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学术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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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一个“清心寡欲”的时代，因为知识分子还属于“贵族阶层”。那是一个学术会议很少的时代，每一次会议都显得弥足珍贵。

没有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很难想象：参加会议花钱很少，会上没有人向专家提问，听会的人能老老实实从头坐到尾，认真听报告。在耄耋老科学家们的眼中，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学术会议是“寡欲时代”的学术盛宴。

“清心寡欲”的科学家

胡亚东，一位年近八旬的著名高分子化学家，中国科学院化学所原所长。8月的一个下午，在位于中关村的一幢普通的单元房里，记者见到了这位身体硬朗、开朗乐观的老科学家。屋外不时传来车水马龙的嘈杂之声，而屋内则弥漫着安谧、宁静的书香之气。

胡亚东是1955年从前苏联留学归国的。回想起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学术会议，他的第一感觉就是那时的科学家都很清心寡欲，不会考虑过多的身外之物。“那个时候，开会就是纯粹的开会，学术味道很浓，不像现在，首先考虑的是开会地点是否好玩，有没有旅游的价值。”

当时，参加会议也需要提交论文。对此，学者们的态度是“有就有，没有就没有”，绝无攒文章的念头。而且，他们对论文要求非常高，宁可“三篇文章合到一篇写”，也不会往文章里“灌水”。

两三天的会议，参会的人一般都是从头听到尾，不会中途溜号。而且，很多人都一边听一边认真地记笔记，回单位后还要向没来参会的同事传达会议上的信息。

“那是一个很单纯的年代，”胡亚东感叹，“科学家们都一心一意扑在自己的学术研究上，既不心猿意马，也不急功近利，都在踏踏实实做学问。”胡亚东承认，之所以能达到这样的境界，拥有优厚的物质待遇是重要原因。在胡亚东的记忆中，1955年毕业的大学生每月的工资是62元，在社会上属于中上等水平。那时候，去有名的莫斯科餐厅吃饭，点一菜一汤也只需要两块钱。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胡亚东和他妻子的工资加起来有250多块。当时，他们已经有了两个小孩。为了有更多的时间投入工作，他家雇了两个保姆。这样的开支，是现在的很多科学家难以承受的。

“花钱很少的会议”

邹承鲁院士住在李四光纪念馆中。那是个令北京很多人都羡慕的大院子。院内疏朗开阔，林木阴翳。初次见到邹院士，令记者颇感惊诧的是，这位年过八十的老科学家说话竟然中气十足，声音宏亮有力。

在这位生物化学专家的记忆中，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会议吃住都很节约、花钱很少。与之相比，现在的很多会议为了摆排场，不仅住的地方很高级、吃得很好，而且还安排了旅游等余兴节目。这多少背离了开会的初衷，邹承鲁认为。

当时召开一个会议的程序大体是这样的：会议的主办方将举办会议的通知发到相关单位，邀请大家报名。有意参会的个人将会议论文按规定日期送达组委会，由专家委员会进行严格评审。论文被采纳后，在单位批准同意的情况下，个人就可以作为单位派出的代表参加会议了。会议的整体费用由国家相关机构承担，而个人费用则由单位报销，但每个人回去后都要向同事汇报会议的情况。

“那时的学术会议很少，机会非常难得。而且，没有类似电子邮件这样快捷的沟通方式，所以大家都很珍惜开会的机会。”邹承鲁这样告诉记者。全国性的高分子会议和有关生物化学的会议通常是每年只有一次。参会的人数与现在相比也少得可怜，上百人的大会就算是规模很大了。“现在，研究的视野开阔了，条件越来越好，成果越来越多，会议自然也就越来越多了。”胡亚东说。不过，令这些老科学家们遗憾的是，与以前相比，现在的会议学术交流氛围淡薄了许多。旅游、拉关系成了很多参会者的主要目的。

会场上为何鸦雀无声？

1951年从英国留学回来时，邹承鲁还是一个20多岁的小伙子。年轻气盛的他早已习惯了西方自由的交流方式，所以在国内的会议上也常常当众向作完报告的专家提出尖锐的问题。因为这一点，他受到了前辈学者的善意指点。

“他们告诉我，当众向这些专家提出尖锐或质疑性的问题是不礼貌的，”邹承鲁笑着告诉记者，“可以私底下与这些同行交流，但不能当着大家的面让他们难堪。后来，我也学乖了，不在会上提问了。”所以，当时的学术会议上就出现了奇怪的一幕，当专家作完报告后，主持人问“有哪位想提问？”会场上鸦雀无声，没一个人问。可是等会议一结束，那些专家就会被很多人围住，走都走不了。一大堆的问题等着他们回答。“那时，国内学术界与国外交流很少，人们还不习惯在会上提问。与那时相比，现在进行学术交流就自由、平等多了。”邹承鲁说。

与以前的会议相比，现在的学术会议商业味浓了很多。老科学家们对这一点也深有感触。以前的会议都是由国家出钱的，没有赞助一说。而现在的很多会议都实行 “以会养会”的市场化运作方式。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会议主办方过于急功近利，参会者的论文水平就会良莠不齐。因为有些会议论文对评职称有好处，所以一些学者恨不得把“一篇文章分成三篇写”。而组织者出于商业考虑，只要参会人员交纳注册费，就有资格出席会议。这也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会议的质量。

而且，“以前的会议专家学者是主角，即便有领导出席，也只有五分钟的讲话时间。”邹承鲁说。这点也和现在不一样。重要会议一定要有领导压阵已成了不折不扣的“中国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