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武不能屈: 我和死缓犯相处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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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云：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滛，贫贱不能移，是为大丈夫也！

在我二十三年的牢獄生活中，接触过的犯人至少几百几千吧，称得上是大丈夫的当数林俊臣先生了。1967年监狱从泸州迁到宜宾南溪县青龙嘴，我们合编到一个中队，但不同分队，不过学习之余的休息时间能看上他。我几次试图去接近他，他都回避我。为什么我想接近他呢？听不少犯人断断续续讲，说他性格怪异独特，从不穿监獄发的囚衣，也不领取每月両元人民币的零花钱，有时连干部都訨他三分。，于是对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我想，可能我是学习记录，在他眼里属于靠拢政府，定是个以写检举揭发为目的、争取减刑的“屁儿虫”（泛指极积分子）。这也难怪，在这种环境里，纵是再老实的的也得学会保护自己。有次打牙祭，我调单，竟和他所在的小组编为一桌。

由于“无产文化大革命形势一遍大好”并且越来越好”所致，物质供应又开始紧张，犯人每月两次牙祭从过去的五两肉减为四两肉了。吃肉对犯人来说既金贵又稀罕，故每次都要议论几天：不外乎是今天谁的肥肉多，谁的肥肉少。用犯人的话说：“坐牢坐牢，越坐越涝（馋的意思）”，肠子上坐得来没丁点油气了。”按监狱规定，每次打牙祭为10人一桌，每桌一盆肉，由大家公推一位持勺的“分手”来分。“分手”不敢有私心，因为分完还得抓阄，抓阄前大家还得认真地品评一下 10个碗里肉的肥瘦是否均匀，待没有意见了，才抓阄对号，取碗端肉。故人人蹲在“分手”周围，两眼掉在碗里，聚精会神，指指点点，不敢马虎。独有林俊臣一人蹲在老远，看也不看，阄也不抓，反正剩下那没人要的纸团便属于他，管它肥瘦。那天剩下的那碗好象肥一点，大家夸他运气好。他无反映，只笑一笑，无声地吃他碗里肉和饭。中国有句古话“鹤立鸡群”。我发现他就是一只洁白无瑕的鹤，伸脖昂头，极傲气地屹立于我们之中。

我远远地仔细观察，他大约40岁左右，中等个儿，有张端庄的黑黝黝的四方脸，大鼻阔嘴，给人以忠厚诚实之感，而那双虎彪彪的豹子眼又显得威武而尊严，深藏着不可凌犯的大丈夫气度。他一年四季穿着家里带来的衣服。那衣服是浅蓝色的，布料粗密不均，是农村土制布机编织出来的，俗称“家机布”。这种布是中国50 年代前农村常见的布，是自给自足经济的一幅缩影。他头上那顶黑绵线编织的帽，虽年代久远，却洗得干净，加上脚上那双青布元口鞋，更显得他的超然脱俗，不同于一般犯人。由于我的聚精会神，为他同组一个犯人看见，这人认识我，借涮碗的机会向我说：“这是个怪人，我和他同组五年，从不见他和人说话，也不在学习会上发言，象个哑巴，更怪的是不穿囚衣，不领零花钱，莫说分肉他不关心，就是一日三餐分饭他也不关心，别人刷他‘飘刀’挖他‘墙角’，他也不吭声。粮食啊，那是血呀！（注：我们参加劳动的犯人，囚粮按轻重工种定量，多的三十二斤，少的二十四斤，他和我一样编萝筐，为二十四斤。一日三餐，每餐不足三両，蒸在锑盆里，两人共分一盆。“飘刀”即盆面平均，盆下斜面。“挖墙角”指从下面扒走别人的粒米）最后连干部也看不惯了，一次在会上批评说，你们心不要太狠了，欺负林俊臣，各人有各人的口粮嘛！”

“我一次问他，你猜他咋说，多几颗米吃不饱，少几颗米饿不死。还有……”这个犯人说到這里，环顾一下左右，才神秘兮兮地道：“我发现，好象有些干部有点怕他，也从不惹他……”

