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宫太后之死的疑点:慈禧究竟有没有淫乱后宫(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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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讲人：姜鸣

　　史学研究者，代表的史学著作有《中国近代海军史事日志》《龙旗飘扬的舰队》《天公不语对枯棋》。

　　今天讲的是1880年代的晚清政治，我从慈安太后之死说起。这是一个有趣的角度，近代史研究中很少有人从这个角度来切入。虽然19世纪80年代的第一年
———1880年，在清朝历史上、在整个中国近代史上没有特别大的事件发生，但是我觉得，这个时候恰是整个晚清面临着变革、面临着承上启下的年代。许多变革都从1880年开始，我们想问第一个问题是，东太后是被西太后害死的吗？

　　到现在为止我们没有看见过慈安太后有照片传世，1881年4月8日（光绪七年三月初九）东太后去世，清廷正式颁布的上谕说：三月初九日慈躬偶尔违和，当进汤药调治，以为即可就安。不意初十日病情陡重。痰涌气塞，遂至大渐，遽于戌时仙驭升遐。

　　传闻为什么传说东太后是被慈禧太后害死的呢？我们追根溯源，找到恽毓鼎《崇陵传信录》中的一段话，这个说法显然也是听来的：

　　就是说咸丰皇帝当年曾经预测，认为西太后是个厉害的角色，并且是同治皇帝的亲生母亲，东太后将来没有办法保护自己的安全，所以就给她写了一个密诏。说是如果哪天慈禧对你不好了，你就把这个密诏拿出来，这是先帝的遗言，你可以把她杀掉。后来，东太后和西太后聊天，讲到咸丰年的旧事，东太后突然说，我有件事没有告诉你，我给你看样东西。她把这个密诏拿了出来，慈禧看了以后非常紧张。东太后说，我们姐妹俩的感情挺好，这种闲言碎语你不要太记挂，于是当场把密诏烧了，慈安太后想，既然我把这个“秘密武器”销毁了，你是不是应该特别感谢我呢？以后咱们俩的关系就应该特别好相处，却没有想到慈禧太后记恨在心。在慈禧看来，你虽然烧掉了密诏，但是我在人格上矮你一头，所以非要杀死你。后来，慈安太后在看金鱼时，太监说西太后送来一些点心，慈安太后拿了块饼干就吃，吃了以后就死了。

　　另外还有一个说法，讲得更难听。说某日慈安太后清早到慈禧太后宫里，发现有一个野男人在给慈禧太后捶背。这样一个场面使得慈安太后非常气愤，认为慈禧坏了规矩，慈禧也承认了错误，慈安下令把这个男人软禁，这个男人是个唱戏的伶人。后来慈安太后原谅了慈禧。慈禧太后当时为什么生病呢？传说是小产，意思就是说她在后宫生活不轨。这件事使慈禧太后暗起杀心。后来的故事一样，送点心给东太后吃，吃完点心东太后就死了。这是我们目前所看到的关于西太后杀掉东太后的经过，也是民间传说所据的最早的两个版本，这两个版本后来就被搞文学的人糅在了一起。

　　质疑关于这些说法，我有三个疑问。

　　第一，东太后和西太后聊天、将密诏烧掉，这事情是从哪儿得知的？东太后和西太后这种私下交谈一定只是两个人，不可能有第三个人，如果有第三个人，这个人也会被慈禧太后杀掉，谁会知道这种机密呢？同样，如果真有密诏，密诏的内容是从哪儿流传出来的？

　　第二，外面有人送点心给慈禧，慈禧太后又转送给东太后吃，是谁送的点心？这一点从来没有说清楚过，外面也不是随便可以送点心给西太后吃的，除非是西太后的娘家亲戚。或者就是慈禧太后自己叫人在宫里做的。

　　第三，所谓与金姓伶人鬼混被东太后看见，这种说法可信吗？

　　东太后是1881年4月死的，在此之前，我们看到的各种历史记载，都是慈禧太后患重病，这病前后有将近两年时间，治疗过程很漫长。1880年3月12日（光绪六年二月初二）这一天，军机大臣王文韶在日记中说：“入对一刻许，慈禧身体欠安，慈安交看药方并谕知病情，盖思虑伤脾，眠食俱损，近日益不能支。”
这是史料中有关慈禧太后生病的最早记载。3月18日，翁同龢在日记中写道，“自初二起召见办事，皆慈安太后御帘内，十余年来此为创建。”证明这是件大事，慈禧太后已经很多天没有出来见人了。

