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事烟消云不散－仇恨狂泄鬼哭神

qian-yuan

1966年8月1日，毛泽东给清华大学附中红卫兵写信，对他们的打砸抢抓斗行动 “表示热烈的支持”，并说：“不论在北京，在全国，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凡是同你们采取同样革命态度的人们，我们一律给予热烈的支持。” 18日，毛和林彪在天安门接见百万群众和红卫兵，提出“我们要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要打倒资产阶级反动权威；要打倒一切资产阶级保皇派；要打倒牛鬼蛇神”。此后，全国红卫兵滥揪滥斗、打砸抢抄杀达到了疯狂的程度。
八月底九月初的一天，我和同事从地处北京玉泉路的科技大学骑车去中关村，在回家的路上，突然看到远处有长长的一溜人走在人行道上，每两个红卫兵装束的小青年喷气式地架着一个长者。每个被架的人，头上戴着一顶纸糊的高帽子，胸前挂着一个大硬纸牌子。帽子和牌子上都写着（反动政治头衔）某某某，在名字上用红笔画出大叉叉XXX。显然，这是一个中学的学生们，揪斗他们的校长和老师，游街示众。为了看看这些红卫兵到底如何处置他们的老师，我和同事也尾随着这一列队进入他们的校园。这是一所主要招收部队干部子弟的中学，校园优美，地域很大。一进学校大门，不远就是一个可容纳数千人的大操场，操场一侧有个相当大的砖砌的看台。台的前方巨大横幅上写着：打倒一切牛鬼蛇神，左右两边竖幅是：革命无罪，造反有理。操场中央已经聚集了近千名学生，多数是红卫兵装束，即草绿的军装军帽，腰束皮带，臂佩红袖章，胸戴毛像章。这种装束是无尚政治荣誉，有这种装束的多半是部队干部子弟。

被揪斗的老师顺序排在台前方，面朝学生，一字排开，共有二十多人。

台上的一个红卫兵，手持红小书，在讲坛的麦克风前宣布：批斗大会开始。看上去他是红卫兵什么造反兵团的司令。

“革命无罪，造反有理！”

“一切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跑掉。”

“革命不是请客吃饭，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
“红色恐怖万岁！”

“横扫一切牛鬼蛇神！”

“谁敢反对毛主席，就砸烂谁的狗头！”

随后，他以激扬的声调说：“红卫兵战士们，同学们，我们能够允许那些走资派、保皇派、反动权威、牛鬼蛇神，霸占我们学校、玷污我们的红色阵地吗？”

下面一致高喊：“不能！”

“那我们该怎么办？”司令问。

“揪出来，斗倒斗臭！”“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砸烂他们的狗头！”台下的红卫兵一片狂叫。

“好，现在就把他们揪到台上来示众。”

司令点一名字，就押上台一个人，同时台下就高呼革命口号。

“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XXX，顽固执行资产阶级反动教育路线，毒害青少年，罪恶昭著。”该校校长第一个被押上台。两个红卫兵一手抓住校长的衣领，一手反剪住两臂，架到台前左侧。一声“跪下”命令，校长就被按倒在地。

“反动学术权威XXX，专给帝王将相树碑立传，以反动学术权威篡得副校长，打进革命队伍。”押上来的是一个年轻壮实的男子。此人北京师大毕业，毕业论文发表在《史哲杂》上，很受学界赏识。“跪下”命令之后，他仍挺直腰站立不动，身后的一个脚穿大皮靴的高个红卫兵，猛地一脚踹在他后腿上，扑通一声跪倒在地。很快他的浅色裤腿就印出殷红的鲜血。

“资产阶级的孝子贤孙XXX，伪装进步，骗取优秀教师称号，是钻进无产阶级革命队伍的阶级异己分子，十分危险的牛鬼蛇神。”押上来一个中年妇女。或许是因为长时间弯腰难以坚持，或许是不愿忍受人格的屈辱，她走上台后，双手挣脱了红卫兵的架持，直起腰来。结果，被两个手执铜头皮带的红卫兵搂头抽了两鞭子，顿时脸上流出鲜血，尖利的惨叫回荡在校园上空，刺人心脾。

