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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6-10-1 07:19: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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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折的谨慎的抗议
然而,赵丹毕竟是赵丹,他总是有著艺术家的激情,性格中更有火爆的一面。当无休止的折磨、逼迫压得他喘不过气的时候,他也会突然如所扮演过的林则徐或者许云峰一样,拍案而起,说出平时不敢说出的话来。
在一次检讨中他写道:
我的面前到处是可怕的、黑洞洞的陷阱。我感到绝望了,我还有什么出路、前途可言呢?这种种莫须有的事,根本就是你们的主观唯心主义的多疑,神经过敏,其实质是你们的“以己之心度人之腹”的错误判断,都硬朝我的头上来安,硬要我来“自发地承认”这条“严重的罪行”,这能使人相信你们是“为了我的前途和我的儿女们的前途著想”吗?你们这样做还能让人相信“这是对革命负责与对我个人前途负责的一致性”吗?!
另一次写道:
一个个都放出去了,唯独还关著我。为什么党对我就如此苛求?为什么毛主席的思想的恩庇,党的政策就照临不到我的身上呢?难道我和党真的有著不共戴天的深仇大恨吗?难道这一场伟大的文化运动弄到末了,原来就是弄倒我一个人?!查出我“是中国电影事业的罪魁祸首”?是我一个人制定的修正主义的黑线、黑纲领吗?果真如此,杀一人而能救天下,那就请乞诛之!为革命的利益,这是太合算的事了!
……
另有一次交代中,赵丹索性指责对他实行专政的人,要他事无巨细地反覆交代历史,完全是一种“不科学的”“不符合生活实际的”做法,天真的他还在想讲道理:
我又进一步想:一个人几十年的事,难道就是要一件件一□□都记忆得清清楚楚,一丝也不能差错、遗漏才叫做彻底坦白吗?这样,反是不科学的,不符合生活实际的。
所谓“彻底”总是相对的,相比较而言,只要是自己的重大的罪行,已落实的,详尽地(尽可能的)交代了,这也是彻底坦白了,或基本上彻底坦白了,而也只有这种坦白,(关键性人物,抓关键性的问题)才是实质的彻底坦白,其它的那些枝枝节节,半大不小的(既不涉及党的组织路线,又不是党的机密),即使再多增加些,这又能说明什么呢?最多也只是个人的当时的反动思想,或贪生怕死,所招致的过错与罪行罢了!(当然作为个人也是不能等闲视之,要认真对待检查的!)但终究也不能变易原有的性质。除非是真的还有比我现在已交代的更为严重更为重大的政治问题隐瞒著,然而这,我是决不糊涂的,自己干的,这类大事,当然是不可能忘掉的。可这是绝无仅有的!
当读到这样的文字时,我才觉得这是一个活生生的真实的赵丹。这是一个弱者在与命运抗争,哪怕是可怜到极点的一种心灵挣扎。
◇对文革后给他的结论赵丹至死也没有签字
与黄宗英谈赵丹,我总感到自己有些残酷。她年老多病,提起这些往事,无疑对她是一种感情和心理的折磨。我们约了好多次,筹划了好几年,我还是迟迟下不了这个决心。最终,在她又一次重病之后,她对我说,她担心再不谈,自己有朝一日可能完全丧失敢于记忆的意志。这样,我们才集中这一个话题进行了长谈。
“想到赵丹的事情,心里就发冷。”第一句她就这么说。然后,又去拿来一件厚睡袍把自己紧紧裹住。
这次我们主要谈赵丹这批交代材料保留下来的情况。
这批材料是文革后发还的。文革后给他的结论他从来没有签字。运动复查组曾找他来签字,上面写著“属人民内部矛盾,说了些错话,做了些错事”等等。他一看就火了,说:“你们说哪句是错话,那件是错事?立案是为定叛徒罪,结论是根本不能立案。留莫名其妙的小尾巴,我不签。”来人说:“已经是内部矛盾了,你就签了吧,将来使用起来,还是要查档案的……”
赵丹猛地一拍桌子:“谁查我档案才使用我?我会让他使用?”
