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开文革的神秘面纱 毛泽东的真正初衷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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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5年6月16日凌晨，在杭州汪庄，罗瑞卿兴奋地向毛泽东汇报，一个访井冈山热正在全国兴起。继承发扬井冈山优良传统，以井冈山革命精神推进全国各项工作已成为必然之势。其势与全国蓬勃兴起的学习毛主席著作高潮相互呼应。毛泽东不以为然。

　　汇报会议结束后，毛泽东略微休息了一下，于6月16日晚到达上海。当时江青已在上海，华东区六省一市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正在上海热火朝天地举行。

　　华东区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于1965年5月25日在上海正式开幕。开幕式上，魏文伯代表中共中央华东局在开幕式上作了重要讲话，主要宣传了“写十三年”的初步成绩。随后，华东区这次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分别在上海徐汇剧场、共舞台和中国大戏院进行，有山东、江苏、安徽、浙江、福建、江西和上海六省一市的京剧工作者及有关人员两千多人参加，演出了二十四个剧目。大型剧目有十二个(按演出次序)：《南方战歌》(上海)、《前沿人家》(山东)、《江姐》(江苏)、《黎明的河边》(山东)、《红色少年》(福建)、《丹枫岭》(安徽)、《花明山》
(浙江)、《大渡河》(江西)、《伏虎》(江苏)、《翠林春潮》(安徽)、《南海长城》(上海)、《龙江颂》(上海)。小型短剧十二折(按演出次序)：安徽的《老电工》、《渡江第一船》，江苏的《就是他》、《枫林渡》、《英姑》，江西的《五岔口》、《猎虎迎春》、《雪地红心》、《风雷渡》，浙江的《追蛋》、《传家宝》、《喜迎春》。有些小型短剧，原来都是群众业余创作的，如《老电工》是淮南市工人业余创作，《雪地红心》是南昌市邮电工人集体创作，《就是他》是南京铁路工人业余创作，《追蛋》是浙江富阳县大源公社东升大队一位青年农民创作的。这次观摩剧目清一色的革命传统教育和歌颂英雄人物。反映了华东地区在毛泽东1963年12月12日和1964年6月27日两次极为严厉或问题扩大化批评后新的改进。

　　1965年6月，毛泽东没有正式出面观看华东局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6月20日，他临时约见复旦大学周谷城和刘大杰两位知名教授，本来还要邀请写《中国哲学史》的杨荣国，后来得知他在中山大学来不了，便和这两位教授及上海市委的陈丕显漫谈起来。刘大杰和陈丕显都忆及，那天，江青在座，没有插言。

　　刘大杰比周谷城先到一个小时，开始比较兴奋、紧张，不大敢讲话。毛泽东和蔼地说：“随便谈嘛！”刘大杰才敢提出些问题，围绕着学术、教改、文艺(主要是京剧改革)三个方面进行了随意交谈。

　　1964年随着文艺界整风的进行，全国各大报刊对《早春二月》、《林家铺子》、《舞台姐妹》、《谢瑶环》、《怒潮》、《红日》等小说和电影进行点名批评和政治性批驳。对文艺界比较流行的“写中间人物”论、“写真实”论和“时代精神汇合论”也作为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的文艺思想观点公开反对和批驳。这种政治性批驳和过火斗争1964年夏季开始又逐步扩大到哲学、经济学、历史学各个学术领域。哲学界批判了杨献珍的“合二而一”论。经济学界批判了孙冶方提倡的重视利润和价值规律的经济思想。史学界开始点名批驳翦伯赞的“让步政策论”。在这种上层建筑学术问题政治化扩大化的氛围中，社会上也出现了批评周谷城的文章，1965年春，《人民日报》学术研究版连续发表过几篇大块文章批评周谷城的学术观点。在周谷城未到时，毛泽东向刘大杰了解周谷城情绪怎么样。刘大杰实话实说，周谷老现在好一点儿，不像前一时期话很少。不过，批评周谷老的文章似乎太多了一点儿，批评到后来讲来讲去还是那几句话。

　　毛泽东听懂了刘大杰的言下之意，笑着说：“不要怕批评，不要紧张，经过一次批评，虽然自己不觉得，总要比过去有所提高。每次提高一点点就好，提高就是螺旋式上升，不可能是直线上升。现在发表的文章虽然有毛病，但是比解放初期的文章总是大大的不同了，思想观念不同了。你们不要怕批评，有批评才能进步。”

　　(上海档案馆提供的刘大杰生前回忆文章《一次不平常的会见》)

　　刘大杰生前叙述，毛泽东此时讲了一段非常风趣的话，他说，你又不是党员，又不怕开除党籍，批评一下有什么可怕？我们党内斗争比对你们的批评严格得多、厉害得多。过去历史上有一个时期，我们党内还搞过“残酷斗争、无情打击”，陈独秀说我是“左倾机会主义”，王明又说我是“右倾机会主义”，我在井冈山还被传说开除了党籍，书记当不成了，当师长，我又不会打枪，也不摸枪，处境比你们现在要尴尬得多，也难得多。现在不同了，我们不搞那一套“残酷斗争”了，我们现在搞的是团结—批评—团结，这还有什么可怕呢？