“保皇派XXX，虽然出身城市贫民，但顽固抗拒毛主席革命路线，革命小将批斗走资派，他就如丧考妣，是十足的阶级叛徒。”一个上了岁数的瘦弱的男子被押上台。由于长时间被喷气式架持，体力不支，走上台就瘫倒在地。红卫兵在后面猛踢两脚，命令到：“起来，不许装死，癞皮狗！”然后被两个红卫兵提着衣领站起来，跌跌撞撞地被架到第四位置跪下。

二十几个被揪斗的人，一个一个叫到台上跪下。凡不愿跪下的，都要吃上几皮靴踹踏。凡有挣扎者，上台都要吃上两皮带。其恐怖肃杀气氛，五十年代初镇反除霸的场面还要逊色许多。

司令开始命令：“现在，让这些坏蛋交待他们的罪行。坦白从宽，抗拒从严。不老实，小心你们的狗头。现在从走资派XXX开始。”

两个红卫兵把校长提溜起来，押到麦克风前，命令：“说！”

校长弓腰把咀凑近麦克风说：“我不自觉地执行了资产阶级教育路线，我执行的都是北京市教育局的指示。至于——”还未等他把话说完，背后的几个手执铜头皮带的红卫兵抢着向他身上猛抽过来，一面大声说：“北京市是彭真的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你不知道吗？”“你不自觉，现在我让你自决！”“谁敢顽抗，就叫他灭亡。”

校长被打得满脸满身鲜血渗出，眼镜飞落甩破，连高帽子也被打碎。一阵抽打之后，司令再次命令：“说，你犯了什么罪。”

“我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毒害青少年，我有罪，罪大恶极。”两个红卫兵揪起他的衣领，拧住他的手臂，把他架到原处跪下。

接着副校长被架到麦克风前。

“我是钻进革命队伍的反动学术权威，专门为帝王将相树碑立传，专门为才子佳人招魂，是十足的封建余孽，罪行累累，死有余辜。”他接受前者的教训，尽量把自己说得严重，骂得狗血喷头，借此望免吃皮鞭之苦。结果，那些急不可待要施展威力的红卫兵们，还是猛力地抽打他，一面打一面说：“我让你给帝王将相树碑立传”，“我让你给才子佳人招魂”，“我叫你这个封建余孽尝尝无产阶级的铁拳”。结果也是被打得皮开肉绽，血迹斑斑。

被称牛鬼蛇神的中年教师第三个受命认罪。麦克风传出她清脆的声音：“红卫兵小将们，我来说两句心里话。我在学校是老师，在家是母亲，我的孩子和你们是同龄人。出身不是我自己能够选择的，如果你们的母亲这样被斗被打，你们会如何想。
将人心比——“没有等她的话说完，一皮鞭从背后打来。一声尖叫划过长空。接着数名红卫兵猛力抽打过来，并厉声斥责：“谁让你放毒！”“亲不亲，线上分。”

“想用资产阶级的人情来收买我们，没门！”当场这位老师就被打瘫在地，爬不起来了。两个红卫兵硬是把她拖到原来下跪的地方，让她躺在那里。

第四个被叫去认罪的是保皇派XXX。看上去，他的年龄可以做这些红卫兵的爷爷，可那战战兢兢的样子真好像小鬼见阎王。他不无冤屈地说：“我只不过是办公室的一个职员，而且很快要退休了。我只是想维护教学秩序，不影响大家学习，客观上抗拒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他的话音刚落，一个猛力的皮鞭从背后打来，当时就把他打倒在地。一红卫兵大声斥责： “你还在为自己辩护！”随后又是几鞭子抽打后，两个红卫兵把他拖到原位，像扔死狗一样扔在那里。

