尘封的记忆:往事烟消云不散(1-3)

michaeovich

　　  

　　序：把尘封的记忆变成有价值的史料

　　我是年近古稀的老人，读了《九评共产党》之后，深深受到触动。文章中所述的事情，我几乎全部经历过。要说共产党55年来在中国大陆所做的罪恶和给人民带来的痛苦，恐怕是折南山之竹、倾东海之水都无法书完。《九评共产党》尽管史料很充实，那也只能是挂一漏万。我想，像我这样年龄在大陆生活过的人，很少没有一本辛酸的历史和痛苦的记忆。对于绝大多数人，这样的历史和记忆都被长年尘封起来，最终人去史失。这是共产党不惜代价所要达到的结果。建议趁我辈尚有很多人在世时，发动尽可能多的人把尘封的历史和记忆记述或陈述下来，汇聚编辑成书库。这是一项历史性的巨大的工程，对中华民族子孙后代都是无价之宝藏。

　　本人计划，在我有生之年，把深藏在心底的痛苦压抑的记忆一一记述下来。总的题目就叫“往事烟消云不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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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老家是在安徽省临近大别山东麓的一个小县城。我清晰地记得，在1948年处于解放前夕的城中居民，是如何渡过那些风声鹤唳、足不敢出户、夜不能入眠的祥林嫂式的日子。

　　由于国共两军经常短兵相接、游击队不时入城打劫骚扰，小学校也都关门停学了。

　　那时我年值12岁，正是一个顽皮淘气、不知害怕、难以管束的小男孩，总是想着跑出门去玩，特别是心心拎拎想着去城东门外看戏。每当我蹑手蹑脚溜到大门口，家长发现了总是要说：外面有“摸秋”啊！千万不要出门。然而，小孩子的玩心总是能轻而易举地战胜大人的警告和恐吓。有一天我成功地溜出了大门，沿着近的一个小胡同，径自朝东门外的小操场走去。

　　本地区的一个京剧团---张家班子，经常在这里埋桩设围、搭台演戏。我当时个子小，只要从围布下一钻就进去了，看戏不用花钱。

　　那天，虽然路上行人很少，我还是邀到了另外两个同年伙伴。其中一个伙伴还说，有人告诉他，东门小操场很热闹。我以为，停了好多天的戏，今天又回来演出了。我们加紧脚步，急急忙忙赶往城东门。

　　一出街口就可以看到，远处的小操场上确实围聚了不少人，但没有看到演戏的布围子。一些人踮脚翘首往前看，一些人摇头咂舌迅速走开。好奇心驱赶着我们，迫不及待地跑向人群那边去。像泥鳅一样，我们穿孔辑缝，轻而易举地钻到了人群的前列。

　　让我大为意外。出现在我眼前的是一颗血肉模糊、沾满泥土的人头，放置在人群的中央。寸长的头发，像一层杂乱坍塌的茅草，塌下的眼皮半开半闭着双眼，鼻梁显然被击断而陷下一个坑，下嘴唇塌拉下来，一只耳朵显然被刀削掉。人头下面压着一张邋遢不堪的纸，模模糊糊可以看出“警告”两个字。

　　我从来没有见过死人，更不用说一个孤零零的人头了。我的心怦怦直跳，呼吸急促而窒息，第一次感受到人世间的残酷和恐怖。我拉着一个伙伴的手，要他和我一道赶快走开。他又去拉另一个伙伴。但后者似乎满不在呼，反而挣脱了同伴的手，跑到那颗人头的跟前，从地下十起一根烟头，试图把它放到那人头的嘴中。我实在是感到恶心和恐惧，顾不着那两个伙伴，急急忙忙一个人赶回家去。回家后我把在小操场见到的情况告诉了妈妈。妈妈说：“告诉你，外面有‘摸秋’，你不信嘛。以后再不要出去乱跑了。”

　　第二天，所有城里居民都得知了这样的消息：北门巷一个较为富实的王家，深夜两个手持钢刀、自称八路的人闯入，把户主王胖五花大绑带走，要求家人在24小时内拿出1000块大洋（银元），否则就要斩他的头。在那兵荒马乱之年、贫穷落后小城，怎可能一夜筹集数额如此巨大的银元。于是就出现了上述那样的惨剧。“警告”是对城中所有有钱的人说的。如果八路军进城来向某人“派捐”钱粮，不得有任何折扣。否则，就是王胖的下场。

