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之第51至55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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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志绥所着的＜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一书，多年前即已在网络上出现。但各家的版本均不是足本，而且都是缺51至55共五节内容。可能始作俑者就已经出了差错，而其后的转贴者亦以讹传讹，以至谬种流传于世。

　　现特据原书植字，将所缺五节贴出，作为对＜世界中文论坛－－乐韵书香＞的献礼。

　　第二篇

　　一九五七年～一九六五年

　　５１

　　江青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开幕后第二天，也就是一九六二年九月二十九日，公开参加政治性活动。

　　这时印度尼西亚总统苏卡诺的夫人哈蒂尼·苏卡诺，到中国访问。二十七日刘少奇和他的夫人王光美到机场迎接和宴请苏卡诺夫人。毛与江青随后和苏卡诺夫人会面。三十日《人民日报》刊出会见时的照片，毛与哈蒂尼在握手，中间是微笑的江青，江身后远处立着邓颖超。毛身后远处，只露出半面的是周恩来。

　　在这之前，《人民日报》已刊出数张王光美的照片。江青的公开露面更引起了广大群众的注意。从此以后，江青就打破了中共党内规定：江青不得以毛主席夫人名义参与政治。这次公开露面是江青将在政坛上权倾一时的前兆。她将一手操纵中国的政治文化和艺术，搭起无产阶级政治、文化大革命的舞台。

　　江青参与政治后，她原本的神经衰弱就逐渐消失无踪，我的日子相对的也好过多了。她很少再向我抱怨，或找我去调停她和护士们之间的争吵。但江青对我仍旧恨难消，政治权力给了她报复的机会。

　　一九六三年初，我和江青又发生一次冲突。

　　这时北京京剧院的名演员赵燕侠演出新改编的京剧《李慧娘》。知名文艺界人士写了一些颂扬的文章，其中，最突出的是田汉（着名文学剧作家）的一篇〈一株鲜艳艳的红梅〉，分析了《李慧娘》一剧中，中国受玩弄的女子的反抗精神和复仇的斗争。又有繁星（北京市文化局局长廖沫沙，笔名繁星）的一篇文章〈有鬼无害论〉。①这出戏在传统京剧中，名《红梅阁》。我童年在北京时，名演员小翠花演这出戏很出名。家里的大人曾经带我看过这出戏，但经过这么多年，已经完全没有印象。在记忆中似乎是，演员穿一身长长的白色绸杉翩翩舞蹈。别的完全记不得了。

　　赵燕侠演出以后，我很想去看看。但是在一组工作，身不由己，根本不可能请假去看戏。

　　也是很巧，在星期三晚会结束后，毛散步回一组，路上对我说，京剧中青衣花衫的戏目中没有特别吸引人的。不像老生戏，很多剧目都很好看。我顺便就将赵燕侠正在演出新编历史剧《李慧娘》，告诉了毛；并且说了我在童年时，看过这戏还残存的一点记忆，似乎有一种虚幻飘渺的感觉。

　　毛说：「这样吧，在怀仁堂演一次，大家看看。你告诉汪东兴安排。」

　　于是由汪东兴布置，在怀仁堂演出了一场。因为毛去看演出，所以所有的中央领导人都去看了。娴也去看了演出。

　　当演出至贾似道携带众姬妾游西湖征逐歌舞，游船中途遇到裴生，李慧娘脱口而说：「美哉少年」时，我心知这下不妙了。西湖恰好是毛最喜欢去的地方。接下来演气愤异常的贾似道杀死宠妾李慧娘。我记忆中演员穿了白衫翩翩舞蹈的一幕，原来就是心有未甘的李慧娘化为鬼魂，向贾报仇的情节。

　　我看到毛的神态一变。毛除了偶然大发脾气外，很少让他的不悦流露于外。但我学会观察他情绪的变化——锁紧眉头，眉毛挑高，身体僵直。我心想犯了忌讳了，好像以戏剧演出来嘲弄他玩弄女性和年老荒唐。这情节使人想起毛不准机要员和她爱人结婚的事，她那时骂毛是「典型的资产阶级玩弄女性」。

　　演出结束，演员谢幕时，毛虽然也立起身来鼓掌，可是表情严肃，只鼓掌三四下，就掉头走了。回一组的路上和到了卧室以后，毛似乎都在沉思，一声不响。

　　继之上海《文汇报》发表文章，批评孟超（《李慧娘》编剧者）和上述肯定这个戏演出的文章，认为这出戏影涉共产党「用死鬼来推翻无产阶级专政」，「是一场严重的阶级斗争」。全国禁演有「鬼」出现的戏剧。毛又对戏剧工作提出严厉的批评，说「文化部是帝王将相部、才子佳人部、外国死人部」。我无意间向毛推荐的京戏，一下子成了政治和意识形态的论争，代表了毛心目中的新中国里不断斗争的现象。

　　我心想，事情大约也就到此为止了，庆幸自己没有被拉扯进去。

　　几个月后，汪东兴来找我谈。汪说：「这下子可就麻烦了。江青讲，《李慧娘》这个戏是个坏戏，是一株大毒草，宣扬有鬼，宣扬迷信。江青说了：主席不会自己要看什么戏，中央这些负责同志从来没有哪一个到主席这里串门谈话，除了陈伯达（毛的政治秘书之一）偶尔到家里有事同主席谈以外，其他任何人不会来。一定是能见到主席，能同主席谈上话，而且这个人本人懂得点戏的人，才会鼓动主席看这个戏。她讲的这一大套，我看，她指的就是你。」

　　「江青还说，她问了主席，是谁出的主意，要主席看这个戏。主席说记不得了。江青叫我查查，问我是谁。我说，我不知道，主席要我组织演出一场，我就组织，我也不懂是好戏还是坏戏。江青不干，一定要查出是谁出的主意。

　　「她原来就对你有意见，存心要借机整你，给扣上『阶级斗争』的帽子。这下她可不会轻易松手放过去哪。」

　　我和汪只好想办法将江青对付过去。我们同毛商量，就说是毛看了田汉的那篇文章以后，想到要看这个戏，毛同意了。汪便拿了田汉的文章给江青看。我们未料到，这借口却导致了田汉的灾难。江这下抓到攻击田的题目。

　　江看了汪拿给她的《人民日报》后跟我说：「看戏这事同你们没有关系，是文艺界这帮人搞出来的。也好，让这些王八蛋露出头来，揪住了，跑不了。」她要去上海，和柯庆施等人共同展开一系列的点名批判。

　　但她走前仍想对我拖展「引蛇出洞」法，又套了我一次话。

　　江青在临行前问我：「上次演出《李慧娘》，你去看了没有？你看这个戏怎么样？」

　　我说：「这个戏是老戏，传奇性很强。同《白毛女》戏异曲同工。」

　　江说：「这倒是奇谈，你说说。」

　　我说：「这两个戏都是讲受迫害后的复仇的故事，而且都是女性。只不过《白毛女》是人被迫害后，变成了鬼。《李慧娘》是人被迫害死后，鬼变成人。」

　　江说：「你这可是胡拉乱扯，挨不上边的事。」

　　江又说：「有鬼是宣扬迷信，对老百姓没有好处。」

　　我说：「戏剧是一种艺术表现形式。鬼的出现只是代表人的不现实的幻想。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中，也有鬼魂出现，这恐怕不能说是宣传迷信。」

　　江开始不高兴了。她说：「戏曲中不应有鬼，有鬼是宣传迷信，是阶级斗争在戏曲中的表现，这可都是主席的意见。莎土比亚不过是外国的死了的人，他写的戏也不是真理，也不能代表先进思想，不能说莎士比亚的戏里有鬼，我们的舞台上也就要有鬼出来。你可要注意，主席讲过了，文学文艺部门里，问题很多，阶级头争很尖锐。」

　　我的资产阶级背景在江青眼中太「右」了。江青的话说得很明白，如果我再坚持我的见解下去，自然就成了阶级斗争的靶子。我那年才四十三岁，但在一组终日倾轧，忧心忡忡的宫闱中，早已是一头白发苍苍。我必须生存下去。我因此没有讲下去。

