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希臘有個民間故事,一頭拉車的倔驢發脾氣,非要往懸崖方向跑,車伕拚命向回拉,最後筋疲力盡只好鬆開手。驢子和驢車掉下懸崖摔得粉碎,車伕探頭看了之後對已經喪命的驢子說,你終於勝利了! 不知為甚麼,我總覺得這個故事和現代中國的情況有些類似。尤其是中共當政之後,各種反對力量不停地提醒當政者,然而其最高領導人卻總是像那頭倔驢子一樣,義無反顧地衝向懸崖。反右運動的右派們就像是車伕,希望中共能夠略微修正一下方向,三年“自然災害”中的右傾份子們也是如此,四五運動的早期民運如此,六四學生也同樣如此,但它不願意回頭,一次一次把中國人拖向深淵。 然而中國這駕大車上的乘客們很多不作此想,這大概是人類勝於驢子們的地方之一。我們看到的情況是,每次車伕在拚命想把大車拉回較為安全的地方之時,“聰明”的乘客經常是幫助驢子大聲斥責車伕,「驢子拉車已經很累了,走了這麼多路,幹嘛非要拚命拉牠?」五七年、六零年、七六年和八九年都是這樣的,這一點讓很多人詫異不已。 我第一次看到所謂的社會主義法制的說法,大約是在一九七零年代中期廣州的李一哲大字報上。李一哲是三個民間的人物,八零年代後受到官方長期監控,有人還進了大獄,但社會主義民主和社會主義法制的說法後來被官方採用。魏京生提出的第五個現代化,說的是政治現代化,這也是後來中國改革中的重點,然而老魏因此卻坐了十多年牢。老魏和李一哲都是四五時期的一代人物,這只是兩個例子而已。 「絕對權力導致絕對腐敗」,這句話中國人已經耳熟能詳,然而其中的道理其實我們並未深究。因為任何時期,哪怕任何是有大智慧的當政者,都必須有監督和平衡的力量,否則倒霉的不光是高高在上的那些人。在沒有制度性的權力和獨立的輿論監督之情況下,異議人士發出的批評聲音,同樣能夠起到警醒的作用,只不過他們往往會付出很大代價。因此中共的「進步」,追究起來,並不是它良心的發現之自我改良,而是在國外國內各種批評指責聲中不得不做的修正。 奇怪的是,現在中國人總願意說它已經改善了,比以前進步了很多,因此便如何如何不應該加以批評了,更有甚者,反過來斥責這種進步的最初施壓者,正如驢車上的乘客斥責車伕一樣。 F L G提出的退党應該也有類似的意圖,他們認為驢子已經無法拉回來了,便大聲叫大家趕快跳車。那當然會引起一些乘客的不滿,那也是可以理解的。人家自從上車之後,雖然數次被顛下來摔得鼻青臉腫,但總算是一路坐車上了山,憑甚麼就非要跳呢?! 我沒有老魏和李一哲們的承擔,也沒有F L G那麼大的善心和耐性,這種情況下最多胡亂喊兩聲,是否下車大家自己決定。如果要繼續乘車,我也只能祝大家一路“順風”了。 |