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山下乡”掀起了狂潮 文革中一个口号的由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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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多年前一句“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的口号，在一夜之间响彻全国城乡，霎时就掀起了上山下乡的狂潮。有人说那是一场洗礼，有人说那是一场灾难。对那场运动的是非功过现在不管怎么评说，对亲历过那场运动的人来说，也是一段难以忘却的岁月。

　　说起“上山下乡”、“知青”等词语，全国上下没有几人不知道的。可提起顾立清，大概没有多少人知道了。顾立清何许人?他正是与“上山下乡”运动有着很深的渊源的人。

　　顾立清，河北阜平县人，1939年参加革命，1948年5月入伍参军。现已是80多岁的老人了，但精神矍铄，我们在采访时，他回想起当年的事，思路还是那样清晰。

　　“下乡下山”溯源

　　顾立清在1967年以兰州军区政治部宣传部副部长的身份，到《甘肃日报》担任军管会组长，一直到“四人帮”倒台。

　　50年代初期，中国共产党在带领全国人民医治战争创伤中，遇到了中小学毕业生升学和就业的难题。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三年，全国小学毕业生达260万人，而初中所能容纳的应届小学毕业生有限，与要求升学者的数目相差较大。1955年，合作化运动进入飞速发展时期，《人民日报》在8月11日发表了《必须做好动员组织中、小学毕业生从事生产劳动的工作》社论，要求各级组织积极帮助青年人转到农村参加生产劳动。这是第一次比较明确地向知识青年发出下乡的号召。

　　这年9月初，毛泽东在一篇文章上写了一段批语：“全国合作化，需要几百万人当会计，到哪里去找呢?其实人是有的，可以动员大批的高小毕业生和初中毕业生去做这个工作。”9月4日，毛泽东在另一篇文章上批下了后来被广为宣传的名言：“一切可以到农村中去工作的知识分子，应当高兴地到那里去。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中共中央马上作出反应，在《一九五六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中，特别写上了一条：“城市的中、小学毕业的青年，除了能够在城市升学、就业的以外，应当积极响应国家的号召下乡下山，去参加农业生产，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事业。”“下乡下山”的概念可能就是这时产生的。

　　三年困难时期全国开始精简下放人员，知识青年下乡的事情再次被提出来。“大跃进”运动受挫，进入三年困难时期，全中国有2600万人被精减下放，中国形成第一次人口倒流，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又次被提上中央的议事日程。中共中央、国务院又在1962年作出了精简职工和减少城镇人口的决定。后来又开始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上山下乡”被称为培养革命接班人的重要途径，涂抹上了浓厚的政治色彩。

　　中共八届十中全会，把阶级斗争和防止修正主义提到了一个新的高度，1964年5月4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知识青年要和工农群众变成一体》的社论。那时候，人们对毛主席极度崇拜，对党十分信任，这无疑向广大知识青年展示了一个美好的前景，对于那些充满幻想、满怀政治热情的青年也具有吸引力。

　　在当时的形势下，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是宣传部门的一个重要的话题。1968年9月24日，《甘肃日报》发表了《巩固伟大胜利，发展伟大胜利》的社论，祝贺全省各级全部成立了革委会。革委会的全部成立，标志着“轰轰烈烈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接近尾声，就想到对城里人到农村去应加大宣传。

　　对甘肃的情况顾立清是十分清楚的，这里的自然条件很差，人们不想在农村呆，都想往城里挤，可城里又没有多少工业，不少居民没有工作。他当时认为中央组织居民上山下乡是对的，觉得那么多人呆在城里，不下去干啥?

　　1968年9月底的一天，他把《甘肃日报》驻定西记者站的记者马占海叫到办公室，要求马尽快把定西地区城镇居民上山下乡的情况了解一下。

　　“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的由来

　　马占海当时30多岁，在报社的名气不是很大，但人很朴实，也很勤奋。

　　那时军管会的地位很高，马占海回到定西后，就直接到军分区向政委王化宇了解情况。王政委对他说：“定西的情况，孙司令员掌握得比较多，你可去找他问问。”于是，马占海就找到了司令员孙继力。性格直爽的孙司令员对马占海说：“定西是个穷地方，城市和农村差别不大，城里住的，大部分也是农民，下与不下区别不大。就算战争打起来，苏联绝不会把原子弹扔到这个地方来。”话虽这么说，但孙还是给马占海介绍了定西上山下乡的情况：“本地区靖远县城的行动比较快，已经有50％的城市居民下乡了，会宁下去的有40％。”孙还说，“会宁县下去的人虽不是最多的，但工作比较扎实。”

