论从城防设施，还是兵员素质，登州都可谓是固若金汤。但即使事情到了这个地步，孙元化还没有放弃招抚叛军的念头，这也束缚住了他自己的手脚，不敢放手与叛军坚决一战，在张可大的浙兵军团稍尝胜果后，孙元化就下令停战，叛军抓住这个机会反扑，击败了张可大。同时也俘获了很多登州城中的辽东兵，而且登州辽东兵开始出现了倒戈。

　　这时辽东兵军官中与孔有德并称“山东三矿徒”的第二个人耿仲明，正在登州城中被关禁闭隔离审查，---他的弟弟参与了不久前的第二次皮岛兵变。由于正时用人之际，孙元化让他戴罪立功，孙元化没想到的是，孔有德已经让登州的辽东兵降卒，潜回登州来策反耿仲明。崇祯五年的春节之夜，辽东兵军官耿仲明和陈光福，从内策应打开城门，叛军从登州东门一拥而入---坚固的堡垒总是从内部被攻破，此言不虚。登州沦陷，总兵张可大自杀殉国，孙元化却陷入了两难，一方面他是一个儒生，儒家教育要求他舍生取义，同时他又是一个天主教徒，天主教义要求他爱惜自己不能自残。孙元化选择了自刎却并没有死，他被救了过来。孔有德先是要求孙元化做带头大哥，领着他们造反建立自己的政权。被孙元化严词拒绝后，念及孙元化以前的收留提携之恩，将孙元化释放。同时被俘的还有蓬莱县令、参议、总兵、参将等一大批官员，总教习特谢拉•科雷亚等12名葡萄牙军官战死，他们最终都被明廷追授、抚恤。不仅如此，孔有德在此役中还掳获了旧兵六千人、援兵千人、马三千匹、饷银十万两、红夷大炮二十多门，西洋炮三百门，其余火器和甲仗，不可胜数，可以说这个辽东前线的后勤基地中堆积如山的物资，全成为了叛军的囊中之物。叛军还将城中的居民驱赶到东门外，大肆屠杀，残杀百姓数以万计，一时间血流成河生灵涂炭。

　　登州陷落的同时，莱州知府朱万年加紧了备战，他将海防和城外兵调入城中，并将城外的粮草最大限度的运往城里，还在城中加强了治安约束，逐户清查，清街设岗，发动百姓协防守城，并加固城墙，增设防御设施，一场胶东历史上空前惨烈的大战即将打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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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孔有德等人开始建立伪政权，这时称王称帝他们还不太敢，而是建立了一个军政府，他们首先推举最年长的李九成为都元帅坐头把交椅，孔有德居第二、耿仲明居第三，他们竟然还以缴获的登莱巡抚印来号令登莱各州县。正当明朝廷将战抚皆不得力的山东巡抚余大成和登莱巡抚孙元化下狱治罪，而主抚和主剿两派争执不下时，叛军们已经开始实施军事行动，向登莱各州县进兵。叛军凭借先进的火炮形成的强大攻坚能力，攻克黄县。为了挽救危局，明廷新任命了徐从治为山东巡抚、谢琏为登莱巡抚，按照分工，谢琏在莱州城指挥作战，徐从治坐镇青州负责增援、后勤，但为了安抚民心，徐从治依然也进驻莱州，进入了最前沿。很快叛军就将莱州围了个水泄不通，这样在这个包围圈中，有徐从治、谢琏两位巡抚、莱州知府朱万年、还有从通州来援的
总兵杨御蕃，明朝的四位省、地、师级的高级干部。

　　为了攻克莱州，叛军调来了几乎所有的红夷大炮，从四面向莱州城轰击，这些叛军的炮兵叛乱前都曾经过葡萄牙军官的训练，炮打的得特别精准，尤其对于静止的目标，轰击城墙的垛口，就如同打靶一般的轻松。反观莱州城所处的地势并不十分险要，但是莱州城是在万历二十六年才重建的新城，莱州县志上说城墙“周九里，高三丈五尺，基厚两丈四，门四座，东曰澄清，南曰景阳，西曰武定，北曰定海，城下为池，深两丈，阔倍之。”而且还参照了西洋筑城法，筑有炮台，作为辽东的另一个后勤基地，城中的粮草、兵器充足，但不足的是重型火器较少，大多是国产的轻型火炮，而且懂得操作火炮的士兵也不多，但是莱州城在知府朱万年的严密部署下，井然有序戒备森严，莱州军民正是依托于此，展开了保卫战。