“奇怪，干部怕犯人？”此后我经多方打听，终于探出了究竟，原来他的“犯罪”很特殊。真叫：世界之大无奇不有，“阶级斗争”冤案太多。

他家是四川简阳县的大户,世代书香,门庭显赫，爷爷是前清进士.作过叙永道台,父亲是刘湘的部下一任师长，后弃官办学，服务乡里。国共打内战时，经人介绍参加了民盟活动，多次资助地下党组织，后被国民党特工盯上，临解放活埋于成都十二桥。他妈妈是省女师高材生，温文而雅、贤惠一方，施舍救济从不看重金钱，是县里开明士绅。他自幼攻读于成都名校树德中学，高中毕业那年被同学推选为学生会主席，组织过“反饥饿，反内战”的游行示威。在游行中他临危不惧，高喊 “停止内战，和平救国”，被宪兵打伤。无论凭他的学习成绩和他的聪明天赋，都能进入四川任何一所名牌大学，但为慰母亲孤独，为父亲守陵尽孝，毅然返乡事农，过着耕读为乐的隐居生活。解放后不少同学都劝他出来工作，他固执地摇着头说：“家遭不幸，父死母孤，我不能远离生母，追求什么个人前途。一个不孝顺父母的人，也不能尽忠报国。”

他要想隐居，现实却不要他隐居。解放后激烈的不断的政治运动，打破了农村原有的平静，清匪反霸、减租退押、土地改革等接撞而来，其势如暴风骤雨，雷鸣闪电。他家有田有房，佃户一大堆，当然是革命对象。由于他母亲知书达理，深知世态变故，未等“减租退押”的工作组上门，便主动退还了佃户的租子和押金，可是土地改革一关却难以过去。土改是场地覆天翻的运动，是共产党领导穷人推翻头上“三座大山”最后“一座山” ——封建主义。从事土地改革的工作人员，清一色身穿灰制服，头戴解放帽，多是二十多岁的年轻人，他们中极大多数是激进的学生，和脱下军服不几天的工农大众，狂热幼稚，头脑简单，加上当时事事讲“立场”，处处道“革命”，在工作中大家都“宁左勿右”。因为“左是方法问题，右是立场问题”。为了表现自己坚定的革命立场，吊打地主、捆绑之风比比皆是。尽管他母亲将家里所有的金银手饰都主动交给土改工作队，工作队负责人仍觉得他母亲“不老实”。

他母亲百般哀求，红着眼流着泪说：“队长，我家是拥护共产党，拥护革命的，绝不会藏金窝银。我丈夫为革命把老命都丢了，难道还有什么舍不得的东西吗？”

年轻的工作队长把眉毛一立眼睛一瞪，以教训人的口吻说：“你不要在我面前摆谱，既然是支持革命的，就把金子银子拿出来赔退，不赔退是过不了这一关的。”

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他母亲拿出家中世代珍藏的古字画：怀素的草书帖、唐寅的山水画、明版朱伯卢先生《治家格言》、“杨州八怪”之一郑板桥的竹石画，以及好些古玩珍品。谁知这位工作队长肚中无货，看也不看地将這些民族精品扔进了火坑，说：“你不要拿这些破玩意儿来骗我。”

他母亲心疼得大哭起来：“这是国宝呀，是用金用银买不来的国宝呀！”

工作队长一听咧嘴大笑：“这是国宝，是地主、官僚国家的国宝。我们要的国宝是金子银子！”

他母亲不服，认为这不是毛主席的土地改革政策，向周恩来总理写信反映。不知是信未寄达，还是层层下转的原故，不久他母亲被农会斗争了三天三夜，罪名是“诬告土改工作队”。一夜之间“开明士绅”、“烈士家属”成了众矢之的的“地主婆”。他家那宽阔的大瓦屋，雕梁画栋的亭阁，苍翠欲滴的林园，以及数不尽的丝绸衣被、上等裘衣、古色古香的红木家具等等，全成了翻身农民的“胜利果实”。他们被扫地出门，片甲不留，转间成了乞丐。

