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晓庆自述：我为什么没有跟父亲的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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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离过两次婚。尽管在艺术上声名鹊起，却穷困潦倒，数次濒临破产边缘。

　　我出生在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父亲是大学教授，母亲是中学校长，由于父母是川东地下党员，对革命有过贡献，解放后经济上有着比别人更优厚的待遇。

　　三年自然灾害期间，我的家乡四川成都饿死的人不计其数，好几次和妈妈在街上、在公共汽车站旁都看见过饿死的人的尸体。我还看到一个人刚拿着一个饼在吃另一个人跑来夺走，边吃边跑一眨眼就无影无踪。一次我们全家在饭店吃饭，突然有人往我的碗里吐了口唾沫，我觉得不能下咽，他泰然自若地将我的饭拿过去，公然吃了下去。

　　除了看见这些情景以外，我自己本身并没有太感觉到自然灾害的危害。据说在那三年期间，农村颗粒无收。

　　由于父母级别较高，我们总是有补助。记得最清楚的是有高知专用票，时常发给我们黄豆吃。我们还每隔一定时期可以凭票在饭店改善伙食，饱餐一顿。

　　小时候我家的经济状况与周围相比是宽裕的。况且我家人口又少，只有我和妹妹两姐妹，加上爸爸妈妈，后来接来了外婆，一共只有五口人。母亲手脚大方乐于助人，这方面对我后来很有影响。

　　父亲精通中国历史并酷爱中国古典文学，我受父亲的影响很深。

　　父亲与我脑海中男子汉的形象相去甚远：个子又矮又小，头发又少又秃，像冬天荒芜的草地。他是川东地下党员，又出生于地主家庭，“文化大革命”中被打成“叛徒”、“地主”。在牛棚里他宁死不屈，坚决不肯供出他的“同党（因为事实上没有什么同党），造反派打断了他的双腿，从此他永远不能像正常人那样走路，只能坐在轮椅里上街了。

　　在我的印象中，父亲是个典型的书呆子。成天“之乎者也”，崇拜孔老二，时常因为自己姓“冉”而自诩是孔子第四十几位得意门生冉什么的后代。他是成都体育学院保健系的教授，在体育学院工作多年。有一天晚饭后散步时他突然问妈妈：“怎么那些跑步的学生鞋子上有钉子呢？”“书呆子”的父亲居然连钉鞋也不知道。

　　我的父亲是我的继父。在我很小的时候母亲与亲生父亲离了婚并且各自都有了新的家庭也有了新的儿女，于是我一个人成了单个分子。父亲姓冉，母亲姓刘，我和妹妹一人跟着母亲姓一人跟着父亲姓。

　　我们家里是典型的“严母慈父”。母亲性急，望女成龙，时常对我打骂，而我又是不撞南墙不回头的硬脾气，每次与母亲吵架过后。决不会我先与她和好。记得一次母亲打得我鼻子出血，我就故意埋头对着地，眼看着血流了好大一片，母亲百般哄我才肯下台。

　　而我妹妹则与我大不相同。第一她挨打很少，因为她比我小，身体又比我不好，再者我的鬼点子总是比她多，更主要的是她比我会拐弯。如果她挨了打骂或是罚站，我们大可不必理她，让她站在那里好了。如果她站累了或是看见我们开始吃饭觉得饿了，就会突然干笑一声，把自己接下台后没事人似地解放手脚或是若无其事地坐到桌旁吃饭。我时常骂她是“软骨头”。后来看小说《红岩》，更是一边看一边对照她的表现，认定她一旦被特务抓去肯定要当“叛徒’。

　　我们姐妹俩几乎没有什么地方相似：长相、秉性、高矮、胖瘦，全是出于两个不同的版本。她羡慕我有灿烂的成就，我羡慕她那完整的生活。

　　妹妹父母双全，家实际是她的家，我其实是外来户。妹妹自己还拥有一个温暖的小家：活泼聪明的儿子及能干并且热爱家庭有责任心的丈夫。他们的小单元融合在我们全家的大单元之中，与妹妹相比我所有的是残缺不全的人生。

　　我不仅是外来户并且没有老公也没有儿子。我们家就像是童话里写的那样：一群鸭子，其中一只鸭子带来一只大蛋，所有的鸭子都当成是自己的蛋拚命孵它，拚命养它，结果从壳里跳出来一只丑小鸭，最后成了一只天鹅，只不过天鹅没有飞走，它恋恋不舍心甘情愿成了这个鸭家庭的一员。

　　在申请入团的时候，班主任觉得我与父母、妹妹都长得不像，于是让我回去问个究竟，母亲怕我入不了团只好告诉了我还有一个离了婚的父亲的真相。当我听到此事时没有什么震惊，只是为我的亲生父亲并不像班主任所猜测的那样是大干部或是什么显赫人物而感到有些遗憾。

　　在此之后家庭的航线仍然如常进行。全家都知道这件事并且也知道我知道这件事，有时还议论，但丝毫不影响我们之间的亲情。我明白“阶级情”绝对可以重于骨肉情就是从我与父亲这件事上深刻体会出来的。

　　父亲成天给我们讲成语故事，许多成语故事尤其是“二十四孝”影响了我一生。“卧冰求鱼”、“老菜子”等主人公成为我孝顺父母的楷模。孝顺、孝顺，不顺就不为孝。在我长大成人后，几乎从没有与父母红过脸、吵过架。在我心目中，父母永远是对的，在父母面前子女没有什么道理好讲。孝顺是无条件的。

　　我一直没有去国外工作或在外国定居，很大的一部分理由是因为父母、外婆健在，我遵循一个信条：父母在，不远游。

　　小时候我是父母的孩子。长大后我是全家的阿姨。没有什么语言能够描绘我对他们的牵肠挂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