四位朝廷大员分兵把口，各守一座城门。叛军久攻不下，分兵一部攻克平度后再回师攻打莱州。这次他们集中了炮火主攻城的东北角，在炮火的掩护下，叛军不断的挖地道，想以此攻入城中，而城中则埋设了数口大缸，让盲人从中听出地道的方向后，守军向地道里灌水，淹死了敌兵，叛军再次派兵在城边挖地道，挖成大洞后，用棺材装满火药置入其中，击发引火，爆炸后城墙被炸塌了数丈，叛军从城墙缺口处蜂拥而入，守军向涌入的叛军泼下沸油，再扔下火把，冲天烈焰下叛军死者枕籍，徐从治等再命人投下早已准备好的沙袋，堵塞缺口。守军打得也极为机动灵活，夜里，徐从治等又派出敢死队悄悄出城，从几个方向出击，击毁叛军的多座火炮，并颇有斩获。不久，神机营参将彭有谟进入莱州城后，则又加强改进了火炮的技术，提升了守军的操炮水平。在叛军的一次趁夜偷袭中，他率兵连续打退了叛军的三次进攻，莱州军民称作有“再造之功”。

　　这时朝廷派出辽籍文官中官衔最高的张国臣前往招抚，而张国臣受到了叛军诈降的蛊惑，命令城中的军民和各路援军不许擅自出战，以免破坏抚局。徐从治派人趁夜潜出城，将一封奏章送到了北京，阐明了战况，并请求皇帝不要再招抚，要全力以赴的围剿叛军，他在奏章中动情地说：：“莱城被围五十日，危如累卵。日夜望援兵，卒不至，知必为抚议误矣。国臣致书臣，内抄诏旨并兵部谕帖，乃知部臣已据国臣报，达圣听。夫国臣桑梓情重，忍欺圣明而陷封疆。
… …臣死当为厉鬼以杀贼，断不敢以抚谩至尊，淆国是，误封疆，而戕生命也。”但这么重要的一封奏章，崇祯帝竟然没有看到。

　　同时，全国各地的援军汇集青州，但由于山东巡抚被围莱州，无人统一协调指挥援军，援军停顿不前，朝廷再次任命兵部右侍郎刘宇烈为总督，全权指挥各路援军，与他一起来的还有京城神机营和五门红夷大炮，用以和叛军对抗。但这个刘宇烈也是个主抚的文官，不积极组织进剿，却被叛军的再次诈降迷惑，还释放了被俘的叛军兵将，叛军借谈判之机，绕到明援军后路焚烧了辎重，刘宇烈大惊率部拔营撤退时，被叛军在沙河掩杀的大败，神机营的火炮也落入了叛军手中。而明军东路驻守宁海的总兵吴安邦，按计划从东面夹击叛军于登州，却也听信了叛军的诈降，也被击败，只得退守宁海，虽然在登州的东面，有宁海、文登、海阳等海防卫所，驻有大量的士兵，但他们畏敌如虎却不敢向叛军出击，只能自保。而叛军此时也无暇东顾，他们根本就没把这些卫所军放在眼里，认为的这些州县迟早是他们的囊中之物。而莱州的军民在援军不至的情况下，依然顽强坚守，可是四月十六日，山东巡抚徐从治在战斗中，中炮牺牲，莱州全城军民无不痛哭。

　　不明战况的崇祯帝还在准备招抚，他又任命了辽将前往招降叛军，辽将孙应龙因为与耿仲明旧交甚好，写书信一封劝降耿仲明，耿仲明将计就计，随便找了一个人头送了过去，说他已经斩了孔有德，让孙应龙迅速来受降，孙应龙高兴的率领海军舰队从天津直奔登州，刚一上岸就被耿仲明斩杀，大量的战船也成了叛军的战利品，凭借缴获的战船，叛军打退了皮岛总兵黄龙从海路的进剿。在陆地的进攻中，叛军攻克招远，虽然攻莱阳不克，而莱州还在围困中，但叛军的气焰还是在日益嚣张。

