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于找到了所谓"高智晟的公开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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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高智晟的特别声明

[博讯论坛] 2007年4月6日，由于我的误解，在与胡佳的通话中讲了许多偏激的发泄性言辞。据悉因此而引发了一些偏离客观实际的炒作，故此作一简单的澄清性声明：
其一，结束牢狱生涯的过程是我个人的理性选择的结果。这样的过程也是对我去年8月15日前非理性状态的疏理及否定的过程，在此重声。
其二，4月6日情绪化的冲动难抑，与好友胡佳通话时以一种较极端的心态予发泄。本无公开发表之意，其中有许多的非理性的、非客观的错误言论，冷静下来后作一责任性澄清。
最后，借此机会，特对我在被关押期间所发的《公开声明》再次表达我的坚持及肯定。
此声明。
高智晟
2007年4月12日

（附：高智晟的公开声明

2004年10月迄今一年多的时间，是我个人命运变化跌宕起伏最为剧烈的时段。身陷牢狱的现实，仅属这种剧烈改变显著标志的一个方面。
我在我的万言《悔罪书》中有这样的感慨，即：“往事并不如烟，现实却犹在梦境中”。尽管回忆是痛苦的，痛苦至透彻心肺！回忆；常常是伴随着泪水的回忆，却占据着我铁窗生活的大部分时间，成了我最近的精神生活内容的最主要组成。有对过去的荣耀、辉煌的回忆；有对这一年多来的、我的认识价值和思想发生的扭曲改变，以及这种改变发生的导因和改变发生后，我自己病态的、疯狂的犯罪表现，给我们的国家、政府、社会和我的亲人、朋友造成伤害的回忆；有对于和自己的亲人在一起享受平淡却幸福、满足的回忆……。
在过去一年多的时间里发生的改变体现在两个质的不同的方面，即：一个是发生在我入狱前的认识、思想价值的扭曲改变；另一个即是我入狱后的近3个月时间里发生的、仍属认识及思想价值的改变，我称之为矫治及复位性的改变。前一种改变是发生在众目睽睽下，而后一种改变则生成于一个完全“封闭”的过程中。鉴于此，将这种既已实现了的改变，以公开声明的形式，与那些至今仍在“关心”着我的朋友们予交流成了我的一种迫切想法。
有必要在此特别提及的是，入狱后的这种复位性改变发生过程的简单背景。当气壮如牛、带着一种“坚决对抗到底”的高昂至亢奋状的心态的我进入看守所时，接下来发生的过程让我始料未及。被我歇斯底里叫骂了一年之久、大叫着要“埋葬”的党和政府给我预备的却不是对抗。我发现没有一个人是为了与我对抗及置我于死地而作准备的。这既使我吃惊，又让做好“死抗到底”的我感到无趣之极至无所适从。在接下来的这段时间里，我所经历的不是一个犯罪嫌疑人在这样的阶段所必要面对的那样，即：交代及深挖罪行的过程。而是预审干警们以90％以上的时间、精力，极具耐心地与我一道回忆及分享我美好的过去，剖析使我的认识、思想及行为发生改变的原因。他们一群人牺牲几乎所有的节假日休息时间（包括“十一”期间），整日整日地与我一道观看那些客观记述中国人民革命历史和建设史实的影视片，以及记述党和政府在各个不同时期的，在历次的事关民生国计大局及事件的决策时的反复研判、深思熟虑的背景记述，和党的主要领导人在这种情势下操劳至忘我的艰辛背景。这样的过程，今天回过头来看，成了洗涤、治疗我的从认识到思想、再至灵魂的过程。改变，就是在这样的过程中发生的。
