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日本女间谍的忏悔:关于李香兰的是是非非（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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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香兰，一个曾冒充中国人为日本的远东政策效力的女明星。

　　李香兰原名山口淑子，她的“李香兰时代”，正值日本侵华时期。《李香兰》的作者之一藤原作弥说，“她在祖国日本和故国中国之间的夹缝中受到命运捉弄，度过了非常苦恼的青春岁月。”

　　山口淑子的祖父山口博自幼酷爱汉学，仰慕古老的中国文化，所以在(1906年)从日本来到中国，她1920年2月12日出生于中国辽宁省奉天(今沈阳)。
1932年，平顶山事件中，由于父亲因“通敌”受到拘留，事后山口淑子一家迁居沈阳。13岁时，山口淑子认了父亲的中国同学、当时的亲日派沈阳银行总裁李际春为养父，她也因此有了一个好听的名字———李香兰。
　　


　　从1931年，日本侵占东北，成立伪满州国后，为了粉饰太平，弄个“大东亚共荣圈”的假象，特别开设了“满洲电影制片厂”，山口淑子就是当时伪满洲电影片厂的第一批女演员，而且还是当家花旦，拍些风花雪月的娱乐电影，来宣传被日军占领的“沦陷区”人民也有娱乐消遣，好在国际上制造假象来掩饰他们侵略的事实，在日本奉天广播电台新节目《满洲新歌曲》中演唱了《渔家女》、《昭君怨》、《孟姜女》等中国歌曲，更以一曲《夜来香》而声名大噪。于是，“歌星李香兰”就这样被推上前台，并且迅速在歌坛和影坛走红，成为家喻户晓的“超级巨星”。大红大紫之后，李香兰还陆续演了一些替日军宣传，或者粉饰日本侵略战争的电影。

　　1937年，由“满铁”公司出资的电影公司“满映”成立，李香兰被聘为专职演员。她主演的第一部电影《蜜月快车》奠定了她“懂日语的中国少女影星”的地位，后又演出了《支那之夜》、《热砂的誓言》和《白兰之歌》等侮辱中国的电影。到1942年李香兰已经是东亚共荣国的巨星。追忆往事，山口淑子说：“在那个战争年代，为了生存，我的确是拼足了力气学唱歌”。她称，对那些曾为军国主义服务、歧视中国人的电影而感到内疚。因受不了“李香兰”身份的重压，她在
1944年从“满映”辞职，客居上海。

　　1945年日本战败，“伪满洲国”灭亡，全国上下一时兴起了讨伐汉奸的行动。李香兰被军事法庭以“汉奸罪”嫌疑审讯(另一有名的案例就是川岛芳子)，后因公布了属于山口家的日本户籍，证明自己的日本人身份得以幸免。被判无罪。

　　1946年2月，她被释放回国。但是，李香兰的名字及她的音乐、电影，却被刻意的遗忘在许多文献里，唯有香港对于这位曾经“演过”中国人的李香兰，还抱着友善的态度，60年代尚被邀请至香港卲氏访问、拍片。日后李香兰的自传说到这段，李香兰自己说到：“当时我还只是个十几岁的少女，只是按照大人们要求的去扮演交给我的角色。”

　　1974年到1992年期间，李香兰连续获选担任日本国会议员，以政治家的身份活跃于社会舞台。同时她还写作自传《在中国的日子——李香兰：我的前半生》。通过这本自传，她勇敢地揭露了日本军国主义侵华战争给中国人民带来的巨大灾难，表达了“日中不再战，我们同是黑发黑眼睛”的和平挚愿。作为政治的牺牲者和历史的见证人，她还教育日本青少年牢记：“这全都是事实呀！”



　　■人生经历

　　●李香兰，本姓山口，祖籍日本佐贺县杵岛郡北方村。父亲山口文雄于1906年来到我国东北，在“满铁”所属的抚顺煤矿任职。

　　●1920年2月12日，李香兰出生于沈阳市东郊的北烟台(今属辽宁省灯塔市)，取名山口淑子。

　　●1933年因其父的关系认奉天银行经理李际春为义父，取名李香兰。

　　●1934年山口文雄在北平结识了华北亲日派人物潘毓桂，李香兰认其为义父，改名潘淑华。

　　●1937李香兰毕业于北京翊教女子学院。由于在电台所演唱的中国歌曲轰动一时，被“满映”发现。

　　●1938年6月，李香兰被聘为“满映”特邀演员。

　　1938至1940年间，相继拍摄了《蜜月快车》、《富贵春梦》等影片，这几部影片多为“满映”的国策片，政治上宣传“五族协和”，是赤裸裸的宣传品。李香兰在拍摄这些影片时，只是现场按导演摆布行事。但由于李香兰天资聪慧，形象出众，这几部影片很快使她走红。

　　●日本战败后李香兰被控“汉奸罪”判死刑，因户口簿证明日本人的身份得到承认。1946年2月，被国民党政府无罪释放后回到日本。

　　●1947年恢复本名山口淑子，重回日本演艺界，并一度活跃在好莱坞。

　　●李香兰在美国时同雕刻家NoguchiIsamu结婚，闪电离婚。1959年与日本外交官大鹰弘再婚，中止了其跌宕起伏的演艺人生。

　　●此后李香兰投身政界，1974年当选为参议院议员，连任3届，为日本的外交事业奔波世界各地。

　　
　　李香兰心语点滴

　　●“当我们注视过去的时候我们不可以逃避。无论怎样痛苦，那里面一定有值得将来借鉴的东西”。

　　●“中国人不知道我是日本人，我欺骗了中国人。一种罪恶感缠绕着我的心，仿佛走进了一条死胡同，陷入了绝境。”

　　●在李香兰的自传《在中国的日子———李香兰：我的半生》中提到，1937年她以中国人身份无意中参加了一次抗日集会，当时没有人知道她是日本人。每个人都表态“假如日本军侵入北京，诸位怎么办？”李香兰不知怎样说好，只能说“我要站在北京的城墙上！”接着，她写道：“我只能这样说，双方的子弹都能打中我，我可能第一个死去。我本能地想，这是我最好的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