　　江青随即到了上海，自封为文艺界的「流动哨兵」。对毛忠心不二的柯庆施自然对江倾力相助。柯让江与上海市委宣传部长张春桥见了面。也正是这个时候开始，江青天天跑戏院、剧院、舞团、乐团，用她自己的话说：「我不过是一个小兵。不过是毛主席的一个哨兵，在思想战线经常巡巡逻，放放哨，有什么情况向主席报告一声。我就做这么点工作。」

　　文艺界对她来说，是个充满资本主义腐败、旧社会邪恶势力的世界。

　　到十二月十二日，柯庆施送呈〈有关上海曲艺革命化改革总结报告〉，毛拿给我看。毛在上面加上批语：「此件可以看一看。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已经改变了，为这个基础服务的上层建筑之一的艺术部门，至今还是—个问题，许多部门至今还是『死人』统治着。不能低估电影、话剧、民歌、美术、小说的成绩，但其中的问题也不少，至于戏剧等部门的问题就更大了。这需要从调查研究着手，认真抓起来。许多共产党人热心提倡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艺术，却不热心提倡社会主义艺术，岂非咄咄怪事。」

　　数周后，毛抨击全国文联。毛说：「这些协会和他们所掌握的刊物的大多数（据说有少数几个好的），十五年来基本（不是一切人）不执行党的政策，做官当老爷，不去接近工农兵，不去反映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最近几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如不认真改造，势必在将来的某一天，要变成像匈牙利裴多菲俱乐部那样的团体。」

　　一九五四年匈牙利的年轻工人组成裴多菲俱乐部争取自由和民主，匈牙利政府于以摧毁。

　　这时毛也已散下弥天大网，慢慢伸出文化大革命的魔爪来了。

　　注释：

　　①早在一九六一年八月，《人民日报》便有《李慧娘》的公演报导和好评（包括廖沫沙的文章）。一九六二年三月，中央委员会发布指示，禁止戏剧里面演鬼（〈关于停演「鬼戏」的请示报告〉）。同年五月，廖沫沙的文章被公开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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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５２

　　毛让江青登上她梦寐以求的政治舞台不是偶然之念。那时毛的私生活正起了巨大变化。在江青以毛夫人的身分第一次参加政治性活动不到一个月内，毛和张玉凤便打得火热。

　　十中全会会後，南下长沙。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张平化邀请毛下火车小住，组织了晚会。列车上的乘务员、服务员都参加了舞会。就在这次晚会上，毛开始注意到张玉凤。毛与张连续跳了几场舞以後，等到舞会结束，毛携了张玉凤的手回到毛的住室，并让卫士告诉汪东兴，张玉凤留下了，列车上其他的人可以回到车上去。在长沙住了三天後，又复上车。车行驶以後，将张玉凤调到毛的卧车。

　　江青不在时，毛身边总有数个「女友」随侍在身。这次南下跟张「相好」之後，毛下车时，仍将她留在专列上。毛住接待所时，就由别的「女友」陪侍。六二年秋季，毛当时接近的是两位女机要员。毛在上海时住的是新建成的西郊宾馆，两位机要员在那伺候他。柯庆施在六○年初期为毛盖了这座大宾馆。

　　毛在上海，醒著的时间大都在以前法国租界内的锦江俱乐部休息。下午睡醒後，我们便乘毛那辆防弹、苏联制的吉斯车进城往俱乐部。他在那儿阅批公文，和「女友」消遣，凌晨两、三点再返回西郊宾馆。

　　我们一些随从一块同毛乘车去俱乐部。江青那时也在上海，但她都住在宾馆里。毛回去时，她已睡熟。毛和江两人的作息时间相差太大，很少见面。这几年毛的私生活越加肆无忌惮，江青也心知肚明。毛天天回西郊去睡一觉只是虚晃一枪，给江青面子。我想毛和江青是做好了协议——只要江青不干涉毛的私生活，毛不会跟它离婚，也准许江青在政治上一逞其野心。毛在政治上无条件地信任江，毛清楚只要摘掉了毛夫人的头衔，江青就什么也不是。江青终於向政坛上伸出魔爪了。

　　张玉凤多年後才成为毛的专宠，毛一开始时并不完全信任张。张老家在黑龙江省的牡丹江区，她的「父亲」是铁路工人。毛告诉我，张玉凤曾跟毛说，一九四四年它母亲在一个日本牙医家里做女佣，张可能有一半日本人血统，因此毛怀疑张是日本特务。我对张的身世不清楚。毛很久以後才对张放下戒心。

　　我和张玉凤的关系自始至终都很紧张。一九六三年五月杭州会议结束後，回北京的车程里，毛有天叫我到他的卧车去。

　　他躺在床上，穿著睡衣，敞著怀。张玉凤站在床旁。毛看我进去後，说：「这里痛得很。」他用用指指左胸，又说：「人也不舒服。」

　　我俯身下去，看到毛的左胸表面长了一个米粒大小的毛囊炎。我给他量了体温，并不发烧。我给他检查，胸部和腋窝都没有发现有淋巴结肿大，也没有压痛。

　　我问张玉凤这个小疙瘩是怎么起来的。

　　张说：「不加道。」

　　我说：「是不是抓痒时，掐破了，才感染？」毛有搔痒症，皮肤某一个地方痒的时候，要用指甲掐破，才能止痒。他自己抓不到或不方便的地方，便叫伺候他的人掐。

　　检查的时候，张玉凤将脸背著毛，对我直眨眼。

　　我给他上了药膏，放上纱布垫，用胶布固定好。我还说：「这很容易好，也用不著吃药或打针。但千万不要抓破。」我建议用热敷，但毛拒绝了。

　　到晚上又叫我去了，这时毛躺在床上，满脸通红。那疙瘩已有黄豆大小，底部红硬隆起，周围泛有红潮红，皮内有一红线伸向左腋，毛的前额发烫，测体温是摄氏三十八度七。
　　我说：「现在感染在向全身扩散，要注射青霉素。」

　　毛要我立刻给割开。我说：「感染没有局限化，疙瘩不成熟，不能硬割开，否则越搞越坏。左胸和左腋，还要不断热敷。」

　　毛不同意注射青霉素，於是口服四圜素，我又向毛和张玉风说：「可不能再挤了，再挤就更加厉害了。」

　　我很担心。毛告诉我，张替他掐过疙瘩。现在感染变严重了。我跟毛、张嘱咐不能再掐，但我不放心，万一恶化了怎么办？於是在火车上我打了电话给保健局局长史书翰，告诉他这一经过情况。史很著急，报告了周恩来，然後又给我打电话，要派些医生和护士来。我说要来也得报告毛，毛同意了再来。不过目前来了，也没有别的办法，只能吃药加局部热敷，等待局部成熟了才能做下一治疗。

　　汪东兴插嘴说：「大夫，你怎么这么死板、天真。你不让挤，还是挤了。以後的治疗，也不一定都听你的。让他们来了，大家负责。万一再坏了，互相可以有证明，否则有口难辩。这可不是单纯的医疗技术问题。」

　　我向毛说明北京要派医生和护士到火车上来。毛同意让北京医院院长计苏华来。他说：「有护士长在这里，先不要来护士了。」

　　於是计苏华坐飞机，赶到南京，上了火车。

　　毛这时脓肿已经有核桃大小，表面上有五六个脓点，底下肿硬潮红已经有小桃子那么大。这已经是痈了。左腋淋巴结也肿胀红硬。

　　毛是第一次见到计苏华。毛为了使计不紧张，让计坐在床边，问计的姓名和籍贯，然後说：「姓计的不多见。清代曾有一位文学家和史学家姓计，叫计六奇，是你们一家人吧？」计回答说，不知道。