　　治了四五个月，慈禧太后始终没有康复，7月13日这天有一道上谕，说“皇太后圣躬欠安，已逾数月，叠经太医院进方调理尚未大安。外省讲求岐黄脉理精细者，谅不乏人，著详细延访……派员伴送来京。”证明慈禧太后当时病情很重，连太医院都束手无策，于是全国的七位封疆大吏推荐了八个医生：

　　这些医生，除了马文植都有官职，说明当时好的中医一定是有文化的，中医和传统文化是有联系的，当时的官员大多数也都懂点医，而且有些人的医道相当高明。后来，这八个医生就陆续云集到北京。

　　医生们也都很紧张，他们不知道给老佛爷看病会看出什么结果，看得不好会有什么下场。他们也天天把慈禧太后的真实病情通报给军机大臣。这也是他们保全自己的方法。这八个医生里，有两个医生留下了看病日记；当时的军机大臣王文韶、李鸿藻和光绪皇帝的老师翁同龢，在日记里也有慈禧太后病情的记录。这些都是我们判断当时情况的重要依据。

　　这里有两个问题，一是，慈禧太后如果真是小产，她有必要兴师动众到全国公开召集名医吗？二是，假设所有名医都受到警告，一律不准说太后小产，而是说她身体疲劳，但是医生每天要开药方的，官员们又都懂点医，那么方子怎么写？总不能说所有的医案都是假的。何况这八个人还会想到要保留证据，哪天说我看病看坏了要杀我，我要把真实的情况流传出来。只是现在从他们留下的材料中，确实看不出是在治疗女人的小产。

　　直到1881年4月9日慈安太后去世前，各种记录都说明了慈禧太后的身体时好时坏，但一直没有大的起色。关于谋杀，其实并没有真正过硬的证据。我们只能从过程中寻找蛛丝马迹。过去在讲东太后之死的时候，很少有人注意到西太后的病究竟有多么严重，试想一下，她在治疗重病的过程中，是否还有足够的心智去策划谋杀慈安太后？当时东太后是正宫，位置在西太后之上，慈禧相信不相信因果报应？反过来，慈禧太后是不是以生病为掩护暗下毒手？即便她生病是真的，慈禧太后在生这么一场大病的时候，还能想出办法谋杀东太后，只能说慈禧太后真是个意志超强的女人。

　　背后到今天为止，我们尚没有材料证明慈禧太后谋杀东太后，谋杀是野史的说法，我们今天只是提出了这个疑问，有待大家去继续研究。我们也要想到，在医学不发达的年代，生一天急病就死人，也是完全可能的。

　　人们通常有个观念，慈禧太后比较能干，慈安太后比较贤惠，慈安太后死了以后，慈禧就大权独揽，这种说法对不对呢？当时一般都这样认为，但绝不是说慈安太后没有能力。这里引用晚清著名人物薛福成（医生薛福辰的弟弟）的话，“然至军国大计所关，及用人之尤重大者，东宫偶行一事，天下莫不额首称快。”薛福成举的例子，发动政变抓肃顺等八顾命大臣；用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而杀何桂清；杀太监安德海这些大事情都少不了东宫的运作。

　　这次演讲，其实并不是主要讨论东太后之死是否别有隐情，而是给各位建立一个历史现场的氛围。19世纪80年代，是中国近代化的关键时刻，各种力量的分合消长。我们从东太后之死讲起，只是一个由头，在其背后，我们要看到，政治上，太后与文官集团的力量消长，清流的崛起；军事上，新式国防力量的筹建；外交上，伊犁的收回和琉球被日本吞并，朝鲜的对外开放；经济上，早期实业的发展，修建铁路的讨论，以及午门护军案的处置，都在1880年开始逐一推开，并为后来的历史走向，奠定了基础。慈安太后之死，使得最高权利的天平出现了失衡。还要说明的是，这个时期，中国人对于西方刚刚开始了解，尚没有从制度上文化上学习西方的想法。其标志，是召回派往美国的幼童。

