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碧微回忆录：遭遇丈夫徐悲鸿的婚外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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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蒋碧微


    对于我个人来说，1930年是一连串不幸的黑色岁月，许多重大的事故，都在那一年里发生。4月间，丹麟弟病势沉重，咯血不止，我们请王苏宇医师为他诊治。稍微好了一点，于是决定送他到牯岭普仁医院疗养。5月7日，母亲陪他同行，我们送到码头，真想不到这竟是最后的诀别。同年暑假，我们到宜兴避暑，住在西氵九边程老先生的学生们为他所建的“雪堂”。三个多月以后，8月19日，聪明好学的丹麟终告不治，病逝庐山。噩耗传来，徐先生立刻赶到牯岭，帮忙母亲料理丧葬事宜。办完丧事，再陪母亲回到宜兴；我因为这时静娟姑母也病得厉害，所以便留在宜兴侍疾，徐先生则在开学前独自返回南京。到了11月初，姑母病重，父亲赶回来照料，延到15日，她老人家竟一病不起，与世长辞。她和丹麟弟的逝世，使我伤心万分。

　　
正在心情沉重的时候，接到徐先生的来信，催我回南京。他在信上说，如果我再不回去，他可能要爱上别人了。我没有理由怀疑徐先生会移情别恋，我想可能是他急于要我回家，所以才不惜写这样的信，因此我仍然等到姑母落葬以后才动身。

　　我带着孩子到家的当晚，徐先生坦白向我承认，他最近在感情上有波动，他很喜欢一位在他认为是天才横溢的女学生，她的名字叫孙韵君。

　　徐先生毫不隐瞒地告诉我：孙韵君今年十八岁，安徽人。她曾在这一年的暑假投考中大文学院，没有考取，于是就到艺术系旁听。她一开始作画，就获得了徐先生的特殊青睐，赞赏有加。当我在宜兴的时候，他约她到家里，为她画像，有时也一同出去游玩。有一次正在作画，孙韵君忽然提起她的身世，她说她父亲原是孙传芳的秘书。1928年国民革命军北伐，孙传芳的军队土崩瓦解，全部溃败，她的父亲曾被关进监狱，因此他们的家庭一直笼罩着痛苦与不安。徐先生并且承认：他听了她的话很受感动，曾将双手按在她的肩上，告诉她说：“无论如何，现在有一个人在关心你！”于是吻了她的额头。

　　我听了他的话，犹如焦雷轰顶，心里有说不出的委屈和伤心，一时无法遏止悲痛的情结，于是就哭了起来。徐先生连忙安慰我说：“你已经回来，我想以后再不会发生什么问题了。”他并且郑重地向我承诺，让我们设法到外国去。但是，谁又想到，这一件事竟从此把我推入痛苦无边的黑暗深渊。

　　尽管徐先生不断地向我声明解释，说他只是爱重孙韵君的才华，想培植她成为有用的人才。但是在我的感觉中，他们之间所存在的绝对不是纯粹的师生关系，因为徐先生的行动越来越不正常。我心怀苦果，泪眼旁观，我觉察他已渐渐不能控制感情的泛滥。

　　从这时开始，徐先生便很少在家，他总是一清早去上课，下午再去画画，晚上还要到艺术系去赶晚班，因为他初到南京时，中大曾经在艺术系给他预备两个房间，这两个房间他一直保留着，后来就做了他的画室，学生们当然也常到他画室里请教。但我明明知道，他每天早出晚归，并非完全由于教学上的需要，其中还夹杂有感情的因素，因为在那充满艺术气氛的画室里，还有那么一个人。——当丈夫的感情发生了变化，每一个女人都会有敏锐的感觉。

　　有一天，盛成先生陪着欧阳竟无先生到我们家来拜访，坐谈之下，欧阳先生提起想要参观徐先生的近作；徐先生便请他到中大画室去，欧阳先生也邀我同行，我没有理由拒绝，就陪他们到了那里。一进门就感到非常惊异，因为我一眼就看到两幅画：一幅是徐先生为孙韵君画的像；一幅题名台城夜月，画面是徐先生和孙韵君，双双地在一座高岗上，徐先生悠然席地而坐，孙韵君侍立一旁，项间一条纱中，正在随风飘扬，天际，一轮明月——

