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邓的遗产和六四的影响——纪念六•四20周年

纪兴良

毛邓的遗产和六四的影响——纪念六·四20周年
毛泽东的后期思想，也就是中共党内颇有争议的“继续革命”理论；这个理论在实践上并非“继续革命”，而是更陈旧的思想翻版——以革命的名义行极权暴政之实。所谓“继续革命”，应当是革除旧的、不合理的、落后的、反动的、邪恶的、压抑人性的东西，历史就是在不断唾弃或者革除旧的、不合理的、不科学的、压抑人性的东西中前进的，人类的社会制度也是在不断唾弃或革除旧的、不合理的、不科学的、压抑人性的东西中逐步完善的。然而毛泽东并没有引导人民继续革命，甚至还背道而驰。其结果是：谁革命、谁造反，就镇压谁。可以说，毛泽东的做法与口号是完全相反的；他的这个理论是“说做不一”的经典。他的继承者（邓）的“实事求是（实为事事求饰）”就是在这个理论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不过，后者比前者更糟糕罢了。
毛泽东说过，奴隶主阶级，封建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一开始是革命的，但后来地位变了，变成了统治阶级，就不再革命了，就反对革命了。实际上，毛在此已经间接地说明了共产党由一个在野革命党沦为反革命执政党的历史蜕变过程；共产党对人民许诺要“建设美国那样的民主国家”，1949年后完全没有兑现；当年批判国民党“一党独裁、遍地是灾”，1949年后共产党也在搞“一党独裁”。毛曾说，“做了大官了，要保护大官们的利益，而工人农民和其他劳动者，他们不愿意被奴役、被摆布，尤其是青年知识分子，他们目光敏锐，敢想、敢干、敢造反……”毛泽东利用人民的反抗心理，利用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的幼稚和盲动，利用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的落后环境，发动了一场空前的浩劫——文化大革命；除报私怨和巩固他一个人的的皇权外，他也曾试图解决保障人民的民主权利问题。他想如何才能解决党和政府的蜕变和腐败呢？经过苦思冥想的他在“文革”后期“创立”或者照抄了“继续革命学说（学列宁那样说）”。列宁在一九一九年就说过，“苏维埃的职员中正在不断地、大批地产生着资产阶级”；一九七二年毛则说“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这话是何等相似。革命的对象就是共产党内的资产阶级、蜕化变质分子、腐败分子，这些人压迫人民、剥削人民，人民要经常不断地革他们的命。其实，那些“蜕变”和“腐败”是党文化环境和落后政治制度使然；是社会主义制度和共产党的领导的必然结果。可老毛根本认识不到这个问题，他发明了“三五年一次小运动、七八年一次大运动”的办法（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不究病因的办法），“文革”发动起来了，熊熊烈火烧倒了各级党委政府，最后烧到党中央的头上，造反造到了老毛的头上。和世界上其他国家的共产党头子一样，老毛头脑里的封建君主意识非常浓厚。自遵义会议后他在中共党内的地位从来没有受到大（除张国焘外）的威胁，李立三王明张国焘被他整得死的死、逃的逃，后来“高饶”也被他整死了。刘邓企图把他“选（八大）”下来，失败了；彭大将军说了几句不满意的话，最终也被他活活整死；青年学生哪里是他老人家的对手。由于毛的阶级局限性和学识的浅薄，他根本不知道西方的政治家是怎么管理国家的，也没有研究过国际政治学，更认识不到腐败的根本原因是政治落后、是社会制度的落后，靠打击和运动是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只有实行民主宪政制度，建立具有可操作的制衡体系、给权利以有效地制衡，防止公权私有化，才有可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然而毛没有跳出他自己画的“一人独裁、党天下”的圈子，在“继续革命”的道路上，他先来了个自我否定；他指挥“三忠于”、“四无限”的人民子弟兵镇压了他自己鼓动起来的革命造反派，流放知识青年到山区、边疆、乡下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从而使“继续革命”夭折。这就给邓小平一伙顽固派、保守派带来了机会，他们从“右边”杀来，趁机算“文革”的账（部分否定‘文革’，并没有革除产生‘文革’的社会机制；或者说毛是党内的‘极左派’，邓则是‘右派’），对人民实行更加残酷的统治，直至把宪法理论上赋予人民的“四大自由（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等项权利也全部褫夺。