　　毛说：「你大概只知道行医，将本家的人都不知道了。」

　　计很紧张，满头大汗，两手也颤动个不停。计将毛左胸上的纱布垫揭掉後，一看脓肿就说：「这是挤过了吧？」毛和张玉凤都不作声。

　　检查完毕後，计悄悄对我说：「这很重啊。」我们商量，如果是简单的脓肿，成熟了可以切开，让脓流出来。但痈是棘手问题，开刀时机不对有可能扩大感染，并发可致命的败血病。毛的卧车没有地方放器械。我提出仍继续吃四圜素和左胸左腋热敷，明天再割开放脓。计又徵求毛的意见。毛同意了。

　　第二天毛左胸的脓肿顶端稍微变软。计提出将顶部切开一点。

　　没几天就回到了北京。又过了五天，左胸脓肿才完全软化。切开後，流出很多脓。但左腋淋巴结却越加肿胀。过了三天，将左腋脓肿切开。以後就是每天换药。这时已是六月底。

　　七月中旬时，切口还没完全长好。我不主张让毛去北戴河，江青十分不高兴。我怕毛到了北戴河，要是执意去游泳，什么人也没有办法挡得了他，伤口再感染了怎么办？江青咕哝，毛不去北戴河，其他领导谁都不好动。毛在北京生病时，他们怎能去避暑呢？她抱怨这下度假的事都泡汤了。

　　毛自己也没料到一个搔破的小肿块会变得这么严重，毛同我讲：「现在好了。在火车上，你起先给我看，说得毫无问题，最後闹得成了这么大的问题。那里几天哪，是几十天。这真是『小泥鳅翻巨浪』。你起先应该这么讲：这个病可能很快好，但是也可能要厉害起来。这样讲就两面都站住脚了，就不会说不中了。」

　　我说：「行，以後就这样讲。」

　　张玉凤为我不肯替她推卸搔、挤的责任而愤限不平。我清楚一定是张没洗手就帮毛掐破而感染，而且不止一次挤过。毛至死前也一直为此事怪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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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５３

　　一九六四年五月，在林彪的策划下，编辑出版了《毛主席语录》——里面收录了《毛泽东选集》中的一些警句。这样就将对毛的个人崇拜推向更高度。

　　大跃进的教训被一笔勾消，建立符合现实的现代经济方向也被逆转。林彪的目标是统一意识形态，他对专业技术嗤之以鼻。林提出「四个第一」的口号：人的因素第一，政治工作第一，思想工作第一，活的思想第一。

　　这一段时间以来，毛对於林彪的不断「神化」自己，丝毫不加以制止，反而在各种场合，表彰林彪。毛说：「四个第一好。我们以前也没有想到什么四个第一，这是个创造。谁说我们中国人没有发明创造？四个第一就是创造，是个发现。」

　　毛并令全国学校、工厂、公社、学习解放军。毛说：「解放军好是政治思想好。国家工业各部门现在有人提议从上至下（即从部到厂矿）都学解放军，设政治部、政治处和政治指导员，看来不这样做是不行的，是不能振起整个工业部门（还有商业部门，还有农业部门）成百万成千万的干部和工人的革命精神的。」毛还说：「我们以前是靠解放军的，以後仍然要靠解放军。」

　　自此以後，在全国范围内，所有的机关、团体和学校无不设立了政治部，都在学习解放军，「加强政治工作」说穿了就是在全国范围内，一步步加深对毛的「个人崇拜」，将毛「神化」到天上地下唯我独尊的地位上去。

　　并非所有的人都同意林彪的「造神运动」。对於林彪的这种作法，中共中央书记处总书记邓小平和中央宣传部部长陆定一当时就指出，这是将「毛泽东思想同马克思列宁主义割裂开来」，是把「毛泽东思想庸俗化、简单化」。

　　当时任总参谋长兼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秘书长的罗瑞卿曾明确表示不同意林彪的这些言论。罗瑞卿说：「难道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不再发展了？」「说毛泽东思想是最高最活的马克思列宁主义，难道还有次高次活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罗还不同意林彪所提出的「背警句」、「立竿见影」等口号，认为这是「死记硬背，从书本中找现成答案，违背理论脱离实际的革命作风」。

　　在军事的战略战术、武器装备、军事训练等方面，罗瑞唧反对林彪所空喊的「军队要革命化，骡马化」。此时中苏关系日益紧张，随时有可能开战，林彪要求「军队要坚持在一切工作中，用毛泽东思想挂帅」。罗大大不以为然，强调搞好军事训练，主张要「拥有现代化一切最新技术设备」。

　　凡是不同意林彪这种「造神运动」的人，都受到毛的冷落或批评。毛先是找一些替罪羊下手，其中一个靶子就是保健局。

　　在一九六四年的春夏之交的时候，保健局给刘少奇检查身体，发现有肺结核病。卫生部副部长崔义田让我先向毛透露一下刘少奇的病情，看看毛有什么意见，再写正式病情报告。

　　毛并没有表现吃惊，说话时，他的眼光露出怀疑和一丝幸灾乐祸的神色。

　　毛说：「有病嘛，就休息，由医生治疗就完了。何必大惊小怪，这事不干你的事，你用不著搅进去，由他们去搞。」

　　但刘的病反而促使毛迅速采取攻势。毛虽然无力正面痛击他的敌手，但他可以使刘过得生不如死。毛做了一系列与高级领导的保健工作相关的批示，命中央卫生部撤销保健局，高级干部不准有专任医生，取消保健工作。至於专为高干设立的北京医院，毛说：「北京医院可以改名老爷医院。」

　　毛以前就曾批评过保健局和北京医院。毛提到其他高级干部的生活方式时说：「这些老爷，平日养尊处优，有人给保健，有了点小病，又受到百般照料。」

　　这个批件交到保健局局长史书翰手里。史接到这份批件後，惊得目瞪口呆。高级干部的保健工作被取消，损害到每个高级干部的切身利益，其中当然包括刘少奇等人在内。但没有人敢违抗毛的旨意。但又不能让其他领导人去一般公共医院看病。卫生部必须为高级干部的保健问题另寻对策。

　　保健局和卫生部党组连续开会，煞费踌躇，终於有了定案。撤销保健局和中南海保健办公室，将史书翰、黄树则提升为卫生部副部长，仍然主管保健。将原来的医生和护士们合到北京医院。结果是人员和机构搬动了地方，各项保健工作照行不误。北京医院改变办法，不只给高级干部看病，可以向老百姓开放，老百姓可以同样看门诊和住院。

　　但是这样一来，又涉及到高级干部的保卫安全问题。讨论来讨论去，最後决定只给周围的机关的工作人员和工厂人员看病，同时要求这些单位，对他们介绍来看病的人，保证审查没有问题，不是「坏人」。

　　毛倒是丝毫没有受到撤销保健局的影响。我被任命为卫生部医学科学委员会常委副秘书长。我上午到医学科学委员会上班，中午以後到一组办公。那时我跟别人一样，觉得身为主席的毛应该有特权拥有自己的保健医生。直到许多年後，我才恍悟其间的极不公平。

　　但北京医院的名字成了大问题，毛批的，改成老爷医院，不能这样改，这不像个名字。卫生部长钱信忠、史书翰都要我想办法再同毛说说，能不能不改名字。

　　我只好又去见毛，告诉他卫生部奉他的「命」所做的改变。我将撤销保健局的细节报告完後说：「北京医院的名字不好办，改成老爷医院太难听。而且这个医院是二十年代由德国人建立的，从那个时候就叫北京医院。」

　　毛笑嘻嘻地说：「仍然叫北京医院吧，收老百姓就好。」

　　毛本人虽然没有受到保健局改组的影响，江青则因为身体「不好」，仍然要有护土伺候她。我继续做毛的私人医生。虽然现在我早上都到医学科学委员会上班，那里的工作仍和毛脱不了干系。毛最常患感冒和支气管炎，此後我的精力大都花在治疗或预防这两种病的研究工作上。

　　我个人生活上最大的改变就是全家搬出中南海。我们原来都住在中南海南船坞，现在既然取消了保健办公室，就不能再在中南海内住下去了。

　　我们搬到离紫禁城不远，原保健局所在地的弓弦胡同。那儿有不少房间空了出来。一九四九年我刚回中国时，就是在这和傅连暲见面的。我们一家四口合住在中院的北房，总共有四间房间。我们小院子的南墙下，是一个花坛。里面种了一排玉簪花。找们刚搬去後，在门前的小院里种下了一枚枣核，没有想到，它竟然萌发出来，抽条长枝。