　　马占海得到军分区领导提供的线索，便去会宁县采访。他通过向县领导了解情况、找群众座谈，掌握到几个比较突出的人和事：一个是居民王庆一，王在向县革命委员会提交的下乡申请中说：“我是一个青年，呆在城里没事干。农村很需要劳动力，我决心到农村去参加劳动，改造思想，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另一个是王秀兰，当时已经50多岁了，有两个儿子在外当工人，家里只有她和儿媳妇；再一个是到土高公社陈原大队陈川生产队安家落户的高玉兰，她虽然下乡才几个月时间，但由于各方面表现好，已被社员们评为标兵；此外还有高中毕业知识青年王永强和只有14岁的女青年罗兰芳。

马占海找了这几个人逐一进行了认真采访。当他问王秀兰对上山下乡有何感想时，王秀兰不假思索地说：“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

　　作为一名职业记者，王秀兰这句话正好是切中马占海此次要采访的关键词，于是，他在稿子中把王秀兰作为了一个重点来写，并突出了她这句“豪言壮语”。

　　马占海采访回来，把稿子交给了报社编辑部。当编辑部照例把排有那篇稿子的报纸清样送给顾立清审查时，顾立清一看到马占海写的那篇稿子就感到不错，觉得王秀兰真不简单，那样大的年纪了还主动下乡；特别是她说的那句话“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既朴实，又深刻，很有感
召力，表现出了她很高的的思想境界。于是，顾立 清就动手对稿子作了精心修改，并把王秀兰那句 “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作为主标题
放大了字号，还加了带花边的编者按，并把这篇稿 子从其他位置提到了头版。

　　1968年12月8日，《甘肃日报》在头版右侧，以半个版的篇幅刊登了没有作者署名的消息，标题的引题是“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会宁县部分城镇居民纷纷奔赴农业生产第一线，到农村安家落户，他们说”，接着是大号字的主标题“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

　　稿子发出后，顾立清像平常发出众多稿子那样，就像办完了一桩事，在脑子里就放下了，再没往多处想。

　　这则消息引起了毛泽东主席的重视

　　稿子登出来第三天晚上，新华社打来电话到《甘肃日报》值班室，告诉顾立清说是毛主席看了这篇稿子，认为很好，问新华社为什么不发这篇稿子。顾立清告诉他们，自己不知道毛主席是如何看到这篇稿子的。新华社的人问顾立清：“这篇稿子反映的事属实吗?”顾立清肯定地回答说：“绝对是真实的。”他们讲要派人来核实。

　　这篇看似普通消息稿，引起了毛泽东的高度重视。据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这项工作推开以后，毛泽东一直苦于找不到可以用来引路的典型，使他的战略部署得不到顺利地贯彻执行。当刊登着《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消息的《甘肃日报》放到他案头后，这位一直就十分重视新闻媒介的领袖，就像写诗一样，一下触到了他心里的某个点。毛泽东立刻指示新华社和《人民日报》派人到甘肃会宁县，实地核实这篇文章的真实性，然后转发全国。

　　第二天，新华社和《人民日报》的两名记者坐飞机就赶到兰州，顾立清派人到机场去接他们，并派本报记者陪同他们到会宁去核实。临行前，顾立清叮嘱陪同的人：“你们的任务主要是带路，不要妨碍他们的工作，也不要发表自己的任何意见，协助他们把情况核实清楚就行了。”

　　经过一周多的凋查，新华社和《人民日报》的记者回来后告诉顾立清说：“会宁工作真的很有特色，稿子真实反映了城镇居民上山下乡工作的进展成就，写得没问题。”他们回到北京后又给顾立清打来电话，说是新华社要发通稿，他们建议在转发时署新华社和《甘肃日报》两家的名。顾立清回答：“稿子是你们亲自下来采访核实的，就不用署《甘肃日报》的名了。”新华社的同志说：“这个问题你需不需要请示一下省革委会?”顾立清说：“我觉得没有必要，就这样办吧。”