毛死后，邓玩戏法般地扭转了乾坤；他没有掘墓鞭尸，也没有像赫鲁晓夫烧掉斯大林那样焚烧毛泽东，而是利用毛的臭皮囊为他自己的独裁统治服务，还自以为比赫鲁晓夫聪明。实际无论是从思想理论上，还是从政治胆略上，邓比赫鲁晓夫都差得很远。为了维持专制政权的运转，为了巩固“四个坚持”，邓在经济上放开了（必须承认‘改革开放’有一定的进步意义）；在近四年（1979—1983）时间里，他给农民松了绑，使农村经济得到了发展；那时日农民好舒心哟！邓到日本、美国去兜了一圈（注），走马观花了一阵子。当他看到万花筒般的欣欣向荣的西方世界（日美）后，“无产阶级的立场”也有所动摇。当时，全国人民期盼着改革政治、让中国从社会主义的枷锁中解脱出来。邓从日美回来发动了“对越自卫反击战”，人们误以为他真像老毛说的那样要“走资本主义道路”、与社会主义决裂了；然而最终他还是令人民失望了。他没能跳出老套子，他没有那么大的政治胆略或气魄，也没有较高的哲学理论修养，更重要的是——他要保护自己特权阶级和既得利益集团的眼前利益（极端自私）；同时他已经是一个七十五岁高龄（1979）的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党文化污水中浸泡了半个多世纪的老朽了，你想，他能打碎旧枷锁、跳出老套子吗？也许这就是所谓“阶级局限”的桎梏吧！其实不掌权就革命，掌了权就反革命是老毛早就说过了的，在社会主义社会谁也难破这个例。
一九八零年初（元旦人民日报头版头条）邓就指出，“机构臃肿、人浮于事、官僚主义”，可他到死也没有解决这个问题，而且还越来越严重。几十年来，精简——膨胀——再精简——再膨胀——现已膨胀到崩溃的边缘。据一九九八年财政部部长助理刘长琨透露：“汉朝8000人养一个官员，唐朝3000人养一个官员，清朝1000人养一个官员；现在不到40个人养一个公务员。”还不包括军队和那些人数更多的“事业单位”以及部分企业人员。如果包括军队和“事业单位”以及部分企业人员的话，10个甚至不到10个人就得养一个“官人”。九十年代到二十一世纪初综合各类报刊所得出的结论是——养一个村支书一般每年要花3至5万元（不包括王廷江、王乐义、吴仁宝一类超级村官），养一个乡镇一、二把手一般每年要50万元，养一个正副区县级干部每年一般要花100至200万元，一个地市司厅级干部少不了500万，省部级每年少不了1000万元……财政大门对正副国级领导人是敞开着的，他们想花多少就花多少。中共中央委员以上离休高干，每年公款开销，就高达1000亿人民币；最高级离休官员有11人（即江泽民、李鹏、万里、乔石、朱镕基、李瑞环、宋平、刘华清、尉健行、李岚清、已故薄一波）更享受至高无上的特权待遇：每年耗费公款10亿元，平均每人近1亿元！次一级的高干，也耗费大量公款。如汪道涵死前几年，每年公费开支947万元，医疗开支500多万元；除此之外，当局还专门为他在上海锦江宾馆和大公馆设有两个具有全套医疗设施的“汪办”。查阅有关资料得知，在当今世界二百多个国家中，有8个小国仅设一级中央政府，25个只设中央和地方两级政府，67个国家（其中包括美国、日本、加拿大、澳大利亚在内的许多大国）只设三级政府；而我国至今仍然实行着六级制：中央、省、市、县、乡、村，近六十年一贯的至今没变的世界上绝无仅有的“中国特色”的腐朽的国家政体不改革行吗？我国没有政党法，没有有效的政府组织法，苏北某个乡镇竟有二十多个党委副书记，河南某些县竟有上千个县级干部。官府的无限度膨胀和行政职数的无节制增多，使人民负担越来越重。光说不干，说好话做坏事（事事求饰）是邓小平的政治理论基础。
邓说华国锋的“两个凡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然而，他紧接着提出的“四个凡是（四个坚持）”又怎么样呢？和“两个凡是”一样，其实质还是“以先王之政、治当世之民（语出韩非子《五蠹》）”；总之，在政治上还是守株待兔、墨守陈规、一成不变。不思进取，走回头路路熟、好走，这样不费事、不冒风险；也因为他拿不出新东西、新思想、新理念；那就只有“坚定不移”、“四个坚持”、“一百年不动摇”，几千年不改变……
