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机兼内勤口述历史：我给林彪治“怪病”(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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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林彪吃饭、拉屎都在床上，不仅怕光，还怕水、怕风。一次，他对我说，以后你离我远一点。我问，我怎么了？他说，你走得太快，你有风。

　　在一个充满阳光的日子里，我们来到楚成瑞老人的家。楚老今年71岁，已离休多年，但思维仍然很清晰，记忆力相当好，说起话来底气很足，健谈而又风趣。老人祖籍山东掖县，早年随家人闯关东来到辽宁大连，1945年在营口参加东北人民自治军，参军第三年就成为赫赫有名的四野统帅林彪的司机。林彪坐着他的车，从关外打进关内，从北平南下开封，然后又挺进汉口。1950年春，在鲜花的簇拥下，他与林彪的“座骑”一同回到北京。后来，由于林彪身体状况越来越差，乘车的时间少了，他就由司机改做了林彪的内勤，为重病中的林彪又服务了两年多。我们一起聊起了那段什么味儿都有的岁月。

　　话题是从林彪的身体状况说起的。

　　连年苦战，累垮了林彪

　　从投身黄埔，到北伐，到井冈山，再到长征，直至抗战和解放，林彪连年征战，也把自己的身体累垮了。

　　了解林彪的人都知道，他有失眠这毛病，其实，这病在平型关战役之前他就得上了。那时候，敌强我弱，还要打胜仗，怎么办？歼敌一万自伤八千不行，对他来说，办法也只有一个，那就是累己——累自己的大脑。结果长期下来，用脑过度，神经衰弱，开始失眠，据说打平型关时他都戴上健脑器了。

　　更糟糕的事还在后头，1938年3月1日凌晨，奉命率115师直属队昼夜西进的林彪，被国民党阎锡山的士兵误击一枪，子弹从前胸进去，后背出来，伤了神经，落下后遗症，以致后来被折磨得生不如死。

　　最让林彪耗费心力的是解放战争。1945年9月，中央确定“向南防御向北发展”的战略方针，命令林彪率领十万人马抢占东北。这招棋走得英明，但也险呀!

　　林彪刚到东北，就感到危机四伏。危机之一没有根据地，对于共产党人来说，没有根据地，就失去了人民的支持，就像闯进沙滩里的兔子，早晚都得渴死和饿死。开始打起仗来连抬架的人都没有。听说，那时候黄克诚给中央打电报，说东北我军有遭西路军之危险，好在后来经过艰苦努力，才扭转了败局。

　　苦熬了三年，东北形势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地方我们占了百分之九十七，部队发展到近百万。国民党的人都佩服我们，蒋介石的爱将杜聿明说，林彪的部队从兵力到战略战术、武器装备及战斗力都居全军之冠。

　　我们开启了顺风船，林彪的失眠症却更厉害了。了睡好觉，可以说什么办法都用上了。我也看出来了，他自己也很难受，自己看医书，自己配药吃，也不行。听人家说，可能与以前受伤有关系。听人家说，在东北，有一次他吃了自己配的药，半夜发癔症，只穿一只鞋就跑到冰天雪地里去了，警卫员拖都拖不住。辽沈、平津战役期间，他干脆不治了，也没有时间治，更治不好，辽沈决战险呀!那时候，我们善于打野战，但大兵团的正规化攻坚战没有打过，还不占海优势，敌人又可以随时调华北、华东部队参战；另外，驻守东北的国民党军也不是吃素的，蒋介石的五大主力有两个在东北，统帅也都是抗战名将。那是生死关头，搞不好林彪的苦心经营就泡汤了！

　　从1948年9月到1949年1月，在短短的四个半月的时间里，林彪指挥打了两个大仗——辽沈战役和平津战役，歼灭和改编国民党军队近百万。

　　不久，林彪又率领四野大军南下。开始仗打得比较顺利，三下五除二就到了武汉。但要消灭有“小诸葛”之称的白崇禧却不容易，白崇禧非常狡猾，林彪三四次想要抓住他，打个大仗，歼灭他，都让他跑掉了。白崇禧的兵也善于跑，他们穿着轻便，装备轻便，善于走田埂小路、水网洼地。有时候你刚发现他，一眨眼的功夫，就像兔子似地，三蹦两蹿跑没影儿了。追不上，抓不着，林彪干着急，更睡不好觉了。一直到衡宝战役，他才松了口气。

