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教授郑也夫炮轰学部委员 称社会学界有黑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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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社会学界其实和中国足球一样，也有假球、黑哨之类的，好不到哪里去

　　8月2日，郑也夫在自己的博客上“搂胳膊，卷袖子”地写了一篇质疑文章——《二流学者何以当选学部委员——质问中国社科院》，指名道姓地陈说原社科院社会学所所长景天魁是二流学者。

　郑也夫的文章说，“从媒体上获悉景天魁(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所长)被评选为社科院学部委员时，心理处于不合逻辑的矛盾之中：一方面不觉意外——现实的惯性不可能不作用于我，另一方面仍感震惊——我毕竟还存有一丝善意的期待。我可以有把握地说，景天魁的学术水平在社会学所处于五名之外，在北京社会学界处于十名之外。一句话，他是二流学者。社会学所的李银河、苏国勋、李培林，景天魁和他们的差距都不是一星半点。前者著述声誉均好，中者与景天魁年龄相仿、社会学多干了十年，后者时任社会学所书记。我们不能相信，如果不是因为所长的职务，景天魁会当选。”

　　像郑也夫这样直接点名质疑并称对方为“二流学者”的，并不多见。非议和争论也由此而起，有人认为中国学术界如郑也夫这样的人太少了，也有人认为郑也夫不厚道，肯定跟景天魁有私人恩怨，跟中国社科院有私人恩怨。


　　北大教授郑也夫坐在自家一把老式躺椅上，上穿一件家常白背心，下套一条深蓝色旧运动裤。可能是运动裤的松紧带坏了，一根旧牛皮腰带直接就那样简单地捆在裤腰位置上。

　　我们小时候因为老穿松紧带裤子，很羡慕大人有根腰带。一旦得到一根腰带，也是像郑也夫这样简单地拴在腰上。

　　如果不是那张依然英俊的脸告诉你这是郑也夫，那他就是北京大街上极其普通的很常见的一种中年男人。

　　古旧的躺椅，是喜欢古旧家具和非洲木雕的郑也夫淘回家的，躺椅旁放着一大盆夹竹桃，看起来有些残败，朝天伸张的枝条却散发出一种硬朗，犹如眼前的郑也夫，早过中年，依然愤世嫉俗，依然希望自己发出的声音像夹竹桃一样对空气有吸尘作用。

　　9月21日下午，在接受《南方人物周刊》专访时，郑也夫说到激动之处，上半身会突然前倾，带起一股小风。累了的时候，会靠在倾斜的椅子背上，那张刹那沉默的脸就半藏在夹竹桃还不怎么成形的树冠下。

　　记者曾经想借此话题联络采访景天魁，发出去的采访邮件石沉大海，办公室的电话总没人接，只得在一种职业的遗憾里“完成”了这次采访，让郑也夫唱了一场独角戏。在追问郑也夫的过程中，我们获悉了郑也夫跟周边环境的种种恩怨，也了解了一个精神洁癖“患者”的游击生活。

　　我跟景天魁没有个人恩怨

　　人物周刊：中国社科院刚评出最新的学部委员，你就对他们质疑，你就没有顾虑吗？

　　郑也夫：从很大程度上说，我一点都没有顾虑。长期以来我已把自己边缘化了，没有任何权力，也没有权欲，还没钱，15年不申请经费，一分钱的社科基金都没有。无欲则刚，有权势的那些人，你们能怎么着我？我就教课，我的话没有违反宪法没有出大格，我没有什么怕你们的，你们能怎么着我？

　　人物周刊：不怕别人说你耍无赖？

　　郑也夫：你要愿意用这样的眼光看我，我也没有办法。我十几年、二十年前就这样，我就是写东西，出卖自己的声音、思想。我除了在中学当过班长以外，没做过什么官。

　　人物周刊：这是你做过的最大的官？

　　郑也夫：对，我中学时因为跑得快，当时学校娱乐活动很少，跑得快成小明星了，400米、800米都拿过冠军，全年级的，加上学习成绩还不错，所以可以当这个班长。

　　人物周刊：那你不担心别人说你跟景天魁有个人恩怨？因为你曾经跟他都在社科院社会学所工作。

　　郑也夫：我跟他没什么个人恩怨，我只是觉得这件事情太荒诞。我在北京社科院受过不公正待遇，在中国社科院受过不公正待遇，我以前什么时候把北京社科院的事和中国社科院的事捅到媒体上去了？我什么时候指鼻子骂社科院对我很不公正的人了？我为什么要说你？是因为你戴上桂冠，太荒诞了，你没有那个能力。