　　台城，是南京的名胜之一，和鸡鸣寺毗连，登临其上可以远眺玄武湖全景。我看到这两幅画摆在那里，未免太显眼了些，趁着他们在看别的画，暗中将它们取过，顺手交给一位学生，请他替我带回家里。回家以后，我把《台城夜月》放在一旁，孙像则藏到下房佣人的箱子里面。我并且向徐先生声明：“凡是你的作品，我不会把它毁掉，可是只要我活在世上一天，这幅画最好不必公开。”徐先生听了，也就不便开口向我要回去。

　　但是，以后只要我不在家，他便翻箱倒箧地寻找，却是一直都没有找到。后来抗战军兴，我们一家都逃难到了重庆，佣人当然不会把这幅画像带走。胜利回京，家里的东西都已搬空，不知这幅画落入何人之手。至于那幅《台城夜月》，是画在一块三夹板上的，徐先生既不能将它藏起，整天搁在那里，自己看看也觉得有点刺眼。一天，徐先生要为刘大悲先生的老太爷画像，他自动地将那画刮去，画上了刘老太爷。这幅画，我曾亲自带到重庆，三夹板上裹上层层的报纸，不料被白蚂蚁蛀蚀，我又请吴作人先生代为修补，妥善地交给了刘先生。

　　半年多的时间，都在痛苦煎熬之中度过，我们两夫妇本来就没有什么话可谈，如今更是分外的疏远。为了徐先生的名誉和前程，我不敢将徐先生师生相恋的事告诉任何人，只希望有一天，他会明白自己的身份地位，以及他对妻儿子女的责任，迷途知返，何况师生相恋，在当时那种环境，又怎能得到别人的赞成和同情？我想我只要竭力地容忍，也许问题自会圆满解决的。然而却没有想到，到了第二年暑假，我得到消息，孙韵君投考中大艺术系，竟以图画一百分的空前成绩，获得录取。我一听之下，立刻便有大祸临头的感觉，因为孙韵君考进中大，一念便是四年，这四年里他们朝夕相处，是不是会发生什么问题，谁都不敢预料，这时候我才明了不能再期望奇迹了，我决定向徐先生表明态度。

　　当天，我向他说：“你和孙小姐的事情发生之初，你曾亲口承诺，让我们设法再到外国去，现在，我请你实践诺言：辞职，出国。”徐先生听了非常的生气，但是他有言在先，无话可说；只好写了一封辞职信，交给我，意思是要我去送给当时中大校长朱家骅先生。

　　当晚，旅法时期的好友郭有守先生请我们吃饭，因为他刚和杨皙子先生的女公子在上海结婚，这天回到南京来欢宴亲友。我们虽然心情不好，但是这个宴会却不能不参加。郭先生请了两桌客，记得我和徐先生是分桌而坐的，吃到一半，徐先生忽然向邻座说他胃痛，要先回家休息，便不声不响地走了。我一转眼就看不见他，忐忑不安地坐到终席，时间已经八点多钟。谢寿康和徐志摩两位先生自告奋勇送我回家，徐志摩先生还买好了车票，当晚就要搭车到上海去的，我请他不必送我，但是他坚持不肯，他说他要顺便看看徐先生，他的胃病好了没有。

　　回到家，佣人刘妈迎上来，劈头就告诉我们说：先生刚才回家，拿了一只小箱子，装些衣服什么的，一句话也没说，下楼就走了。

　　我们三个人听了，不禁相顾愕然，他正在胃痛，为什么又匆匆地离家出门？还带了箱子衣物，他会到哪儿去呢？

　　研究讨论了半天，仍旧是毫无结果。这时候徐志摩先生急于要到下关赶车，他只好先走，留下谢寿康先生陪我，谢寿康先生越想越不对，便正色地问我：“碧微，最近你们是不是有什么事情？”