　　弓弦胡同靠近隆福寺市场、王府井大街和东安市场，买东西非常方便。但特别有好处的是，我的大孩子已经在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上学①，从这里骑车子到学校住返很近。这里有车可送我往返中南海。这时正巧波兰驻北京大使馆内部整修，出售一些家具。我同娴挑买了一些，搬入弓弦胡同，在这里安了我们的家。

　　我很高兴能离开中南海。住在中南海内，因为警卫工作的限定，亲戚、朋友都不能到我们家里来。现在坐在我们新家的窗前，面对著花团锦簇的小院子，我几乎可以忘记失去琉璃厂老家的伤感。毛与一组的世界恍若离我十分遥远。我非常喜爱这个新家。

　　後来有一次，半夜三点多钟毛找我，我已回到弓弦胡同。第二天毛对我说：「没有想到，整到我自己头上了，找你这个人找不到了。」由此，在一组我的办公室内放了床，有时我就住在那里。

　　毛与刘少奇和邓小平的关系持续恶化。一九六五年一月，邓小平召开工作会议，研究和总结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问题。毛在会议期间觉得身体不适，邓便劝毛可以不参加会议。但毛仍抱病参加会议，并发表一篇谈话，其中强调农村问题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刘少奇打断毛的话说：「各种矛盾交叉在一起，有四清和四不清的矛盾，有党内和党外矛盾的交叉，很复杂，还是有什么矛盾就解决什么矛盾为好。」第二天毛带了宪法和党章去开会。毛说：「有两本书，一本是宪法，我有公民权；一本是党章，我有党员的权利。我有参加会议和发言的权利。可是，一个人（指邓小平）不让我开会，一个人（指到少奇）不让我讲话。」本来首长开会互相插话，是常有的事，但这次不同，问题严重起来。周恩来、彭真等人都劝刘少奇向主席承认错误。刘作了检讨。党的分裂已经很明显了。

　　一九六四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到一九六五年一月四日，召开了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在周恩来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毛增加了三节。这三节後来冠以〈论人类的历史发展扣技术革命〉的题目。原文过长，节录如下：

　　「……我们不能走世界各国技术发展的老路，跟在别人後面一步一步地爬行。我们必须打破常规，尽量采用先进技术，在一个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的现代化的强国。我们所说的大跃进，就是这个意思……中国的大革命家，我们的先辈孙中山先生，在本世纪初期就说过，中国将要出现一个大跃进……」

　　由此可见毛对「大跃进」仍然坚持不放。

　　一九六五年春节後，毛又离京外出。两位女机要员同行，加上王季范老先生的孙女王海蓉。张玉凤仍然是毛的那节车厢的列车员。到了武汉，住到梅园。

　　一天上午我起床不久，王海蓉匆匆跑来找我。她气呼呼地说：「你们怎么能让张玉凤这样的人在这里工作。这个人简直是无赖泼妇。她对主席太没有礼貌。昨天晚上主席同我说，张玉凤简直要骑在他的头上拉屎。主席气得不行，这么大年纪了，怎么能受张玉凤的气？你们不管的话，我要向中央写报告。」

　　我说：「不要急，有话慢慢说。」

　　王说：「什么慢慢说，我不能看著主席受这种坏蛋的欺侮。」

　　说著，王又去找汪东兴。

　　正在吵吵嚷嚷中，卫士小张来了。他说主席发脾气了，说张玉凤不像话，让大家给它开个会，批评她。

　　汪东兴对我说：「总是搞一些烂脏事，这样的会怎么开法？」

　　但是，毛既然发了话，不开不行。可是无法开得好。因为在这种情况，很难说什么是非曲直的。

　　这个会在毛的饭厅里开上了。汪开始讲了几句，说有事就走了。於是由我主持会。

　　王海蓉首先讲，张玉凤太不礼貌，不尊重毛，甚至骂毛。

　　这时张玉凤说，他同我吵架，骂我，还骂我的娘，我才骂他的。

　　张玉凤接著还要讲下去。我想，这个会越开越不好听。只好将会停下来。王海蓉还不干，说没有分清是非。不能停会。

　　我只好去找汪东兴，让汪同王海蓉谈谈，把事情掩饰过去。

　　我又让护士长同张玉凤谈，让张自己到毛那里承认错误。

　　结果是，王海蓉说我们不敢坚持正义，看著毛受气不管。一气之下，王回北京去了。

　　张玉凤又不服气，是毛先骂她，为什么要她检讨，一气之下，回到专列火车去了。

　　一下子顿时清静下来。可是毛感冒了，发烧，咳嗽，急性支气管炎发作，经过治疗以後，退了烧，咳嗽也也多了，却又发生了音带炎，开始声音嘶哑，随後发不出音来。

　　这不是大病，毛却以为要永远失音。他很急，要立刻治好。我一再解释，音带正在发炎、水肿，不可能立刻缓解。我建议用物理治疗，以求局部加速吸收炎症。可是毛嫌麻烦，只做了一次，他就不肯继继了。於是改用中药治疗，这倒是相当有效。两天以後，能够发声了。再服了三天基本恢复正常。

　　感冒退烧後，毛坚持在招待所室内游泳池游泳。我一再劝说暂时不游泳，他不接受。等到声音恢复後，他说，你们的这个疗法、那个疗法、西药、中药，统统不管用，还是我这个游泳疗法有效力。

　　五一劳动节後，毛决定到江西井岗山去看看，乘火车先到长沙，停在黑石舖，毛到蓉园招待所。张玉凤仍在同毛赌气，留在火车上。

　　从长沙到井岗山，分乘了几辆汽车。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张平化陪同。因为汪东兴在江西任副省长四年，对江西很熟悉，所以江西省委没有派人陪。

　　中途经湖南省茶陵县时，天已经黑了。县政府将整个办公室腾空，临时装上床让大家住。这次只带了够毛一个人住房的灭蚊喷剂。蚊子很多，床上支起蔴布帐子，又点起艾绳。睡一夜下来，头晕脑胀。

　　在井岗山上茅坪有一新造的两层楼招待所。我住在另一边的二楼。

　　茅坪的中央，是一小片稻田。田南一排土房，陈列著当年朱德挑水用的扁担。文化大革命後，这扁担被说成是林彪挑水的。由此可见历史可以随时改写。山上翠竹丛生，还有一家制造竹纸的纸厂。这种纸极薄而透明。我记得幼年时家中用这种纸糊窗户。

　　五月二十九日下山，这次井岗山之行正是年初在北京开会总结农村四清工作，订出农村四清工作二十三条时，毛与刘公开冲突以後进行的。所以此行正明显表示，毛有决心重建红军，重建党。并不是简单的旧地重游。

　　六月中旬回到北京。

　　六月二十六日，我去看毛。看上去他的精神不大好。我正想毛可能有什么事要办，他突然跟我说：「你告诉卫生部，卫生部只给全国人口百分之十五的人工作，可是这百分之十五的人里面主要的服务对象，还是中央和地方省市的这些老爷们。卫生部把这些老爷们保健好了，日子好混。可是农村里的广大的农民得不到医疗，一无医，二无药。

　　「卫生部不是给全国广大人民做事的，不是人民的卫生部。改个名字，卫生部的眼光放在城市，放在这些老爷身上，就叫城市卫生部，或者老爷卫生部，或者城市老爷卫生部。

　　「现在医院那套检查治疗方法根本不符合农村，培养医生的方法，也是为了城市，可是中国有五亿多人是农民，」毛要全面加速改革保健制度，将服务对象从高干转到广大农民，服务重点由城市转向农村。

