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中国人民大学纪宝成校长的公开信

liuqingjian

给中国人民大学纪宝成校长的公开信

尊敬的纪校长：
您好！我是国际关系学院的一名副教授，在此岗位上任职八年。
今年参加了学校教授职称的申报，在所有条件符合的情况下，进入了学校的评审。最后以主管校长的两条理由被逐出局。
对此我向您作以下申诉：
第一，关于“院学术委员会没有全票通过”的问题。这是今年职称评定中的一个条件。这个条件本身就是一个不合理的条件。在民主的条件下，任何东西都不可能在全体一致的条件下获得通过。在不民主的条件下，所谓的“一致通过”也只能是在特殊的环境或特殊的条件下。这是普通的常识。例如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共产党的中央委员会、政治局乃至党的主席的选举，都没有全体一致通过的情况。这是党的政治生活正常的基本表现。对于学术和学术人来讲，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今天，更不可能有“一致”认可的可能。因为，每一个学术委员都有自己的学术偏好和评价标准，再加上本专业的利益以及其他一些学术的和非学术的原因，“一致通过”难以成为衡量或评价学术和学术人的正常合理标准。
第二，关于我“不是国际政治专业的教师”的问题。首先，自从留校后，我一直从事的是国际政治和国际关系的教学和研究，其主要研究领域是国际政治（关系）理论和发展中国家问题。其次，在国际关系学院，国际政治、国际关系和外交学这三个二级学科历来是打通的。第三，在国际关系学院建立时，将这三个专业划分为两个系，是出于国际关系学院的发展和整合的需要。由于外交学是一个新学科，而学院大部分教员都是从事国际政治和国际关系教学和研究的。因此，学院决定将学院中从事国别研究的教员划分到外交学系，以使国际政治系和外交学系的人员大致平衡。外交学系建立后，学院任命我为外交学系副主任，以协助院系领导建设新学科和新专业。为了学院的发展，我牺牲了自己的利益，没有坚持留在国际政治系（但仍然是在做国际政治方面的研究和教学）。同时，我也积极努力地为新学科的建设和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难道前几年我为人大的发展、为学院的整合做出的自我牺牲，就应该成为今天我通过正常途径评为教授的代价吗？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那些为人民大学的发展和院系的整合与我一样做出过牺牲的教员以及那些后来者是否应该以我为戒。
最后，作为女性，我要代表国际关系学院20世纪50年代出生的女性向您申诉。在国际关系学院，20世纪50年代出生的在教学岗位上任职的女性有8位。其中7位都在副教授的位置上工作了5年以上，最长的已有10年之久。我的这些姐妹们，都是在恢复高考后进入大学学府，并在完成了硕士学业后，留校任教的。可以说她们都是同龄女性中的佼佼者。在她们身上，不仅具有中国女性的善良、吃苦耐劳的精神，而且具有知识女性的自强不息的品质，以及对工作极强的责任心。同时，由于她们成长年代所受的教育和本身的优秀素质，使她们耻于追求名利和计较个人得失。然而，正因为如此，再加上她们为家庭、社会、教学、科研所承担的责任，使她们错过了职称评定的最佳时机。
近几年来，学校教授职称评定的门槛越筑越高，再加上博士学位，外语考试、计算机考试，今年又增加了外语口语考试。姑且不说今天的门槛是否合适，以及这些对她们是否公平（因为她们的同龄男性并没有经过如此高的门槛而获得教授职称），仅就技能和记忆（如计算机考试、统一划一的英语考试）竞争方面，她们已不是比她们小10岁甚至20岁的年轻人的对手。因此，等待她们的只能是被淘汰出局。这个结局是令人悲哀的。它将给她们自强不息的精神以沉重的打击，同时，也将给后来者一个错误的警示。在我的学术领域，我更多地关注发展中国家的问题。对于在国际社会处于弱势地位的发展中国家，WTO在给予它们与发达国家同等待遇的同时，还专门给予它们一些差别待遇，以解决国际社会事实上不平等的问题。这里，我无意将我的这些姐妹们比做弱势群体，也不是要为难您，而是想让您在万忙之中了解这样一个现实，了解这样一些为学校和学院发展默默奉献的女性学者们的艰辛和她们所面对的问题，希望您在您的工作范围内能为她们的继续发展提供一个较好的空间，而不让她们失望。
此致敬礼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刘青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