　　过了一些日子，我那受了刺痛和伤害的童幼之心渐趋平静。一天，那个和我经常在一起玩耍、一道钻布围子看戏的小伙伴又来悄声告诉我说：“今天小操场又唱戏了”。我半信半疑地说：“你别骗我。”他说，是他的一个邻居大人告诉他的。我架不住他的劝说，又一次溜出门，和他一道急匆匆赶到东门小操场。

　　远远看去，在种有几株杨树的操场一侧，集聚着一小群人，但仍然没有唱戏的布围子。我感到有些失望，但是既然来了，总要看个究竟。我们跑到人群处一看，又是一颗人头。这次，人头是用绳子扎着头发，挂在树枝上。和上次看到的残破邋遢形象不一样，这颗悬在树上的人头，脸色洁白，两眼微闭，是个眉清目秀的青年人。地下还隐约看到沥滴的血迹。背后的树干上贴着一长条纸，上面歪歪斜斜地写着：反动笑子先生（孝子贤孙）。

　　没有看到演戏，又看到了一颗人头，心情甚为低沉。虽然不像第一次那样震撼，但总觉得非常压抑，胸口堵得慌。我闷闷不乐回到家中，一语不发。妈妈见状问我怎么了，我就把见到的情况说了一遍。妈妈不无责备地说：“现在正在‘摸秋’的风头上，你千万不要再出去了。”不久就听到消息说，此青年是城关镇镇长的儿子。为了给死去一周年的爷爷烧些纸钱，昨天去城郊为爷爷上坟时被土八路抓去，今天就把人头挂到了城门口。这样的事着实让人心惊肉跳、神鬼哭泣。

　　没隔几天，从我们的一个邻居家突然传来一阵撕心裂肺的哭喊声。妈妈立刻过去劝慰并看个究竟。周围的小孩子们摸不着头脑，个个摒住呼吸。过了很长时间，妈妈终于回来了，但哭声仍然没有停止。妈妈说，你们小孩不要过问。妈妈把爸爸从房间叫出来，告诉他宋医生遇害了，叫他马上去找个劳力帮助宋家去收尸。我还是不明究理，被罩在云雾山中：昨天宋医生还在开门接诊，怎么今天就遇害了？爸爸妈妈都忙前忙后，帮着宋家处理善后和照料小孩，我也只好让心中的闷葫芦揣在怀里。妈妈中间短时间回来，照料我们兄弟吃了晚饭就又出去了。直到深夜，爸爸妈妈才回来家。

　　我由于心中有个闷葫芦，一直不能入睡。从父母简短的对话中了解到，宋医生是昨天夜里被两个腰中掖着武器、自称八路的人强行带走，还带上了医药箱。来人告诉宋太太，不要担心，只要宋医生为八路伤员治病，保证他的安全。现在问题是，为什么宋医生就突然遇害了呢？所谓收尸，也只是在东门外收回了他的头颅。

　　第二天一早，宋太太仍然处在悲痛欲绝、六神无主、不知所措的时候，一个农民模样的人捎来口信。说是宋医生昨夜在走到七里埂时突然逃跑，当时就被八路处决了，他的无头尸仍然躺在七里埂的路边。随后，宋家在邻里的帮助下，偷偷收回了宋医生的尸身。出殡时，宋太太，一则因为恐怖气氛窒息，一则因为两天来眼泪完全哭干、嗓子完全哭哑，几乎完全哭不出声来了。

　　大约又过了一个多月，我的那个东门外小操场看戏的念头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了。一天，我那玩耍看戏的小伙伴又来神秘地告诉我：“今天小操场又在演戏了。”这一次我根本不信他了，我说：“我不去，要去你一个人去吧。”于是他一本正经地说：“我要是骗你就是畜生，人家说，现在正在上演‘探阴山’，就是张老板演包公的那出戏。”我一听张老板演包公，心就动了。