今天的我已彻底地认识到，今日的中国，是这个国家、这个民族有文字记述史以来最为强盛、最为繁荣的时期，且正处在中国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我无资格在这样的声明中去说教什么，但我却有权利拥有一个普通中国人的正常认识。旧中国长期的极贫、极弱，国势衰微、民生凋敞，国家和民族长期饱受外辱的、让任何有良知的中国人心痛的历史并不遥远。今天的中国，不仅早已结束外辱，国家今天的强盛，今日中国社会的繁荣、稳定及十几亿人民的安居乐业同样是空前的，是实实在在的存在。无疑，这是我们的人民民族宝贵精神结出的硕果，但任何人都无法绕开这样的事实，即：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的出现，在中国人民百年兴国、强国梦中所发挥的灵魂般的作用。今天的我，在感情及认识的深处接受了没有共产党即没有新中国的价值事实。那些在过去一年多的时间里，将我视作是价值同盟者的“民运”、“维权”、独立知识分子群体、“法轮功”群体的朋友们，看了上述的出自我的言论，肯定会吃惊不小。就像今天的我，对我自己过去在较长的一段时间里的，与你们一样不愿承认今日中国繁荣、稳定及人民安居乐业这样的基本事实感到吃惊一样。羁绊于对既持认识的坚持，你们中同样会有人激愤的斥我为“叛变”，但能复与绝大多数中国人认同及拥戴的价值站在一起，我真切的期望朋友们有一天也能实现这样的“叛变”。
我们无法不承认这样的事实，中国共产党从成立至今的生命历程中，其在中国社会历史上有过两次惊异天地的聚集人气的经历。第一次，是在民族危亡的抗战始，至后来的解放战争到建国后的1958年之前。在这个时期，其人气聚集旺盛至颠峰时期是其起动土地变革运动后的1948年后的10年间。第二次，是1978年至今的28年时间，今天的中国社会，正处在这次聚集人气最旺盛的峰极状态。但无论是哪一次，它无疑是中国人民人心所向的一种外在表现。我们过去对之的批判，忽略了一个最为根本性的本质问题，即：共产党自身的人员组成及其追求价值的人民性的一面；其所代表的价值与最广大人民利益关系的一面。如果其所追求的价值不能代表最大多数人民的利益或不为大多数人民所认同，其将一事无成。当其所确立及追求的价值能体现人民利益的最大化，其能聚集最旺盛的人气，即获得最广大人民的支持便成了水到渠成的常理价值。今天中国正在呈现的这种绝大数人民对共产党确立并追求价值的空前拥戴之势，正是这样的人类历史的常理价值的作用。所以，我更愿意认为，中国共产党在今日中国所建立的惊异天地的业绩，其依靠的只能是“道”而非“术”，这样的“道”，其最深邃的，也最为浅析的道理，即是其始终努力成为最大人民利益的代表者角色。
就像人无完人一样，中国共产党同样也不是完美的，虽然其就像一个追求完美的个人一样一直实践着这样的努力。其在“文革”的10年里的错误及其历史上的“左”的经历，同样证明着她的不完美的一面。虽然，这样的错误曾造成过较大的灾难，但后来的历史也证明了这个党不是一个拒不认错、拒不改错的党。我们过去持续做的，就是以今天的认识环境审视她过去的、已为她承认了的错误，并不依不饶地经年累月地批判之，仍当成其今天的错误予讨伐，我对我过去的这种持续行为感到羞愧。
也许，同我过去一样具有批判能力及坚持批判思想者会认为，我的上述言说的立旨在献媚及说教。我想强调的是，我的认识及思想改变的过程，同样是有着为我的秉性所认同的支持依据为前提。我服从我所看到的并为我认同的存在，而我所看到的，同样是每个人都能看到的。
当上述认识价值成为我的思想时，我需要面对的则是我在过去一年多的时间里的错误和罪责。
在过去一年多的时间里，我先后发表了包括就“法轮功”问题的三封公开信在内的文章近200篇；接受境外媒体的采访约180余次。在这些文章及采访中，我持续地以极端偏激的语言、文字，以极端情绪化的主观臆断，对党和政府、现行制度及党和政府的领导人进行诋毁、攻击和完全丧失理智的叫骂，这样的恶意诋毁、攻击性及情绪化的言论尤以我的退党声明及“三封公开信”为甚。在公开信中，我将听到的事实当成看到的事实，将政府取缔“法轮功”及帮助转化“法轮功”的一些具体的过程中可能存在的个别问题整体化，把一些问题的点，刻意当成问题的面大肆宣扬，混淆视听，在相当程度上是彻底颠倒了我国政府取缔“法轮功”问题的道义本意，及疗救这一本身也深受精神控制之害的群体的艰难付出的客观事实，对政府在这方面的工作造成了干扰和破坏，铸成大错。
从2004年年底始，我成了专事参与国内最为复杂、敏感案件的律师。在具体的参与过程中，利用自身的特殊角色，通过发表文章、接受采访的形式，故意夸大发生在个别案件中的腐败和不公正，刻意地、不断地通过上述方式，将上述问题制度化、政治化。煽动使人们相信，这些不公正及腐败现象就是现有制度的必有痼疾，现有制度就是这样恶疾产生的必然条件和保护的天然屏障，给我们的司法制度建设及其声誉造成了持续的损害。