我也对他们说:“你们是为他的叛徒立案,运动结论里应该有这个内容。你们先拿回去,以后再说。”
来人说:“你要不签,别人怎么使用?我们要积极落实政策。”
事情弄僵了,赵丹补了一句:“我不是针对你们。复查政策应准确。我不是针对你们。”
他们走后,赵丹又嘀咕开了。他说:“我这样发脾气,他们还会整我。”晚上他老叹气,做噩梦,说梦见奇形怪状的孩子跟前跟后地追他,是“犯小人”,担心不放过他。他问我说:“是不是还是签了?”我劝他:“忘了它!找你再说。”“忘了它”从此成为我们家传的口头禅。我们不是史学家、政治家,我们怎能弄清楚中国为什么会发生这等悲剧。我们只是热爱生活的艺术家,和老百姓一样,什么样的日子我们也总得过下去。他说:“要是关在里面,有这个结论也就签了。”他老是这样,一下子发火,然后又会嘀咕。
赵丹的交代材料拿回来,是在他去世之后。过了一些日子,上影厂落实政策办公室来找我,说:“复查组重新讨论了,结论也重新写了。”我一看,大意是:“一切不实之词予以推翻。”他们要我签字,我说我不能签。后来,我就让他们把交代材料留下,但没有在结论上签字,这就是说,赵丹的问题至今也没有最后结论。赵丹逝世后,我写了一篇八百字的文章《人民了解他》。我心想,有没有结论又有什么了不起呢?他留下了银幕上的形像,够了。
小女儿看到了这些材料,在日记中这样写道:“难道这就是一个人吗?一个人的一生吗?”
过后我再也没有看,把它们包了起来。不知过了多少时候,才再拿出来看了一下,心里真难受。这么好的一个演员,就要他每天干这个。我很冷静地给袁鹰摘了几段滑稽的,像关于演刘少奇、二分钱的交代等,交《散文世界》发表。另外,还提供给写《赵丹传》的作者参考。所有人都说我应该写写这些,可是我要写就一定受不了。
不管怎么说,赵丹的这批交代材料能够保留下来,是值得庆幸的,它们有著特殊的文献价值。它们不仅仅能从不同角度补充人们对赵丹人生的了解,从那些历史细节回忆中,感受他的复杂心情。同时,它们更为文革研究留下一份不可多得的文本。后人可以从中了解到,在那样的日子里,居然会有这样的文字,这样的自我贬斥的形式。读它们,我相信人们会透过赵丹自己涂抹上的丑陋色彩,看到那个光彩夺目的艺术家在历史风云中的活跃身影。而这才是其真正的价值所在。
◇黄宗英的补充:赵丹在狱中的被打和精神折磨
1999年11月底我写好了这篇文章的初稿,距与黄宗英那次长谈已有两年整。我当即把初稿寄给黄宗英审校,很快她在12月6日给我写来一封长信。信写得坦率而感人,是对这篇文章的最好补充:
我刚才让亦代看看《再》,他一页没看完,就说:“我不要看了!”凡是深知阿丹一生饱受的非人摧残,都不忍“戳心经”。
我把阿丹的“交代”给你时,心里也很嘀咕。当时(1980年冬)上海电影局运动复查组交回的两大捆材料上,盖著一张大纸,上书:予以销毁。发还给家属就是表示“不留档案”,由家属亲自销毁。我若仅是家属,当然会销毁吧。毕竟是红色恐怖高压下,严刑拷打摧残下,无所不用其极的精神折磨下被逼迫写的。阿丹若活著,他会怎样对待这两大捆交代?!我想不出。请你设想阿丹在九天九地看了《再》,究竟会是什么表情?我心忐忑。虽然阿丹生前曾说:“我以后写回忆录,一定写真真实实的自己和身边的人,决不拔高。……”
我当时为什么会留下呢?不会是想到“个人命运是折射历史的一面镜子”吧。我是想写赵丹,不是以传记形式。但1947年夏天以前,赵丹的实际生活我不了解,正像不了解冯亦代1993年冬以前一样。但我几度提笔几度病倒乃至被送进医院。
我跟你谈阿丹时,没谈到他在文革狱中屡遭殴打,可能因为受到“在国际法中,政治犯在狱中不可以严刑殴打”,以及文革中文革后都散布的“把某些人关起来是为了保护,免得被群众打死”的舆论的影响。我仿佛也没有看见哪篇狱中纪实说到打犯人、犯人挨打。是在粉碎四人帮之后,阿丹才敢告诉我:
在提审时,打手从外边来,站四角打,把他打过来,打过去;在牢房里,打手也是从外边来,站两角打,或把他绑在床上打;先是每次打过之后,次日或隔日就拉出去斗。某次打得鼻青脸肿,不能拉出去斗(让赵丹看出来了),以后就不往脸上打。