　　位居全团京剧演技第一把交椅的张老板，所演大花角色的唱、念、做都是无与伦比，我非常欣赏。特别是他的包公唱段我几乎都学着会唱了。于是我毫不犹豫地和小伙伴一道往东门外跑去。

　　远远看去，再一次让我失望，只是看到操场中央围着一群人，没有演戏的布围子。我感到又一次受骗了，于是转身往回走。小伙伴立刻拉住我的手，使劲拽我往前去，并说人家向他发誓看到了包公。我无奈地跟着他，又一次钻到人群的前面。第三次，我看到了一颗可怕的人头，端放在地上。这颗人头，看起来确实有点像舞台上的包公，脸上涂得黑一块白一块。在其后面，放着一个像粪瓢一样的木盆，横向穿了一根木棍，似乎是模拟包公的帽子。人群中有好几个人都十分肯定地说，这就是张老板的头。我听到后，一阵脊背发凉，好像胸口顿时堵了一块大石头，几乎眼泪就要流出来。我不明白，八路怎么对这个以唱戏为生、给人们以文化娱乐享受的戏班子老板也这么残酷。后来听说，戏班子张老板，曾经拒绝过八路要他们到深山去为游击队演戏，由此遭到灭顶之灾。

　　自那以后，我再也不去那个小操场了，而且我的胸口中深藏着的那块沉重大石头随我渡过了半个多世纪。

xiangxiang

从1947年的下半年直到解放，大别山区多为八路军和游击队所控制。我们家是地处这些八路军游击队控制的大别山地区边缘的县城。

在大别山支脉的一个山间小镇上，有我们本家一个远房亲戚，和我同辈的小孩都称呼这家亲戚为二爷。二爷有个闺女，48年正是芳年18，外貌长得端正清秀，两颗水灵的大眼睛、微笑时两腮的莞尔，显得十分可亲可爱。在那兵荒马乱之年，二爷为了女儿不至遭到意外不测，就于48年初把女儿送到我们家寄住，以暂避山区世乱。虽然她只大我六岁，但按辈分是我的姑母，所以我是口口声声叫她小姑。那时我是12岁的男孩，尚未脱离童幼之性情，总是把她当大人看待。或听她讲解书中之趣谈，或帮她拉绳架干晒衣服。有时还从她那里得到一两块小糖，甚为喜欢。

小姑虽然家住山沟小镇，由于是独生闺女，家里还是倾全力供她读完了初中。在她寄住我家的绝大部分时间中，都是在读书，她几乎读完了我爸爸（中学教员）在家中收藏的全部书籍。

一天，家中意外来了一个陌生人。他脚蹬一双草鞋，黑色长裤的裤腿直挽到膝盖，上身着一件白色中式粗布上衣，看上去不过二十岁。他一进门就冲着妈妈问：“韩同坊在家吗？”妈妈点点头，立刻将爸爸从房间叫出来。爸爸从房间一跨出就主动介绍说：“我是韩同坊”，并招呼客人在堂屋坐下，递上纸烟。妈妈给客人端来茶水。客人说：“你们不要害怕，我是上街来卖菜的，顺带受我们杨队长的派遣，来贵府通知你一桩重要的事情。”

妈妈一听话音不祥，立刻招呼我进房去。我进到房里，看到小姑正竖起耳朵，贴近隔间的篾席，摒住呼吸静听外面的谈话。我也走到她身边，把耳朵凑到篾席边。

那位自称卖菜的人说：“我们杨队长要我告诉你，韩玉英（小姑的名字）可以住在你们家，但只能呆在这儿，任何其他地方都不准去。如果我们的人马进了城关，杨队长见不着韩玉英就拿你是问。你们看到了城东门操场上的那些人头了吗？（见《摸秋》一文）到时候，杨队长不是拿你韩同坊一个人的人头是问，是要拿你们全家人头是问。”

爸爸一声不语，空气就好像凝固起来了。半饷，卖菜人跟了一句：“听清楚了没有？”

妈妈在一旁忙说：“听清楚了。我们保证韩玉英不离开城关。”

卖菜人紧接着说：“那好。韩玉英现在在这儿吗？杨队长要我必须亲自见到她。”