　　随着战事的顺利发展，条件也愈加好起来了，林彪却软了下来。开始是长期失眠，发展到头痛，后来头痛越来越厉害，一痛起来，头直晃，只好用一条小毛巾捂着头使劲揉，揉一揉就好一些。那时常看到他一边走路，一边用手捂着小毛巾揉着头。后来，又不知怎么搞的开始拉肚子，据说是在汉口吃了两个桃子害的。从那时起，林彪对水果就很忌讳了。

　　1950年初，林彪住在汉口，为了恢复健康，他抓紧了锻炼。开始在住地院子里骑自行车，警卫员要扶着，他不让；警卫员跟着跑，他骑得很快，把警卫员给撂下了。但是这么锻炼，效果仍然不明显，也就算了。为了放松心情，我们还劝他去打过野鸭子，地点是武昌的东湖，我给他开车，给他提枪，给他装子弹。打了野鸭子他也不能吃，都给了大伙房了。打了没几次，身体也没好多少，也就不打了。

　　后来林彪病情加重，只好请示中央，决定离开前线，返回北京治疗。

　　林彪病重我改行

　　1950年9月，林彪去苏联治病和疗养，1951年10月回国。

　　1953年春天，林彪病情出现反复，旧病没好，又添了新病，住在城里嫌吵闹。6月，搬到了颐和园里的翠云轩。当时，林彪的病已经很重了。我记得当时颐和园的路不好，不适合汽车行走，大家只得用担架把他抬进翠云轩。

　　这一年是林彪1938年3月负伤以后，病得最厉害的时候，主要是怕冷、怕热、头痛、腰痛、失眠。一天到晚静不下来，需要不断地活动，一到晚上更厉害。他不睡觉，内勤都不可以睡觉，每天照顾他最少要20个小时，几拨服务员都给弄垮了。他烦躁、折腾。服务人员也受不住了，主要是身体挺不住。

　　林彪病了，不能外出，不用车了，当司机的我也就基本失业了。一天，领导找我，说：“小胖，你别开车了，现在几个内勤累得实在不行，看来只好让你上了。”于是我就改行做了内勤。

　　我那时候年轻，身体好，对林彪也有感情，做内勤尽心尽力，一天二十几个小时我都守着躺在床上的林彪。那时的林彪已病到极点了。他脸色惨白，瘦得皮包骨，连说句话的劲都没有，一天到晚只能躺着，那个痛苦的样子，我看着也难受，他也特想动一动，可是不能坐也不能走，咋办呢？我抖他的手，抖他的胳膊，他就舒服些。

　　林彪平时很少说话，现在病了，说话就更少了，有时候一天也不说一句话。不睡的时候，就怔怔地睁着眼睛，像是在想事；心情好的时候，也与我说几句话。

　　他住的房间是一间老屋子，里面有不少用木料打的隔墙，上面还有雕画和漆画。可是，那种木料好像是樟木，有异香味，林彪受不了，只好请人把这些木隔墙拆掉了。屋子大了就显得冷，又不能烧火炉，我只好加了一个电热棍，就是在一根瓷棍上缠了根电热丝，通电就红，散点热。

　　因为怕光，他的房间里挂了三层窗帘，人一进，好像进了山洞，眼睛好一阵都适应不了。白天进去我都要打手电筒，他见了还嫌手电筒光太强，我还要把手电筒用布蒙上。老不见阳光不通风，睡的被褥又换得不勤床铺就潮，我就弄了两套被褥，每天给他晒一套，后来又增加到三套，轮着晒，每天换。如果遇上阴天，就放在炉子上烤。这样一来，情况真不一样，他感觉舒服多了，对我说，小胖，还是你好，怎么把被子弄干了？

　　最苦的就算是我为了给林彪治病，除了常有专家会诊什么的，他身边还有一个医疗小组，北京医院的周院长，一个护士，还有就是我。我管生活，周院长负责检查，护士负责打针。

　　最苦的就算我了。那时林彪吃饭、拉屎都在床上，怕的东西就更多了。不仅怕光，还怕水、怕风。为了这个“风”，我挨过他两次批。一次，他对我说，以后你离我远一点。我问，我怎么了？他说，你走得太快，你有风。

　　当时，他的女儿豆豆正在上小学，来看他。由于当时总是在黑屋子里，见不到光，死静死静的，没有一点儿生气，小女儿要来，林彪当然很高兴，他拉着豆豆的手直喊：“豆豆，豆豆。”豆豆要给父亲跳个藏族舞蹈，因为怕风，豆豆只好隔着窗户，在门外为林彪表演了一回。

　　林彪无论在什么地方，夏天是不挂蚊帐的，他说是嫌憋得慌。可是，在颐和园那个地方，到处都是水和草，睡觉哪能不挂蚊帐呢？没有办法，只能给他打蚊子。打蚊子又不能带风，我就想了一个办法，在长竹竿上用毛巾捆个团子，用它一个一个地把蚊子捅死在墙上。