　　人物周刊：你不怕别人说你老郑不厚道吗？

　　郑也夫：我不认为自己是很厚道的人，但是也不认为是极为刻薄的人，我不管别人怎么说，我不太计较别人，别人爱怎么说就怎么说，但是自己要自律，自己不要太刻薄了。倒是有人说“也夫说景天魁是二流学者”很厚道。

　　人物周刊：你所认识的景天魁是什么样的？你怎么有把握说他是二流？

　　郑也夫：我和他到社会学所的时间差不多。当时他是副所长。他最初不是学社会学的，他是学马列的，在哲学所做马列室的主任，他是晚年从哲学口进入社会学口的。我说他的水准不高，他凭什么水准高？他要是水准高那得是天才，他半路出家，五十好几了才过来。有一次在社会学所，我们和外国社会学家座谈，他进来坐了一会就插嘴了，一插嘴我就脸红，太外行了。我替他惭愧，进来干吗啊？好几个人在那儿谈，都不离谱，却冒出一个副所长离谱。

　　人物周刊：那你觉得北京社会学界前10名的都是谁？

　　郑也夫：有什么意义啊？说出来不好听，会伤害很多人，没有必要伤害那么多人，谁是谁不是的，只是要说景天魁你离谱离大了。

　　人物周刊：看你的情绪，你是实在看不过去，忍无可忍了？

　　郑也夫：我认为中国学者知道什么叫好坏，自己学问做得不算太好，但是不影响自己知道什么叫好、什么叫坏，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我希望把整个评价过程公开，以往没有公开，就有人可以很大胆地做违心、不公正的事。推动公开这件事，必须得有一个导火索，有一个事件。所以景天魁这个事件一发生，我就很有情绪去推动。这样，情绪的冲动跟我长期要做的事情合拍了。

　　人物周刊：你实际上是和某些制度有恩怨，不是跟个人有恩怨？

　　郑也夫：概括上稍微有些偏差。

　　人物周刊：那么景天魁就成为你跟制度斗争的靶子了？

　　郑也夫：我有的时候挺讨厌那种作风，圈里的人都知道是谁，就是不点名。干吗啊，说就说嘛。我对这事负责，说就说了。

　　人物周刊：景天魁这件事后，社科院有没有给你打电话？

　　郑也夫：没有。保持沉默。我只是搅了一下局，局内掌盘子的人没有任何信息反馈给我，直接、间接的都没有。我猜想他们最好的解决方案就是沉默，他们相信这个事会平息，没有多少人爱答理这个事。

　　人物周刊：你在体制内生活，为什么又对体制不满？

　　郑也夫：我的学生也问过我这个问题。我跟他们讲，在一个体制下，一直都捞到好处的人，能大骂体制吗？大骂体制的人往往是在体制下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长期受到不公正的待遇自然有恩怨。我要是一个捞到好处的人，我怎么可能批判这个制度呢？我反感制度是因为在此之中一再受到不公正待遇。但是一个人的反压迫需要升华，从针对个人转向针对制度。我批评社科院，我能得到什么好处？我只是希望这种学术评价制度公开透明一些。

　　人物周刊：你说，“社会学界并不高尚，但是也没有堕落到一点正直声音都没有。”不高尚的有哪些？

　　郑也夫：可以说是在很多评价系统上有问题。群体内部都建立不好一个规矩，还建立社会的规矩？中国足球被那么多人骂是因为曝光，被别人看到球怎么踢得那么差？跟国外比起来差远了。只是大众不知道，中国的社会学其实和中国足球一样，跟国外比更是有距离，也会有假球、黑哨之类的，好不到哪里去，只是大众不知道。