妈妈立刻招呼小姑出房间来见客人。我看着小姑吓得脸上红一阵白一阵，万般无奈地跨出房门。她站在房门口，低着头，一声不语。卖菜人又把刚才对爸爸说的话重复了一遍，问小姑：“听见了没有？”小姑无奈地点点头。

卖菜人立刻起身告辞。爸爸直把他送到大门口外。我在背后看到，那人挑起放在门外的一担菜箕，菜箕的一头有两捆素菜，另一头放着一个瓦盆，瓦盆中有十几个油炸狮子头。爸爸一直把他目送到人影消失。

爸爸回来后，一脸苦色，半天不语。其时，小姑正站在堂屋的一角，拿着手绢哭泣抽噎。妈妈说：“不要哭了，哭也无济于事，赶快想个办法才是。”这时爸爸才告诉小姑，两天前刚刚给她在上海的三叔去信，要他设法派人来接她去上海。这时，小姑哭得更厉害了，大声抽泣地说：“我不能连累你们全家受害。”

经过一天痛苦无奈的挣扎和斟酌，第二天爸爸又重新给上海的三叔（我叫他三爷）去信，说明原由，告诉他韩玉英只能继续呆在我们这里了。

随着时间的推移，形势越来越明显，国民党政权看样子是大势已去了。一天，那个不速之客的卖菜人又跨进我们的家门。爸爸主动迎上前去，并伸手和他握手。爸爸把他引进客厅就座，递烟沏茶。客人没有寒暄，开门见山地说：“我这次是受杨队长派遣，来见韩玉英一面。”这时，小姑正好不在家，到南门外的二伯家去了。爸爸叫我立刻去二伯家把小姑叫回来。其时，我正光脚在院子里玩。我知道事关重大，鞋子也没来得及穿，拔腿就跑出门去。当时，县城大街还是鹅卵石铺垫的，我高一脚低一脚、连踢带绊、跌跌撞撞跑到二伯家，把小姑叫回家。小姑一到家，那位客人就动身离开了。

客人一走，妈妈忙着打水让我洗脚。这时才发现我的左脚上全是血，仔细一看，我的左脚大拇指的指甲盖几呼全裂开了。妈妈心痛不已，一定要搀着我，一瘸一拐去邻近的诊所。包扎后多日不能穿鞋，而且留下了终生痕迹。

1948年临近年终时期，长江以北、苏皖一带的大小城市都岌岌可危了，或是处于共军攻势的前哨，或是处于共军的包围之中。一天，我们家突然又来了一个不速之客，一个书生模样的年轻人。不过，他很有礼帽地称呼我的父母为韩先生、韩太太。他说明是受均衡（即小姑的三叔）先生之重托，专程从上海来这里接玉英小姐，并带来韩均衡的亲笔信。

爸爸展开书信，仔细阅读。信的大意是：国民政府正在准备撤退，以长江天险为屏障，据守江南。如果长江守不住就撤到台湾。现每天有轮船去台湾，他计划把玉英接到上海后一道去台湾。


这会，刚刚有了一点安定气氛、静待江山易主的时刻，一下子又被搅得风浪骤起。爸爸、妈妈面临一场生死的决策，小姑面临一生前途的决策。

爸爸把小姑叫到面前，介绍从上海来的张先生，详细讲述了三叔的信，之后说：“玉英，你还是跟张先生一道去上海吧。我和你嫂子可以带着孩子去皖西或是赣南谋生，那里我还有些人脉。”

小姑泪如雨下，抽噎着坚定地说：“不，我不能把灾难留给你们。万一你们一家有个三长两短，我怎么向我父亲交待，我也没法活下去。”

这时张先生插话：“韩先生，你们不能也一道去台湾吗？”

爸爸遥遥头，没有说什么。妈妈说了句：“异土他乡，生活艰难”。大家的谈话沉寂了很久，很久，很久。

第二天，爸爸妈妈送走了张先生。就这样，风波一晨被激起，一夜又落平。一个18岁的少女只能无奈地等待着命运的裁决。历史也给我留下了一个一生不解的疑问：爸爸当时为什么拒绝去台湾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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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1月22日家乡县城解放。头天晚上，国民县政府和地方保安团都撤离一空。八路军游击队于22日中午正式开进城。部队从南门外大街开入，横穿整个南北向的主街道，直开到位于北门洪水巷东端的县政府。