他和母亲搬进了又破又烂的茅草房，自此，相依为命，贪黑起早，一背太阳一背雨，耕耘着那五亩瘦土薄田。想不到那汗水换来的稻谷小麦，全成了国家统购之粮，三餐竟然难以饱肚。于是，他母亲再次怒而悬笔，向周总理反映农村现状，在信中写道：“我们拥护毛主席、共产党统购统销的政策，但反对一些干部好大喜功，谎报生产数字，竟把农民赖于活命的口粮统去。望总理救民于水火，解民于倒悬……”但得到的结果，仍然是一场拳打脚踢的批判斗争，并戴上反动地主阶级的帽子，还被管制三年。不久，全国掀起“反右”斗争，他母亲又为“右派”鸣冤叫屈，被戴上纸糊的尖尖帽，由民兵押着，在乡里四处游斗。一个昔日的千金小姐、名门闺秀、省女师高材生、烈士家属、开明士绅,怎经受得住这种凌辱,在一个风雨交加之夜,借看押的民兵不注意,毅然悬梁飘首,含恨自杀。死前留有一纸遗书：“臣儿，要正直做人，永保人格尊严。”

他抱着母亲尸体大哭,直到双眼哭出血。无钱购买棺木，只好用付薄板草草地把母亲安葬在房后的菜园地里。他蓄发守陵，三年足不出户，夜夜睡在母亲坟边，以尽人子之孝。他高傲的年轻之心，早已静如止水，视人世间一切荣华富贵为浮云。

毛“伟人”説“阶级斗争下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所谓 “树欲静而风不止”。他白天劳动，夜来守灵，但是政治运动却一个比一个凌厉，“三面红旗”、“大炼钢铁”、“人民公社”，一天一个花样，一天一句口号。铁锅、铁铲、铁勺，被大队收去作炼钢原料；木板、桌椅、木门，被公社运去当做高炉柴火。熟透的粮食烂在地里，壮男往返于运矿征途，农民挨着饿还要放“卫星”。他实在看不下去，认为这是下面干部胡来。他效法母亲立即泼墨走笔，置危险生死不顾，冒死上书中央，结果打成了“现行反革命分子”，罪名是“诬蔑社会主义”，恶毒攻击“三面红旗”，被县公安局逮捕。

他公安局看守所，他质问审讯他的预审员：“我犯了什么罪？宪法上不是写着‘人民有言论自由’，我向你们领袖写信反映情况，這怎么叫罪？”

预审员皮笑肉不笑地说：“宪法上的自由只给人民，不给反革命。你攻击党，攻击毛主席，诬蔑社会主义，说我们‘大炼钢铁’搞错了，‘大跃进’搞错了，‘三面红旗’搞错了，到处饿死人，這是不是犯罪？”

他不退缩，睁着虎彪彪的豹子眼问：“难道这不是事实？”

“什么事实？”预审员掷笔怒喝道：“无产阶级有无产阶级的事实，资产阶级有资产阶级的事实。我们是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从来就不会饿死人。”

他据理力争，举出上百上千的例子，想说服预审员，打动他的良心。可是这些预审员都是“吃官粮”的，根本无良心与事实可言。他们的任务就是要叫林俊臣认错认罪，以求得党和政府的宽大处理。林俊臣听后笑了笑说：

“纵然你们杀了我，我也不会承认自己有错有罪。我不能眼睁睁说瞎话。鲁迅先生早就说过，‘墨写的谎言，掩盖不了血写的事实’。”

预审员为他的直率坦诚有所感动，本想笔下操生，放他一马，最后却为他几句话激怒。林俊臣有古代直臣之风，毫不畏惧死亡，冲着坐在桌上的预审员说：“我们不能为了自身的升迁而抹煞事实，更不能为了个人的荣禄而出卖老百姓。你要活，别人也要活呀！”

预审员拍案而起，指着他道：“这是什么话？难道你煽动我和你一样当反革命。”林俊臣没好气地顶一句：“你也不要助纣为虐，为虎作伥啊！”顶得预审员想揍他，但却忍住了，以“拒不认罪”为由，判处林俊臣20年有期徒刑。他仍不服，连夜写上诉，一封、两封、三封……，封封措词激烈，直指审判要害。三个月后《裁定书》下达，20年有期徒刑变成了无期徒刑。他看清了世道，不再上诉，留着一条等待光明的生命。