　　当时清朝内部整个统治集团中的重要官吏分为南北两派。从同治年间到光绪十年，清朝一直是由恭亲王奕訢主政，一直到光绪十年军机处大换班。军机处的日常工作先是由文祥、沈桂芬、李鸿藻等人负责，光绪十年以后是孙毓汶负责。我们过去对于清朝这一段历史几乎不提李鸿藻、沈桂芬。

　　《清史稿》评论这个时期主要政治人物，认为：光绪初年，复逢训政。励精图治，宰辅多贤，颇有振兴之象。首辅文祥既逝，沈桂芬等承其遗风，以忠恳结主知，遇事能持之以正，虽无老成，尚有典型。及甲申法越、甲午日韩，外患内忧，国家多故。雌圣倦勤，经营园囿，稍事游幸，而政纪亦渐弛矣。鸿藻久参枢密，眷遇独隆。桂芬以持重见赏，同龢以专断致嫌。毓汶奔走其间，勤劳亦著，大体弥缝，赖以无事。然以政见异同，门户之争，牵及朝局，至数十年而未已。贤者之责，亦不能免焉。

　　慈安太后死的那年，正是整个晚清面临变革、承上启下的时候。

　　东太后死后，慈禧太后一个人主政，致使其日后一系列错误的决策都失去权力制衡，从而造成灾难。

　　问：中国近代出现了很多问题，比如说我们和西方发生冲突的时候，我们的思想意识，我们的行为方式等等。如果这样考虑问题的话，我们出现的很多问题是不是一种历史的必然，或者说是我们文明的一个后遗症？

　　姜鸣：传统文化和西学之间的矛盾，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命题，不管我们愿意还是不愿意，当整个世界进入工业文明的时候，不管我们怎么看待我们自己的传统文化，我们必须要和世界潮流融合在一起，这是没有办法的。不是说我们认为国学特别好或者我们认为怎么样就可以避免这个冲突。但是这个过程是很痛苦的，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问：刚才您讲的题目是“东太后之死”，也提到清流和洋务派之间细节的问题，我想问东太后之死和后来中国政局的变化有没有大的关系？如果东太后不死，她的政治立场和她的态度对于后面清流有没有什么影响？

　　姜鸣：我觉得东太后之死实际上对于后来晚清的政治有很大影响，她如果在，是对于西太后的制衡，这样在晚清有许多事情就不完全是慈禧太后一个人说了算。很多人认为东太后是一个没有用的人，她不管政治，但实际上在当时，在对大局的控制上，东太后是起作用的。东太后死后，两宫太后联合主政的局面被破坏了。这件事的直接后果是，1884年把恭亲王赶出去了，这就把两宫太后垂帘听政同时恭亲王主政的局面改变为慈禧太后一个人主政，在第一线的人物就变成了醇亲王，醇亲王比较软弱，他怕皇帝亲生父亲这样的身份造成慈禧太后的猜忌，所以他更容易迎合慈禧太后，再加上他的太太就是慈禧太后的妹妹。恭亲王完全退出政局、醇王主政，这对于中国最后走向甲午战争的失败也存在一种逻辑上的关系。

　　问：您能不能总体评价一下恭亲王的命运和他在中国近代史上留下的东西？

　　姜鸣：我对他是很惋惜的，我觉得如果恭亲王主政，至少比咸丰皇帝要能干得多。所谓同光中兴、洋务运动主要的推动人物就是两宫太后和恭亲王。我曾说过对恭亲王的综合评价，得分要比乾隆还要高。但是这种惋惜是建立于历史学家的猜测之上，因为我们毕竟没有看到恭亲王真正做皇帝会是什么样子，但是看到第二次鸦片战争中一系列愚蠢的做法，我觉得如果恭亲王在位，处理这些问题态度会更客观一些。