居民们终于熬过了两军拉锯和游击队“摸秋”的恐怖日子（见系列之一），普遍有一种释负感。他们纷纷走出家门，站立街道两旁，对那些陌生、内心存有恐惧的八路们表示欢迎。士兵们虽然装备简陋，穿着不一，但人人都扛着一干枪，个个精神振奋。其时，场面肃静，气氛平和。不时地看到，人群中有人伸出手去和队伍中的士兵握手，他们是互相认识或打过交道。

突然，那个卖菜人（见系列之二）出现在我们面前。爸爸急忙上前和他握手，并递上纸烟。卖菜人也停下脚步，离开行进的队列。他接过纸烟，不慌不忙地说：“杨队长就在后面，他一会要来见你。”

果然，没过几分钟，一个三十岁上下、穿着一身灰色八路制服、腰系皮带和盒子枪的人走过来。卖菜人立刻指着爸爸给他介绍说：“这就是韩同坊”。爸爸立刻上前向他伸出手去。杨队长一把紧紧握住爸爸的手，久久不放，并大嗓门地说：“好哇，好哇，你对革命有功。”

爸爸丈二和尚摸不着脑袋，谦逊地说：“我什么也未做，谈何有功”。

“哎，你遵守革命纪律，保护革命力量，还不是功劳吗！”

爸爸不知说什么好，反正现在是人家说了算，就顺便说：“辛苦了，进屋喝口水吧。”

“不了，以后有机会的。等我的县政府收拾好，派人来接韩玉英过去，你也可以过去坐坐。”

此时，人们得知，这位一个大字不识、土匪出身的游击队长已是我们的县太爷了。他四处张望一下，指着我们背后的门面说：“这就是你们的家？”

爸爸点点头。他接着问：“韩玉英在家？”

其时，小姑正躲在人群背后。她是想就此机会看看这个强为他人夫婿的队长是个什么样子。听到问话，再想跑掉已经来不及了，只好低着头站立不动。两边人闪开之后，一个亭亭玉立的大姑娘出现在眼前。

杨震（原先的杨队长，现在的杨县长）连声说：“好，好，好，加入革命队伍，不要不好意思。”

这就是共产党的一贯强盗逻辑：打着革命的名义，哪怕是抢占良家民女，也是冠冕堂皇！

送走了进城的八路队伍，全家心情复杂，不知将要降临的是悲还是喜、是祸还是福。妈妈问小姑对杨的印象怎么样，她没有正面回答，不过看情绪还不错。爸爸接下话茬说：“从杨的个人身材看，谈不上英俊威武，但也正是意气当年。问题是谁知道他个人品行怎么样，更说不上共产党的天下将会怎么样。”

第二天下午，正在疑云未消、忧心忡忡之际，韩玉英的爸爸（我称二爷）意外地跨入我家大门。他衣衫失理，满头满脸灰尘，神情痛苦，形象憔悴，额颊和手背等外露处都看到有伤痕。四十稍出头的人，看上去像五、六十岁的老头。小姑一看到她爸爸如此模样，急忙上前搀扶他坐下，泪水刷刷地流下。

妈妈忙端来一盆水，说：“二叔，洗把脸吧。”

爸爸端来一杯热茶在茶几边放下，亲切地问：“二叔，你怎么啦？”

二爷脸也没有洗，茶也没有喝，摞起两个袖筒，又摞起两只裤脚，全身伤痕累累，伤疤遍处。他切齿气愤地说：“你们看看，玉英啦，他们是要我的命啊！他们捆绑我，吊打我，要我说出你到那儿去了。我不得不告诉他们。但直到昨天他们还不让我离开家。等他们这些土匪开拔走了，我拼老命赶了一天路，才到了这里。”

话音没完，小姑咕咚跪倒地下，大声哭喊：“爸爸，我对不起你！”情景十分凄凉，空气凝聚着悲伤和愤满。

自从二爷把小姑送来城关我家之后，当地游击队队长杨震，派手下把他抓起来，刑讯逼供几天几夜，打得遍体鳞伤，死去活来，一定要他交待把韩玉英送到何处。一当他们获知信息后，一面派人来我家发出通牒；一面把二爷送回家，并派人严加把守，不许他离开家门一步，直到他们拔营弃寨。