“吃一堑，长一智”。

自此他知道了什么是“阶级斗争”？什么是“无产阶级专政”，？什么是“现行反革命”？他拿着一纸无期徒刑的判决书，来到省四监狱劳改。在近六年的服刑期中，他缄口不言，也不与任何犯人接近，对任何人客客气气，也从不违反监狱任何一点规定。一次，管他的干部找他谈话问：“林俊臣，你有什么思想问题，谈一谈好吗？”
他直直的坐在提讯室的矮板凳上，想也不想的回答：“报告干部，我没有思想问题。”

干部一怔，然后笑笑又问：“你对你的犯罪怎么认识？”

他仍然直直地坐着，略加思考后回答：“报告干部，如果监狱能管我的案子，我可以谈我的判刑经过；如果监狱只是执行我的刑期，那只能管我守不守法，我没有必要谈。”

这位干部属于有知识有文化的管理干部，也是少有的“温和派”，他认为林俊臣的话在理，也就不再为难他。

再一次是学习中共中央“九评”苏共的文章，一个晚上中队犯人集中发言，谈体会感想，管教股股长在会上点名要叫他发言。他不回避，直直的站起来道：“报告股长，我发言有三点要求：第一点是股长叫我发言，发错了我不负责任；第二点是一篇文章认识有不同，准许我讲自己的观点；第三点把我说的话记录在案。特别要记上是股长要我发言。”

会场犯人个个惊吓，不知他将会惹出什么麻烦，但这位股长修养十分好，也属于“温和派”的干部，笑笑道：“好，你坐下吧。”

有了这几次较量，全监狱犯人都知道“林俊臣”这三个字。

过了一段时间，中队再次合编，我们终于同编在一个分队，接近见面时间多了。可能是他对我有了了解的缘故，知道我也是个“守法不认罪”的犯人，原来是记者，又写过小说的人，似乎不再那样防范我。每天晚饭后上学习前，他总喜欢背卷两手，在监舍门前的空坝里，默默地无言地兜圈子。我也喜欢兜圈子，走去走来，我们走到了一起，于是我搭问了：

“林老师，听说你很喜欢文学？”

他摇摇头，笑笑回应：“不能叫我老师，就叫我林俊臣好了。”停下，好一会，他才问我：“看过《西游记》吗？”

“看过”。

“它写的什么？”

“神话故事”。

他摇摇头道：“错了，那是写的水。孙悟空、猪八戒、唐僧都是水。水才能多变，一时汹涌，一时平静；一时咆哮，一时无声。他们为什么要去西天取经？水是从西向东流的，其实《西游記》就是一部水经注，探水的源头。取经，取回的是什么经？经是什么，宗教。宗教就是把恶变成善。善就是知识，说得正确一点，他们把国外知识，西方的知识带回中国，目的是让中国人变得更善。”

对他这番很富有哲理的话，我一时吃不透，接着他又问我：“看过《水浒》吗？”

“看过”。

“《水浒》一书，中心写的什么？”

“阶级斗争，农民造反。”

他不置一屑地笑笑，纠正道：“他主要写的是‘忠义’二字。中国古称文明之邦，文明之邦的核心就是忠义。忠，为臣者，忠君忠国，为人者，守诚守义。无论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弟姐妹，亲朋好友，都要讲“忠义”二字。大家都应做到为了忠义须死不辞。忠义，就是正气。故文天祥在他的《正气歌》中写道：‘天地有正气，杂然赋流行’……”他又问我：“看过《镜花缘》吗？”未等我回答，他却讲开了：

“君子之国不是乌托邦，这是儒家治国的理想与追求。如果一个人做事不为功利趋动，不仅事做得好，社会也安宁。一言以敝之，先有君子之人，后才有君子之国。这不是空想，这是儒家最高的道德境界，你说呢？”

我哦哦地点头称是，对他高深的见解，哲理似的透析，打从心眼里佩服，觉得毛泽东把这样的人送来监狱“改造”，真是煮鹤焚琴，大煞风景。

“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中国的事说变就变。不久全国造反派掀起了“夺权”风暴，监狱里的“造反派”也夺了“温和派”的权，成立了新的领导小组。原来那些较为开明，有政策水平的管理干部，一律靠边站。新掌权的“造反派”便拿我们开刀。他们认为我们是“温和派”“包庇”下来的“反革命分子”，对我们太“仁慈”，犯了方向性和立场性的错误。说得直白一点，这是他们内部争权夺利的必然结果。

