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语言中的非人性危机

chenp1983

权力语言中的非人性危机

邵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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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浪评论网的“一语惊人”栏这两天的头条果然一语惊人。这是株洲市某位副市长就塌桥事故在电话电视会议上所说的一句话：“事故结果和遇难人数是幸运的……”，在尚不清楚究竟有多少人死于非命，而且这些人命已经永远无法挽回的情况下，权力者居然“幸运”云云，这样的语言、这样的词汇，对那些亡灵的家人，以及对我们整个社会，构成了人伦和人性上的伤害。

灾难面前无幸运，幸运一词只能出自那些侥幸逃脱灾难的人。但，我没有听见他们的声音，听到的却是权力的声音。权力是在替那些幸还者说话吗？不像，他分明说的是“遇难人数”。既然有了遇难，而且还有一定数量，怎么可以用“幸运”一词呢。死者遭遇的是无妄之灾，在这一血腥事故的语境中，我们的词汇只能是同情、只能是痛惜、只能是哀悼。面对不幸说“幸运”，不，面对血泊说“幸运”，只能见证着语用者的非人性和反人性。

语言是思想的外现，从一个人的语言中，可以窥见这个人的内心。当权力声称“遇难人数是幸运的”，那么，我们不妨看看，这是谁的幸运。

请注意这样一个细节，5月19日，株洲市政府在新闻发布会上公布遇难人数，发言人在念稿时，称这次事故共有十人遇难，旋即又改口为九人。这一改口，引发疑窦，如果照稿念稿，两个数字无以混淆。于是，该市新闻办负责人出来澄清：“九名遇难者”没问题，“十人遇难”是发言人在发布会前接到稿子时，以为数据有变，口误所致。这样的澄清能够说服人吗，那位发言人为什么会以为数据有变，是谁在让数据变来变去，或者，让数据有变，这其中的玄妙是什么。

从十而九，这里蕴含着一种“质”的变化。根据国家《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造成10人以上的死亡，是为“重大事故”。如果可以减去一个，事故的“重大”头衔就可以豁免了，于是行政问责的层次也可以下降了。这样，我们就不难理解，十人遇难为什么是口误，遇难的人数为什么是九。这是权力公布的人数，如果它表示这个“遇难人数是幸运的”，这是谁的幸运，已经昭然天下。

注定，在此一事件中，有幸运的，就有不幸的。如果权力为此感到幸运，那么，不幸的，又会是谁。这也是一个细节，据《南方日报》21日稿，株洲市有两家殡仪馆接受了遇难遗体。其中株洲市殡仪馆表示他们共接收了九具遗体，而南方殡仪馆也接收了两具。别的不说，就请一年级的小学生来为我们成人做一道加法吧，九加二等于几。死于非命，是那九人的不幸，可是九人之外的死者却更加不幸。他们生不见人，死不见影，官方冷冰冰的死亡统计数字，都抛弃了他们。这些可怜的亡灵，连最后留下自己名字的权利，都被权力抹去。他们不但被彻底地逐出人间，在冥界，也沦为永远的黑户。

当权力为自己设定的遇难人数表示幸运时，正是权利被剥夺到最后一丝权利都不剩的地步，至少对那些死者是这样。为死者悲，亦为生者哀，想想那些死者家人的感受吧，他们不但承受着失去亲人的伤痛；而且还承受着缄默失去亲人真相的伤痛。前一种伤痛已不堪，后一种伤痛更非人。即使我等，与事故远隔十万八千里，亦有丧钟为我而鸣之哀。我所哀悼的是属于我们自己的“公民知情权”，权力居然视此为无物。人命关天，可是有关人命的死亡数字，却要根据权力意志上下浮动。

这就是“幸运”一词所内含的语义，这样的语词折射出权力语言中的非人性危机。权力语言，经常从人性上让人匪夷所思。我不知道，在这次灾难处理之后，在当权者感到幸运之后，会否按惯例变坏事为好事地说：在市委市政府的领导下，我们取得了胜利。我要说的是，在任何一个灾难面前，无论地震那样的天灾，还是塌桥这样的人祸，只要发生死亡，这样的语汇就必须置为禁厉。因为我们做得再多，也只是减少损失。面对无以挽回的生命，在人性上（如果我们还有），既无权幸运，更无权侈谈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