接下来的一个一个认罪表态，没有一个人再敢于为自己少许辩解，或敢于否认红卫兵司令给他们定的头衔和罪状，多数都是给自己无限上纲，加大罪名，痛骂自责。即使如此，几呼没有人没遭到毒打。有的被打得鲜血染红了衣裤，有的被打得血流一地，有的被打得瘫地不能爬起，有的被打得生命垂危。其中有一个妇女，所谓的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被打得特别重，开始时还听到他的求饶和惨叫声，后来什么叫声也没有了，估计是被当场打死。但会议主持人还说：“别管它，这个狗崽子装死”，叫人把她拖到原来位置扔到地上，接着叫下一个人。

自从那天 以后，直至今日，我的脑子里每每萦绕这样的问题：如果在这些红卫兵青少年手中有大刀和枪械，他们去屠杀手无寸铁的平民，决不会比南京大屠杀中的日本士兵逊色；如果他们掌握着毒气室的生杀大权，他们决不会比希特勒的党卫军手软。

那些红卫兵小将，都是‘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父兄多是打江山坐江山的“英雄”，他们自许血管中流着高贵的血液，他们细胞中根植了优越的基因。就像希特勒点燃大日尔曼人对犹太人的仇恨烈火一样，毛泽东轻而易举地点燃这些强烈优越感的“好汉”们心中肆掠和仇恨的种子。

xiangxiang

两天之后，我和同事在下班的路上，顺道再一次来到这所中学。一则是看看那些红卫兵如何处置上次大会上批斗的校长老师们；再则，听说这所学校破坏得很厉害，看看情况到底怎么样。然而，这次我们在校园内看到的是一派冷冷清清、颓废杂乱、破败不堪的景象，偶尔遇到几个成年人，青少年学生几乎一个没有见到。

穿过操场，走近一排平房教室的后墙。墙上残存一些斑斑渍渍、支离破碎的旧大字报。但走到墙壁端头，有一张四开的新大字报纸，上面只写着一句话：看看狗崽子的下场。下面画了一个箭头，指向校园的深处。我们沿着箭头所指方向走到头，看到一个半开放式的公共厕所，远远就散发出一股难闻的气味。已经来到这里，总想看个究竟。我们支起了自行车，走进厕所。这是一所旧式的公共男厕，小便池是个约三米长、一尺宽、一尺深的统池。进门后，我们一眼就看到小便池中躺着一个死人。死者是个四十岁上下的妇女，很可能是前天在批斗会上被打死的那位出身不好的老师。她的头脸、双臂和双脚等外露部分可以看出，由于小便的浸泡，已经肿大、发白，浅色的衣裤处处浸润着冲淡了的血迹，那黑红色的条条伤痕处处可见，其情景实在是惨不忍睹。人死了还要遭如此野蛮虐待，真是不可想象。由于天气比较炎热，显然尸体很快就要腐烂。很可能其家属还不知道这一惨剧的发生，或者是知道了而不敢来此收尸。

我们走出公厕，心情不是滋味。同事问了一句：“这些青少年怎么这么残忍？”我无以对答，无意地说了一句：“人之初，性本恶”。他很当真地说道：“不对，在文革前决不会出现这种情况。”我当然无以反驳。可以千真万确地说，即使“人之初，性本恶”，也不会恶到如此程度。

我们推上自行车，正准备离开这里，走来一个工友模样的中年男子。我走向前去问他：死了的老师为什么没有人收尸？学校为什么这样冷冷清清？前天那些被斗的老师怎样处理的？他说，学校的职工已经通知了家属，大概是家属不敢来收尸吧。红卫兵们说，要到全国去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之风，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之火，因此都一窝蜂地出去大串联了。昨天他们把专政队的人全放回家了。不过放之前又打死了好几个。他用手指向一个大烟囱说：“他们把尸体还扔在锅炉房里，要求锅炉工烧掉。现在供暖的大锅炉还没起火，烧开水的小锅炉怎么可能烧尸！”

