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是一有机会就说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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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偶然的机会，读到中国社科院研究员李小平两首诗，一首题为《善意的劝告：真话应少说》：“既生在中国，真话应少说。须知碗中肉，常赖嘴定夺。”第二首为《理直气壮说假话》：“志新因言割喉管，罗克因语脑开花。苟且偷生真要义，理直气壮说假话。”读罢，感觉冷气直冲脑后，然后又灌入胸腔，心中凉意无限。
对于这么两首诗歌，我觉得是难得的真话。李研究员有这样的勇气说这样的真话，让人顿生敬意。但诗中所言之实情确实让人无奈而伤心。说假话，由来已久，恐怕不是当下国人的专利；而理直气壮说地说假话，当下国人也未必如古人技艺高超，芸芸众生在中国恐怕都有真话难说的感触。

看今日之中国，官员至一介平民，机关至企业，报章至网络，何处不是充溢着假话、空话、套话、甚至是屁话和鬼话。一边是高谈阔论反腐败，一边是读罢稿子就腐败；一边是天下和谐一片，一边是民生多哀怨；一边是说着您老千般好，一边是万把尖刀把你挑。套用一句名言，那就是中国人是一有机会就说谎的。难道中国人是不会说真话的？答案是否定的。说真话的成本很高，正如诗中所言“须知碗中肉，常赖嘴定夺。”“志新因言割喉管，罗克因语脑开花。”一是说真话关乎吃饭的碗，二是说真话可能招致杀身大祸。如此事例可谓比比皆是，说假话者官场节节攀升，说真话者原地踏步，说得厉害还有牢狱之灾，那个告倒巨贪程维高的郭光允几乎丢了性命，到现在肉体与心灵还有大量说真话带来后果的残留。于是，中国人不敢说真话了。因为不说话不容易做到，不说真话还是比较容易做到的。

盛唐时期，名臣魏征和明君李世民的故事传为佳话。李世民广开言路，听得进去真言，唐朝得以繁荣昌盛一时。文革时期，浮夸盛行，全国人民齐心协力说假话，创造一个泱泱人间地狱，冤魂嗟叹。这历史兴衰之表现，人人都能理解与体味，那么缘何假话之风仍得以盛行呢？

一为人性之弱点，许多现象大都能在人性的弱点里找到答案。忠言是逆耳的，人们不喜欢逆耳的声音，喜欢被赞美，被吹捧，不管是不是真实的。这种弱点在组织中广泛存在，无论政府、商业机构和非盈利机构，都是如此。

二是文化的浸染。许多现象都受制于文化的影响，尤其是既定的文化形态，中国的官场文化渗透于所有的社会领域，从某种角度讲中国的文化就是官场文化。而与官相关的文化，中国可谓博大精深，非一般人可以驾驭的，但人人都能得之一二，为之。要命的是官场文化是一个假话盛行的大染缸。

三是制度的缺失与执行的不力。中国的制度似乎已经门类齐全了，但是就是缺乏执行的制度，有许多制度缺乏可操作性，制度的起草、制定、执行、反馈还在进一步完善中。而在这种制度里选拔的公务员队伍必将受到影响，执行就更加不力了，无怪乎民间有“外嘴和尚”的论断。

四为教育的诡异功能。中国的教育是应试教育，这是不争的事实。在这样的教育体制下培养说假话的人、说假话的性格、说假话的行为，那可是非常有效。作文里说假话，政治课上说假话，你本来信仰什么主义，但是一旦与教育有冲突，必须改之，否则你将被剥夺受教育的机会。于是学生说假话、老师说假话，有这样一条制造说假话者的生产线，中国人一有机会说假话的事实就不难以理解了。

以上是小生的一点判断，恐怕有些是伪论，但是是真话，因为我不面临说真话的压力。我们怎么从这种情形中摆脱出来呢。那可不是从我做起，从娃娃抓起，如果这样那可是很危险的。需要从上而下，高高在上，权高位重，说真话没有太大风险（排除政治斗争因素），越是说真话越是能得到百姓爱戴，员工的称赞。高官可从我做起，然后学者文人会跟之，文化得以进化，社会风气得以进步。另外，还期待自由经济带来的正面影响。如此，兴许有望能除去今日“中国人是一有机会就说假话” 的帽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