　　我颓然地坐下，默默沉思，自从徐先生和孙韵君有了不正常的感情以后，我咬紧牙关，忍受着生平最大的痛苦，不在人前透露片言只字，不使亲戚朋友看出破绽，以我明朗爽直的性格来说，这是很难想像的。我这样做，完全是为了爱护徐先生；万一这件师生相恋的新闻传开，对他声名的打击，一定会很严重。

　　但是现在事态愈演愈烈，徐先生的行动更进一步地超出常轨。谢先生是我们倾心相交几十年的知己朋友，他紧紧地追问，使我再也无法隐瞒，我只得把一年来所发生的事情，向他和盘托出。

　　谢先生听完我的叙述，非常惊骇与着急，他说当前最要紧的事，是把徐先生找回来。他猜想他一定去上海，于是他请我跟他赶到下关车站，因为那时候到上海的夜车还没有开。

　　怀着焦灼慌乱的心情，急急忙忙地赶到下关车站，谢先生买了两张月台票，夜快车升火待发，旅客们纷纷登车，我们也攀上车去，从最后一节车厢，一直找到最前面，可是没有看见徐先生。无可奈何，谢先生又把我送回家里。

　第二天下午，谢先生乘五点钟特快车，到上海直扑邵洵美家，果然被他找到了徐先生。谢先生立即打电报给我，让我安心。原来徐先生料准家里会找他，所以他在下关车站附近，住了一夜旅馆，第二天才坐早车去上海。他到了上海，立刻写给我一封信，信上说：他默察我，近来唯以使他忧烦为乐，所以他不能再忍受；他说： “吾人之结合，全凭于爱，今爱已无存，相处亦已不可能。此后我按月寄你两百金，直到万金为止，两儿由你抚养，总之你亦在外十年，应可自立谋生。”我接到了这样的信，除掉悲伤痛心而外，实在想不出什么挽救的办法。这时谢先生知道一时难以劝徐先生回京，因此便提议：趁着暑假，不妨到庐山牯岭陈散元先生府上，小作盘桓。

　　在这时期，陈登恪先生和谢寿康先生，经常和我通信，让我知道徐先生在牯岭的一切情形。

　　散元先生一家对我非常好，徐先生则默然不理。朋友们极为掇促我们同出同游，我们曾登临五老峰，也曾在巨瀑之下，褫衣冲淋，游兴虽浓，但是这些都不曾使我们之间的僵局有打开的希望。转瞬间十多天过去了，暑假将尽，中大就要开学，有一天母亲忍不住地问徐先生：“现在怎么办呢？”他竟怏怏地回答：“有什么怎么办？只好大家回去罢了。”就这样，我们算是一齐回到了南京。辞职出国的事，当然也就从此不提。

　　徐先生的恋爱事件发生之初，他心里未尝没有歉意，他曾经很郑重地向我表示：“我从来没想过要跟谁离婚，要跟谁结婚！”但是渐渐地，他终于无法克制自己，任由泛滥的情感一天天地发展，到了最后阶段， “自以为是”的观念牢牢掌握了他，他不觉得自己的心理行为有变化，反倒认为是我在吃醋捻酸。

　　这次回南京，孙韵君已正式成为他的学生，他逢人便宣扬她的天才和智慧。由于他自己都毫不隐讳，好事之徒再加以渲染附会，轰动一时的花边新闻便不胫而走。许多小报绘声绘影，譬如当时的南京《朝报》，就不知道登了多少有关这桩三角恋爱的故事。

　　平时，我们很少大吵大闹，可是家里的冷战却在与日俱增。每天早晨出门去上课，徐先生总是要东寻西找，忙上一阵，一会儿拿些绘画纸，一会儿带几支画笔，一会儿又取几张画片。后来有徐先生的学生告诉我：这些都是徐先生带去给孙韵君的。