我们骑车来到大烟囱处，支起自行车，走进锅炉房里。一进门就看到有四具尸体躺在离大门很近的墙角。死者三男一女，年龄看上去都是三十至五十岁的中年人。个个伤痕累累，血迹斑斑，脸上伤残无一处完好，身上衣裤无一片无血。每个人的双手在身后被绳子绑死，男的被剃成鸳鸯头，女的头发被打成结（可能是为了吊起她）。可以看出，死者在断气之前受尽了虐待狂们难以想象的折磨。这种毫无人性的虐待狂，也只有人才能做得出来，任何凶残的野兽都是望尘莫及的。

我们怀着沉重的心情，离开锅炉房。同事发自内心地说：“这太可怕了！”我也深深感触地说：“这种可怕的情景很快就要扩展到全国了。”也许我们都分别想到自己的老师、亲友和乡亲们，双双都不寒而栗，默默互视，心照不语。

不远处，在一座礼堂的端墙上贴有一些新大字报，我们推着自行车走过去浏览了一下。大部分大字报都是某某城市告急，某某省造反派受压，某某保皇派反攻倒算，呼吁这些在毛身边的革命先锋小将们赶快奔赴革命前线，支援造反派。

另外有一篇激情洋溢的“革命”诗，很有代表性，这里抄录如下。
题目是：看今朝，全凭革命小将
把黑五类永远送进坟场，
把狗崽子高高挂上屋梁。
挖掉藏污纳垢的校园墙，
砸烂禁锢革命者的门窗。
捣毁桌椅、黑板和讲台，
消灭传播封资修的课堂。
打破反革命的条条框框，
铲除滋生修正主义的温床。
扇革命之风、点革命之火，
看今朝，全凭革命小将。
把革命的烈火烧遍全中国，
让革命的红旗全世界飘扬。

该校的建筑多是平房，地域很大。我们骑自行车沿着教学区转了一圈。所都之处，门窗玻璃没有一块没被打碎，没有一块黑板没被砸破，大部分讲台被拆毁，大部分门扇被毁坏，相当多的桌椅被砸得断骼膊断腿，连很多教室屋顶前排的飞檐都被捣毁，教室墙壁被墨迹和污物图得不堪入目，室外花坛里的花卉都被连根拔去，花盆被打碎，花桶被倾覆，学校的围墙也有数处被挖出大缺口，砖头碎石散落遍地。

后来我们来到校园内的唯一一座楼房，学校的行政办公楼。楼内的桌椅板凳等家具也是一应破坏殆尽，凡是有玻璃的地方没有一块完好，墙上的挂钟被砸烂，老师用的暖瓶、水杯打得粉碎，地下散满了教科书、笔记本、墨水瓶，墙上到处用墨汁刷写了打倒ＸＸＸ的大标语。比我小时候刚刚记事时所留下的日本兵烧杀掳掠之后的场景有过之而无不及。可以说，室内没有一物一处完好，除了毛的一尊石膏像，墙上没有一方一片洁净，除了悬挂毛像的那一小块地方。

毛啊毛，全世界都砸得稀巴烂，你那完好的一隅还觉得干净舒服吗？所有精神文明的继承者和开拓者统统都打倒，你一个人还能安全吗？难怪毛的晚年日夜疑神疑鬼，一周数易其居所，惶惶不可终日。恐怕这也是自作自受吧！

xiangxiang

　　

　　六六年秋冬，中学红卫兵的抄家揪斗风暴发展到大学。当时包括物理系和化学系高年级的中国科技大学一分部，地处中关村科学院深墙大院的避风港里。教师多是科学院对应研究所里的专家们兼任。专职教员多是像我这样的年轻教师，由于涉世和家庭等原因，文革中大多比较安分。可是当学生们全国大串联回校后，六六年冬，在这小小的避风港里，安静的气氛也被彻底打破了，“革命”的风暴卷起了重重浪。

　　一分部主任赫XX，物理系总支书记李XX，系主任黄XX，化学系总支书记和系主任，不分青红皂白，统统被打成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多次被揪斗，反覆遭批判。

　　一天，西北风呼啸，大雪纷飞，天气十分寒冷。分部批斗会又一次在职工食堂举行。那时这个食堂只是一个简陋的临时建筑，没有桌椅，没有讲台，没有供暖设备，只有一个砖砌的烧炭火的大炉子置于中央。