　　我的声音可以打破一言堂

　　人物周刊：你过去跟樊纲争论时，说汽车文明是夕阳文明，你反对发展汽车。你现在是不是也很想开车，可是又怕别人说你自己打自己的嘴巴？

　　郑也夫：没有。我的观点实际上是世界主流的观点，他们没有人能争过我。这个世界的面貌是由权势决定的，但是在舆论界，反对发展汽车的事，在欧美从来都是占上风的。当初跟樊纲交了一个回合后，他早就高挂免战牌了。他很明白，起初他还以为代表现代化趋势呢，后来看到国外的舆论就知道了，跟国外的教授一接触就知道了。

　　人物周刊： 但是这些年来，在中国的汽车厂商正烘托出一些气氛，包括一些政府部门也在鼓励民众买车。

　　郑也夫：世界的方向是权势可以决定的，人家有多少钱，就可以运作多少有权的人。“声音”怎么能决定历史？“声音”决定历史只有稀少的情况，只有马克思的“声音”曾经决定过历史。

　　人物周刊：但是你肯定自信你的声音是有用的，至少现在。

　　郑也夫：我能影响中国吗？我活这么大岁数我知道完全影响不了。不过我的声音可以打破一言堂，我的声音使这个社会生态、文化、思想多元化一点，仅此而已。他们通吃了很多，但是声音不能让他们强奸。

　　人物周刊：结果还是你们这些“声音”输了。但是你还是要说。这和你的性格有关，不说难受。

　　郑也夫：这点我有清醒的认识，我不会糊涂地认为我在影响什么，太滑稽了 。对，不说难受。

　　人物周刊 ：你老“放炮”，有人说你“牛B过了就傻B了”。你觉得呢？

　　郑也夫：有人看我绝对傻B，有人不觉得我傻B。人和人是不一样的，比如有人可能打不过人家，还路见不平、拔刀相助。我就是这种人。有的人就认为我是傻B，还有人认为我不是。都像你们那样聪明，就完了。

　　人物周刊：你有个人英雄主义情怀？

　　郑也夫：有，没有不能做这个事。

　　人物周刊：你是个精神贵族？

　　郑也夫：是，精神上有洁癖，对游戏规则极为敏感，因为长期在不公正下游戏，对裁判是否公正极为敏感。

　　人物周刊：你在玩游戏当中，有人搞鬼你会怎么样？翻脸？马上拍桌子？

　　郑也夫：一般的游戏比社会生活好太多了，游戏实际上是干净的，就像下棋，谁也不可能下着下着把棋子偷走。所以我热爱游戏，喜欢田径，当过体育教员。为什么喜欢那个呢？就是喜欢个人英雄主义，还有就是公正，在一个起跑线上，谁输谁赢，大家都是服气的。少年时候练田径，完全储备了遵守规则和个人英雄主义的情怀。日本有一句话说，下围棋没坏人，下围棋就是真刀真枪，讲规矩，过招走，别动别的。体育是培养公民最简洁的方法，他会懂得规则。

　　现在的社会越来越向钱看，闹得我很尴尬

　　人物周刊：你以后会不会感觉到没有容身之处了？游戏规则都黑了，怎么办呢？

　　郑也夫：你没看见我像游击队员一样，从一个单位跑到另一个单位吗？再跑就不知道跑哪里去了。

　　人物周刊：你以后要是在北大呆不住，你往哪里去？想过没有？

　　郑也夫：想过，想不通，不干了干什么去？再说这点收入也是需要的，这个工作也是愿意干的。可是我走得越来越不顺利，在现在这个单位我有时候也给领导提建议，有时候也不是很顺利地被接纳，也有困扰，在这个学校呆着也会觉得苦恼。学生方面也有一些问题，比如我手上一分经费都没有，学生就不愿意跟你，现在的社会包括学生越来越向钱看，闹得我很尴尬。