原分队长“陈爪手”此时升为中队长，他对我印象一直就不好。认为我不尊敬他，不靠拢他，不向他反映情况，现在他“黄袍加身”，一夜之间掌了中队印把子，便拿我开刀是问。那晚学的是毛泽东最新指示“斗私批修”，他刁根纸烟坐在一旁，不停的得意地摇着那翘起的腿，那只不知什么原因致残的右手，总是蜷缩在衣兜里，象有什么秘密生怕别人发现似的。他突然两眼斜视，冲着我说：“你不要夸夸其谈，给我检查你的修正主义思想。”

我平时就看他不顺眼，一付“二杆子”样，便不客气地回顶一句：“我没有修正主义思想。”

“没有……”他泛起白眼儿瞪我：“你敢说你没有修改主义思想？”

“没有就是没有。”

“你给我站起来。”

我全无畏惧之色冲地站了起来。他一怔，扔去手里烟头，移步站到我面前，因盛怒而憋气的小白脸成了猪肝色，几次扬起那只抓手掌，在我眼前晃来晃去，不知何故，终未打在我身上，口沫四溅更神恶煞地问：“你有没有修正主义思想？”

我用沉默以示反抗。他不罢休，继续追问：“有没有？”

“没有！”

“再说一个”他进一步逼我。

“没有！没有！没有！”我截钉断头回答。

“反了，反了，反了，”他气得跳起来吼叫：“集合！统统到坝子里集合。”

他吹响了哨子，把三个分队的犯人叫出来，然后宣布道：“黄××这个反改造分子，从不认罪守法，自以为自己有知识有文化，那些臭知识、臭文化管个屁用。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林副统帅说，‘知识越多越反动’。今晚学习，我叫他检查修正主义思想，他竟敢公然说没有，你们说，他有没有修正主义思想？”

二百多号犯人，把监舍门前的空坝占去了一半,仅管我平时人缘关系不错,又是学习记录,多少有点拉不下脸,但现在他们听新出任中队长的陈爪手这么一说,知道要斗争我,有了立功机会,立即兴奋起来,齐声回答:“有”。

“困兽犹斗”是句很好的形容词。犯人长期关押在监狱，天地狭窄，思想单调，精神苦闷，生活清苦，都恨不得早日离开囚笼。因而这里没有友谊，更没有和善，只有你死我活的立功赎罪，揭发捡举。纵然父子、兄弟，也会相互怒目以视，刀剑对击，这是人性的本能，也是改造的必然。现在我是一只被抛出的羊，群兽当然会来撕咬。
“黄××，我再问你一遍，你有没有修正主义思想？”

“没有！”我大脑发热，眼冒金花，昂然而立，用屁股对着他。

“你把脸转过来。”他厉声吼叫。

这时我也来了气，抱着打烂镡镡冲罐罐，孤注一掷的打算，作好了下一步被捆绑的对策，便拿出“借鬼打鬼”的“杀手锏”：“面向东方站，心向毛主席。”

“把这个反改造分子给我捆起来。”

他一声令下，好几个想争取立功表现的犯人，立刻拿着绳子向我扑来。我此时已豁出去，用尽全身力气反抗，又打又咬，又吼又叫：“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

这一招真灵，喊声惊动了驻狱的军代表，他幌着电筒跑来急问：“什么事？什么事？”

我灵机一动，趁势告状：“报告毛主席派来的军代表，今晚学习，陈队长叫我检查修正主义思想，我说我没有修正主义思想，陈队长就叫犯人捆我、打我。”

军代表不满意地盯了“陈爪手”一眼道：“大家回去，捆什么，好好学习。”

他讨了个没趣，碰一鼻子灰，气得死死地长瞪我。我未捆上，只是在打滚时弄了一身灰，心里好笑，低低骂：“杂种，想整老子，还缺火欠炭。”