2006年2月4日，我以抗议警方对郭飞熊施行暴力殴打为名，发起了后来席卷全国的除海南省及西藏以外的所有地方参与的绝食行动。这样的行动也得到了全球不少国家和地区不明真相华人的呼应，这种不负责的行为，给政府维护社会治安秩序、构建和谐社会目标的努力带来了现实的压力，且给国家和政府的国际形象及声誉造成现实的损害。
另，我在文章及接受采访的言论中，还公开鼓动人们尽快“觉醒”，放弃对共产党的继续支持，公开散布改变现制度的犯罪言论，挑战国家法律，全无理智地，在损害国家法律利益的同时，使自己走向了犯罪。
几十天来，我的收获并不仅止于认识到自己的过错和罪责。另一个刻骨铭心的认识收获是：今天中国的和平建设局面的来之不易。同样，对这种来之不易的结论，在我的感情和认识的深处，它也不再是一句空洞的口号。新中国政权建立的道路，是以数千万中国人的鲜血和生命铺就的。当我看到那些记述许多的中国人具体牺牲生命的悲壮经历和过程时，那样的画面使我的灵魂及感情感到震撼。将心比心，为后来者的利益去牺牲生命的事，我自己肯定做不到。这使得我对那些跟随共产党，在不同历史时期的革命和建设过程中，为了今天而已逝去自己生命者的伟大和高尚，有了更深、更新的认识。在那些记述这样的具体的牺牲的画面中，我们看到的是，当建立人民政权需要时，许许多多我们的同胞，那些普通的中国人就去勇敢赴死。在我们的政权建立后，当国家建设需要时，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在中国大地上，个人利益自觉地、绝对地服从国家和民族的长远利益的几代中国人的牺牲精神同样令人震撼。几代中国人中，在数以千万计的普通人的这种牺牲精神面前，我们看到的是不同时期的共产党员在这样风险和牺牲过程中的令人钦佩的带头作用。今天中国极好的发展机遇，是与几十年里的牺牲生命、牺牲个人利益的历史紧密联系的。正是这样的牺牲，成就了今天这样的大好的发展局面。那些为了今天而逝去生命的人，为了今天而做出各种利益牺牲的人是没有对个人回报期望的。但任何处在今天这个美好时代的中国人，都不应当忘记他们。通过这段时间，我深刻地认识到，这样的不忘记，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常理问题，它应当是今天每个中国人面对的一个具体的道德问题。忘记这样的牺牲是不道德的，我过去为满足自己扭曲的个人需求而持续所作的批判文字不仅不道德，且是对那些已逝去生命者的灵魂及他们以生命和牺牲个人利益所捍卫价值的野蛮玷污。这是我个人在过去一年多时间里的行为，对党和政府，以及那些牺牲者在道义上、道德上及感情上的最大的亏欠。
在已经获得的认识及收获中，还必须强调另一个更为重要的认识收获，那就是我在过去一年多的时间里，国内“民运”群体、“维权”群体的一些人员、“法轮功”群体、一些独立作家成员及境外媒体和驻华使馆官员们，对我在短时间内快速地走向极端、走向疯狂，最终走向针对人民的犯罪的过程中所起到的消极影响作用。正是这样的影响作用，在过去一年多的时间里将我引向了丧失基本的理智、丧失了正常人应具有的常识及基本判断能力、丧失了一个普通人对国家、社会及自己的民族应有的诚实和道德，最终把自己推至自绝于主流社会的绝地。作为对自己罪责悔改的重要的一部分，在此，我特别向国内外的“民运”人士、“维权”人员、“法轮功”群体、独立作家及境外媒体和驻使馆官员作以下公开声明：
从即日起，我和我的家人断绝与上述几个领域的人员及团体的一切往来。我们希望上述领域及团体的人员尊重我及我全家的选择，并请求上述团体及人员在我们的选择面前能够自重。尊重我们全家的对期望获得和绝大数中国人那样平静生活的选择权利。今后，任何人的有悖于我们一家人上述选择价值的举动，都将会被我们视作是对我们一家选择权利粗暴的干涉和不友好举动，都将会成为给大家制造麻烦及不愉快的过程，请不要怀疑我们这种公开声明的诚意及决心。
表达断绝与上述领域人员的一切往来关系的意思，是我写这份公开声明的全部想法所在。

高智晟

2006年10月2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