　　批斗会开始，一分部的五个领导人，一个个头戴高帽、胸挂大牌，喷气式地被架到会场。批斗会一次次升级，被批判的人起初可以坐着，其后要站立，再后喷气式，这次就要求跪地。下跪与其说是体罚，不如说是人格侮辱。这些人官虽不大，但一贯被师生们称为书记、主任，处于尊敬恭维的环境之中，对这样的侮辱当然是难以接受的，于是就要大吃皮肉之苦。

　　分部主任赫XX，已是上了年岁的人，但体格壮实。当听到‘跪下’命令时，他没有顺从，而且站得格外挺直。他说：“搞体罚不是毛XX革命路线。毛XX一贯主张要文斗，不要武斗。”背后一个大汉猛地一皮靴踹到他的后腿上，结果他没有站稳，全身突地趴倒在地，高帽子也摔出好远。两个架持的人抓住衣领把他提溜起来，他的两个门牙被磕断，嘴角不断地流出鲜血。然而，这位主任是个硬骨头，他站立起来，仍然拒绝下跪。并且说：“ 中学红卫兵小将，由于他们年幼、激情，搞体罚，现在也被制止。你们是大学师生，不应该再搞体罚。”这时，突然从人群中出来一个满身横肉的年轻人，此人是职工食堂的炊事员。他从煤炭炉中拿起一根烧红了的捅火棍，朝着前边走来。这样的场面，虽然对于在全国大串联中见过大世面的学生们，已经习以为常了，但就在眼前这样近距离即将发生的血腥惨剧，还是感到胆寒。我心中深深地为他捏着一把汗。

　　“快跪下！”群众中突然有个女声高喊。这时，整个大厅内的空气都十分凝滞而肃杀。幸好，背后又是一脚踹去，这个赫主任才应声跪下。就这样，避免了一次现场火刑的血腥场面。

　　系主任黄XX，是个小儿麻疲症遗迹很严重的残疾人，一只腿细得像麻秸，走起路来一瘸一拐。可是那些红卫兵干将们、革命大左派们，对于这样一个弱者、残者也毫不手软。他们罚他跪下，还未来得及动作就有一皮靴踹来，我真担心他的那条细腿被踹断。他猛地跪倒地下，瘦削的膝盖骨磕撞到水泥地上发出沉闷的响声，痛苦感和受辱感阵阵冽过他的脸颊。在整个批斗会期间，他的身体一直在打颤，额头上渗出大汗珠不断滴到地下。看上去是在咬牙坚持，随时都有栽倒地下的可能。

　　系总支书记李XX，在没有听到红卫兵的命令之前就主动跪下。由于他有个大的肚子，个头也比较大，直挺挺跪在那里，似乎还有些不服屈辱。结果，还是背上被踹了一脚，这才低头弓腰，爬在地上。

　　化学系总支书记和系主任看此情形，当然都乖乖跪下，弓腰爬地。

　　批判会的发言，尽管每一个被批斗的人都有分别的揭发和批判，但都是一些大同小异的说辞。共同的、突出的，不外乎如下几点内容：

　　一，执行资产阶级教育路线，培养资产阶级接班人。

　　按照当时权威的批判（张春桥语）：资产阶级教育路线培养出来的人，学农业的不会种田，学数学的不会打算盘，学建筑的不会盖猪圈，学机械的不会开拖拉机，-- ----。我不知道这些声嘶力竭批判资产阶级教育路线的人，是否就乐意去种田、打算盘、盖猪圈、开拖拉机，或者说他们就是认为上大学就是要学这些东西，而且靠这些本事就可以建设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

　　二，执行专家路线，将无产阶级教育阵地拱手让给资产阶级专家。

　　“专家路线”无非就是指请研究所里的专家来为学生上课。凡专家都是资产阶级的，所以只能由工人、贫农或实验员来给大学生上课。不过，如果安排实践经验丰富的实验员和研究员同时上课，那些批判声调最高的人只会选研究员的课，而决不会选实验员的课。