　　人物周刊：很多人早年是从电视上认识你的。你当时是“电视明星学者”，主持过东方之子，做过《实话实说》的总策划。你如何从“电视明星学者”转为“民间思想者”？

　　郑也夫：我给很多的报纸写过很多专栏，那时跟电视走得比较近。后来离电视越来越远了，因为管制太重了，只能搞笑，谈社会问题不行，空间小得厉害，所以就洗手不干了。有朋友找我做策划，我从来不干，贵贱不干，给多少钱都不干。因为我给你提10个建议，你用一个，最好的都枪毙了。

　　人物周刊：电视也是制度的问题。这种形式受限，那么博客让你有丰富的舞台了？

　　郑也夫：博客不行，点击率高的都是一些比较恶俗的。我们的点击率很低的，像我们的题目愿意上报刊，这个话题不上报刊就死了。新浪让我建立博客对我比较照顾，我这个争论文章曾经挂在首页上，点击率就高，有3万人看，最后人气越来越下降。我就说，再挂一期首页，可是挂上两天就下来了，所以我现在不好意思求人家。

　　我有一篇文章是25万个点击率，谈黄健翔的。你现在不是那种文章，凭什么让人家老给你挂首页。这事求了人家好几次，不好意思再打电话了。

　　人物周刊：你从北京社科院到中国社科院，然后到中国人民大学，再到

北京大学，单位换得很勤，是不是都是因为逃避？

　　郑也夫：我是抗议，用我的行动抗议。在北京社科院和中国社科院我都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我用离开去抗议。中间也有别的原因，我离开中国社科院因为评职称的问题，也因为房子的问题。离开人民大学，是因为人大出了一个规定，干满5年接着就是聘岗，要完成三个任务，科研任务、教学、国家级课题。课题需要经费，我不申请课题，我一分钱经费都没有，我的教学、科研都完成了，比别人完成得还多，三个指标不全部完成就要降级。

　　我给校长写了一封信，我说这个规定非常荒诞，这个规定必须由校长、书记亲自取消。不是比农产品产量，而是比往地里洒多少化肥，他洒100斤，你一斤没洒就滚蛋。我没洒化肥种的粮食比他多，应该更牛，怎么说我不是好农民呢？过几天校长秘书给我打电话，两个答复，第一是信接到了，第二是校长对你提这个建议表示感谢。后来，我就调到北大去了。

　　人物周刊：北大和人大的学生有什么区别？

　　郑也夫：北大学生心气比人大的高，自负。愿意选择做学者的比人大的多很多。现在官不像以前那么容易做了，人大很多学生愿意多挣钱。北大也有北大的弊病，人大学生有可爱的地方，北大学生也有不可爱的地方。北大学生的傲气是无根基的傲气，是被娇惯出来的，在这个学校见到的名牌大师多的是，什么课都不新鲜，自己就很狂妄。大师来了，大师的东西你都明白，你都听懂了吗？见多了和你有什么关系？见了他一面，你的身价就长了吗？

　　人物周刊：你是空降到北大的，北大有一些老教师、教授们会排挤你们这些空降的吗？平时有没有小圈子？

　　郑也夫：我是无帮无派，不会以谁为友，也不会以谁为敌，反正是很特殊的。既无权也无钱，也不要钱也不要权，不会伤害任何人，不碍任何人事，所以一般开会不去，不请假也不去。干正经事我去，开会，开什么会我问问完了。

　　人物周刊：你对中国社科院放了一炮，你的预期效果达到了吗？

　　郑也夫：还要继续努力，还没有达到，要达到的话首先就要把那些待评者的学术著作都挂出来公示。有争议就挂出来，没有争议也要挂出来，我相信会给评选者和评选负责人极大压力，就会干净得多，这就是我的目标。

　　人物周刊：你的目标也许在别人看来都是多此一举的。因为这样的事太多了。

　　郑也夫：
就是因为太多了，才需要建好章程。整得越脏就越不打扫了吗？大家应该建立一个习惯，一天打扫一次，正是脏才需要打扫，通过打扫建立一个规矩。我认为少此一举。如果社科院把每个学者的代表作挂在网上谁都可以看，这个事情影响就太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