　　问：李鸿章和恭亲王的观点非常一致，他们都主张洋务运动，当时清流主张海战，包括对外国侵略军打仗。中国经过两次鸦片战争以后只能和，不可以战。我小学的时候读课本，都说曾国藩、李鸿章是卖国贼，但是最后我有点倾向于李鸿章的观点，当时中国的确没有能力和外国人打仗，只能是慢慢休养生息，搞洋务运动，我不知道如果您处在当时的环境，您是否主战？张之洞和李鸿章都是搞洋务运动的，但是他们一南一北，没有呼应，是不是各自搞自己的洋务运动？之间有没有联系？

　　姜鸣:关于第一个问题，在中国近代确实有这么一个现象，当外面的侵略者进入的时候，国家碰到军事危机和外交危机的时候，基本上就是两种观点，一种是主张打仗，还有一些人就是主张不打仗。这个问题又会造成一个笼统的判断，主张打仗就是爱国，主张妥协就是不爱国。我觉得扮演这两种角色都很难，要看对象。这里涉及几个比较复杂的问题。首先就是外交，1880年到1882年外交碰到的是三件事。第一件事是收回伊犁，第二件是怎么处理琉球的问题，第三件是怎么处理朝鲜的问题。

　　在这三件事上李鸿章都说我们要发展自己的实力，现在不宜和沙俄、日本打仗，现在不宜和任何国家打仗，这是李鸿章基本的外交判断。我觉得在当时还可以有几种不同的对策。第一种，1860年代的时候，因为新疆发生民族叛乱，清军去镇压，外部政权入侵新疆，整个新疆非常乱，在这个时候沙俄的军队开进了新疆的伊犁地区。后来左宗棠平定了新疆的叛乱，清政府交涉沙俄退兵，这个时候，明显看到中国当时处理国际事务的纷争，平定民族叛乱的时候，方法很简单，就是军队。后来派崇厚到俄国谈判，崇厚的处理是非常糟的，中国只是象征性地收回了伊犁，把伊犁以西的领土割让了，还同意了很多通商的要求，通过了设立领事馆的要求。清政府处理这个问题也很简单，先不和俄国人说我们怎么修改这个条约，而是准备先把谈判代表崇厚杀头。李鸿藻说，我们打不过沙俄，可以同意这18条，但是一定要杀崇厚。

　　这个时候有另外一个机会，中国和俄国人在纠缠伊犁问题的时候，日本人在做另外一个动作，就是日本吞并了琉球。琉球是中国的一个藩属国，从明朝开始向中国进贡，日本在1879年宣布废掉琉球国，改为冲绳县，中国不同意。日本提出一个建议，把琉球一分为三，北面给日本，中部给琉球国王，南部给中国，这个时候李鸿章有一个很大的决策失误，他说不要琉球南部的岛屿，要了也守不住，琉球远在海外。我们西面要跟俄国人打仗，东面不能再打仗，就把事情向后拖，等伊犁问题解决了，琉球问题也可以再考虑。结果伊犁问题解决了，但是清政府接受了李鸿章的判断，没有坚决地要求解决琉球问题，琉球就被日本整个吞并了。

　　对朝鲜怎么办？清政府当时说也守不住朝鲜，朝鲜的事清朝也做不了主，让朝鲜自己对外国人开放。日本当时承认朝鲜是中国的势力范围，但清政府则说朝鲜是我的又不是我的，朝鲜是一个主权国家，朝鲜要怎么办朝鲜自己说了算。李鸿章当时就让所有国家和朝鲜建立外交关系，他放弃责任，向后退。当时其实可以用更强势的做法。1882年的时候朝鲜有过一次壬午兵变，这时候正好李鸿章的母亲去世，他回安徽奔丧，张树声在天津代理直隶总督，当机立断派北洋海军的军舰过去，把朝鲜国王的父亲大院君抓起来带回中国。当时清政府想法很简单，这是我的属国，日本人不许说话，我开军队去，谁教唆内乱就抓谁，大院君被抓，事情就平息了。

　　在当时官员中，李鸿章非常了解国外的情况，但是他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现代政治家，他也有很多不正确的做法。

　　马关就是一个特定的事情，你不能说签这个条约就是他不对，而是国家已经无法继续对日作战了，朝廷不想打，其他省份也尽量置身事外。那个时候，中国还没有真正形成国家意识、民族意识。每件事都要具体地讨论，李鸿章不是一个简单的卖国者，你也不能用很简单的话原谅他，他肯定有他应当承担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