　　三，执行资产阶级阶人事路线，教师队伍中搜罗大批出身地富反坏右的人。

　　中国科技大学是在大跃进的五八年成立。为了快速、高效建起高水平的一流大学，从五八年到六二年从北大、清华两校招收了大量的的优秀应届毕业生，其中有些人出身“黑五类”。实际上，这批人是中国科大高水平、高速度的建校功臣。在文革的“出身论”风潮中，这也成了学校大小当权派的罪状之一。

　　四，重专轻红，“又红又专”的学生受到排挤。

　　所谓“又红又专”的学生主要是指学生中的党团干部。这些人一般学习较费力，多数情况下老师都给以更多的辅导。然而一考试这些人多是落在后头，这就是排挤了“又红又专”的学生。这种以“革命”名义的批判，最后导出张铁生交白卷的大英雄。

　　批斗会开了两个小时。散会时，被批斗的“走资派”一个个爬在地上都无法站起来了。几个好心的人把他们慢慢搀扶起来。经过好长一段时间的恢复，他们才弓着腰一瘸一拐地离去。然而，患有小儿麻疲症的黄XX完全无法自己行走了。我和另外一个教师把他架到附近的教师集体宿舍休息。

　　半个小时之后，有人找来了一付杵拐。黄XX正准备柱拐回家，有个同事从教学楼回来说，赫XX从他的四楼办公室窗户跳楼自杀了。

　　大家都很震惊。黄叹息地说：“哎，何苦呢！又落个自绝于党、自觉于人民的罪状，子女要为此背一辈子黑锅。”

　　同事说，他在他的办公室留了一张字条，上面写着：“我执行了资产阶级教育路线，我向党、向革命师生请罪”。

　　我不知道，这张请罪的纸条是否可以免掉他‘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的罪状，以及他的后代要背的黑锅。共产党的邪恶由此可见一斑，人被逼走上绝路，它还要让你罪加一等，让死者的家属和后代背负一辈子黑锅。

xiangxiang

六八年夏秋，文化大革命中的清理阶级队伍运动全面展开，揭发大字报铺天盖地而来，黑云摧城，来势汹猛。

所谓清理阶级队伍，实际上是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达到主要目标——打倒刘少奇之后，把多月，结果未搞出任何名堂，不得已而不了了之。而一时难以控制的群众“革命”狂热，引导到群众斗群众的路上去。首先是老问题当新问题炒回锅，即把过去已经查过、定案过、做过结论或戴过帽子的人，再翻出来审查批判，就已有的线索再深挖细找，或威逼诱供，死猫当活老虎打。清队的早先阶段的主要矛头就是指向‘有问题’的教职员和其他知识分子。

在清队运动中，革命派的党员有权查看他人的档案。根据档案里的材料，他们就可以射出一排一排有杀伤力的炮弹（原来，个人的档案材料只能组织掌握，不会向群众公布），对过去历次运动中的受害者进行再次恐吓和迫害。

一天，大教研室的原党支部书记石XX贴出一张大字报，题目是：《张敏修必须老实交待》。主要内容有如下几个方面：

1。要求她交待家庭中有哪些人有政治问题，有哪些罪行？她是如何和他们划清界线的？
2。要求她交代自己有哪些政治问题，以及她的朋友和熟人中有那些人有政治问题。
3。追问她过去和右派分子XXX是什么关系（谈过恋爱）？现在是否还有什么联系？
4。追查她是否是在四清中怀孕，怎么怀孕的？她和丈夫何时何地会面的？是否向四清工作队领导汇报过？

问题1和2，在过去的政治运动和思想检查中都是反复汇报过的。问题3和4完全是其个人的私生活，但在那个年代人们是没有任何‘隐私权’的。

第二天早晨，教研室召开对张敏修的揭发批判会。二十多个教职员都到齐，就是张迟迟没有出席。会议主持人派人去女教师集体宿舍寻找。过了相当长的时间，派去寻找的人回来报告，张敏修躺在通向楼顶的楼梯里，已经奄奄一息。揭发批判会不得不收场。主事人找了几个人，把张抬到校医院。在那里几乎没有进行任何处理，很快她就断气了。