　　毛再来要进行医学教育改革。「我现在抓上层建筑的改革。整个医学教育要改革，根本用不著读那么多年书。华佗读的是几年制？明朝的李时珍读的是几年制？医学教育用不著收什么高中生、初中生，高小毕业学三年就够了。主要在实践中学习提高。这样的医生放到农村去，就算本事不大，总比骗人的巫医要好②，而且农村也养得起。」

　　毛意犹未尽，又说：「卫生部脱离群众。工作上把大量的人力、物力放在研究高、深、难的疾病上，所谓尖端，对於一些常见病、多发病、普遍存在的病，怎样预防，怎么改进治疗，不管，或放的力量很小。尖端的问题不是不要，只是应该放少量的人力、物力，大量的人力、物力应该放在群众最需要解决的问题上去。

　　「还有一件怪事，医生检查一定要戴口罩，不管什么病都戴，是怕自己有病传染给别人？我看主要是怕别人传染给自己！要分别对待嘛！在什么场合下都戴，这肯定是造成医生与病人之留的隔阂。」

　　「城市里的医院应该留下一些毕业一两年的『蒙古』大夫，就是本事不大的医生。其余的都到农村去，把医疗卫生的重点放到农村去。」

　　毛的这些话完全出乎我的意外，我将毛的原话，写了一式二份，一份交卫生部，另一份交中共书记处书记彭真。我那时哪能料到，在文化大革命中，这份材料被称为「六二六指示」并发动了全国性「赤脚医生」运动。「造反派」并拿它来在医学界掀起打倒城市老爷卫生部的依据。

　　在撤销保健局的这片紧张混乱中，使毛下此决定的最初原因逐渐被淡忘。毛一得知刘少奇患了肺结核後，便立即撤销保健工作，我奉命不得参与，也始终不清楚刘後来的治疗情形。但我知道毛真正目标其实是刘少奇。

　　田家英就跟我说：「看这个情况，要说刘少奇同志会接毛主席的班，还言之过早。」田又说：「你很清楚，主席讲话，有时候说了不算数。今天这么讲了，明天可能那么讲。谁也摸不清他的真正的意思是什么。」汪东兴也同意田的看法。我们个个三缄其口。我从未告诉保健局里任何人，毛撤销保健工作的真正原因是刘的病。毛对刘私下表露的不满也只在我们之间闲谈及。

　　注释：

　　①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是北京市内最好的中学之一，它只收最优秀的学生——许多是知识份子和高干的子女。李医生当时的宿舍远比其他医生舒适，许多医生都是好几家人挤居在一座大院里。

　　②共产党将农村里找巫师或灵媒这类民间治疗者的习俗视为迷信。但只有少数中国乡村人民会同意「巫医」的这种负面涵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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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５４

　　—九六五年六月尾，毛叫我去见他。毛说：「现在农村中的阶级斗争形势很严重，四清工作搞得如火如荼。你们还稳坐钓鱼台，丝毫不动，这怎么成啊。告诉汪东兴，公安部部长谢富治都下去了，你们还不动啊，叫汪东兴和你们一起下去。」

　　我去找汪东兴将毛的意见都告诉了汪。汪说：「又是什么地方让主席不高兴了？来了这么一手。」

　　田家英说：「这是怎么回事啊。看起来，主席这里的工作人员要大换班了。」

　　我说：「每次他要打发人走，一定先过渡一下，过渡的方法就是下放劳动一段时间之类。这次大约就要换个地方了。」

　　叶子龙和李银桥一九六○年就是这样被打发到信阳的。这次大概轮到我们了。

　　一组里毛只留下机要秘书徐业夫和服务员兼理发员周福明，其他的人都下去。江青一听到要「四清」，病就全回来了，所以她不用去。

　　田家英说：「换换也好，现在北京政局是山雨欲来风满楼，还不知道要怎么变化。走了也好，免得遭池鱼之殃。」

　　汪决定我们去他的老家江西的铅山县。毛听了後，又讲：「要走，应该拍屁股就走。用不著什么准备。六月底集中，七月四日前走。」我要求卫生部副部长之一的黄树则，在我「四清工作」期间，暂代负责毛的保健工作。毛觉得不必再找一个医生。毛说：「我的身体好得很，无健可保。我不像那些老爷，动一动都要量血压、量脉搏，他们惜命惜身，养得脑满肠肥。他们要保健，我不要。护士可以找一个代替吴旭君，不要到北京医院找了，到三○一医院（即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找找看。」

　　我同吴旭君到了三○一医院，找到了主管保健工作的蒲荣钦副院长。我向蒲说明来意以後，他受宠若惊地说：「人家北京医院对保健工作比我们强的多，主席他老人家怎么想起我们来了？」蒲未受过正式医学教育，只在红军时期做过医务兵。

　　他叫我们先看看他从高级干部病旁中挑的两名护士。一个比较沉静，一个比较开朗。我与吴旭君将这两个人的照片交给了毛。毛挑了开朗的刘。毛说：「这个人看来灵活，不那么死板。」

　　汪东兴组织的四清工作队在七月二日动身。

　　我们到江西时，这个四清工作队总共有一百多人，包括了几处人员——中央警卫局、警卫团、卫生部、第二炮兵部队人员和江西省省委机关工作人员代表。李讷也同行。

　　这里先插叙一事。一九六二年一月，在北京开七千人大会的时候，有一天北京大学有人打电话来，说李讷病了，我匆忙从人民大会堂赶去北京大学。李讷当时是北大历史系学生。我赶去时发现李讷只是重感冒、发烧。北大的党委书记兼校长陆平小心谨慎，通知了我。当时历史系的总书记也在，陆平和他两人十分担心。两人一再向我认错道歉，他们说知道的太晚了，耽搁了时间。李讷很不高兴，在发脾气，嫌我不早点去看她，还说要是死了，不会有人知道。她一个劲直吵。我最後终於生气了。

　　我讲李讷：「你已经二十一岁了，不是小孩子。生病，学校的领导们都来看你。北京大学有一万多学生，都像你这样子，学校就没有办法办下去了。」

　　李讷听了嚎啕大哭。我连拉带扯，将她弄上车子，送去北京医院。一路开车，她一路哭闹。甚至有两次经过交叉路口时，被交通警察截住，以为出了什么大事。

　　後来我跟毛报告此事，毛不高兴地说：「北京医院是高级干部才能住的医院啊，她怎么能住呢？」

　　我说：「感冒这种病，一般医院都不会收住院。北京医院里的人很熟，只能送到那里。」

　　毛主张以後不要这北京医院，我说：「如果不送北京医院，只好放在家里，会传染给你，更麻烦了。」

　　毛又问我，李敏、李讷和毛远新回中南海时，在什么地方吃饭。我告诉他，在他的厨房内，由李锡吾师傅做饭给他们吃。

　　毛说：「以後做这么一个规定，她们吃饭都到大食堂，不许再在我的厨房内吃。」

　　这一次毛叫李讷也去四清工作，就是要证明他的子女没有特权。倒是苦了汪东兴，还得另外安排一个人照管李讷。

　　打一开始我们在江西的四清工作就是个闹剧。派了在北京的一组特权分子下乡调查农村的腐败情况，领导「阶级斗争」，只有「荒谬」两个字可以形容。我们这一路包的火车，住招待所用的全是公费。光安排我们下乡及吃住，就浪费了不少公帑。数十万都市人口派下去农村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和我们一样，大家全去得心不甘情不愿，这运动到头来，只是金钱和人力的双重浪费。

　　我们到了江西後，便分成四组，分别前往四个农村。大跃进後，人民公社依地理位置分成几个生产大队，然後再下分为生产队。我与警卫局副局长王生荣率领的那一组到铅山县石溪镇。江西上饶专区公安处张镇和处长和铅山县县委书记随後加入我们。他们二人十分随和，以後我们都成了时常来住的朋友。