　　有时晚上参加应酬，他经常也是吃到一半，就藉词要上夜课而退席，把困窘而尴尬的我留下。最令我难堪的是，他会在酒席上趁人不备，抓些糖果橘子在口袋里，后来我知道，这些也是带给孙韵君的。碰到他这样做的时候，我只好装作视而不见。

　　有时我也促狭起来，他把带给孙韵君的东西预备好以后，放在桌上。等他有事走出房间，我就悄悄地藏过，他回来一看东西不见，不好意思问我，也就讪讪地走了。

　　徐孙师生恋爱，闹得满城风雨，孙家当然也会听到消息。一天，孙韵君的父亲特地由安庆来到南京，下榻鼓楼饭店，通知徐先生的学生蒋仁，说他要见徐先生。

　　徐先生一听，非常起劲，兴致勃勃的，当时就要去拜访孙先生。但是他的学生们婉加劝阻，他们认为由徐先生主动的去拜访他，似乎不太合宜。经过一番商议，决定邀请孙先生在鸡鸣寺的茶座会晤。

　　双方初次相见，居然谈得很好，孙先生还向徐先生表示，想和我会一次面。蒋仁立刻打电话回家，征询我的意见，我当然不好拒绝，请他们一道到家里来。

　　放下电话我不由满腹狐疑，孙先生是为他女儿的事而来，照理说他应该了然于事实的真相，寻求解决问题的途径，进而采取某种有效的措施，这才不失父母管教女儿应有的态度。可是他为什么不从此处着手，反而先会见徐先生，接着又要来看我，他究竟是什么用意？何种居心？

　　不久他们来了，孙先生、徐先生、徐先生的学生蒋仁，彼此介绍过后，我招待他们坐定。这时候徐先生显得特别兴奋，笑逐颜开，满面喜色，他并且说要请孙先生全家吃饭。不久孙先生辞去，徐先生马上派人到饭馆订菜，一会儿又破天荒地提议打麻将，总之那一天下午，他快乐高兴得像疯了似的，家里的人从来没有见过他这样。到了六点多钟，请的客人都到了，唯独孙韵君没有来。孙先生之外，陪客中有徐仲年先生、华林先生、蒋仁、郑阿梅夫妇及郑老先生。席间徐先生谈笑风生，只有他一个人最兴奋。一直闹到夜阑人静，盛宴已散，我送走了客人，回到楼上，心里有说不出的悲哀，满腹积郁，又增加了新的创伤，于是我走向楼外的阳台，坐在栏杆上暗自落泪。

　　这时我听见徐先生正在楼上楼下到处找我，大概他也感到自己今天的神情表现一定会使我伤心。一会儿，他发现了我，很快地向我走来，他看见我在流泪，默然无语，轻轻地将我扶下栏杆，搀我走回房间。

　　我忍受着长时期的内心痛苦，瞒着父母家人，竭力地为徐先生保守秘密，唯恐风声泄露会影响到他的声誉。同时孙韵君当时只有十八九岁，来日方长，前程要紧，我也不愿意她蒙受大众的指责，成为她一生中的白璧之玷，所以才极力容忍曲予回护。可是自从孙先生到过南京，消息便扬扬沸沸，越传越广，事情弄到表面化，中大艺术系若干同学也公开地表示对徐先生和孙韵君的不满。徐先生是中大聘请的教授，同学都希望多接受一点他的指导，可是他却一心只在孙韵君，无形中他们受教育的机会被侵占了，于是愤懑的情绪渐积渐深。

　　起先是有些同学暗里埋怨、批评、指摘，他们说徐先生在中大艺术系只教一个人，其他的同学全是“陪公子读书”的，当然也有许多难听的话，很迅速地在同学中流传。

　　有一天清早，谢建华先生气急败坏地跑到我们家里，神情非常的紧张，他劈头就跟徐先生说：“你今天最好不要去上课！”“为什么？”徐先生也很慌乱地问。“我刚才听说，艺术系的同学写了满地的标语，他们攻击你——”

　　徐先生显得很懊丧，那天他果然没有去上课。（摘自《蒋碧微回忆录》，蒋碧微著，学林出版社2002年6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