事后，有张的同宿舍人说，在天刚蒙蒙亮时见她出去，以为她去上厕所。估计她在夜间喝下敌敌畏之后，很长一段时间很难煎熬，天刚亮时爬向楼顶，可能是想跳楼来早些结束生命，但未到楼顶之前已经再也爬行不动了。

由于张的丈夫陈XX和我的妻子是同一个单位，且都住在中关村，电话打到单位没有找到陈，头头就派我骑车去陈家，通知他来学校处理后事。我找到陈家，他正在服侍一个一岁多的小孩子。由于孩子生病，单位日托不能接收，他只好请假在家照顾。

我把张敏修的事向他说出，他受了很大的震动。他呆呆地站立在那里，半天不语，直到坐在床上的孩子伸手哇哇叫起来。在他喂食孩子的时候，我把头天石XX的大字报内容和他说了。直到喂完孩子，他擒着眼泪跟我说：张的怀孕在下乡四清之前就有了；大学中的事她都像组织汇报过；至于她的亲友中的政治问题，也都早已向组织说清楚。

由此可见，张的自杀完全是政治高压和精神恐吓所造成的，是没有任何‘油水’可供炒作的。不过，这种或由于维护个人尊严，或由于精神过于脆弱而在清队初期而自杀的人，不计其数。一定数量的死人，这是党的需要。以此维持高度恐怖的政治气候，才能让那邪灵为所欲为而没有反抗。何况这种让人自己去死亡的办法，共产党既不要担负杀人的名声，还可以给人加一条‘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的新罪名，因而‘死有余辜’，死者的家属因而也自背黑锅。

清队运动期间，学校进驻了军宣队。为集中有效的搞运动，军宣队要求每一个职工都要住学校集体宿舍。集体宿舍的双层木床臭虫泛滥，学校后勤部门每年夏天都要向各个基层单位发放灭虫用的敌敌畏。敌敌畏是强烈杀虫剂，一般，二、三十毫升就可以使人致命。这正好给人们提供了一种自杀的方便而有效的手段。

掌握校系领导权的军代们，一入校就发动学生和‘左派’教职员，向有出身和历史问题的教职员展开猛烈的攻势，鸡毛当令箭，蒜皮当炮弹，无中生有，鸡蛋里挑骨头，要把这些人通通揪出来。政治高压釜迅速升温，斗争气氛咄咄逼人，不到两周时间，学校就发生了好几起喝敌敌畏自杀事件。

两周后的星期六，军宣队再次召开全校动员大会，要进一步掀起清理阶级队伍的新高潮。军宣队队长在动员报告中说到自杀问题时说：“任何人要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我们不会去阻拦。但是我要告诉大家，如果喝敌敌畏，就要喝大瓶，小瓶子分量不够，半死不活会给你的家人和同事带来麻烦。需要者我们可以充分供应。”

当时，瓶装敌敌畏，小瓶的20cc，大瓶的500cc，也许喝上一小瓶还不至于立刻死亡，所以军宣队队长建议人喝大瓶，可以死得干净彻底。

毛的‘革命路线’就是要把“阶级敌人”在生前斗倒斗臭，死后丧尽人格。让他们喝敌敌畏而死，死得卑微而可耻，就像杀死臭虫一样，死而遗臭。如果说，法西斯消灭他所不喜欢的人是技术性的、简单的消灭肉体、消灭价值。而共产党消灭人，不仅要消灭人的肉体，还有把这一肉体变成肥料，以供他人吸取‘营养’；不仅要消灭人的正面价值，而且要强加给你负面的价值，使你死后还要负罪。

整个清队运动，科技大学的三百多个教职员中就有十几个人自杀。除了两个跳楼、一个跳水、一个卧轨、一个服安眠药（文革中能用安眠药自尽是一种“特权”，大多数自杀者是没有办法获得的），其余都是喝敌敌畏而自杀。这就是军宣队充分供应敌敌畏的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