　　因为怕光，林彪的房间里面没有灯，只有个台灯是为了看体温表用的。灯上面盖了好几层布，只留一道缝。因为他怕冷又怕热，晚上睡觉要换三次被才能保持温度的平衡。开始睡时，只盖被罩；半夜时，要换毛巾被；早晨五六点，要换毛毯。换的时候相当麻烦，不能冻着他，先把要换的东西卷成卷，放在他的脖子下，然后，一点一点地往下撤盖在身上的东西，撤一点，放一点，直到撤下原来的，放完新换的。每晚他要解两次小便，一般是九点左右一次，凌晨一点左右一次，也是在床上，仍然不能冻着他。这样折腾一夜，我最多只能睡两三个小时，直到他早上吃完早饭，我才能再睡一会儿。不过，不到两个小时，他又有事儿来了。

　　一个人再有权力、再能干，一旦病倒在床上，他只能受人摆布。别看在战场上林彪是百万大军的统帅，也是我的统帅，但在床上我是他的统帅。自从我做了他的内勤，他谁也不要了，只要我。那时，他可听我的话了，就像个小孩子一样，让他干什么，他就干什么；让他怎么干，他就怎么干。就说洗澡吧，谁人说都不行，只有我跟他说，他才肯，只是他总反复交代，可别感冒了，可别感冒了。我也怕他感冒，就是用湿毛巾给他擦擦，他不洗手，手上皲皮老厚，我就慢慢地给他搓。

　　骗他……

　　当时，据我跟医生接触，给他吃的药大都是稳定神经的，我也发现他神经兮兮的。

　　他对自己的体温很在意，因为体温总是比常人要高一些，总是在三十七度以上。每次试表他都要问，一旦知道体温仍然未降，他就显得很不安。周院长给他解释，这不是毛病，也没用。我也跟他说，你这么老躺着，心急火燎，哪能不燥？肯定比别人要高点儿嘛!他也不听，老是耿耿于怀。后来，我们都懒得跟他较真了。

　　说起来也是一闪念，那天，我突然想了一个好办法，就找到周院长，周院长问什么办法？我说，他相信我，我就用两个表，一个表是死的，就定它个三十六度，另一个表是真的，在试表时，我一边看表一边把真表换成假表，不给他看真表，骗他。周院长说，这能行吗？我说，试试吧，他要求那么高，一定要把体温降到三十六度，谁也没这个本事，反正屋里面黑洞洞的，他自己也看不清。

　　不久，我就试了一回。把表定在三十六度六，成功了，不过他有些纳闷，一个劲地问：怎么降得这么快？我一听，坏了，“降”得太快他受不了。第二天就把假表的温度改成了三十六度八。

　　就这么一直骗了他一个多月，还真管用，他精神好多了。周院长也挺高兴，说，小胖，你真行。

　　林彪那里一直把体温看得比命重，一旦体温“降”了下来，他也轻松了。一天，他对我说，小胖，我想起来坐坐。我扶他起来的时候，一看他，吓了我一跳，他躺着的时候，由于屋子里太黑，胡子看不出有多长，一坐起来，胡子一搭拉，竟有半尺多长，我一见就怔了。他见我发怔，就问，怎么了？我说，你的胡子……要不要把它刮了。他摸了摸，说，不行，刮了太凉。我说，那就铰一铰。他答应了，后来就把他的长胡子用剪刀铰了铰。

　　总理同意搭个棚子

　　在林彪生病的日子里，来看林彪的首长挺多。来得最勤的要数周恩来，总理对我们这些服务人员都很熟，态度也很和气，见我就问，小胖，林总近来怎么样？每当这时，我都要把近期林彪的情况向总理汇报一下。

　　在林彪身体稍有些好转的时候，总理又来了，我向总理建议，能不能在林彪的房间外搭个棚子，让林彪出来晒晒太阳。总理说，行啊。很快，总理就安排人来按我的要求搭了个小棚子。

　　这个棚子是封闭的，但是三面的帘子都是活的，可以随时卷起或放下。我就开始动员林彪出门见见阳光。在这之前，我已经慢慢把盖台灯布的缝隙开大，再后就把灯上的布拿掉了，又把门开了个缝。反正，慢慢让他适应吧。人总不能永远不见光吧。林彪听说要出门，坚决不同意。我就说，我先背你出去，你试试。后来他勉强答应了。我就在棚子里放了一把藤椅，再把他背出来，坐了一会儿，又把他背回去，慢慢他也就适应了。后来就不让我背了，只让人扶着走出来就行了。