　　为了攻克莱州，叛军故伎重演再次向总督刘宇烈请求投降，而且提出了只要莱州城内的几位文武大员亲自出城宣诏，他们就投降，对招抚心存一线希望的登莱巡抚谢琏决定出城招降，他与莱州知府朱万年一出城，孔有德就痛哭流涕跪倒在地说自己死罪，孔有德逼真的表演真应该获得奥斯卡最佳男演员奖，他还说第二天受降仪式时请总兵杨御蕃一同出席，谢琏回到城中，出身军人世家的总兵杨御蕃深知叛军反复无常的秉性，坚拒不出城，果然第二天，也是这一年的七夕节，谢琏、朱万成二人再次出城就被叛军逮捕，叛军挟二人为人质，令杨御蕃献城投降，朱万成大呼：我们死了，你们一定要坚守住！围在我身边的是叛军的精锐部队，快向我这开炮！！杨御蕃也果断下令向叛军密集处开炮，叛军死伤累累，但朱万成也同样死在了自己人的炮火下。读史至此，海纳如同亲眼所见朱万成的忠勇，不胜唏嘘。

　　明朝廷中，抚战两派还在争论不休，莱州人、户部侍郎、大书法家刘耳枝一头撞死在朝堂的柱子上，他的死谏终于使崇祯帝下决心派出一支劲旅围剿叛军。

　　年轻的总兵杨御蕃独自率领莱州军民继续坚守莱州城，他秉承了徐从治的不走、不降、不抚、死战的信念，抗击叛军。这时孔有德得知，朝廷派出文官朱大典接任山东巡抚，太监高起潜监军率两万人马驰援莱州的消息时，竟然轻蔑地说：我视杀山东兵如同斩瓜切豆一样容易，他们就是来了数十万人又能怎么样？也的确，孔有德造反的八个月间，不断的招降纳叛，在辽东的毛文龙旧部不断有人渡海投奔他，他还收罗了纵横于黄渤海的很多海盗、海匪，使得他的叛军兵力由反叛之初的不足两千人，发展到两万人。

　　而当明援军与叛军交战于沙河时，叛军却惊讶地发现，这次来援的明军中，有令他们惧怕的、与他们同样出身的辽东兵。虽然参战的辽东兵马只有不到五千人，但他们是这支援军的主力，统帅他们的是辽东的总兵金国奇、靳国臣，祖氏家族的绰号“祖二疯子”的祖大弼、祖宽，还有少壮派军官吴三桂等悍将，叛军迅速败北，八月十九日，叛军从莱州城撤围而去，鼠窜退守登州。可是援军当来到莱州城下，城中守军竟然还是不敢打开城门，他们已经被叛军的多次诈降的诡计所蒙蔽，不敢再轻易相信了，直到监军高起潜派出了随行的太监，前往宣诏，杨御蕃才下令四门洞开，迎接援军---什么都能作假，这太监可是做不了假的，不知道杨总兵在听诏之前，是否让太监先脱下裤子验明正身过，呵呵。----自此，坚守了七个月二百多天的莱州城终于解围，莱州保卫战胜利结束，莱州城在历史上也获得了“铁打的莱州”的美誉。

　朱大典的援军，马不停蹄一面追剿叛军于登州，一面派兵连续收复平度、黄县、招远等县城... ...

　　在收复黄县的战斗中，叛军被歼灭一万三千余人，之后，九月一日，明军进逼叛军占据的最后一座城池—登州，登州城这座从明初洪武年间开始修建，耗费数代人的心血建成的坚固城防、军港，这个八仙过海传说的发生地，秦始皇求仙之所在，这个有着海市蜃楼胜景奇观，被大诗人苏东坡所赞颂过的美妙仙境之地，此时已沦为了叛军最后的巢穴。固若金汤的登州城，不仅使明军官兵倍感棘手，同样使凭险固守的叛军气焰仍然嚣张，但是当叛军大头目、叛乱的煽动者都元帅李九成上阵搦战，被祖宽一箭射死后，孔有德、耿仲明等人就开始考虑放弃登州突围。

　　登州城被明军围困了三个月，战斗进入了胶着状态，叛军凭借着城防利炮，让官兵进展缓慢，叛军的几次突围同样未果，同时城中粮草不济，士气低落，最后粮食匮乏时，叛军竟然捉来女人吃她们的肉，暴行令人发指。收复登州城的战斗，从交战双方的武器上看，可以说是当时世界上技术含量最高的战斗，他们都掌握着当时较为先进的火枪火炮，现在常从电影上看到的，西方十七八世纪的那种硝烟弥漫的战场，此时的登州也同样上演着。