　　我做梦也没有想到江西的农民过得这么艰苦。我已经回祖国十六个年头了，随侍毛十一年。我在一组中能知道各式各样的机密消息。我知道大跃进造成了饿殍遍野，农民民不聊生。我知道民生凋敝，但未料到比我想像中更苦。农民们穿著破烂褴褛的旧棉衣，吃的米饭好像是砂子，咀嚼很久也难以下咽，只配几根青菜。茅屋简陋，漏水，四壁萧条，家具全无。狭窄的土路一下雨，泥泞四处飞溅。在石溪镇上没有小学，也看不到报纸、杂志，或是书。村中成年人几乎全不识字，小孩子也没机会念书。最近的学校在几里外，上学的小孩只有很少几个。

　　四清工作队有次从外地调来了电影放映机，露天演出了五十年代中期出品的一部旧电影。农民们各自带著凳子，周围四、五十里的人，都赶来看映出。大部分的人都是有生以来第一次看电影。

　　我们穿去的单衣棉衣都是旧的，可是没有补绽，生产队里的农民看了非常羡慕。一位老农民摸著我的棉大衣说：「什么时候我们有这样的衣服穿，就到了共产主义了。」

　　村民们对我们都很好奇。王生荣一向生活优越，身材比较胖。我们这组的农民个个骨瘦如柴，没有人见过像王这样的胖子。每次王从茅屋出来，村民都围上去啧啧称奇。大人们问他吃什么才会这么眫。小孩子们则跟在他的後面欢叫：「看大胖子罗，看大胖子罗。」

　　按规定，应该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农民家里太小，很难挤出地方，我们借他们的一个谷仓，搭起木床，垫上稻草，摊开铺盖，架上帐子，成了临时宿处。我们自己成立了厨房，雇请大师傅烧饭。为了与农民的生活相差不远，我们也吃农民吃的硬乾饭。

　　我的小组负责的那个生产队，一共有十二户人家，共同耕种五十几亩地。各户有一点自留地，种自己需要的蔬菜。没有拖拉机、牛马，只有几个简单工具。耕作全凭腿、手的劳动，干一天下来，全身酥软。这种劳动实际上是将人变成牛马。田地小，耕作技术原始，收获自然贫乏，再扣去税粮後，农民更是所剩无几。

　　世界在进步，科学技术在发展，可是中国耕种仍然依循几千年来的旧方法。在这种状态下，空喊跃进，岂不是自欺欺人。我不懂中国为什么不将精力和智慧拿来发展节省人力的农耕机器，帮助农民脱离落後和贫穷呢？我跟汪东兴提起，我不了解为何解放十六年後，广大农民仍然如此贫苦？他只说，许多地方更苦。

　　汪所言极是。在江西有些妇女是一九六○年前後，从安徽逃荒来的。在安徽没有粮食，再待下去，会饿死。於是抛下丈夫和子女，逃到这里，又找人结合生了孩子。这时虽然农村情况稍有好转，但是她们也很难回去了。

　　在这一片贫穷景观中，我们的工作是领导阶级斗争。大跃进失败後，毛认为三年困难时期的导因是生产队的基层干部贪污，他们从中揩了农民的上交粮，因此不是错误的政策引起饥荒。

　　而这清理账目、清理仓库、清理财物和清理工分的所谓「四清工作」，其实是庸人自忧。我们仔细查了生产队会计记下的账。全生产队只有这位会计认识有限的几个字，这本账真是「烂账」，谁也无法弄清楚上面记的是什么。好在全生产队只有十二户农家，做了世代的邻居，对彼此瞭若指掌。全生产队有多少财物，社员都清楚，全队打多少粮食，每家分了多少，大家也都一清二楚。全队实在穷得很，就算干部想贪污，也根本没有财物可贪。

　　这也不是说真的没有贪污问题，是有，只是在公社和县及省一级的干部。这一级干部才有权力向农民收税粮，并为所欲为。他们才有权力腐化。

　　农村中仍在疯狂进行著地主和贫农、封建主义和社会主义、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共党接收石溪後不久便施行土改，地主和富农被剥夺了所有的财产，全家都受其他村尺管制。目的是让地主、富农（包括他们的妻小）在劳动中强迫改造。

　　每逢节日假日，地主、富农都要集中起来，把生产队负责公安工作的社员或生产队长训话。令人最难受的是，队里出一点事，例如牛吃草时，杂草内有碎的一枚铁钉，一同吃下去了。事情没有查清，就开始不分青红皂白地斗这些地主、富农的子女。

　　我们工作的这个生产队里，有一个地主的儿子，一天到晚不声不响在农田干活，在受「管制」。我们打听了他的家史：在一九四九年以前，他生身父母穷得没有饭吃，将他给了这个地主。地主名义上收养他做儿子，可是实际上是个苦力，苦活、重活都由他做，吃的很不好，穿的是地主穿破的衣服。土地改革以後，给他定为地主子女。

　　这队里另一位，他的祖父是地主，早已死了，父亲不是地主，却仍然属於地主子女。尽管他干活努力，早起晚睡，仍然事事受歧视，在我看来简直在受虐待。但是这种状况，谁也不能加以改变。

　　直到我离开的时候，虽然一再替他申诉，也不能解决。甚至有一位「好心人」劝我：「你想想你是主席的医生，替地主子女说话。如果有人将你这举动告了上去，你可吃不了，要兜著走。」

　　任何人替地主说话，既使是被冤枉的「地主」，也有可能因此惹祸上身。这就是毛的阶级斗争。因为原来的地主、富农，经过这十六年的「管制」，已经只有零星几人活下来，其他的早已死去，这些「了女」自然成为阶级斗争的对象。我常想，毛说，阶级斗争贯穿整个社会主义这过渡时期，要五十年到一百年，那么这些「子女」的子女的子女，永远脱逃不了这一斗争的厄运。

　　後来，文化大革命初期，干部子弟，特别高级干部子弟提出的口号：「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会打洞」（即曾盛行一时的「血统论」），正是这种阶级斗争观念的反映。

　　中国农村的残败凋敝，阶级斗争的荒谬不公，以及我的无力感，在在使我心灰意冷。解放十六年後，中国农村不进反退，共产党的政权猛苛残酷。以前在封建时代，平民布衣仍有晋登龙门的机会，而有「帝王将相宁有种乎」的激励人心的认识。但在共产党领导下的体制，这些受「管制」的「子女」却永远不得翻身。

　　我的确从四清工作中得到教诲，但不是毛以为的那种。我的疏离感更深。我对共产党越加不满。高级干部在锦衣玉食，极其奢华的同时，农村农民生活之艰难超乎我的想像。共产党做了什么好事？毛的革命所带来的伟大转变在哪？我的四清工作队到农村来，是做所谓的「阶级斗争」工作，又有什么用？我们离开农村後，农民的日子仍会一如往昔。

　　我的政治不满越来越高涨，但我仍保持沉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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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篇

　　一九六五年～一九七六年


　　５５

　　一九六五年十一月底，也就是我到江西三个月之後，北京打电话来叫汪东兴回去开紧急会议。我们谁也不知道是什么事这么急。我们在农村中几乎全无外界的消息。汪估计用不了几天就可以回来。

　　几个星期转眼飞逝。入冬後，极冷，几乎天天下著细雨，我们无法下田，几乎无事可做。我的日子越形无聊，忧虑和疏离感加深。

　　汪在十二月底回来了。

　　他见到我以後，眨眨眼睛说：「没有想到我去这么久吧？」他其实没去北京，而是去了杭州会毛。

　　彭真、罗瑞卿、杨尚昆、陆定一都出了问题。现在还没有公布，只是中央在开会，最後决定杨尚昆撤职，调去广东（原因是黑旗事件和录音事件）①，汪接任中央办公厅主任，并仍任握有实权的中央警卫局局长。汪从未被撤掉公安部副部长的职位，但也未曾复职。三者比较起来，中央办公厅主任官阶最高。

　　汪告诉我：「我说我不行，可以让陈伯达做，主席说他不行。我又提出让胡乔木做主任，我做副的。主席说胡乔木有书呆子气，仍叫我做。」

　　我说：「这么说，你升官了。」

　　我随即想到，我到一组工作的主要审查批准人是罗瑞卿和杨尚昆。现在这两个人都出了问题，对我的影响太大，会不会因此受到牵连呢？但是又想到，第一个审查我，推荐我到一组工作的是汪东兴，汪没有倒，而且还升了官，我不会因罗、杨发生问题而受到牵连。