邓小平曾经很赏识胡、赵二人，他封胡耀邦为总书记（由中共中央书记处总书记架空或者逐步取消中共中央主席而演变为中共总书记），先架空、后取代华国锋主席。胡起初很高兴，在为老干部平反等问题上很卖力，但后来总觉得不对劲。一九八四年在南京大学师生面前，胡的腔调也像老毛一样——“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胡欲借国际国内的民主呼声把老邓逼下去，尽管他到处吹风、暗示、题词，并没有掀起多大的浪潮。倒是方励之、王若望、刘宾雁等学者在学生中树立了崇高威望。老邓盛怒之下，一巴掌把胡打了下去，斥之为“资产阶级自由化”；弄得胡在一次政治局会议上发病而死，从而留下了闹学潮的借口或根由。赵紫阳自知当儿皇帝终究不是个事，平日里难免流露心中的不满，在会见戈尔巴乔夫时说：“我们党大小事务都得请示邓老，没有邓老的话谁也不敢作主（赵可能认为这样说邓就会让权，他太天真了）。”邓的耳目把录音放给邓听，邓十分气愤地说，“谁叫他这样讲的？他这是要干什么？教好的曲儿也不会唱！看人家（秦二世）胡亥在（指鹿为马的）赵高面前是何等的乖？！”有外国记者问：“中国人民头上还有几座大山？”身为中共中央总书记、军委第一副主席的赵紫阳竟然说“我还没有统计过”。其实，三座大山一座也没有少，所谓“推翻”不过是“换名”而已。
八十年代后期，东欧和前苏联巨变，世界民主浪潮滚滚向前，骗子和巫师的空头说教再也骗不了人。赵紫阳正想借这个风头逼老邓让权（军委主席），于是他借悼念胡耀邦的名义，又走了老毛的路，故伎重演——发起了学生运动。学生乘着紫阳的东风，在全国大中城市迅速掀起了巨大的学潮。自由女神也勇敢地站到了千年来惟有男独裁者对他的臣民炫耀至尊的地方——天安门广场。学生要求打击官倒、惩治腐败，当然也亮出了“说千条道万条不如砍掉四条（四个坚持），保赵公倒李（李鹏）公不如倒了邓公”的底牌。北京和全国的形势搞得老邓寝食不安，他甚至说“杀二十万人可以换二十年稳定何乐而不为呢”；他重蹈了1976年的天安门镇压——以军委主席名义下令调兵遣将杀进北京，对手无寸铁的青年学生、工人和市民下了毒手。国家安全局、武警、解放军大部队全副武装开到长安街，机枪坦克、血染的刺刀，精英们的血肉被碾没在五星红旗下。紫阳被软禁，他的子女跟部分学生、工人领袖逃亡国外。
1976年邓小平鼓动学生以悼念周恩来为名走上天安门广场，学生趁机打出了“反暴政”的旗帜，遭到毛的镇压。1989年赵紫阳支持学生再次走上天安门广场“反官倒、惩腐败、悼念胡耀邦”。1976年天安门事件的受害者邓小平在1989年却导演了他曾痛恨的丑剧——血洗了天安门广场（死伤两万多人）。八九民主运动就这样夭折了。但事情并没有就此算完，精英们虽然死了，可精英们的思想却渗透到活人的心里。
无论从运动规模，还是现实影响，“六四”都远远地超过了“五四”；因此我建议：中国青年节由五月四日改为六月四日。八九·六四以后，中国人民尤其是知识分子开始觉醒，这是“五四”以来中国知识分子第二次思想革命；除极少数顽固派及其依附在他们那条黑线上的喝惯了人民血汗的既得利益者外，广大的工人、农民、学生、职员和商人以及社会各阶层，对那一小撮马列主义政治骗子——巫师的虚伪把戏嗤之以鼻、深恶痛绝、欲速除之而后快。中国的民运正在积蓄力量、等待时机。台湾、韩国、南非等国家和地区用和平的方式摈弃了专制，实行了民主，中国人民也想通过和平方式解决问题，只要惩治腐败，实行三权分立、互相制约，实行普选、直选，人人确有一票权，切实保障基本的人权，废除委员、代表制，各级政府和议会必须由公民直选、竞选产生。国家这个巨人身上的瘤子（包括妇青工以及八个泯主党派）一律割除，用法律来保障公民的各项民主权利，这才是真正的改革。中共最高当局的“改革”实际是倒退、是守旧，是不得人心的。如果一小撮顽固派顽固到底，中国人民有可能选择以革命的暴力推翻中共顽固派的反革命暴力统治。
注·当时邓小平访问美国还另有目的，那就是给前苏联制造错觉，让前苏联误以为中共得到了美国的许诺、和美国达成了某种默契，以利于发动“对越自卫反击战”，并藉以转移国内人民对民主的诉求和视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