　　孔有德开始实施他的大规模突围计划，二月十二日，他计划集中3千匹战马，组成骑兵队为先导冲击，五千步兵跟进，兵分三路，他和耿仲明、李应元各带一路，从西门强行突出重围。他的战略设想是，突围后作一支冲州撞府流寇。但叛军中的一名下级军官趁夜越城反正，报告了这一重大军情，朱大典等明军将领，积极部署三路伏击，当叛军进入埋伏圈，官兵四起冲杀，力图一举攻克登州，但是叛军中埋伏后，迅速撤退，登州城的留守叛军也发炮策应，使明军官兵无法靠近城墙，与此同时，明军在登州东门也加紧了进攻，祖宽部已经攻占了水城的外围护城城墙，孔有德明白，如不尽快做出决断，水城被明军占领，他们就成了瓮中之鳖，只能束手就擒。他也看出了，这支明军的不足，他们没有海军配合封锁海面。当夜他下令，登州城中除了留下千余人掩护，其余一万二千多叛军及其家属（其中战斗部队三千六百人），乘坐百余艘大船，连同军器、枪炮等一应物件从水城北门，冒着明军拦截的炮火，由海路突围而去，登州港内原有明朝海军的主力舰队，加上被诈降蒙蔽被斩的孙应龙带来的战船，足以使这支庞大的队伍逃脱。

　　明军很快就攻入了登州城，叛军的留守部队仍在凭借水城负隅顽抗，明军游击刘良佐暗中率人潜入靠近水城城墙的永福寺（现在蓬莱阁景区的一个景点），从中挖地道至城下，填入炸药，轰塌了一段城墙，攻克水城---叛军攻莱州城时的伎俩终于报应了他们自己。但仍有一部分叛军退守登州城海边的丹崖山，准备做困兽之斗，（丹崖山上有宋代修建的蓬莱阁、苏公祠等名胜古迹），朱大典对最后这支叛军队伍没有斩尽杀绝，对他们进行劝降，叛军大部下山投降，一部分人投海自杀。

　　而孔有德此时还十分茫然，他不知道最后的出路何在，他的初步设想是在辽东沿海占据一个岛屿或一块三不管的地方，武装割据一方。但是，驻守在皮岛、旅顺的明军总兵黄龙率领海军对他们进行了截杀，李九成的儿子李应元被斩杀，毛承禄、陈光福被俘，将他的梦想彻底打碎。他与耿仲明带领剩下的舰船、人员在海上漂流了数月，也在海上过了年。走投无路的孔有德，做出了最后的决定，投降明朝的敌国—后金，在与后金联络接洽后，他们在指定的地点登陆，皇太极派出了汉八旗将领打退了明军的追剿，接应孔有德叛军进入后金的领土。皇太极开始还以为是明朝做出的苦肉计，在证实是真实的投降行动后，皇太极大喜过望，亲自在沈阳城外迎接孔有德、耿仲明。

　　自此，历时十八个月孔有德叛乱结束，但这场平叛战争，交战双方都没有胜利，虽然明朝平息了叛乱，并在太庙举行了盛大的献俘仪式，将李应元、毛承禄两个匪酋凌迟处死，算是给连战连败的帝国打了一针强心剂。但明朝的登莱两州，这个辽东前线的后勤练兵基地，被叛军捣了个稀巴烂，也给近在京畿的山东地区带来杀人十余万、残破三百里的恶果，而且数位朝廷封疆大吏和大批地方官员被杀。同时，叛乱的两个首犯都没有落网。而孔有德虽然一度攻占了登州多座州县，但也没有实现他的自立为王武装割据，与明朝分庭抗礼的构想，他最终沦为了，成为满清人的一条狗。

　　但交战双方之外，却有一个最大的赢家，这就是清朝的前身后金，他们的天聪汗皇太极终于得到了梦寐以求的精良的西洋火炮
---孔有德带来了至少二十门葡萄牙澳门造炮局原装的红夷大炮，而且还得到了孔有德等，由葡萄牙军事顾问所直接传授，弹药制造技术以及瞄准知识与仪器操作的军事技术人才，不仅如此，海战是后金最欠缺的地方，而孔有德带来了大量的战船，使后金也建立了自己的海军，凭船运炮使他们可以绕过山海关，在明朝沿海任何一个地方登陆，至此，后金与明朝的军事实力立刻就出现了消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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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確實是一段鲜为人知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