　　但我仍惶惶不安。这是共产党得权後，又一次大规模、最高层的政治动荡，一定会波及到中国社会的许多层面。汪东兴也郁郁寡欢。他回江西不只是因为四清工作还未做完，也是为了躲避这场政治风暴。他觉得只要大家都待在乡下，就不会闹到头上来。

　　我一向不愿意涉入政治。我学会躲过政治风暴最安全的法子就是掌握政治变向的讯息。目前待在乡下是很安全，但我想弄清楚中央的动态，以及毛的想法和计划。在江西乡下，无法观测到北京的风起云涌。

　　这四位领导同志遭到攻击，并不完全令我意外。录音事件後，毛对杨尚昆的信任便大打折扣，毛自然清楚这是更高的领导作的主——邓小平和刘少奇等——但他采用的策略是顺藤摸瓜。

　　毛一向就不信任彭真。毛几年前跟我说过，康生告彭有「反毛倾向」。彭为人我清楚，他对毛忠心耿耿，很关心毛的健康。但康生告诉毛，彭真曾说过：「三面红旗（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是红旗，还是灰旗，还是白旗（指是革命还是反革命）？有待证明。」

　　陆定一是宣传部部长，负责全国文艺。在毛的授意下，江青和柯庆施对文艺界展开点名批判，陆自是首当其冲。

　　我跟罗瑞卿一起工作最久，认识最深。罗非常重视毛的安全工作，对毛绝无二心。但他在建军问题上反对林彪（见前文）——於是被说成反对毛。

　　我在一九六四年六月便感到罗的政治地位堪虑。那时在北京西郊明十三陵，毛及其他领导人检阅了由杨勇率领的北京部队和杨德志率领的济南部队的军事训练汇报表演，但林彪没有出席，以示他反对罗的这种军事训练（罗当时推行群众性练兵运动）。

　　在这次的检阅中，有些表演项目很惊人，例如攀援四五层高楼，没有任何装备，只用手足攀登上去，并且不是少数的人，而是一个排的徒手士兵，相继攀上去。毛当时就讲：「我们目前还没有现代化装备，这种训练很实用。」

　　毛认为这次训练表演足以证明，落後未开发的中国，有能力战胜科技先进的北方大敌。毛说：「可见大并不可怕。世界上任何的庞然大物，都不可怕。苏联那么大，碰他一下，他也没有办法。只要知道对付的办法，貌似强大的事物都没有什么可怕的。这话我同罗瑞卿说过的。」

　　罗汲汲於推行中国军备现代化，对林彪提倡的「小米加步枪」理论——也就是毛的革命理论——公开予以鄙视，认为不合现代的战略。毛自然很不高兴。毛有次对我批评罗说：「罗瑞卿那么大的个子（罗身材高大魁梧，素有「罗长子」之称），白浪费衣服料子。」

　　汪从杭州带回了一份由海军转交军事委员会，再呈给毛的文件给我看，我终於清楚罗政治危机的来龙去脉。林彪妻子叶群策划反罗的活动。毛在杭州时，十一月底，叶群由苏州乘飞机到杭州，向毛报告罗瑞卿反林彪提出的「突出政治」（即搞「思想」不搞「军事」）。

　　毛赞同叶的说法。毛在报告上批：「那些不相信突出政治，对突出政治表示阳奉阴违，自己另外散布一套折中主义（即机会主义）的人们，大家应当有所警惕。」

　　此後叶群又指使空军政委吴法宪「揭发」罗瑞卿说：「罗原本就不赞成林彪接任彭德怀，现在又想逼林交权退位。有一次，罗到林总（译注：对元帅军衔的，常称之为「总」）这里汇报工作，林总身体不大好，没听罗讲完，让罗走了。罗在走廊里大吵大嚷：『病号嘛，还管什么事！病号，让贤！不要干扰，不要挡路。』

　　「原空军司令刘亚楼病重的时候，向我揭发了罗瑞卿一件大事。罗让刘亚楼向叶群转达四条意见：一、一个人早晚要退出政治舞台，林总也是要退出政治舞台的。二、要叶群照顾好林总的身体，劝林总多管一管中央的工作。三、部队的事情多让他罗瑞卿负责。四、这件事办好了，罗瑞卿不会亏待叶群。」

　　罗在十二月中旬被撤销了军队方面的领导职务。

　　我很担扰。罗被撤职绝对是个恶兆。

　　汪说的一些话也透露出周恩来的爱国忧民之心。周要汪早点回北京去。周主管中央日常工作，早在一九六四年，便跟汪抱怨过：「现在办事情太困难了。党的事只有彭真在管，军队全靠罗瑞卿，政府只有我。这么大的国家，就这么三个人管具体的事，别的人都只是说说，不做事。」现在彭和罗双双遭受批判，周自然寝食难安，办事情更难了。所以周希望汪赶快回北京就任办公厅主任。

　　但汪想跟一组的人在乡下继续四清工作，一九六六年四月四清工作结束後再回去。我也情愿留在江西。现在政治局势正起了翻天覆地的大变革，谁知道回北京时，会是什么局面呢？

　　一九六六年一日一日，因为元日放假，大家想庆祝一下。早上我同吴旭君冒著细雨，走过泥泞不堪的田埂小路，到汪所在的生产队後田村去。到时已全身潮湿。只有四清工作队的人庆祝元旦。农民们不讲究过阳历年。

　　我们走进厨房时，大家正在和面、剁肉准备包饺子。我们也参加进去忙起来。就在饺子全包好时，上饶专区公安处张镇和处长坐著一辆吉普车来了。进到房里，气喘吁吁，满头大汗。大家开玩笑说：「赶著来吃饺子，也用不著这么急啊。」

　　老张对著汪东兴、吴旭君和我：「长途电话线路拨不通，叫了两个多小时也叫不到後田大队。今天早上三点多钟，省委办公厅打电话到铅山县，说毛仁席在南昌生病了，要李大夫和吴护士长立刻去。你们还是马上走吧。这里开车去南昌，最快也要十一、二个小时。」
　　我说：「那么先回石溪大队，我取一下行李。」

　　汪说：「取什么行李，东西到南昌再买吧。再去石溪大队来不及了，而且要保密。去一趟石溪，太招摇了。你们直接走吧。」汪决定和我们一起走，他一方面担心毛的病情，另外一方面也想了解北京最近的政局演变。如果毛的病不严重，他就马上回後田。

　　汪坚持立刻出发，我们一口饺子也没吃就匆匆上路。

　　车在小雨中行驶。都是土路，非常滑。溅起的泥浆，将玻璃窗都沾满了。到上饶以後，停到了专区招待所，因为是元旦，都放假回家了。老张临时叫了一些人来，做了饭。吃过以後，又继续上路。车子已经洗乾净，此後一路都是碎石子路，车速快多了。

　　赶到南昌，已经是夜里将近十二点钟。

　　江西人民代表大会委员长方志纯，还有省委几位领导都在等我们。方说：「毛主席来南昌已经有两星期了，这两天很不舒服，所以要李大夫马上来。」

　　我们随即到毛住的滨江招待所。这次张耀祠同毛一起出来负责全面工作。随同毛的还有机要秘书徐业夫、警卫处长曲琪玉，和服务员周福明来照科毛的生活。毛的几位女友也在——护士刘、两位女机要员和专列服务员张玉凤。其余就是三个做饭的厨师，十几个武装警卫。毛身边的人全换一批，气氛迥然大异，我觉得很不自在。

　　我认识周福明（周也是毛的理发员，在进一组前替毛剪过几次发。王胡子已经退休了）最久，周跟我说事情的前後始末。原来十二月二十六日毛过七十二岁生日。下午吃饭时喝了点酒。饭後这几位「女将」陪著散步，出了招待所後门到赣江边上，虽然雨停了，可是风很大。毛觉得热，解开上衣扣子，敞著怀，受了风。不知怎的，毛和张王凤又为了一件陈年往事大吵一顿。