　　在回忆起当时的想法，顾立清说：“我当时想，这只是一篇一般的消息稿，不是啥大不了的事，根本没有想到后来会产生那样的结果。”

　　1968年12月22日。《人民日报》在头版以整版的篇幅，原文刊登了由新华社转发了的12月8日《甘肃日报》的消息《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市里吃闲饭!》，并加了编者按。据说“城”字后面那个“市”字，是毛泽东亲自修改时加上去的。与此同时，《人民日报》还在与报头平行的右上角《毛主席语录》一栏里，发表了毛泽东为推动上山下乡运动所作的最新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的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从此，由城市居民到农村去，转化成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

上山下乡掀起了狂潮

　　文革中，凡毛主席发表了最新指示，全国各个城市皆半夜三更敲锣打鼓，游行庆祝。

　　消息传到甘肃省会宁县，县城几千群众在红军会师楼前举行了庆祝大会。他们表示，“一定要在毛主席最新指示鼓舞下，再接再厉，努力把上山下乡工作做得更好，把斗、批、改各方面工作大大推进一步。”

　　在《人民日报》发表的第三天，《解放军报》、《红旗》杂志等全国和各省级报刊也先后全文转载《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市里吃闲饭!》一文，上山下乡工作一下子掀起了高潮。

　　在报纸掀起轰动效应的同时，国内广播、电影和电视等舆论工具，都开足马力宣传上山下乡。会宁县由于那篇报道的原因，一夜之间变成了推动上山下乡的典型，王秀兰也因为那句豪言壮语，成为响应毛主席号召的核心人物。广播上有声，报纸上有名，电影记录片上有形，全世界的人通过这件事，知道了会宁县，更认识了“王大娘”。王秀兰成了当时家喻户晓、老少皆知的大名人。由此，王秀兰的命运得到了彻底改变，不仅有蜂拥的记者前来采访，而且她还被选为全国人大代表。

　　作为上山下乡的带头人，王秀兰又动员两个儿子和媳妇，以及孙子，只带了一些锅碗、一点米面、两个小箱子和铺盖卷，来到距离会宁县城60多公里的白草塬四百户村落户。

　　王秀兰一家当时在农村的劳动很积极，乡亲们都叫王秀兰的两个儿媳妇为“两只手的儿媳妇”。

　　对那场运动他不愿作任何评价

　　那则消息稿子以这样的形式出现，并在全国产生如此的影响，但却给顾立清、马占海没有带来辉煌。他们当时只觉那是完成了一件本职工作，没有想到署名，更没有想到去争什么荣誉。可后来他们却因为这篇稿子，在政治上受到了很大的影响，有人把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形成狂潮归咎到他们的头上，说他们执行了极“左”路线。

　　受到冲击的首先是马占海。他宣传上山下乡，把自己也卷进了那场狂潮中，稿子发出时间不久，报社也要动员一半的人上山下乡。当时马占海在完成稿子后因病回兰州休息，他也被定上了上山下乡的名单里。这消息可让马占海着慌了，他听说在阿干镇煤矿搞报道的杨忠同顾立清很熟，就托杨向顾立清说明自己的身体情况，希望不要安排他下乡。顾立清也觉得他那身体到农村去吃不消，在会上表态说：“马占海身体不好，就不要下了，如果因为那篇文章，那是我的想法，是我派他去采写的，责任在我。”后来，马占海被安排在离兰州只有30多公里的阿干镇煤矿，顾立清还亲自给阿干镇煤矿的领导打电话，希望他们能照顾马占海，他才被安排当了煤矿的报道组长。

　　顾立清的为人和工作能力是有口皆碑的，可他因这则消息，在副部长位置上十几年不但再没动过窝，后来在批判极“左”思潮时，他还理所当然地成了批判对象。

　　在结束采访时，顾立清再三强调：“至于那场运动是洗礼，还是灾难，各人有各自的感受，不是我所能评说得了的。后来批判说我搞了那些极‘左’的东西，我也没作过申辩。我觉得，自己当时在那位子上，应该把工作干好。但的确没料到，那则消息会产生那样大的影响。也许这是那个时代的产物吧。”

　　采访结束后，引起了我们对那场运动更多的思索。这场把城市人口和知识青年向农村和偏远山区转移，其持续时间之长、规模之大、影响之深远实属罕见。无论怎样，“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已在共和国的历史上留下了深深的印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