斗牛场上的欢呼

guaiyouli

    这个每日充斥无数令人啼笑皆非案例的国度，国名也几近成为黑色幽默的组成部分（五百年前，托马斯·莫尔-《乌托邦》作者，就简明直率地指出：“富人策划”欺负穷人的现象到处可见，将这样的国家称为共和国是荒唐的）。在一个地图上难以指点的小地方发生了桩命案。行凶者身兼中国草根阶层的所有要素；而受害者也同样身兼蛮横、骄奢的统治阶层-党和政府的所有要素，案发地又是色度浓烈的场所，这些要素组合起来，要不变成街谈巷议的主题也难。但区别在于，这次倒不是低级趣味的爆炸性新闻，而是的的确确让人们看清是一桩罪行，唤起受众深藏已久的正义感。简单判断即知：受害者实是行凶者，行凶者反倒是无辜受害者。

    邓玉娇案随一审判决似乎告一段落。尽管宣判时仍注明被告有罪，但邓女被当庭开释。这“出人意料”的结果，有点让大众茫然，原本向当局开战的甚猛火力相当程度地减弱。许多人偃旗息鼓，欢庆庶民的胜利。民众的确有充分理由，为得来不易的战果喝彩欢呼。任何强大的专制强权在民众一边倒的舆论轰击施压下，都会有所收敛，再不敢肆意妄为，人类历史似乎也反复宣示着这一公理。但还能看到，对此一结果，仍有相当一部分人心中存有疑团：当局这次真是屈从民众的压力才有此判决，作出妥协姿态，还是另有别的什么因素在起作用？

    去年杨佳案发伊始至不屈就义，持续掀起的舆论狂澜一点不下于邓案，同样一边倒，但结果却迥异。网上将两者并列参照，进而研判邓案结局的文章并不多见，之所以如此，只因两案起因像雾障模糊了大众的眼睛：杨佳是独胆勇闯匪巢，主动拔刀相向；邓玉娇则是面对色欲勃发不能自己、霸王硬上弓的淫官，被动拔刀捍卫贞洁。起因不同决定结局不同，这样解释似乎有理，普罗大众通常属情感型的，得到遂心的结果，自然不去深究案子背后的缘由，情有可原。但考虑类似案件在这个社会层出不穷的必然性，提出这个问题还是有一定必要的。

    经历杨佳、川震豆腐渣、三鹿毒奶粉等一系列事例，民间对这个所谓“爱民若己”政府的识辨能力在不断提高；与此同时，政府应对引发全社会反响的案例时，选用谋略、应对能力也日渐成熟，步骤调控愈发老练。上述事例的结局，皆是官方违逆民意“大获全胜”，尽管付出民怨不断积累的代价。想来处理邓案也应以“宜将乘勇追穷寇”之势，将邓女置于死地而后快。否则，案发初始，政府本能采取的应对布署：罗织罪名、精心挑选字眼修改描述案件的方式（意在放宽淫官，收紧邓女）、并销毁物证、同时封锁水陆交通，将巴东变成孤岛一块，所有自曝其丑的手段岂不白费。这些举措中，部分可能是地方政府所为，但某些步骤则必须得到司法最高层的授意，才能有所作为。近一两年，已见惯“大世面”的国人，如有谁至今还相信这次断案是巴东法院“秉持公义”作出的独立判决，那只能说是傻子一个。