　　一年前，毛发现张和另外一位一组人员来往，於是又嚷得一塌糊涂。为此，张的来往对象在北京待不下去，被调到南京。毛生日那天下午，又因为这件事，和张生气。

　　当天夜里毛咳嗽多了，开始发烧。大家著急，又没有办法，劝他找位江西医生看看，他不同意，最後毛决定叫我同吴旭君去南昌。

　　我走进毛的卧室。毛躺在床上，满脸通红，呼吸急促，咳嗽不停。

　　毛对我说：「已经有好几天了，没有挺过去，只好请你回来，没有办法。」我仍是毛唯一信任的医生。

　　毛的体温是摄氏三十九度六，感冒已转成急性支气管炎。我提出，最好是肌肉注射抗生素，可以快一些消炎退热，毛同意了。

　　早晨五点钟我与吴旭君回到南昌宾馆，汪东兴还没有睡，同方志纯几人在聊天等我们。汪听完报告後决定，如果明天毛的病转好，我们三人就回乡下。

　　第二天我和汪一起去看毛。毛已经退烧，咳嗽还厉害。他同意再继续治疗三天。毛叫汪东兴回去搞四清，我和吴旭君两人则留下。

　　汪出来以後有些不高兴，後来他对我说：「主席这个人真奇怪，急著忙著让我们离开北京。这次又催著让走。可是对四清，一句也不问一下。不知什么意思。」

　　当晚汪乘车回铅山县。

　　这次随毛外出的「女将」有两位机要员、专列乘务员张玉凤、护士刘，一共四位。它们轮番陪毛，我很难找到空闲挤进去，看看毛。周福明也很少进毛的房间。他通常将从厨房拿来的饭或茶交给「女将」之一，由她端进去侍候毛。我去看毛时，也小心不撞见这些人。

　　又连续治疗三天以後，咳嗽完全好了，可是又面临了另一问题。

　　我发现毛服用的安眠药量，已经超过以往用量的十倍，这使我十分担心，因为这一药量已经是常人的致死量了。毛对安眠药虽然已经有了耐药反应，但是如此大量的安眠药天天吃下去，势必会发生毒性作用。我如果仍在铅山县石溪镇搞「四清」的话，对於这事情我可以不负任何责任。可是现在我回来了，对此不能放任不管。

　　一组几位人员告诉我，自从政局开始紧张後，毛的安眠药药量逐渐加大。毛的失眠和政治总有密不可分的关系。去年十一月底，叶群赶到杭州向毛告了罗瑞卿，十二月八日到十五日，毛到上海主持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撤销了罗瑞卿在军队方面的领导职务，由杨成武代总参谋长。在这些天里，毛经常日夜不睡，即使增加安眠药量，也不易入睡，而且养成了这么一种习惯，不打算睡觉时也吃安眠药。

　　我回南昌後一星期，有天半夜我去见毛。毛躺在床上看《後汉书》。他看见我进去，将书放下。毛说：「病已经完全好了，你这个郎中还是有点好药啊。」

　　我笑了笑说：「药还是很普通，主要是对症。」

　　毛伸手拿了一本小册子，交给我。我一看标题是《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这是刊登在一九六五年十一月十日的上海《文汇报》的一篇文章的排印本，作者是姚文元，这篇文章我在铅山时就读过。

　　我弄不清姚这文章的意图。毛曾亲自大力鼓倡海瑞的戏。这出戏的编剧吴晗是北京市副市长兼北大教授。除此之外，吴还是全国首屈一指的明史专家。毛对明史一向极有兴趣，常找吴来闲谈讨论，许多次我也在场。毛曾批评吴一部早期作品《乞丐皇帚》。他对吴说：「你这本书没有写出历史真实。朱元璋参加红军不是偶然的。他运用的战略战术有突出的成就。用无赖加在他身上不妥当。用这点影射蒋介石更不妥当。北洋军阀混战刮据，蒋初步统一中国，是一大功劳。蒋有民族气节，对美国人拒不屈从，认为中国只有一个，不能分割，这完全与我同调，是志同道合。不能完全否定蒋的历史作用和地位。」这新编的《海瑞罢官》一戏，是吴晗响应毛的号召。我无法了解为何会遭到批评。

　　毛告诉我，这文章是江青和张春桥共同商量，由姚文元执笔写成。

　　这文章酝酿多时，始於六二年一月的七千人大会以後。当时会上有许多干部将彭德怀比做现代海瑞，并认为毛和嘉靖一样，没有接受批评的雅量。江青敏感地嗅出戏剧家的所谓「反毛」倾向。她在看了《海瑞罢官》之後，立刻认定吴晗暗暗支持彭德怀。

　　然後江青找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彭真、中共十央宣传部部长陆定一和副部长周扬，提出组织写作力量，批刊吴晗写的京戏《海瑞罢官》，没有得到彭、陆、周等人的支持。毛向江青授意，可以找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但柯於一九六五年四月突然去世。江青便找了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张春桥办理。张指定上海《解放》杂志编委姚文元按江青的意图写作。毛直到要刊出前才看到这篇文章，事前并不知道内容。这文章主要批判吴晗及同情彭德怀的人。其他各报此时理应群起响应转载，但它们竟然置之不理。

　　毛那晚极为光火地跟我说：「《文汇报》上发表过，北京的各报就是不转载。是我讲了话，过了十九天才在北京见报。你看，他们厉害不厉害。」

　　我听了这些话，好像「丈二和尚摸不清头脑」，弄不清毛的意图。我当时自然不会知道姚这篇文章会成为毛吹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揭幕的号角，尤其不知道毛说的「他们」指的是些什么人。直到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後，我才完全明白，毛所说的「他们」，包括了刘少奇为首的中共中央领导人。

　　我跟著又说：「另外还有一件事。这个时期，安眠药吃得太多了，已经超过以往用量的十倍。」

　　毛说：「有怎么多吗？」

　　我说：「我查了每天的用量，照这样下去，会发生不利的作用，对身体不好。」

　　毛说：「那么怎么办呢？」

　　我说：「在最近一段时间，我们给你重新调整药量。」

　　毛问我怎样调整法。我说：「我准备用一些葡萄糖装在外形相同的胶囊内。这样真假夹杂服用，可以减下安眠药量。」

　　毛说：「那好，你去准备，向护士长和护士交代清楚。」

　　我刚要退出去，毛又「喂」了一声，说：「我看这里有毒，不能再住下去了。告诉张耀祠，立刻去武汉。」

　　我多年前於成都便意识到毛似乎有被迫害妄想症，他那时怀疑游泳池被下了毒，现在看来毛的情形是更严重了。毛以为他在南昌生病是因为招待所被下了毒。在我看来所谓的毒是「政治」——高层共党领导之间的明争暗斗。

　　我去找了张耀祠，说明毛要立即动身去武汉。随後趁专线电话还没有撤销，我打电话给卫生部，是已升任该部副部长的史书翰接的电话。我将毛这次病情和安眠药重新调整的办法，告诉了史。

　　史说：「原来发了这么高的烧，咳嗽这么厉害。会不会有肺炎啊？还是照张爱克斯光片子才能放心。顺便跟周总理报告一下，请专家来复诊。」

　　但我觉得毛的身体已无大碍。我较为担心他的安眠药剂量过量和被迫害妄想症两事。我觉得，现在的局势有点紧张，而且听毛的口气很不顺：不能提照胸部爱克斯光，免得节外生枝。

　　至於再派二、三位老专家来。我认为这更不妥当。如果这样办，一者，毛会以为我不肯负责任，叫别人来，是推卸责任；再者，毛或许以为还有别的病，我对他隐瞒，要找人来商量。没有经过毛的同意，就向周恩来报告，都很不利，会造成误会。

　　我终於说服史书翰，这一事到此为止，并叫他不用担心。

　　注释：

　　①一九六五年十一月，杨尚昆正式被撤掉中央办公厅主任的职位。一九六五年十二月，罗瑞卿被正式撤职。一九六六年五月，两人在中央委员书记处的职位被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