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赖喇嘛会北美各界华人的讲话（全文）

达赖喇嘛会北美各界华人的讲话（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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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确，我非常高兴在这里与你们见面。近年来，我一直强调：“汉藏大团结＂、“汉藏真正的团结＂，所以，非常高兴在这里见到你们。(汉话已经忘记了，一点一点，我听得懂（笑）。是的，你们中的大多数人都懂英语。)

  你们中的一些人关心我的健康问题，就先说一说手术後我的健康状况。尽管这里的一些老朋友，在我手术後已经见过面了，但是，大多数，今天还是第一次。看起来我的身体和以往一样，实际上，一个器官（指胆结石）已经摘除了。不过，在我的脸上，是否有任何标志（笑）？基本上，我的身体是非常好的，非常好的。最近在美国医疗检查的结果也很正常，很好。

  2008年3月10日的那场危机刚刚过去，我向中国政府呼吁，作为国际社会的一员请详细调查，是什麽原因导致了这场和平抗议？在境外的我们，是否参与了？有没有策划？请详细调查！其次，最近几个星期，我一直在呼吁国际社会，还有我们的中国兄弟姐妹，请到西藏，亲眼看一看那里的真实情况。

  去年冬天，看望我的藏人中，有一个来自安多，西藏的东北部，离我的出生地不远，带来了他的朋友，一个中国商人。那位老人告诉我，这场抗暴，事实上，表达了几代藏人的屈辱，祖父母，父母，还有当今这一代，他们差不多忍受了60年。初期阶段，存在著正面的气氛，不过，逐渐地，形势变得困难了。

  我自己也有过这样的体验，是在1954年和1955年。1954年秋天，我到北京参加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并成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委员长是刘少奇。我在北京，有五、六个月的时间，几次见到毛主席，还有刘少奇、朱德、周恩来、彭德怀等，我和他们，所有的这些领导人，成了熟人。有一个特殊的经历，就是参观，从黑龙江到江苏，不包括福建，广东，我们有机会参观了大部分省份。参观期间，当然地见到了省里的领导人，这些领导人中，有著名的党外人士、省长、副省长、还有书记；最终，我积累了经验，见到书记们，或其他党内人士时，我们的讨论，真正地变得有意义，很具体，很实际。另外，与党外人士见面，他们都很客气，讨论从来都没有实质内容。最後，我对这些党内人士产生了信赖，意识到是真正的同志们。（笑）所以，我学习了马克思主义，中国革命史，很有吸引力，太有吸引力了，因而，在北京的时候，我表达了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愿望，那些主张，很有吸引力，让我充满热情。

  当我从北京，从中国大陆回去的时候，在路上，林芝，工布的林芝，我见到了张国华，是张国华同志（笑），他从拉萨去北京。我告诉他，去年，离开西藏的时候，也是在这条路上，我有许多的迷惑、怀疑，甚至忧虑，现在，回来了，同一条路上，我充满了信心和希望。在那个时间里，像平措汪杰，还有其他的藏人共产党员，对中国共产党，尤其在伟大的领袖毛泽东领导下，都充满了热情，并且，我们有信心，把西藏发展成为一个现代化的国家。然而，最终，1956年，不仅仅是我，包括所有那些西藏早期的共产党员：平措汪杰，扎喜旺徐，以及其他的人，都真正地认识到他们先前的热情是一场幻觉。口头上说得好，但是，具体在当地的作法，就不同了。平等，仅仅写在纸上。中华人民共和国，真正的共和国，意思是“共和＂“团结＂，实际上，还是党控制一切。这是我们过去的经验。

  任何情况下，西藏问题都必须在汉族兄弟姐妹和我们藏人之间解决，没有其他的方法。为了解决这个问题，首先，必须承认西藏存在问题，中国政府否认西藏存在问题，说是解放以後，藏人都过著非常幸福的生活，仅仅是一小撮人制造了这次危机，尤其达赖喇嘛，甚至在某种程度上，从去年起，他们形容我为魔鬼。魔鬼（笑），我喜欢这个词，有慈悲心的魔鬼！所以，这就是问题所在，中国政府简单地否定西藏存在问题，只关心我个人的回去。

  至於我回去，早在80年代，胡耀邦主动地提出了五点建议，我立刻答复，这个不是问题，问题是六百万藏人的幸福，还有他们的基本权利，当他们的基本权利和幸福被认真对待的时候，我返回西藏的问题就自然地解决了。我个人的未来，早在1969年，我就明确地提出了甚至达赖喇嘛的体制继续与否，取决於西藏民众，对达赖喇嘛体系的是否存在，我并不看重。并且，1992年，我公开地提出了，当我们返回西藏　　我们家园的时候，我将把我的权力交给当地政府，当然，这个政府必须是民主选举产生的。不仅仅限於我，也包括境外的所有藏人。他们都没有特别的权力要求特权、工作、责任，或者职位。但是，中国政府还是没有回应。

  所以，我们的中国兄弟姐妹，请观察和思考这个现状。如果这里没有问题，百分之六、七十的境内藏人的确幸福，我们得到的关於藏人并不幸福的资讯就是假的，而如果情形是好的，我们也就没有什麽可抱怨的。现在，我想，你们作为教授、学者，应该起来判断西藏的真实情形，根据你们的判断，尤其向生活在中国大陆的兄弟姐妹澄清事实。

  自从去年中国政府的宣传，制造出了藏人反对中国人的印象。去年3月10日，抗暴开始，我去了美国（两个星期）、欧洲的德国、英国；四、五月份，不管我去哪里，都有一些中国社团组织的示威，大多数是学生，有些人显得格外气愤。但是，过後我才知道，他们中的一些人，是从中国政府那里拿到了钱。有些人的确非常忿怒，非常情绪化，这是真正的不幸。但是，从那以後，我尽最大的努力，利用每一个机会，亲见那些中国媒体、中国教授，还有中国的学生们，形势逐渐地冷却了下来。後来，在澳洲，甚至没有了示威，并且，我看到不少的中国人，都非常友好。相似的情形在日本东京也出现了，我遇到一些非常友好的中国人。那是一个了解了我的态度和西藏真相的信号。

  所以，我非常高兴有机会在这里见到你们。现在，可以展开一些讨论。


译者朱瑞附言：2009年5月5日，应达赖喇嘛驻北美代表处的邀请，我在纽约沃尔道夫宾馆十八楼，和130多位北美各界华人：异议人士、独立人士、民运人士、学者、作家、大陆留学生等一起，分享了晋见达赖喇嘛尊者的喜悦。据了解，这也是达赖喇嘛尊者在与华人同胞的互动中，一次最大规模的盛会。此文为尊者在会见北美各界华人时的讲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