整我的这一遭失败了，“陈爪手”便把注意力转向了林俊臣，突破口是“认罪”。林俊臣从不认罪，是全监狱干部和犯人公知的事。过去他未挨斗，一是守法，没有任何不安份的事情；二是劳动完成任务，找不出可挑剔的东西；三是原监狱管理干部较有政策水平，不愿做过份的事。现在情况不同了，造反派一个比一个“左”，一个比一个心黑手毒，只要能升官，能领到上面奖赏，卖妈的事情也敢干，形势决定了林俊臣的命运。不出十天，全中队召开了批斗反改造分子林俊臣的大会，会场仍安排在中队监舍门前的空坝里。这个空坝是依山而上用石头垒起来的，有一条堡坎，高约十多米。上面是我们中队，下面是另一个中队，中队和中队之间相距约 50 米。相距地方是一片开阔的乱石地。斗争会经过“陈爪手”的精心安排，已把犯人动员起来。他们个个摩拳擦掌，人人喜形于色，好象参加了这个斗争会，明天就会立功减刑放出去。会议刚一宣布开始，犯人便吼声如雷：

“反改造分子林俊臣站出来！反改造分子林俊臣站出来！”

林俊臣戴着线帽，身穿家机布缝制的斜扣短衣短裤，足下仍是那双元口布鞋。他不声不响，飘然走到人前，昂头挺腰站在那里。他脸上没有一点表情，既不惊恐，也不胆怯，似乎早有预料。

“你说，你有没有罪？”犯人七嘴八舌，声嘶力竭的吼叫。

“……”无声是最好的反抗，他直直站着，虎彪彪的豹子眼平视远方。

“你说，你有没有罪？”

无言，还是无言。

一个犯人带头发难说：“先把他衣服扒掉，再说认罪的问题。”几个事前安排好的犯人拿来一套囚衣，强行要给他换。他不配合，既不伸手，也不张腿，就是穿不上。

“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它就不倒。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犯人大声背诵语录，以激奋情绪。

“揍他，揍他”犯人狂呼乱叫起来，有几个刑事犯趁机上前给他耳刮子。林俊臣不偏头不侧脸，动也不动，象个石头任人敲打。坐在一旁掌握斗局的“陈爪手”吞云吐雾，一付得意样。此时，他不但不制止犯人的过激行为，反阴阳怪气地加火浇油説：“你看他那一付反动样，不理不采，大概温度低了，火力不够，还没触到灵魂。”

一些犯人，特别是一些刑事犯，本来就缺乏人性，听他一鼓动，个个拍腿跺脚地附合：“加温，加温，加温……”

说话间，有两个犯人提来一对水桶，水桶里盛满水，然后用条粗绳把水桶提把连在一起，凶暴暴地走上前给他挂在脖子上。林俊臣两眼圆睁，怒不可遏，大吼一声，把水桶砸在地上，然后冲过犯人群体，拔开双腿直往监舍尽头跑去。他这突出其来的反抗，令大家震惊了，一时不知怎么是好。

掌握斗局的“陈爪手”似乎明白了事态的严重性，立即下令：“抓住他，快抓住他。”

七八个犯人闻声追去，只见林俊臣跑到监舍尽头，站在高高的堡坎上，仰天大叫：“父亲、母亲，不孝儿子俊臣来了！”他张臂垂头，猛的往下一跳，只听叭嗒一声，保坎下顿时鲜血一片，那白红白红的脑浆，把乱石岗涂成了一幅壮烈的水彩画。近处鸦声，远处风声，似哭泣，似呐喊，还是在诉说这惊人的一幕……

“死了，死了，他死了！”会场二百多号犯人睁大眼睛，不停地叫喊。

“陈爪手”脸色刷白，扔去手中烟头，强装镇静，毫不以为然地说：“吼什么？这是自绝于人民。这样的人死一个少一个，死一对少一双，有什么了不起。”

当夜我失眠，久久不能入寐，这悲壮的一幕，一直在我眼前环绕：他以死保住了人格的尊严，他以无声回答了现实的不公。过去我常在书上读道“士可杀不可辱”，但我真正理解这句话却是在此时此刻。中国知识分子是伟大的，中国知识分子是不可凌辱的。古往今来，他们蔑视邪恶，仇恨暴力，追求民主，追求光明，视死如归，决不允许任何恶势力玷污他们的人格。在昏昏的狱灯下，在刺刀林立的铁牢中，我只能用手指在胸脯上默默写下这样一首诗：

生命诚可贵，人格价更高。
若为尊严故，头颅敢触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