　　周谷城此时赶到。6月16日是星期天，他早上不知毛泽东约谈，出门散心去了。上海市委和复旦大学费了一点儿周折才找到他。周谷城坐下刚喝了一口水，毛泽东开门见山对他说，不是我们叫人家来批评你，而是群众性讨论所发表的不同意见。目前你暂时且慢写文章，等他们不再“骂”你了，你再把他们的文章拿来好好地看一看，做一些研究，他们讲得对的地方，你应接受，做些自我批评。有些地方如果你觉得可以辩论，你还可以再写文章同他们辩论。

　　毛泽东又对周谷老说：“在逻辑问题的争论中，我同意你所主张的要把辩证法和形式逻辑分开来的意见，我倒不同意把两者混淆起来的论点。”毛泽东认为群众性批评“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可以帮助作者提高，批评并不等于打倒。这也是毛泽东本人在“文化大革命”中，对待高级知识分子和绝大多数领导干部的一个重要观点。

　　关于学术讨论，主席说：只要方向不错，可以允许不同的学派存在。他问了谈家桢近况。意味深长地说，摩尔根学派可以研究，米丘林、李森科学派也可以研究，为什么只许搞一派？

　　毛泽东对谈家桢摩尔根研究一直非常关心和重视。谈家桢是中国唯一的摩尔根“入室弟子”。建国初期，苏联李森科派提出否定摩尔根，被我国各界接受，各大学停止教授摩尔根遗传学，谈家桢被迫“检查”。1956年，青岛“遗传学座谈会”上，谈家桢大胆发表了自己的不同看法，总理知道后汇报给毛泽东。
1957年3月，谈家桢被邀请作为党外代表出席中央宣传工作会议。毛泽东指名约见谈家桢等人。毛泽东握着谈家桢的手说：“过去我们学苏联有些地方不对头，应该让大家来搞嘛！”1958年1月6日深夜，毛泽东在杭州还派专机到上海，专程邀请谈家帧、周谷城和赵超构去杭州，在刘庄共进晚餐，一起商讨科学赶超大计，诚恳谈到：“一定要把遗传学搞上去，有困难，我们一起来解决嘛！”1961年的五一节前夕，毛泽东第四次接见谈家桢。同年年底，复旦大学成立了遗传学研究所，1965年多项研究成果接近和达到当时国际先进水平。

　　毛泽东对自然科学鼓励不同学派都要研究，对社会科学研究，那一天也提出重要的哲学观点。刘大杰生前回忆：

　　这天，周谷老又对主席讲他的“无差别境界”。他说：“我讲‘无差别境界’原来还以为是照主席的话说的，矛盾是可以解决的，否则我们还革命干什么？”主席当时就指出说：“当然矛盾是可以解决的，但是旧的矛盾解决，新的矛盾又产生。”

　　毛泽东说，做学问一定要找对立面。唯心主义的东西不要怕碰，不研究唯心主义的东西，唯物主义怎么能发展啊！研究过去的唯心主义著作，把它当做对立面，才有助于今天的学术研究，古今中外都应该研究，都要找对立面，有对立有斗争才有发展。

　　(上海档案馆提供的刘大杰生前回忆文章《一次不平常的会见》)

　　毛泽东对上海正在演出的京剧现代戏是比较关注的，问两位教授最近看了戏没有？说《红灯记》、《沙家浜》不错，其中有些小地方可能还要斟酌，再把它提高一步。《红灯记》赴宴斗鸠山一场中，鸠山说：“苦海无边，回头是岸。”李玉和说：“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他觉得不妥，特别是后两句。但是，四句话都是佛经很难改。从这次漫谈中，江青知道了毛泽东对这几句台词的看法，曾专门找人多次修改，都没有改动。

　　在谈京戏改革中，毛泽东展现了一个有关上层建筑改革的初步思路。毛泽东说，京剧改革的事要搞下去，目前先搞几个好的剧目出来，到处去唱。唱来唱去逐渐使他们成为传统剧目，逐渐使现代剧占领舞台。关于教育改革，主席很关心，强调少而精和启发式的教育。

　　刘大杰的女儿刘念如近年接受笔者电话采访时回忆，1965年6月，父亲确实被毛泽东接见交谈。当时父亲不知道毛泽东刚刚重上井冈山，毛泽东也没有特别提示。

　　可见，在1965年6月，毛泽东从井冈山下来，对上层建筑一些他认为不适宜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领域，希望以一种井冈山精神贯穿的群众性批评批判
—教育—提高，群众监督方式的政治民主模式，推动上层建筑领域各条战线改革。它与取消军衔制、订计划的原则、选拔无产阶级接班人五个条件、“二十三条”初步整合为毛泽东希望以井冈山精神不断推进解决党内、军内及社会各种矛盾(包括干部体制问题)的第一种思路，抑或是毛泽东准备发动上层建筑领域革命、防止修正主义的第一个版本。

　　随后，毛泽东对卫生战线的严厉批评也基本体现了这种初衷和思想框架。

　　毛泽东与周谷城、刘大杰漫谈的第二天，1965年6月21日，华东区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结束了最后第六轮的汇报演出。其间北京京剧团特地到上海演出《沙家浜》，宣传革命优良传统。毛主席重上井冈山也是希望在全国进行革命传统教育，京剧现代戏在这方面做了一些有益的尝试。6月25日上午，华东区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在上海举行了隆重的闭幕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