　　由于活动多了，身体机能慢慢恢复，其他方面也就慢慢好起来了。比如说吃饭，原先他只能吃青皮鸭蛋，不能吃黄，只吃青。如果吃馒头，最多吃两个小馒头，没有一两重，一切四半，放在白开水里泡湿，再吃那见不到水的“囊馒头”，以至能吃肉末和菜做的小丸子了。

　　颠他……

　　林彪那时还有一个毛病总也治不好，也挺让我发愁的，就是总要让人抖他的手、胳膊。我跟他多年，对他的生活习性很熟悉。据我长期观察，打仗时，他一坐车，精神头就来了。而且，别看他在床上睡不好，在车上有时他睡得还挺香。有一次他难受得又让我抖他的手，抖了他的手，又抖胳膊，还不行，硬让我抖他的肩，我不敢，他还不高兴，逼得我又想了一个办法，弄个车，颠他!他不是要震动吗？全身震不更好吗？

　　现在有人说，是林彪让人开车颠他，那是后来，当时“颠车”是我先“发明”的，也是逼出来的。那时，由于在颐和园里实在潮得不行，我们已搬到了离香山不远的遗光寺。

　　我先弄个中型卡车，在后面做了个帆布棚子，两边各有一个小窗户，屁股开两扇门，就像现在的大屁股北京吉普一样。秘书们看我一阵折腾,直问，小胖，你想干什么？我说，首长不是要震动吗？外边的路不平，开车颠他。秘书说，这能行吗？叶群也来问，我解释了一下，她说，你看着办吧。

　　弄完了，我就去动员林彪，说出去颠颠，可能舒服些。他不干，坚决不坐。我就说，你先坐坐试试，不行咱就不坐了。他很听我的，最后让我说通了，对我说，好吧，试试，就交给你了。

　　我让警卫员搬上去一把藤椅，让警卫员也弄个凳子上去坐，扶着林彪。安顿好了，我就开车从厢红旗一气跑到了香山，又开了回来。那时，从厢红旗到香山都是石子路，路面坑坑洼洼的，车在上面跑，就跟摇煤球似的。回来一问，林彪感觉不错。第二天又颠，每天颠一趟。一直颠了不少日子，他的精神真的好了不少，后来竟能够自己在院子里面慢慢转圈了。

　　杭州的大铁床

　　在杭州的时间较长，林彪身体逐渐好转，只是还想他的“颠车”。他身体不颠就难受。

　　这又给我出难题了，杭州可不比北京，上哪儿去找中卡，就是有个卡车，也找不到北方的石子路让他颠哪。

　　听到这个情况，杭州的接待人员很认真，他们提出要为林总设计一个电动颠床，还为此请来了一个工程师。当把要求向工程师提出来后，工程师怎么也听不明白。最后我告诉他，弄个床，一开电门，人在上面就像骑马一样地颠，他才明白点儿，不过他说，他从来没有设计过这种东西，还要请别人研究一下。然后他又是设计，又是画图，搞得很认真，最后，还真给造出来了。我一看，也够现代化的，又是电动机，又是齿轮，又是皮带，半圆形，整整装了一屋子，足有几吨重，一开马达，那玩艺就轰隆隆地响彻云霄起来，上面装的铁床就开始震动。

　　这个“大铁床”装好后，就让林彪来震，结果，他只震了一次，还不到3分钟，就再也不来了。这种震法，跟军用卡车在路上猛颠的感觉是两码事，就像电影里打仗，怎么也跟实际打仗不一个味儿。林彪要的是真家伙。

　　林彪有一个战胜不了的“敌人”

　　依我看，林彪有一个战胜不了的“敌人”，就是他自己身上的病。自从1938年3月阎锡山的兵给了他一枪后，他这一辈子就没好受过，这一枪不简单，它影响了林彪的一生。

　　对付战场上的敌人，林彪有的是办法，但对付自己身上的病，他一点招儿也没有。为治病，他去过苏联。国内国外那么多专家，都没有给他治好，最后，他只好自己给自己开处方。一本医书，他从东北带到关内，又从关内带到华中，最后从华中带回北京，都让他给翻烂了。他让警卫员给炼过丹，自己搜集过偏方。听说，在双城他吃了自己开的药，一下子休克了。听说林彪病得最厉害的时候，他难受得拉着警卫员的手叫：“好兄弟，帮帮我吧!”

　　我觉得林彪身体是有病的，有时还很重，也很怪。但他究竟得的是什么病，我说不上来，反正医生每次治疗都有记录，这么大的干部，中央也不会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