    杨佳案与邓玉娇案结果不同的原因，并不取决于起因，而在乎对象不同。一方是“行为不检”的地方小官吏，另一方是维护政府稳定的警察——用来对付臣民因不时受官府侵扰、挺身反抗时的“和谐”工具（中国军队理所当然也享此“殊荣”，六四的表现即是明证）。尽管有多篇文章讲述涉案淫官关系网之盘根错节，甚至联到政法委头头周大人。说得没错，现实中国官场也确如此，“牵一发而动全身”，但凡有利之事都要“与国际接轨”的党和政府，马上会“明智”地想到，任何社会都有此类“行为不检”的官员，即使是最能落实法制的国家也不可能杜绝此类案件。官方不也已“加强反腐力度”为名，行权力帮派斗争之实，不时抛出几个人渣以示这还是个法制的国家（不少人渣在狱中仍能像个贵族那样过日子），必要时拿几只硕鼠做祭品是值得的。反之，身为政府卫士的警察，一定要以各种方式保证其尽忠，不可泄其士气。若不满足两个要件是决不能被追究的：一.人证、物证俱全的“现行铁案”，二.引起社会极大反感，除此之外，即便夺财害命，政府也要保护有加。对此，从业人员心知肚明，有志效犬马之劳的候补梯队人潮涌动。在这个对趋利逐义的“精英”们赞赏有加的社会，每年公务员录用比例屡创纪录即是明证。

    什么叫中国的公务员？邓贵大就是官职最低的公务员之一，尚且如此猖狂，仍何人只要环视身边，都不难发现“邓贵大”，由此便知公务员是何类群体。警察则是公务员群体中的特殊一类，虽然在别国袭警也是重罪，但这是基于维护社会公正、治安的考虑；而在中国，他们首先是维护党的利益的主力军，早已成党卫军、锦衣卫。没有他们的护卫，政府的要员连逛街、玩乐心里都不踏实。杨佳直面的就是这一类人，由此犯了大忌，非得置之死地，爪牙们才不致军心涣散、神情沮丧。

    二来，事隔一年，政府今已大不如昔，败相毕露。去年政府还自恃国库充盈、气壮如牛，杨佳、川震豆腐渣、三鹿毒奶粉，骄横且不可一世的政府想怎样就怎样，本性使然，行事自无心碍，那时同样顶着巨大的舆论压力。2009年则不然，政府财政收入大幅下降、出口严重缩水、内需不足、失业人员急剧增加，尽管政府不断放风“四万亿救市计划已取得初步成效，经济已企稳回暖”来糊弄大众。但现在清楚，四万亿救市计划救的主要还是财大气粗的大型国企。很少有人不知大国企的高管都是党和政府的血亲，“肥水不流外人田”。温总的“家电下乡，振兴城镇房地产市场”等的“消费爱国”、扩大内需的模式，意在加劲盘剥百姓手中所剩无多的积蓄——百姓的“活命钱”，危机关头政府与民争利之用心良苦，从中央到地方巧立名目，出台新的苛捐杂税项目，力争夺得“国民生活痛苦指数”的头把交椅。

    政府财政状况捉襟见肘，既要满足贪官淫官，又要摆平党卫军和锦衣卫，败相窘境毕露。现时政府尤其恐惧邓案似火星呈燎原全国之势，暂时的妥协、退让自有可解释之处，政府对“绿坝”的最新表态也出自同一考虑。待经济真正复苏，缓过劲来，再收拾“叛逆者”不迟，现在是党和政府休身养息之时。

    应对时艰，主席总理分工明确：酷爱表演艺术且深具造诣的总理大人游走四方，用“亲民形象”鼓舞信心，以保党家王朝不倒；主席则频登国际舞台，大把撒钱。以备不测之时从外部世界获取支持，或至少保证国际社会中立、严守缄默。另一方面在国内严防布控，或明或暗，以一切“和谐”手段制造“稳定”。所以说，庶民的胜利还未真正到来，邓案和绿坝门的斩获只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但不蒂是令人振奋的一步。

    邓玉娇案标志着官府与庶民的彻底分野，那么多人自觉将邓玉娇视为“自己人”，每一个案情细节的披露，每一次政府拙劣掩饰举动的暴露，在民间都会掀起一阵如置身斗牛场似的欢呼。党和政府是斗牛场上犹斗的困兽，杨佳、邓玉娇则是斗牛士，庶民既是观众又俨然化身为那块红布。斗牛士挺胸直立、纹丝不动、手执大红布，姿态优美地逗弄着野牛，气喘吁吁的野牛每次扑空，激起场上一阵欢呼；斗牛士朝野牛击出致命一剑，场内顿时响起波涛雷鸣般的激赞喝彩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