据当时在上海人民艺术剧院道具组的吉(藉?)耿龙(他是烈士子弟)说,在上海康平路文化界的专案组,某次开会,王洪文说:“赵丹不适合公判枪毙,就让他在关押中慢慢死去。”会后,吉耿龙“郎”了一声:“赵丹啥罪过要伊死?”次日,吉被捕,吉的舅舅耿可贵(上海人艺演员)在干校以“防扩散罪”被捕。文革后,吉在上艺揭发此事。公审四人帮时,要我揭发我们家被抄,我说在法律上不成立,我不知道是江青抄家。要揭发,就揭发王洪文的话,因为吉耿龙在揭发前,看过专案组的记录。但此时,我让吉再看记录时,吉过两日回答我:“记录已经不在了。”但“让他慢慢死去”,我总是可以对你李辉说吧。
当赵丹逝世之后,做尸体解剖后,有参加解剖的宋慕琳(外院医生,我的朋友,女,已死)某日对我说:“赵丹身上,没有一块地方没伤,包括两只耳朵,太惨了。”
在精神上的折磨,典型的是后来。实在交代来交代去没什么可写了,就叫赵丹倒著年份、月份、日子、钟点交代,从12月31日午夜12时往前交代。赵丹说他写了两天后,早上起来就摔跟斗,呕吐了。所以,他骂专案组“比法西斯还法西斯”。赵丹骂得最利害的几页,已被从交代簿中撕去,缺页。
以上,我所以写下来,为的是我对自己所述负责。
我对序的具体意见,是在第二章开头。由黄说也好,由李概括也好,总之要点出他当时具体的生存环境。监狱和监狱不一样,干校和干校不一样,向阳湖的牛鬼放鸭子还能留影,这在上海办不到,岂非留变天帐!
以上意见先寄给你,其他具体的将在校样上提出。
回想与赵丹在一起的日子,我至今不悔的是爱了一个值得爱的人。我并不是称职的好妻子。朋友们说:一见宗英变贤妻良母时,准知道阿丹在外面又倒霉了——我们的婚姻,竟主要由无边的苦难支撑!
君却无言。时间又过20年。谁还能想起他的绝唱?哪里还能听见悠悠回声?20年,一切似乎都变得很快,让人认不出旧时模样。不少事情却又仿佛依然如故。人便在这样的生活中走著。
赵丹生平
(1915.6.27-1980.10.10)演员。
原名赵凤翱。原籍山东肥城,生于扬州,后居南通。自幼在父亲开设的影剧院中接触电影和戏剧。中学时曾与顾而已、朱今明、钱千里等组织“小小剧社”。1931年入上海美术专科学校习国画。同时参加左翼戏剧家联盟,曾在工厂、学校演出宣传抗日救亡的剧目《乱钟》、《决心》、《SOS》等。1933年在明星影片公司拍摄的默片《琵琶春怨》中饰演角色。后相继在《上海二十四小时》、《清明时节》、《小玲子》等二十余部影片中饰演角色。其中在《十字街头》中饰演的失业大学生和在《马路天使》中饰演的吹鼓手,均获成功。同一时期,还参加新地剧社、上海业余剧人协会,演出话剧《娜拉》、《大雷雨》、《罗密欧与朱丽叶》等。抗日战争爆发后随上海救亡演剧三队赴武汉、重庆,演出话剧《塞上风云》、《上海屋檐下》、《全民总动员》等,并在影片《中华儿女》中饰演角色。1939年赴新疆开拓戏剧运动,遭军阀盛世才迫害,入狱五年。1945年重返上海,先后在中电二厂、昆仑影业公司任演员,主演的影片有《遥远的爱》、《幸福狂想曲》、《关不住的春光》、《丽人行》等。1949年在《乌鸦与麻雀》中成功地塑造了都市小市民的典型人物萧老板的形象,1957年于文化部1949-1955年优秀影片评奖中获个人一等奖。建国后历任中国影协第一、二、三届理事、第四届常务理事,影协上海分会副主席,中国剧协第一届常务理事。是第一至三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先后主演《武训传》、《李时珍》、《林则徐》、《聂耳》等影片,创造了一系列独具艺术魅力的人物形象。其表演富有激情,善于刻画人物心理。著有《银幕形象塑造》、《地狱之门》,以及《赵丹书画选》等。
演出影片
1933:琵琶春怨二对一上海二十四小时时代的儿女1934:女性的仇敌三姊妹到西北去女儿经青春线乡愁1935:落花时节热血忠魂大家庭夜来香翡翠马1936:小玲子女权清明时节1937:十字街头马路天使1939:中华儿女1947:遥远的爱幸福狂想曲1948:关不住的春光1949:丽人行乌鸦与麻雀 1950:武训传1951:我们夫妇之间1956:为了和平李时珍1957:海魂1959:聂耳林则徐1960:风流人物数今朝1964:青山恋 1965:烈火中永生导演故事片1947:衣锦荣归1953:为孩子们祝福1964:青山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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