爸爸向二爷说明了杨震派人来家通牒的情况，说是如果让韩玉英走了，就要我们全家的人头。二爷一听，全身从头凉到脚，知道女儿插翅也逃不出这群土匪的魔掌了。他咬紧牙关，半天也说不出话来。黑暗和痛苦笼罩着每一个人的心。

妈妈为了缓解一下气氛，安抚劝慰地说：“二叔，别太想不开。杨震昨天从家门口过，说话也还得体，说不定不是那么坏。女儿的婚事命里注定。先洗洗脸吧。”

二爷气氛地说：“我知道，这帮土匪还未打下天下就这样抢占民女、恶贯满盈，打下天下之后，还不知道他们怎样胡作非为呢！告诉杨震，纵使他霸占了我女儿，我也一步不会跨进他的府门。”

在万般无奈、悲愤郁塞的情况下，二爷第二天一早就动身回去了。此后，他的确从未去见过杨一面，哪怕是县太爷的婚礼，他都拒绝参加。不到一年的时间，他就含悲茹愤离开人世了。

上午送走了二爷。午饭刚刚放下筷子，一个十四五岁的小八路进得门来。他机警地一看，就知道爸爸是他所要找的人。他说：“我是杨县长的通讯员。杨县长要我来请韩先生去县政府，他有事要和你谈。”

爸爸穿了一件外套，跟着小通讯员就出门了。我出于好奇，想看看这位新老爷府是什么样子，就远远尾随在后面。到了县府，爬上十几级台阶，爸爸随通讯员去了杨震处。大门尽管有警卫站岗，我尾随而入，他也不问。一进门就看到满地书本纸片、砖头瓦屑；破家具、破器皿、破布烂衣，里里外外都狼藉不堪、无处下脚。甚至看不到有人在收拾整理。我觉得没什么好看的、更没什么好玩的，就扫兴地自己回家了。

直到快吃晚饭时爸爸也回来了。爸爸告诉妈妈，杨震找他去谈两件事情。第一件事就是要我们在两三天内把韩玉英送到县府去。爸爸问他这是否就是意味着结婚，杨答是。爸爸说：
“应该双方准备一下，择个好日子，举行一个婚礼吧。”

爸爸这话有两层意思。一层意思是，你这个县太爷在这样糟糕的环境下结婚也太失体统了。二层意思是我们也该为韩玉英准备点衣物什么的。

杨震哈哈大笑说：“什么荤礼、素礼的，这都是封建老一套。到时候我让士兵在县府放几枪就行了。正好有几个保安团的要毙掉。”

爸爸一听打个寒蝉，赶快说：“呵，千万不能这样做。结婚是个喜庆的日子，总要讲个吉利。放一挂鞭炮就可以了。到时候我来安排。”

左劝右说，最后杨答应把结婚日期推迟到二月的春节期间。一则双方有个较为充分的准备时间，二则佳节喜庆、双喜临门，环境和气氛都比现在好得多。

杨谈的第二件事情，就是要给爸爸封官。杨说：“你的历史不错嘛，抗日时当过省七临中校长，后来又是求是中学校长。据说，你还保护过学校中的地下党员学生。让你来当县教育局长，你看怎么样？”他所说的情况是在对韩玉英爸爸逼供时得来的。

爸爸婉言拒绝了。心想，与这些人打交道无异于与虎谋皮。何况爸爸对官场仕途本来就不感兴趣。上面所说的中学都是私立的，校长并不是政府封的。

以上所述可以看出，共产党所发动和组织的革命力量，基本上就是这样一群流氓无产者。所谓的“为大众的利益”、“为人民的解放”，从一开始就是彻头彻尾的谎言。在不顺从他们的意志、违反他们的利益时，他们就会取你全家的脑袋；在顺从他们的意志、满足他们的要求时，他们就会给你封官加爵。天下人的生死祸福、沉浮升迁都由这些土匪头子的一句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